以下文章来源于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 ，作者jjxjcz
作者：宋小川，广州工商学院客座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1年第4期（总第92辑）
来源：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
2021年9月，《经济学文献期刊》发表了一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dlund的书评——《爱、金钱和养儿育女：经济学抚养子女方式解读》。书评围绕“专断式”、“宽容式”和“权威式”等流行养育子女方式展开讨论。
与传统的经济学解读不同，作者认为何种方式流行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收入差距小，社会福利体制较为完善的社会，由于孩子们长大后面临的竞争压力小，“宽容式”养育方式较为流行，比如北欧的“放养式”；反之，贫富差距大，使得教育、训练等人力资本投资成为孩子未来生存竞争、成功的关键因素时，以成就为导向的“强化养育方式”（intensive parenting）——“权威式”更为流行，诸如中国的“鸡娃”式和美国的“虎妈”式教育。
两个维度、四种组合与耳濡目染
心理学家Baumrind从父母对孩子行为的反应程度和干预程度两个维度入手，按四种组合将养育子女方式具体划分为四种类型：低反应高干预——“专断式”（authoritarian）；高反应高干预——“权威式”（authoritative）；高反应低干预——“宽容式”（permissive）；低反应低干预——“忽视式”（negligent）。由上而下的“专断式”有点像计划经济，这种家长式养育方式假定父母无所不知，主张家长面面俱到地命令孩子每天做什么，全然不顾孩子的反应，孩子只有服从的份。
“专断式”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盛行，这种养育子女方式扼杀孩子们的主观能动性，致使社会缺乏创新激励和反馈机制，因无法适应工业社会迅速变化的技术和地域、社会的流动性而被逐步淘汰。
“权威式”主张倾听孩子们的声音，给他们选择权，伴之于高强度的父母参与，因而越来越被现代社会所接受。“宽容式”风格与“权威式”相似，但因父母指导不足导致孩子们的努力难以持久，这种孩子说的算的养育方式在瑞典等北欧国家颇为流行。
“忽视式”是一种放养的养育方式，是“宽容式”的极端形式。古代社会物质贫乏，子女众多，孩子们不得不被迫放养。现代社会因家庭贫困，单亲家庭或父母吸毒等原因造成孩子的疏于监管也屡见不鲜。中国社会近年来众多一个孩子家庭娇生惯养的“熊孩子”、“巨婴”等现象，似乎是“忽视式”养育方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现实中父母养儿育女并非严格按照这四种方式运作。现代社会职场上的“996”、“内卷”现象和家务琐事常常搞得父母们身心疲惫，无暇关注子女。主动的地言传身教让位于被动的耳濡目染，孩子们的成长更多的是在通过观察、模仿父母的言谈举止、生活方式和习惯，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的。夫妻恩爱、孝敬长辈、待人接物等方面的家庭教养，吸烟酗酒、粗言秽语等陋习，这些父母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无时不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后代的成长。
收入不平等与育儿育女经
战后，越来越多的美国X 代（60后和70后）父母接受强化式，包括“过度养育式”（overparenting）等子女养育方式，这些方式常常被媒体戏谐为“冰壶育儿式”（curling）、“直升飞机式”和“虎妈式”，究其根源是美国社会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尽管美国和北欧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相近，但美国社会内部的收入差距却远远超过北欧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7年瑞典、丹麦、荷兰、芬兰、比利时、和挪威的基尼系数分别为28.8、28.7、28.5、27.4、27.4、27，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而2016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41.4，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因此，以强调“课外活动”等更多父母参与的强化养育方式日益成为美国中产阶层父母的偏好。而在瑞典，这种强化的父母参与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对子女施加控制的神经质，可能于事无补，“把孩子放在森林，顺其所愿”的悠闲养育方式反而更受欢迎。
显然，美国和北欧子女养育方式的不同并非源于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或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而是反映了收入不平等的差异。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使得美国父母帮助子女跨越收入阶层的好处，远远大于标榜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制度的北欧诸国。几年前，在一场激烈的电台辩论中，一位赞同“虎妈式”教育的美国节目主持人嘲讽一位家长道,“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将来为我的孩子清洗茅房很快乐，那就让他们终生快乐吧！”
作为主要经济体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不幸成为“高不平等和高强度养育子女国家的‘典范’（epitome）”。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价值民意调查》的数据，收入差距越大的国家，他们的父母越强调孩子们要“努力工作”。认为努力工作是传承给后代最重要价值观的中国父母为90%，高居榜首。一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其养育子女方式和养儿育女观的形成和演变密切相关，这种相关关系在学术界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同。
通常在收入差距小、社会福利体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不同地区的学校大同小异，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学历对他们未来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水平影响不大。也就是说，无论孩子去哪所学校就读，是否取得好的学习成绩，他们长大后都会拥有同样或相近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国家的父母们更认同，孩子们的幸福和快乐在于找到适合他们个性和兴趣的职业，因而鼓励他们的孩子们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开发潜能，以实现孩童时的梦想。
相反，收入差距大的国家，父母们会认为他们的孩子只有通过努力工作，出人头地才能拥有舒适的生活，因而，以成就为导向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势必盛行。当然，许多父母期望找到一个中间地带，一个既尊重孩子们的兴趣、爱好、个性和“想象力”，又能培养他们锲而不舍地“努力工作”，走向成功的坦途。但现实是残酷的，在这个两难选择中，他们通常只能取其一。《世界价值民意调查》的数据还显示，赞同孩子们“想象力”的父母通常轻视孩子们需要“努力工作”，反之亦然。
东邪西毒
强化式父母参与子女教育常常被误认为是东方教育方式。其实，以上个世纪80年代为转折点，随着受过良好教育的“雅皮士”取代沉迷于吸毒、颓废的“嬉皮士”，欧美许多国家的“直升机”式父母与日俱增。尽管离婚率增加，单亲父母增多，特别是日益盛行的女权主义倡导女性加入劳动大军，X代仍然愿意比父辈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伴随着欧美“小家庭”的流行，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参与度日益增加。上个世纪90年代，希拉里在为克林顿总统竞选时提出“需要一个村庄”来养育子女的竞选口号，足见号召父母、社区乃至全社会参与子女教育的呼声多么深入人心。
美国《大西洋》杂志2019年初发表了一篇题为《强化式养育子女方式目前在美国已经成为规范》的文章，认为目前美国不同收入阶层的父母都一致认同强化养育方式，只不过低收入阶层的父母无法负担得起强化养育子女所需要投入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而已。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直接参与子女教育的机会成本较高，但他们更善于与子女沟通和互动，享受其中的乐趣。这种将参与子女教育变成闲暇和娱乐活动给父母带来的享乐足以抵消其较高的机会成本。同时，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自由去做他们和孩子喜欢做的事。
从热衷于与孩子们沟通互动，到逐步演变为把孩子们视为朋友和亲密伙伴，用积极参与子女教育活动替代社交活动，这种养育子女方式必定是“宽容式”和“权威式”的，与“专断式”和“忽视式”显然格格不入。
社会形态、政治和法律制度、经济、文化和宗教的发展和演变无疑对养育子女方式的形成和演变产生重要的影响。“专断式”在前工业社会流行主要是因为贫困和社会保障体系缺位，父母们不得不通过包办婚姻、嫁妆、“倒插门”和“童养媳”等方式赚取养儿育女的收益，收回或降低养育成本。新娘的“市场价格”取决于她的“质量”和市场需求——对公公、婆婆的孝敬程度，对丈夫的忠诚度，是否“会过日子”和吃苦耐劳能力等等。与此相适应，“男主外、女主内”、“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小脚女人” 等育女经成了女人的“紧箍咒”。
欧洲大陆盛行的王室和贵族通过婚嫁实现政治联姻，在中国历代朝代也是司空见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时代英国贵族的财富源于土地所有权，这种贵族主导的社会缺乏上升的社会流动性。因此，英国贵族的价值观趋保守而缺乏雄心壮志；沉迷闲暇、寻欢作乐而轻视努力工作；追崇举止、谈吐优雅而蔑视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这种“厌恶工作”（work-hostile），崇尚及时行乐的英国贵族文化，在子女养育方式上表现为消极参与的“分离式养育”（detached parenting）——将孩子“外包”给奶妈、家庭教师和“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
父母们通常每天只花一个小时时间与被保姆精心打扮的孩子见面，度过一段“快乐时光”。显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贵族还没有意识到子女教育是决定未来成功的人力资本投资，认为他们的后代通过继承土地就可以安枕无忧。现代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竞争的加剧，使得父母们不再完全信赖家教，常常不得不亲自上阵参与子女教育。
日本的“特立独行”
日本的家庭教育以强调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为鲜明特征。用一个流行的谚语来描述就是，“让我们心爱的孩子独自旅行吧”（kawaii ko niwa tabi o saseyo）。日本的孩子从幼年开始就在没有成年人监督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做杂货店购物等日常跑腿的家务琐事。
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在日本的文化中如此根深蒂固，上个世纪末一档儿童电视节目——“我的第一个差事”（hajimete no otsukai），在日本火爆了25年。日本“独立特行”的养儿育女方式并非源于较小的贫富差距，而是与日本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特征分不开的。二战后的日本经历了极度的贫困和磨难，1960年日本的人均GDP低于500美元，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直到1970年，日本的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40%。
日本今天的父母是由战后饱经磨难的父辈抚养成人的，战争、疾病和饥饿导致的死亡使他们很多成为孤儿。这些60后、70后父母没有选择，他们不得不培养孩子从小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应对这个资源小国残酷的生存空间，在“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丛林法则中生存和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战后日本的贫困、灾难和日本特有的文化，而不仅仅是贫富差距，形成了日本“独立特行”的养儿育女方式。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与养儿育女方式的演变相适应，现代社会的教育体制也经历了由“专断式”到以学生为中心，强调独立性、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的“宽容式”和“权威式”的演变。法国是欧洲大陆唯一的例外，仍然坚守其垂直式的教育体制。瑞典上个世纪末的教育改革旨在引进选择和竞争，但由于瑞典根深蒂固的反对以成就为导向教育的社会思潮，改革的结果似乎是“分数膨胀”和课程设置的“空心化”。近年来，瑞典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排名的急剧下降，被瑞典反对党领袖称作“一场国家危机”。
尽管如此，得益于斯堪的纳维亚历史和文化传统对批判性、创新性思维方式的推崇，瑞典社会仍热培育了一大批颇具国际视野，充满希望的创新产业。美国社会对“虎妈式”教育兴趣的增加，英国近年来采用中国中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试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和他们的父母对中国崛起的担忧。
直到上个世纪中，除少数国家例外，主要工业国家的教育体制基本上遵循垂直的“专断式”教育模式，以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不违、如愚”为特征。现代教育理念由“大棒”到“胡萝卜”的转变，教育体制由“专断式”向“宽容式”和“权威式”的革命，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
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发达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这个时期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都处于历史最低点，父母们毋庸担心他们的孩子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第二，弗洛伊德“压抑”（repressiveness）理念影响的日益扩大，认为对年轻人实施严格的纪律和约束不仅不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发展，还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的叛逆。第三，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影响。纽伦堡审判中冷酷无情的辩解——“我只是执行命令”，使得传统教育中的体罚、死记硬背式训练、盲从权威等专制方式，逐步被强调个人责任和独立思维的教育方式所取代。
“父亲奖励”与“母亲惩罚”
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是个永恒的经济学话题。战后世界各国生育率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以及良好的经济条件促进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然而，事业路径上的“父亲奖励与母亲惩罚”（Fatherhood Bonus vs. Motherhood Penalty），凸显了“女强人”和“家庭主妇”这个古老经济学“交替”在养儿育女观方面对母亲的不公和挑战。根据美国麻省大学社会学教授Budig 2014的研究，男性有了孩子后平均工资增加6% 以上，而女性每增加一个孩子，收入减少了4%。
1979年，当第一代女权主义者加入劳工大军时，女性的平均收入相当于男性的63%。本世纪初，该差距缩小到81%，在某些都市的群体和职业，年轻、未婚且无子女女性的收入甚至超过了男性。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未婚女性的收入相当于未婚男性的96%，几乎跨越了收入的性别差异鸿沟，但已婚母亲的收入仅相当于已婚父亲的76%，扩大了这一鸿沟。“父亲奖励”不仅表现为父亲与母亲收入差距的扩大，还表现在已婚父亲与未婚无子女男性收入的差别上，这种差别在高收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家庭男人”（family man）、“父亲”常常被认为是更成熟、更稳重和更富有责任感的标签，是男性“雇员宝贵的特征，或许显示更强的工作承诺、稳定性、值得奖赏”。而“母亲惩罚”却没有惩罚高收入已婚母亲，不少高收入已婚母亲甚至得到“母亲奖励”，反而是收入越低，惩罚越重，彰显了社会对低收入母亲的不公。
2020年10月，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哈佛大学女经济学家Claudia Goldin在《女性跨世纪之旅》演讲中，根据美国女性过去120年来在心愿、抱负和所取得成就等方面的变化，把美国女性在事业和家庭这一人生重大选择问题的演变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0-1919大学毕业）：事业或者家庭——结果是各得其所，其中一半女性从来没有生过孩子，32%从来没有结婚，几乎无人做到事业和家庭兼顾。
经历第二阶段的是过渡时期一代的女性，她们有理想有抱负，但生不逢时，笼罩在30年代大萧条和二战阴影中的知识女性难以在事业和家庭中做出合意的选择。
第三阶段（1946-1965大学毕业）：先家庭后工作——结果是为家庭而舍工作，只有9%的女性没有结过婚，18%的没有生过孩子，“婴儿潮”后期当她们加入劳工大军时，事业选择对多数女性已为时过晚。
第四阶段（1966-1979大学毕业）：先事业后家庭——结果是随心所愿，很多女性为了教育和事业推迟结婚生子，27%的女性从来没有过孩子。
第五阶段（1980-2020大学毕业）：事业与家庭并重——尽管这一阶段的很多女性推迟结婚生子，但只有21%的女性没有孩子。现代社会人们婚姻、价值观的改变和卵子冷冻技术的发展，无疑减轻了女性事业和家庭两难选择的烦恼。
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后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在家上班的职业，女性可望最终实现事业家庭两不误的人生目标。
鸡娃的，金银散尽
中国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两次革命和40年“自由放任”式的改革开放后，在功利主义的熏染下，教育体制呈现残酷的竞争性，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的“鸡娃式”教育方式盛行。目前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教育体制的不公平严重堵塞了社会的向上流动性。
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助长了中国的“鸡娃式”教育，其恶果常常是不仅耗尽了家长的精力、时间和金钱，而且换来了子女的怨恨、叛逆和整个社会的怨声载道，形成军备竞赛式的恶性循环：收入不平等导致“鸡娃”、“虎妈”式的竞争——你追我赶的竞争进一步扩大了下一代的收入鸿沟。
“您来，我们培养您的孩子，您不来，我们培训您孩子的竞争对手”，这则令人毛骨悚然的打鸡血式广告无疑是这种恶性循环的残酷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说，“内卷”、“躺平”、“熊孩子”和“巨婴”是“鸡娃式”教育的副产品或废品。
养儿育女经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代，为人父母应当反思自己、回归理性，多关心些自己的健康和生活，以减轻后代的负担，少些对子女教育，尤其是对第三代子女教育的干预，这样做于己、于后代、于社会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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