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Q：您作为一名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专业学者，是怎样理解新闻传播活动的？以这个问题作为开篇的第一个问题，是希望能从中了解到您贯穿整个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的基础认识，就像一位研究思想史的学者曾说，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
答：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新闻传播活动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基础地位。站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维度来看，人之所以成为人、之所以形成人类社会，新闻传播活动至关重要。
首先，人是在跟自然世界的信息交互过程中有了自我意识，形成了自己的人格。就像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里谈到的那样，人之所以能够有一个社会化的自我人格出现，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以他者为镜。正是因为有互动，我才能够知道我是谁。第二，人在跟自己的同类以及其他动物的交往的过程中，慢慢积累下来了一些独特的能力，其中最为独特和重要的就是文化积累能力。人类有思维，能创造、传递和积累文化，从而与动物彻底地区分了开来。第三，信息的传播与观念的沟通是人类合作活动的中枢神经系统，是将各个体、各群体联结起来的关键所在。杜威就认为沟通既具有圆满终结的性质，也具有工具的作用。它是建立合作、统治和秩序的一个手段。离开了新闻传播活动，人类的合作机制不可能建立起来，合作也不可能达成的。随着文化的不断积累，人也开始发展出讲故事的能力，能够去抽象地建构一些在动物看来不可想象的东西，比如建构起“民族”、“国家”这样的文化身份，建构起各种“主义”和理想信念，进而建立起远高于动物世界的人类社会。
Q：如您所言，新闻传播活动具有基础性，广泛地存在于我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越是古老的和普遍的，往往越是习焉不察，难以把握。您对于新闻传播研究是如何理解的呢？
我们虽然把新闻传播活动连起来说，但新闻活动与传播活动还是有它们的细分区别的。从现代的学科建制来谈，新闻学和传播学有各自的学科逻辑。新闻学面临的是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其核心命题是人类社会的民主治理如何更有效；传播学试图揭示生命世界的合作沟通机制，回答社会是如何运行的问题。这是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逻辑的不同。
新闻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源于它对社会状况的真实呈现，同时也关乎我们对于一个理想社会的想象：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我们到底要建设什么样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我们传递什么样的新闻、报道什么样的东西，背后隐含的其实是新闻生产者与传播者对理想社会的想象。这个理想社会不是给定的，也不是固定的，而是一种追求，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过程，新闻学研究的，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具体的新闻实践活动去不断地实现这个追求，如何通过公共信息的传播与互动去不断地接近那个理想社会。
传播具有比新闻更基础的地位。传播研究的关注点或许可以如万花筒般异彩纷呈，或许可以随着岁月辗转流变，但是“人类的合作行为是如何演进的”这样的根本问题及其解答则是传播研究安身立命的基础，更是理论指向的终极追问。传播研究直面的是人类因沟通不善而导致的苦难。所以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是一个更为开放的体系，也有着更为宏大的视域，可以关注那些人类普遍关心的、但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比如为诸如“自我”、“秩序”、“共同体”等人类普遍关注的课题去提供理论基础，毕竟，社会因沟通而存在。施拉姆1982年访华的时候说：“在未来100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研究会成为所有这些科学见面的基础。”这虽然只是他对传播学的设想，但至少反映出了传播研究的学术追求是相当宽广的。
Q：您是以人类文明进程的宏大视角来看待新闻传播活动与新闻传播研究的，这样的理解是否也反映在了您的新闻教育事业中？
我的新闻传播理念和我的教育理念是完全勾连在一起的。新闻传播活动对于人类社会的生成和发展具有基础作用，所以新闻传播教育也具有一种基础意义。新闻传播活动关乎人的生成和自我理解，也关乎人类社会的公共生活。从这个层面而言，我认为新闻传播高等教育，首先是唤起学生对“人”的理解与关怀，知道我们从事新闻传播和研究活动的全部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在于“人”本身。所以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本质上做的是人文教育。这个工作不是像建一座桥梁、造一栋大厦这样立马就能看到成果，但这是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基座，需要把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里。当然，对于所有的人文学科来说人文教育都是重中之重，但不同的学科会有不同的侧重。比如对于新闻教育来说，我们要培养的是能够发现有价值的事实、并且能理性反思、叙述这些事实的人，发现、反思和批判，就是非常重要的素养。对于从事更宽泛的传播工作的教育对象来说，具有较强的主动性，关心公共生活，具备高水平的沟通能力和理性交流能力，是他们应该具备的重要素养。
Q：从您的阐述中，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人文教育”、“反思能力”、“理性交流”、“高水平沟通”这几个人才培养的关键词来。您在担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期间，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落实这样的人才培养理念呢？
答：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担任院长期间做的一系列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对本科生采取的就是一种很典型的素养教育。很多人把素养和技能连在一起，但我们强调的素养主要是指内功的修炼，重在教会学生如何去洞察人、洞察社会，如何理性交流，如何判断以及反思。我当时给新闻专业的本科生提的要求是在四年时间里，阅读50本经典学术著作、100部经典小说，看100部经典电影，写100篇时评；每天上一个小时微博，跟一个陌生人交谈10分钟。先贤的经验和智慧仍然是我们认知这个社会的重要杠杆和基础，所以阅读经典学术著作是第一位的，是学生最基本的知识铺垫，不同学科的知识训练对形成学生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好的小说是社会现象的折射与提炼，背后蕴含的也是一种讲故事、讲道理的能力，一种把握社会客观的能力，对学生是大有裨益的；电影是综合知识能力通过图像表达的一种方式，我们给学生列的100部电影中有50部与新闻传播有关，比如《深喉》、《公民凯恩》，可以使学生非常直观地获得与新闻场域有关的信息，另一方面，好的电影也能引发学生在哲学、美学、宗教等更深层面的思考；看微博也好、跟陌生人交流也好，是在鼓励学生主动了解社会，主动交流，也是让他们去接近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生动丰富的人，我当年带的本科生里就有访谈学校、访谈食堂档口老板最后形成一个作品的。教科书上一般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记者是无冕之王，似乎记者就只是做一些尖锐的东西，其实人类社会的生存和生活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当学生们去读好的文学艺术作品，去看好的电影，听好的音乐，就可能使他们的内心变得柔软；当他们真的去观察、理解各种具体的人的时候，他们对新传职业的理解也可能就会更加全面一些，会意识到新闻这个行业，除了犀利，也会有温情，除了看到社会问题，也会看到生活本身美的一面。
这样的素养教育并不是说提了要求、把任务布置给学生就算了。这个事情听起来简单，真的要落实还是挺难的，需要学院做很多配套工作。我任院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做了一个人文社科经典导读课程，请很多不同学科的老师来给我们新闻传播系的学生上课，比如说读一篇哲学经典，看一本小说，甚至是听一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其实就是通过接触人文艺术当中最好的作品，帮助学生来理解人本身，因为人文艺术最好的作品，一定是能够洞察人的作品，否则就不会有穿透力。我们在引进老师的时候，也非常注重老师学科背景的多元化，加上学院本身也有社会学、政治学、跨文化研究、文艺研究方面的教师资源，整体上就打造了一个跨学科的教师团队。学院在和校内其他院系也有很多互动，经常请其他学院的老师来做交流。学院开设了两个“大讲堂”，一个是学术性较强的“浙大传播大讲堂”，一个是强化实践的“浙江大学卓越传媒人大讲堂”。大讲堂的主讲人囊括了中外著名学者和业界顶尖人物，学者、专家们的专业覆盖了诸多领域，通过讲座的方式让学生对学术的前沿、业界的实践都有所了解，学术、业界大咖们也为学生带来了更多、更直接的感知，有些同学通过讲座与主讲人建立长期联系，获得了实习或者就业的机会；我们还建立了一系列校内校外的读书平台，让老师带着学生一起读书，比如我们有一个“清源—薪传读书会”，每次围绕一本书深入讨论和交流，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化的学术交流形式，每月举行一次。后来我们又搞了“卓越记者住校计划”，通过每年邀请5位左右资深媒体人长达3个月到半年时间的“驻校”行动，让媒体人与学生进行深度、广泛的交流，告诉学生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实际生活中的新闻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
对于研究生就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素质教育了，而是侧重于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使他们成为专业的知识生产者。在课程改革方面，我到学院后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除了进一步强调读书打基础以外，着重优化了研究方法课程。我们把研究方法拆分得更细，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课程去具体教导学生怎么选题、怎么研究、怎么分析、怎么写作，旨在让学生掌握创新知识过程中可以用到的研究工具和技巧。当时连有的老师都会来我们给学生开设的方法论课上学习。我们的教师团队中不少老师在研究方法方面都颇有心得，我自己也采用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来做传播研究，这都会影响一些学生用类似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做新闻传播的研究。
我们注重对研究生思维方式和眼界的培养，引导研究生并不局限于学科本身的边界去找问题，而是以真正被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来推动研究。学院跟宾夕法尼亚大学、牛津大学等一些顶级院校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让我们的研究生有机会走出去，知道一流的学术是怎么回事情，一流的学人是怎么回事情。基本上能做到100%的研究生都有去海外交流的机会。也做了很多“请进来”的工作，请国内外最好的学者进来给学生讲课。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建了一个科研实验室，请了在这个领域顶级的荷兰学者来给学生上课，教学生和老师们怎样运用这些仪器来做研究。现在看来，这个实验室无论是在设备的先进性还是全面性上，都领先同类高校5-10年。比如我们的实验室里有心电和脑电设备，可以监测人们在接收不同信息时的情绪波动，在当时还是比较超前的。实验室向学院全体师生开放，除了给教师团队提供研究设备以外，也让学生感受到所谓的实验室并非只能进行教学实验，新闻传播的科研也是可以借助前沿的设备，去做更加精确的量化研究。我自己带的博士研究生里，就有利用这个实验室的设备来完成毕业论文的。
Q：无论是对本科生的素养教育也好，还是对研究生的知识生产教育也好，您都提到了需要很多配套工作去保障落实的，尤其强调了教师团队的作用，那么您任院长期间，对教师团队的建设理念是怎样的呢？
答：在高校中，老师既是主要的教育力量，也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力量，他们不光是带学生，自己本身也在做科研，是教育和科研工作的双重参与者。我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学院上下一致的努力去建设一个一流的教育团队，也非常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活跃宽松的学术平台，成就一批优秀的学人。就像蔡元培作为校长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可能并不是为社会贡献了多少北大的才子，而是提供了一个最有利于学术生长的平台，成就了一批五四文人和先进知识分子学者，所以对于高等院校来说，成就学者与成就学生同等重要。如何能引进最为合适的人才，如何能够给到整个团队一个最大限度帮助他们生长和进步的教学与科研平台，是我当时着重考虑的，包括我们建研究实验室，也是希望能够教师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科研条件。
具体的做法，一方面是引进合适的老师来补充我们现有的教师力量，包括请优秀的学者来做讲座、来交流，另一方面是支持自己的老师们走出去，去一流的学术环境自我提升。即便在早期学院经费比较紧张的时候，我们也一直鼓励老师们到国内的学术场去开会；后来钱稍微多一些了，就鼓励老师们每年至少到国外去参加一次国际的学术交流会议，去发论文、做演讲。此外，我个人一直坚持学界和业界的互动是有意义的，认为新传学者用局内人的视角和局外人的站位去看新闻业和新闻的管理问题，对学术研究大有价值，所以我个人跟业界有很多合作和互动，也就推动了浙江大学在这方面的探索。比如我策划组织了浙江大学卓越传媒人大讲堂、卓越记者驻校计划，与腾讯合作主办了每年一度的“全媒体高峰论坛”，邀请近百位业界的大咖在浙江大学就全媒体的转型、媒体融合的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交流；我们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东西对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的影响，跟腾讯、阿里巴巴、网易、今日头条都有很多的合作，跟传统媒体也有不少合作，这些都很好地加强了学界与业界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开阔教师们的思路，启发他们的研究。
Q：您是以怎样的工作方式具体落实这些理念与工作的呢？
答：我自己做的公众号叫“再建巴别塔”，就是希望通过改善沟通和传播，不管是语境、环境、情境还是沟通的方式，减少世间因为沟通不畅导致的种种冲突、矛盾甚至苦难，这大概就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基本工作方式。
所以我从来不是一个强势的管理者，而是倾向于通过平等、有效的沟通，让大家共同来做一份事业，共建一个家园。实际上，一个学科发展本身也是有内驱力的，每一个老师都希望自己的这个学科越做越好，学科强大了，团队的感受就会越来越好，学生的满意度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如果做的本身就是对学科有利的事情，大家还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我只需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学科想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建构什么样的制度、如何来维护这种类型的制度等等，然后大家来共同讨论。包括考评体系，都是在和大家协商与讨论的基础上做起来的。我们的团队有相对固定的沙龙时间，大家一起学习党中央精神，畅聊学术研究话题，读书品茶，团队成员充满朝气，有活力，有想象力也有执行力。
也会推陈出新一些东西，但我自认也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改良者，倾向于循序渐进地推进工作，因势利导积累好的因素。担任院长期间，我希望学科建设和学院管理都能更加规范，所以在此方面做了一些改良，强化了规章制度的建设。我们的研究生招生体系、课程体系，包括答辩和竞争的程序，都是以改良的方式，一点点建成规范的体系的。这些体系一旦建立起来，会有一个相对长远的正向影响的。我当院长过后，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形成了一套体系规范，在管理上可以实现对事不对人的效果。
Q：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2006年建院，您2012年接手学院担任院长，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其实我接手学院的时候倒也不觉得这份工作有多么困难、遇到的挑战有多么巨大。当然，我任院长的时候，学院也是建了没有几年，在办学经费上、团队力量上都要弱一些。那时学院一年的经费也只有三四十万元，但我们建一个实验室可能就要好几百万元。但这也不是完全就不能解决的问题。筹建实验室的时候，我给当时的杨卫校长写了一封信，把我们整个学院的实验室现状以及我们希望所做的事情讲明白，还梳理了国外3所大学和国内6所大学实验室的基本状况，做了一个十几页的PPT交给杨校长，后来学校给我们拨了近千万的经费，一下就改善了我们的实验室。至于其他方面，钱少就省着花，尽量减少行政开支，包括请客吃饭这类的基本不产生，都用在刀刃上。随着学校的发展，学院开始通过各种手段筹集经费，如开展继续教育，从院友中寻找捐款等，到我不做院长的时候，学院一年大概已经有上千万的经费了。
当时我视为挑战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前面说的团队建设，另一个就是怎么提高学生的满意度。团队建设，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是要花钱的事情，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成就的事情。好在前期经费有限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因为共同的学术理想和教育理想，吸引来非常优秀的力量加入，包括诸如潘忠党老师在内的一些顶级学者来给做讲座，也只是需要我们给人家买个机票而已。至于学生的满意度提升，因为学生有不同的口味，本来就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考到浙大的学生里面，很多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像新闻传播和法学这种类型的专业，在浙大里面很长时间之内都是招分最靠前的专业，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他本来是期望进清华北大的，最后因为高考发挥失常等等原因，来到了浙大，他们审视学院的眼光会更加严格。另一方面，他们拿自己去跟进了清华北大的同学对比的时候，免不了会有心理落差，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热情。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关注和改变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学生本身的心态，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提升办学质量、服务水平来提高学生的满意度。
Q：当时有没有为学院的发展树立一个对标的标杆？
答：我们在当时也没有去给自己树一个很直接的对标对象，对于公认的类似于复旦人大那样有学科优势的新传教育标杆，我们在当时也学不来。比如说我们早期的时候学院就二十来个人，跟复旦和人大怎么去对标呢？我们只能是秉持自己学院本身的一些传统，在此基础上往前做，然后尽可能去做一些相对差异化的战略。
Q：最后选择的是怎样的差异化战略？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战略？
答：我当时给学院定的战略是跟国际接轨。之所以选择这个战略，第一是站在学科整体的发展格局来看，认为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学术使命应该是与国际学者比肩来进行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第二个是出于对国内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的局面研判，再结合学院自己本身的传统和资源，顺势而为。
浙大的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是由国际文化系和新闻与传播学系合并而来的。合并之前，我们新闻与传播学系是在人文学院底下，教师们本身的学科背景非常广泛，除了新闻传播的专业老师之外，更不乏文史哲、艺术学的老师。后来因为申博遇到瓶颈，需要建成一个独立的学院，但浙大本身是对学院数量是有控制的，所以最好是和既有的院系合并。我们当时就在全校范围内考量，看和哪个院系合并能够产生“1+1＞2”的效果，最后发现国际文化系里，有搞文化研究的，还有搞政治学、社会学等等的教师力量，是可以和我们新闻传播进行知识补充与互动的，非常合适。但当时我只是个系主任，调动能力有限，所以一有想法之后，我和卫军英书记立马行动去寻求支持力量。那个时候邵培仁老师是我们新闻传播系的，同时他也是人文学院的副院长；国际文化系的实际负责人是徐岱老师，也是人文学院的副院长；刚好赶上换届，两位老师都不再继续担任人文学院的副院长了，我就找了机会就和他们聊，看能不能两个系合起来做一个独立的学院。在徐岱老师和邵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加上卫军英和毛丹老师、我和其他一些老师共同做工作，而且学校党委当时在任的张曦书记本身做过《浙江日报》社的老总，对新闻传播是有感情的，也愿意支持我们的想法，最后就如愿成立了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来自不同脉络、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师聚在一起，形成了交叉融合的师资力量，这是学院一个基本的家底。
学院成立后，我们好几次带老师去外面考察，到复旦大学、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甚至美国的几个大学，都做了一些调研工作，希望能够在把握整个新闻传播教育大格局的基础上，结合学院本身的传统和资源找我们自己的结合点。调研后发现，在国际化这一块，当时国内主要高校还没有开始发力，我们学院本身的师资力量和学校传统，在此算是有一点资源，所以我给学院定的战略就是与国际接轨，顺势而为把国际化这个特色给做起来。
Q：这个国际化战略具体是怎么落实的？
答：首先还是从团队发力。我们大量引进国外深造回来的青年教师，同时也鼓励本院教师积极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第二就是有针对性地做系统工作。学院做的“五个一”工程（一本期刊、一组会议、一个智库、一组暑期项目和一组学位项目），其中最核心的东西都是和国际化战略有关的。
一本期刊指的是学院主办、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合办的全英文季刊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这是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科第一本真正同行评议的英文学术期刊，由来自全球各个地区的52位顶尖学者担任编委。2018年期刊被Scopus数据库收录，2019年被 ESCI数据库收录，我们的目标是将其办成中国大陆传播学科第一本进入SSCI的学术期刊；一组会议是指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和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合办的“传播与公共”学术研讨会，是为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期刊提供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而打造的高端品牌国际年会；一组暑期项目是指浙大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三校合办的 “国际前沿理论与研究方法”高级研修班，以及浙江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暑期课程项目，催生了新闻传播领域研修班模式在大陆的兴起，2019年疫情前的时候，有来自海内外20余所高校的70余名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参加了研修班授课和工作坊研讨；一组学位项目是指我们会跟国外的一些优秀高校进行合作，走诸如“2+2”或者“3+1”的培养模式。2016年，学院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成为中国大陆首家与该学院签订合作协议的学院。学院每年选送一名优秀博士生赴宾大和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学习一年，也会推荐优秀本科生赴两校进行学期交换。学院也一直在积极向其他知名大学，比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兰卡斯特大学、莱斯特大学、墨尔本大学、昆士兰理工大学、科廷大学和鲁汶大学等推广合作，继续拓展合作院校的广度和学生交流学习的深度。在疫情之前，我们能做到研究生100%的有国际学术交流的经验，即便算上本科生，学生出国交流的比例也达到70%。
Q：您学院国际化战略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吗？
答：当然可以。其实没有什么的神秘东西，只不过是在国际化布局问题上，我们做得比别人早一点。它不是一个什么独家秘笈，只要愿意去做这个选择、去搭这个平台、去朝这个方向努力就都可以。因为学科特色也好，教育亮点也好，无非都是人来做的。所以核心还是怎么把合适的人放在一起，让他们有一个好的平台去做事。聚合起来的是哪个方面的人才，侧重提供的是哪方面的平台和保障，就会超哪个方向去发展。
Q：对于学院的成功，您前面也谈到过经费、设施、平台资源等一系列办学条件的重要作用，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高校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办学力量上也有差别。对于平台本身资源优势不是那么明显的，财力、物力也比较有限的新传院系来说，也能走出自己的学科特色吗？
答：我相信是可以的。因为世界足够大，新闻传播的学科体系也足够大。从一个学科的角度讲，如果确定了一个研究点，把有限的精力和资源集中到上面去，也还是可以形成特色的。不可能所有的院系都像复旦或者人大的新传专业那样，有深厚的传统、能够形成自己非常强大的学科优势，但我相信无论是哪个院系，在自己的学校平台上，总是有一些资源是可以去调用的。只要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特色领域并且坚持深耕，也是可以慢慢地形成足够影响力的。在科研上，如果经费和硬件达不到，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不怎么花钱的研究，比如媒介哲学，新闻伦理等等，基本都不需要硬件支持。在对学生的培养上，由于新闻传播教育本身是有通识性的人文教育在里头的，如果我自己院系的力量没有那么强大，可以去充分调动学校的资源，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办学。毕竟，我一直强调，新闻传播是一个比文史哲还要基础的学科，学生的人文素养和通识教育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只局限在学科的专业框架里，不要只盯着与专业严丝合缝的那一点力量，而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体系理念下去办专业。此外，在当下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网络上的教育资源也非常丰富，很多也不要钱，是我们可以借助的资源。
Q：提到数字时代，我注意到对于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您一直强调的都是诸如人文素养、理性精神、反思能力、沟通能力这样一些内生的东西，对于时下大热的媒介融合、人工智能、新媒体技术等，并没有重点聊到。媒介变迁对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影响，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答：我其实本身也是很关心技术问题，也做了很多技能教育方面的工作，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在传媒教育的理念与行动上，采取的是素质教育同技术训练结合的方式平行推进的，希望学生首先有比较深厚的人文社科基础，对业界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在对业界和学术前沿有所了解的同时，也具备比较强的动手和创意能力。早在2013年的时候，学院就创建了一个全媒体实践平台，在培养学生传统采、编、写等能力的同时，注重对当下各种新媒体形式的运用和实际操作。平台体系采取学生自主运行的模式，从新闻最初的采集到最后的出版发行，包含运行过程中的推广等，都由学生自主负责，学院教师承担指导委员会成员的角色，同时不定期邀请学界、业界相关专家为全媒体平台提供专业培训与指导。学院还参与了一系列同业界合作的活动，包括与腾讯公司成立了“浙江大学—腾讯移动互联网研究院”、与海宁市政府共建“浙江大学影视国际研究院”、同《钱江晚报》签约共同组建“24小时新闻实验室”等。其中，“24小时新闻实验室”主要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科技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打造更专业的数据可视化新闻、更有趣的游戏化新闻、更新鲜的VR新闻。
我自己一直也很关心媒介变迁带来的影响，但主要是在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这个层面上去思考技术问题。对于新闻传播高等教育而言，我认为媒介变迁只是我们去思考和面对的环境，而不是说要让教育围着媒介变迁的指挥棒跑。现在的孩子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本来就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新媒体技术上手非常快，我们需要专门去开一个课程教学生们某个新媒体设备、某个软件怎么用吗？他们可能自己摸索几天就会了。如果只是把自己定位于如何教会学生们娴熟操作新媒体、掌握基本的写作或者沟通技巧，我想，这并不是当代新闻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我还是更注重那些更深层、更基础的东西，并不是他发展了什么新技术了，我们就要赶紧去给学生培训这个东西，重要的还是背后的人文素养与新闻传播理念。
当然，新媒体也确实带来了很多改变，需要我们在新闻传播教育上正面应对。我一直强调对学生的素养教育、思考能力教育，也在于现在的学生真正有想法读书的不多，不是说他们对知识的感悟力弱，而是这个世界吸引他们关注的东西太多。成长于视像时代的新生代，被碎片化的知识包围，造就了他们持续关注某一事物能力的欠缺，阅读能力尤为欠缺，导致线性思维能力匮乏——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是跳跃式；各种对学术经典的片段化、简单化解读，也无形中消解了知识的深刻性，肤浅成为一种时代病，这都是我们在新媒体时代去培养学生面对的变化。所以从他们真正匮乏的基础层面，去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与理性精神，是这个时代十分重要的事情。
新媒体尤其是社会媒体的发展，也从技术层面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和收受模式。传统的新闻传媒组织、新闻职业生产和新闻生产方式，更多地让位于基于自媒体建构起来的巨大社会传播网络；单向的、知识精英主导的新闻生产模式也被颠覆了，人人都可以是新闻或者类新闻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浅阅读和碎片化成为知识与信息主要的存在方式，新闻文本结构、语言风格、呈现手段发生重要的变革。我们传统的新闻职业教育一直以来都是面对一小部分的专业人群，但是随着技术让越来越多的个体都参与到新闻传播活动中时，新闻传播教育就应该成为一种公民教育了；原本只对专门的新闻从业人员起作用的新闻专业主义应当成为所有参与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个体普遍需要遵守的交往信条和基本精神，内化成个体交往的基本规则，每一个个体都是这一规则的立法参与者，也同时是阐释者和监督者。如何实现新闻传播从专业知识到公共知识的转化，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者应该思考的命题。我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学院有一个暑期班，免费面向全国的年轻老师和博士研究生做公益性的学术的培养，现在已经做了十几期，成为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暑期班项目了；我自己做了一个叫“重建巴别塔”的公众号，其实这个公众号一开始是给学生看的，因为学生经常要我提供文献，有些文献找起来很难，所以就建了一个公号，后来干脆把它变成了一个公开的平台，主要是希望通过挑选一些好文献，开拓学界的眼光，也让它变成一个新闻传播学者的互动交流平台，现在看来初期目标是达到了。
Q：您经历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时至今日，学院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传媒教育重镇，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在2021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浙江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专业排名全球前150名，中国大陆并列第四。另外在2021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中，浙江大学新闻学、传播学、汉语国际教育均入选A类。这都离不开您和历任院长、书记和整个团队的砥砺耕耘，厚积薄发。现在回看自己任院长期间的工作，有没有什么遗憾？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又是什么？
答：如果真的有什么遗憾的话，可能还是人才引进方面的。有一些资源没有能够争取到，有一些我非常欣赏的学者，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引进学院。再有就是我自己一直强调沟通，希望通过交流来做工作，希望通过互动来做教育，我也确实在按这样的方式进行，包括我家的这个书房，学生来过不少，很多老师也都来过。作为一个院长的话，对于老师团队可能需要花更多的精力跟他们去聊的。但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我自己觉得有些交流没有到位，也有一些想法没来得及落实，这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遗憾。至于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培养了、认识了一批非常好的学生。对于一名教育者来说，看着一些几乎不怎么懂事的孩子慢慢成长、学有所成，就是非常重要的成就。
Q、感谢老师的耐心阐释，通过您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理解，对新闻传播研究与高等教育的理念，我们感受到了您在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与教育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人本主义的价值追求；您担任院长期间，完成了本科生素养教育、研究生知识生产能力教育课程改革；建设了一支多元化、国际化的一流教师队伍；给出了学院建设的国际化战略并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给学院管理和学科的制度化、体系化和规范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树立起了基本的框架。您以一种润物无声、水滴石穿的方式，在一点点践行着您对理想状态的追求。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和新闻传播教育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答：希望我们这个学科是一个更开放性的学科，利用人类的所有的知识成果来丰富和完善人的沟通的能力，提高人的沟通的素养；希望我们这个学科的学者在未来能够完成本土化的理论建构，用最先进的知识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希望我们始终能够带有一个关怀之心，以容忍之胸怀，来研究人类自身的交往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会环境之间的交往关系；研究怎样通过新闻传播这样的公共事业，达成更好的公共生活。至于新闻传播教育，则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学科理念，一点点去传递给学生。树人和社会改良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慢慢推进的过程，希望我们都有这个耐心，一点点去坚持。但是我又相对乐观的，我认为人类社会整体是在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尽管大家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毕竟还有另外一句话，“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一切总是在朝更加文明的方向前进。
作者：李婷，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生。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22）,武汉大学出版社。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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