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战时期，中共与农民建立起牢不可破的革命联系，其政策在地化的落实与民众动员值得探究。在基层的宣传动员过程中，上级如何与群众发生有效勾连？本文以山东根据地为例，运用地方档案展开论证。由于农民文盲比例极高，相较于报刊等文字媒介，“开会”成为乡村最主要且高效的宣传方式。基层干部、积极分子是会议动员中的两个重要角色，中共通过物色、教育、运用、整顿、吸收等步骤将积极分子纳入干部培养体系，通过周而复始的整风大会进一步巩固二者“组织人”的身份，合力作用于群众，在一次次会议中，逐步摧毁原有权力体系，掀起农民阶级的政治热情，使其产生精神上的凝聚，以及对中共政权的崇拜和认同。
作者简介
杨帆，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动员工作史研究”（项目编号：22ZDA024）的阶段性成果。
抗战时期，山东联结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战略位置关键。1945年，刘少奇致电山东分局指出，控制东北的任务主要依靠山东的部队和干部。此后，山东抽调6000余名干部，配备三套省级领导班子，占赴东北干部总数的近30%（常连霆，2015a：283）。从抗战之初仅有2000余名党员（常连霆，2015a：517）发展成为解放东北的主力军，山东根据地基层宣传工作的力量不容小觑，通过山东地区或可对彼时中共的宣传动员工作窥一斑而知全豹。
黄宗智曾对中国革命研究发出疑问：“中层和下层所理解的东西是否就是上层宣布的东西？实际贯彻的是否就是上面的意图？领导和群众究竟是怎样互相发生影响的？”（黄宗智，1984：221-222）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党勾连上下的贯彻机制，党的贯彻机制离不开“宣传”与“组织”工作，而国共两党的基层宣传组织情况大相径庭。
时任国民党政治部秘书长的贺衷寒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两大宣传弊病：“宣而不传”与“传而不宣”。“宣而不传”指上级指令无法到达穷乡僻壤的基层社会，宣传品“不是束之高阁便是抛之纸篓”；“传而不宣”则是任务机械式下达，最终由不识字的甲长把宣传文件贴到墙上，宣传工作戛然而止（褚柏思，年份不详：20-21）。而中共基层组织之精密与宣传方式运用之灵活令国民党高层警惕，1944年，国民党高级参谋徐复观在《中共最近动态》中评价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政策执行：
党政之配合，在政策方面，则以同级之党或党团控制党员，以党员控制政策，以政策控制政权之活动。在实行方面，则党团率其党员，尊重其政府之表面决定，不仅率先躬行，且随党组织之深入社会，而党员之行动亦深入社会；于是每一政策之实施，政府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党则由下而上，由内而外，以联成一气。（徐复观，1944：15）
基层组织决定了政府的效能，就组织形式而言，国民党局限于城市上层而无基层细胞，共产党却竭力编织党组织网络，抗战后期山东某地支部数目达1万左右，支部以下小组达3万左右（李里峰，2011：265）。埃吕尔（Jacques Ellul）归纳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三大特点：大众传媒的匮乏（尤其是报纸和海报）、可接触的大量基层民众、战争的革命性，因而中共的宣传牢牢抓住教育和组织两大命脉（Ellul，1965：303-304）。在宣传与组织“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1996：258）的关系基础上，中共不断完善基层党组织网络，为宣传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中共的宣传理念十分精妙，“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毛泽东，1991a：838），在毛泽东的“泛宣传”理念下，“行为本身以及行为的效果都是宣传”（刘海龙，2013：223）。中共的宣传方式多样，王中将其归纳为“针对对象作个别谈话”的个别宣传，以及开大会、作报告、利用大众传播工具的群体宣传（王中，1982）。其中，“开会”依托基层庞大、有效运作的组织系统，将思想教育、任务布置、表彰惩处等议题都纳入党的宣传体系，直接或间接地达到持续输出党的革命意志，唤醒民众阶级意识与政权认同的目的。
“开会”是中共革命宣传组织工作的法宝。这体现在领导人的重视中：“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毛泽东，1991b：1440-1441）；也体现在干部的体会中：“会议制度是一切制度的中心，是一切‘制度之母’，会议有些缺点，但并不能因此而轻视会议。没有会议就没有集体和分工”（常连霆，2015b：412）；更体现在基层群众的收获里：“她们讨论得非常有意思，学了满口的新名词”（常连霆，2015c：551）。一位曾在国民党部队服役的抗战老兵在谈及“国民党部队与共产党部队有什么区别”时说：“国民党从来没有开会，教育，从来没有看到过标语。”（张振鑫，2015：289）
会议作为革命时期重要的宣传动员方式，学界关注尚欠缺：王环环（2011）从政治学视角探讨会议的原则、方法、功能与意义；黄道炫（2020）强调“严密的组织和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中共会议形式的两个基石”（黄道炫，2020：14），认为整风中的小组会和支部会以组织的力量重塑了个人；赵诺（2020）将中共“自我批评会”视为常规性精神动员形式；俞小和（2016）指出“说理会”是将减租减息变为现实的最佳方式。以上研究未能将“开会”放在抗战时期多元的基层生活场景中，从新闻传播学角度整体性地探究其如何在“上级与群众之间发生联系”。因此，本文以1940年代山东根据地为例，依托区县档案，试图探讨以下三个问题：1.“开会”作为基层重要宣传动员方式的原因及特征；2.中共将不同的革命任务贯彻到基层时，选择的会议动员对象、形式与运作方式；3.以“开会”为主的基层宣传动员模式。
一
宣而传之：作为宣传动员方式的会议
1944年3月，毛泽东指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报纸发出去可以省得开许多会”，对报纸给予厚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157）。这番强调恰反映出当时报纸在宣传中的被动地位，这与笔者在山东区县数十个档案馆查阅的情况相呼应。1940年，读者李某向大众日报社求助“怎样组织读报组”，该村成立的农村俱乐部中，读报组工作最为困难（大众日报，1940）；1947年，文教工作一向较为优异的日照总结该县黑板报仅81处，并承认“读报组通讯工作均不怎么好”（日照县教育科，1947）。可见至少在山东根据地，报刊等文字媒介的宣传效果不尽如人意。
究其原因，先不论战火环境下基层报纸发行、流通之艰难，光是读报的文化水平要求就将大部分群众甚至基层干部拒之“报”外。临沂某县2664个党员干部中，文盲高达81%，高小及以上仅为2%（滨海地委，1945）。另一干部登记表显示，5个副乡长中有3个文盲，文化水平最高的仅为小学五年级，甚至乡支宣、乡支组的职位上也存在文盲（竹庭县委，1947）。“无怪乎我们的指示到下面就束之高阁，我们的政策到村子去就无声无响......所发的学习生活，支卜（部）能传达的与党员能看懂的十无一二”（第一地委统战部，1943），如此这般，报纸怎能成为基层有力的“组织者”呢？面对现实困境，山东分局宣传部长李竹如强调报纸要“每日广播三次”，标语传单也“要使党员和会员有计划地讲给老百姓听”（常连霆，2015d：666-668），莱东县要求普遍采用“集中干部口头回（汇）报讨论”的工作形式（莱东县委，1944）。“口头汇报”以组织开会为主，如某支队40天内召开群众大会42次，村干会32次，房东座谈会5次，伪军家属会3次（王定烈，年份不详：479）。会议种类之多，密度之大，都表明“开会”已深入寻常百姓家，形成“全家锁门参加会议”（淄川县委，1945）的热烈场面。
召开一场会议并非易事，“凡是开得成功的大会无一例外地都要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布置”（冀中区党委宣传部，1947：5），各级党组织设有详细的会议制度，对不同级别会议的频率、会期、召开条件、参会资格等做了充分说明。实际操作中，部分宣传机关会前十天制定宣传材料，由群众团体进入村庄张贴、讲解。会场规则精细，干部发言“千万不要带着训话的态度，应力求诚恳、谦和、通俗”，尽量照顾群众的实际需求，如为避免远处农民抱怨，轮换群众大会的地点，时间上以不妨碍农忙为原则；人数多时，在会场中间设置讲台，配套女厕所和开水；座位的排布甚为讲究，“最好的位置让给抗属坐，次好的让给有组织的群众，再次的让给一般群众，我们机关部队在最后。”（常连霆，2015d：649-669）如此人性化的一面，拉近了党与基层民众的心理距离。
会议特有的仪式感、互动性、组织性、可控性决定了其在宣传动员中无可替代的位置。一方面，开会是中共建构权威与意识形态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群众参与政治表达的渠道，滨海区一位老大娘在村选大会后说道：“俺一辈子想说的话都没说出口，说出来也从没有人听过”（文菲，宋英，1942），农民在被看见、被听见的会场上意识到个人价值，感受到与党的休戚相关。
二
夯实基础：基层干部的磨砺
干部是政策的接受者也是执行者，在党的贯彻机制中起到上传下达的纽带作用，但其也可能成为群众运动的阻力。渤海区针对130名政民干部的整风会前思想测验显示，93.07%的人认为自己是站在人民头上的统治群众者，走群众路线者仅占3%（山东省档案馆，1945a），基层党群干部的思想状况可见一斑。各县区村组织的工作总结中，对干部的思想反省是“必修课”。作为一个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政党，中共需要的是向党完全交付身心的干部、对党完全忠诚的“透明人”（黄道炫，2020：4），他们不仅要在思想行动上听党指挥，在价值取向上也必须与党高度统一，致力于改造干部思想的整风运动应运而生。
1942年4月，中央发出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指示（中央档案馆，1991：363），整风工作自上而下地深入到基层干部队伍，并把对干部的改造巧妙地糅合到“持续的灌输，耐心的引导，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氛围，集体主义的环境”（黄道炫，2016：33）中，使其在长期沉浸式的教育里锻造成从思想到行动对党绝对透明的状态。整风大会一般持续时间较长，将成员集中在封闭的集体环境中，远离家庭、宗族等异质群体。除了开会、写反省自传外，他们还会被各种理论书籍、时事材料等学习文件包围，每天早饭前学习文件，将其中的精神渗透到个人意识中（中共胶东区委组织部分局，1944）。
在此过程中，动员大会、小组会、反省会、总结报告会等各种形式的会议贯穿始终，承载着每个干部从“解构旧我”到“建构新我”的革新历程，不同阶段、类型的会议均有其不可替代性，彰显了中共的动员艺术。1945年7月，渤海区开展了76天的大规模整风学习运动，绝大多数参会者为县级及以下干部，“他们正是革命工作组织执行的基层干部，离开他们的整风改造与打通思想工作的贯澈（彻）将成为不可能。”（山东省档案馆，1945a）大会分为4个阶段，具体学习进程表如下：
一般而言，整风学习要经历思想动员、坦白、反省、总结四大步骤。前来参加的干部多态度散漫，“我已经整过风了，不必再整”是主要的对抗话术（山东省档案馆，1945a），顾虑前途受阻、担心纪律处分等故因而无法敞开心扉。思想动员大会的目的便是为干部紧绷的神经松松弦。一方面，为干部存在的问题寻求正当性解释，如强调因旧社会的腐蚀而在新旧思想的斗争交错中迷失自己是一种正常现象；另一方面，阐述宽大政策，将思想转变与“进步的开始”和“光明的前途”相联系，将隐瞒不报与“越陷越深”和“黯淡的前途”相勾连，指出“内心矛盾苦痛是最可怕的实际处罚”，强调自觉而非粗暴的压服。进而，将“整理反省报告提纲的组织顺序”“深入整风反省的关键”“如何把握重点”等内容一一讲解（中共胶东区委组织部分局，1944），为此后的坦白与反省提供指南。
如果说动员大会撬动了干部思想弊病的根基，那么坦白会与反省会则提供了解构旧我与建构新我的公共空间。“偷偷的改就是准备偷偷的犯”（中共胶东区委组织部分局，1944），坦白是深挖灵魂的过程，公开自省成为表忠心的象征仪式，越敢于暴露自我不堪的一面，对包裹了旧社会皮囊的自己的解构越透彻。小组会是经实践的最佳坦白形式，尤其是自上而下的示范坦白会和课余轻松的小型坦白会（滨海区党委，1945）。小组会规模不宜过大，3-5人可引起较大的效应（迈尔斯，1997/2006：167）。渤海区整风会议将158位党群干部编为3个分队，26个小组，建立了小组到分队再到主席团的汇报制度（山东省档案馆，1945a）。坦白会原则上人人平等，个人的坦白汇聚成群体的意志，消极的坦白者受到同伴的释放效应（迈尔斯，1997/2006：162）的激发而有所改变，“那（哪）个同志坦白的越澈（彻）底对我的影响和鼓励也越大，于是我才鼓起勇气大胆揭露了它。”环境的力量同样有力，某干部坦白自己的民族觉悟差，讲到动情之处难掩沮丧，却得到会场上同志的鼓励，高呼“坦白就是进步，欢迎xx同志坦白的精神!”（中共胶东区委组织部分局，1944）整体而言，“每个同志的坦白促成了大会坦白，大会坦白又促成了每个同志的坦白成熟。”在坦白会亮出旧我后，反省讨论会为干部们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间，在组织力量的约束下，“众人是圣人”（山东省档案馆，1945a），在思想碰撞中，“造成了不由自主的从众心理，许多人心中存有的抵触和异端情绪在这样的氛围中消失、遁去、化为无形”（黄道炫，2020：18），进而将破碎的自我重构为忠于党的“大我”。
整风会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步骤化的具象规则，呈现为一场渐进式的政治仪式。会议的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充分的准备，深刻的总结，尽管不可能做到人人洗心革面，但在会议的持续浸润下，干部“学会了一套思想清算与思想改造的本领”（山东省档案馆，1945a），在工作中加强了积极性与责任心，提高了政治敏锐性和民主精神，改善了部门间的合作关系（王力，1943）。
对干部的思想整顿贯穿于整个革命进程。同时，政策的执行也离不开会议的推进，尤其在层级化的基层宣传动员工作中。中共善于运用“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波浪式”（胶东区党委宣传部，1947）的方式，按照地、县、区、村的顺序由上至下，由中心村至一般村，有序地推进工作。1944年，泰安县针对群众运动的开展开了长达8天的反省会，前四天汇报四个典型村的情况，“每天根据汇报内容提出应注意的关键，每晚进行座谈讨论，根据各报告中指出问题联系自己工作进行讨论”，每位干部“从组织到个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卧龙区干部反映“这次亏了来参加这个会，学习些方法，不然咱作一辈子走一辈子的弯路。”（淄川县委，1945）并非所有村干都有机会参会，村干代表在区会议接受教育后就要迅速开展村干联席会，给大家上“最深刻而最实际最有力”的一课（林明，1946a）。
如果将基层组织比作躯干，会议则是伸入肢体末梢的血管，基层干部是流通的血液，血液需要在通畅的血管里流动保持鲜活，基层干部需要通过周而复始的整风会剔除“旧我”，再通过会议贯彻革命任务。
三
搭建桥梁：积极分子的塑造
宣传首先在个体中创造条件反射，通过使用符号，反复训练，形成激发个体行动的连续反应（Ellul，1965：31）。各级党委下派到基层的干部担负着将政策在地化的重任，但他们多是乡村的外来力量，缺少乡村内部的呼应，工作只会浮于皮毛。“群众的发动是缓慢向外逐步扩展的，就像扔进池塘的石头在水面激起的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地扩大。这块石头就是被称为积极分子的新的村干部和民兵骨干。”（韩丁，1966/1980：128）积极分子多是有影响力的贫农，是“农民代表”，与民众有心理共鸣和共同利益诉求，干部接触不到的群众他们能搭上话，沟通不畅时他们能用地方话语去讲解，了解不到的村况他们如数家珍。“非党积极分子是党组织的支柱”（贝格玛，1948/1951：15），是政权与民众间最可靠的纽带。
中共与积极分子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并令其大有所为，大致经历了物色、教育、清洗、吸收的循环过程，会议、训练班、个人交流等面对面的形式成为连接组织与积极分子之间的桥梁。
寻求积极分子往往是干部到基层后的首要任务。1946年益都县贾家庙子村在上层组织帮助下，一个月内完成减租斗争任务。在此期间，党组织通过会议反复训练、选拔积极分子，其中五个优秀者最终成为群众组织领导甚至村中领袖。下表统计了这一个月间，区党委如何物色、教育、运用、吸收积极分子，以及他们如何共同配合完成工作。
整体而言，对积极分子的组织虽有法但无定法，物色阶段的难度尤甚。中共在物色之初便提防动机不纯的假积极分子，他们往往“根子不正”，“做过一段时间汉奸”或是“地主的狗腿子”，对组织的接近也是“试验性”的，因而“到受压迫最深的基本群众中去”“在各种斗争场合里去找”“在个别谈话中来了解”（东海县委，1946）的渠道更为有效。登门拜访“个别谈话”的吸收方式在前期的使用较多（杨节，1986），在一对一地交谈中，揣摩农民的真实态度，破除其心理负担，判断其可靠性与可塑性。与邻里之间串门不同的是，“个别谈话”代表组织意志与特定对象谈话，给予其组织压力的同时也赋予其使命感与荣誉感。
物色积极分子只是中共运用这种“实际力量”的第一步，被纳入组织视野的积极分子尚无系统的阶级意识，缺乏对中共意识形态的真正认同，必须不断“对症下药进行通俗的时事教育”（鲁中三地委，1946）卸下其思想包袱，最常见的形式便是召开积极分子训练班。1946年1月，渤海一地委召开“双减双反”大会后，各县纷纷开办贫雇农积极分子训练班，每个村派2-5名积极分子，将干部宣讲“谁养活谁”的教育课与积极分子诉苦相结合（魏振华，2011）。训练班也有实操环节，1945年10-12月，昌南县审查新吸收的积极分子，在座谈会上答疑解惑，积极分子回到村里将会议精神传达给群众，并将群众的疑问带到隔天的座谈会上继续讨论。经过两个月的磨练，全县训练出1126名积极分子，成为各村双减运动的得力能手（昌南县政府民政科，1945）。
大部分积极分子接收党的洗礼后，开始萌发阶级意识，中共也有意赋予其工作权力，“要有工作先和他商量酝酿，再研究讨论，然后再由他们去教育群众，再去布置工作，因之自始至终他总是保持比一般群众多了解一个问题的水平”（鲁中三地委，1946）。除参与工作的布置与执行外，积极分子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群众大会上与干部的配合中。群众大会规模盛大，工作繁杂，需要他们“场上”“场下”穿针引线。1944年5月，大店乡发动声势浩大的查减斗争，斗争大会前的预热阶段，村干组织积极分子轮训班，讨论“什么是二五减租”“怎样才能二五减租”“如何定租”等问题，并在会上交流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一股“组织的力量”。在斗争大会开展期间，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召开了四次积极分子会：大会前夕，征求积极分子意见，推动他们去各村宣传吸收群众反映；大会前夜，布置具体任务，包括推选主要发言人以及如何发言，告知大会精神与程序，要求积极分子“组织群众早到”“保证争先发言”“保证精神集中”；大会前一小时，复习会议安排内容，提升气势；大会结束后，总结群众反应。积极分子在斗争会“从始至终表现活跃，及时反映群众意见，组织群众发言，领导呼口号，鼓动斗争情绪”（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1944），在组织与群众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对斗争会的成功居功至伟，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坚力量。
能力突出的积极分子成为基层干部后备军，逐步深化对党的认同，在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福山县积极分子在各自岗位上或建立农会筹委会，或整理村中各团体和坏分子情况，组织群众向地主恶霸算账讲理（福山县政府，1946）。芝阳区积极分子带头解决了“干部忙群众闲”的包办乱象（林明，1946a）。中共也积极挖掘被忽视的优秀分子，西牟村群众工作始终疲软，“有不少积极分子是比小组长好得多，但还只是一个会员”，随后党将“最积极的积极分子选为村干部，较积极的选为群众团体小组长”，被重任的积极分子一天内便组织了上百个优质会员，群众运动又重现生机（林明，1946b）。
并非全部积极分子都会走上“光明大道”，权力滋生腐化堕落，整顿清洗必不可少。在真正吸收他们入党前，组织持有警惕的心态“凝视”与甄别积极分子，甚至会因怀疑积极分子与斗争对象私下接触而派人监视（章丘县委，1945）。总之，真正的积极分子凭借其“文化水平、智慧、能量和人际关系中的技巧”（汤森，1986/2005：181）被纳入干部培养体系，其政治之路因开会而开辟，在会上汲取中共的革命意志，经历从“自然人”到“组织人”的转变，在会中表达意见，加强了作为“组织人”的归属感与向心力。
四
触发行动：底层民众的联合
中共将农民阶级视为革命的根本力量，“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因而，“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毛泽东，1991c：692）中共动员农民的成效甚至令日寇感叹：“我们不怕共产党宣传，但我们担心宣传材料里出现有关农民的生活。”（塞尔登，1995/2002：95）
然而，中共扎根到传统乡村，让“有相当闭塞的世界观”（黄宗智，1986：312）的农民接受全新的意识形态与政权力量，并主动为之付出人力、物力、财力，绝非易事。对于农民而言，“民族主义意识尚处在朦胧之中，国家、民族太过高渺”（李康，2001：235），本能地遵从传统宗族制度的农民“只看到同志的‘恩赐’，或者是东家的‘恩赐’，看不见自己的力量，更看不见劳苦阶级的力量。”（胶东区党委宣传部，1944）外来政权难以带来安全感，“各种军队忽来忽去，标语口号贴出来又被雨水冲刷掉，但地主总是在那里。”（爱泼斯坦，1947/1987：269）他们甚至将日本侵略看作王朝更迭，“日本人厉害就让他来吧!那（哪）个皇上坐起，我们都要纳粮”（魏宏运，1997：150），无论如何“变天”，农民只在乎是否能够吃饱穿暖。
1940年代，山东根据地陆续开展减租减息（下称“双减”）、民主选举、大生产等群众运动，同时不断加强对基层干部与积极分子的吸收与教育工作，共同配合动员群众。标语、报刊等文字宣传需建立在长期教育活动之上，无法应付迫切而庞大的宣传任务，“群众大会”“座谈会”等面向群众的会议成为传递时事消息，贯彻党的政策，收集群众意见的不二法门，革命任务与政治力量经由“开会”嵌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不从根本上撼动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就不能给予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党的基础、政权建设、群众组织就不巩固，也经不起敌人的摧残”（常连霆，2015e：195）。双减运动从启发群众阶级觉悟开始。佃户王成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宿命论”思想严重，对双减态度消极，村干部多次“上门谈心”，向他灌输“人和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劳动者创造天下”的阶级思想。王成逐渐颠覆固有认知，看到翻身的希望，逢人便宣传“什么天，什么命都是假的，挺起腰来和财主斗，才是真的哩!”（袁成隆，年份不详：411）此后，“谁养活谁”的算账教育大会开始大规模启发农民，通常由积极分子先接受诉苦教育，继而到各自小组内召开诉苦算账会，反复多次后，农民逐渐接收“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新思想。
双减运动意在激发农民“吃饭的需求，做自己的主人的需求，仇恨的需求”（Ellul，1965：74），群众大会以组织的名义推进“震慑地主恶霸，减租退租订合同”的目标。一般而言，群众大会规模庞大，参会人员身份多样，其召开必须建立在前期调查、教育与组织工作酝酿成熟的基础上。以大店区某群众大会为例，开会时间避开农忙，除所有佃户和群众团体会员外，会上还有前期调查中群众最仇恨的地主七八人及开明地主一二人。会前还会选择最能代表群众利益的佃户做典型发言人，以带动群众情绪，干部则分散到群众中，有计划地分头组织发言，听取意见。会前进行舆论造势，组织青年儿童到街头贴标语，并在会场门口喊口号“欢迎佃户弟兄们”“祝你们减租成功”，甚至要求地主家的子女动员父母亲友（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1944）。主席台两侧挂上“想当年受坏地主压迫，多少佃户成了屈死鬼”“到如今有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都是新主人”（袁成隆，年份不详：414）的对联，充满阶级色彩的标语口号是对佃农的精神激励，更是对地主的精神压制。
群众大会的现场，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带领佃户围绕“该不该减（退）租”“应该减（退）多少”向地主提出诉求，群众纷纷揭穿地主的剥削。大店区的说理会上，佃户王照福说怕地主抽地而不敢减租，两年时间一文钱没见到；何大娘痛斥地主如何出卖她的女儿（胶东区党委宣传部，1944）。福山区的算账会上，佃户愤恨地控诉地主逼迫怀孕的嫂子推碾而致其流产（福山县政府，1946）。“在共同的激情鼓舞下，我们在集会上变得易于冲动，情绪激昂。而这是仅凭个人的力量所难以维系的。”（涂尔干，1912/1999：280）此时农民阶级不再是个体宣泄，而是党所希望看到的集体控诉与阶级呐喊。
与此同时，农民变为有政权支撑的强势阶级，在颠覆性与冲突性并存的大会中，种种失控行为屡见不鲜。例如脱地主的衣裳，进行人格侮辱（莱东县委，1944）；甚至形成乱斗现象，福山县的113个斗争会中，被斗争者贫中农占60%以上（福山县委，1946）。开会带来的显著政绩也冲昏了部分干部的头脑，形成争开斗争会的风气（胶东区党委宣传部，1944）。土改从温和走向暴力的原因复杂，本文不赘述，但算账会、说理会、斗争会等群众大会巧妙地利用农民群体受教育程度低而易被鼓动的特质（Ellul，1965：112），在基层社会掀起树立中共政治权威的浪潮，使农民阶级在精神上凝为一体。
此外，渗透到基层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教育润物无声地浸润民众。1943年8月，山东分局要求各地改造村政权，加强基层群众民主文化水平（常连霆，2015e：482）。在各式民主教育中，以座谈讨论输出民主思想的收效甚大（乳山县政府，1945）。
1945年6月，正值中共召开七大，苏军攻克柏林，战局明朗，大店区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讨论“国际国内的形势，我们到底怎么能胜利，将来中国是否有内战，国民党是否还能来”。28个村庄的60位群众代表参会，他们各抒己见，有人质疑民主制度：“实行民主，究竟是那（哪）里人实行民主，那（哪）里人不实行民主？实行联合政府和谁商量？能不能愿意？”有对国民党的抨击：“我问一问蒋介石不打鬼子把老百姓都扔了到底是打算干什么。”还有对共产党的疑虑：“八路对人民这样好，那么这次扫荡为什么还有人说快晴天啦？”针对群众的疑问，时任省政委会行政委员的郭委员巧妙地采取“算命”的模式一一作答，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中央政策，对比国共两党的政治表现，提升民众对中共的认同与信任（山东省档案馆，1945b）。相较于针对干部的教育会、训练班，鼓动群众情绪的说理会、斗争会，座谈会更具互动性，形成了双向互动的动态交流机制。
至此，利用开会进行基层宣传动员的链条已显现出来。群众一句“我最相信小组会，小组会真能解决问题”（林明，1946a）肯定了“开会”的动员作用。部分地区群众甚至自发组织开会，历城县群众自行组织诉苦大会，成立了三人主席团，邀请村长出席，并要求地主三农都参加（历城县委，1945），虽然由于欠缺经验闹了笑话，但从被动员参与到主动组织，正是中共的基层宣传开花结果的有力诠释。
在持续动员中，群众对中共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共产党取消这种剥削，真是咱的恩人”（中共莱东县委，1945），“亏八路军......不来能有说话权利、开会”（林明，1946c），甚至主动要求掌握枪杆子，“光斗不行，还得拿起枪来......咱们都组织起来，听共产党八路军的话!”（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1944）浙里村掀起参军高潮，八位青年在村干部与群众的欢送下，八乘大轿到县政府，模范老人王福堂亲自送子上战场，“叫儿子上战场，早日把鬼子打出去，依靠国民党中央军是不行的。”（福山县政府，1946）上至耄耋“查路口，看井”，下至垂髫“送信”（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1944），此时群众对中共的支持已化为跟着共产党走的“实际行动”。
五
余论
当开会逐渐成为根据地日常组织生活的重要一环，诸多弊病也随之浮现。有的地方开会过少，由于组织能力欠缺，会议体系不完善，某地青救会六个月不曾开过一次会，黎玉认为“这样的群众团体是不会巩固的”（黎玉，1940：214）。部分地方开会过频，走向形式主义，多级会议层层传递致使信息流失，“上级决议向下传达，到最下层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数目字”“下级情况向上汇报，到最上层只剩下几条硬化的结论。”（张闻天，1985：325）此外，群众大会氛围走向失控，过激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党的基层会议机制在实践中经历了不断纠偏而日臻完善。
笔者试图对“领导和群众究竟是怎样互相发生影响的”作出如下阐释：中共之所以能把权力深入基层社会，并与农民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源于基层党组织网络的密集，干部培养体系的完善，也在于其对政策的在地化落实、对农民心理的把控与对宣传动员方式的细致把控。
会议本是政权组织内部的一种基本工作方式，何以在中共的领导下产生巨大宣传效能，成为贯通上下、行之有效的动员方式？
首先，基层干部与积极分子共同保证了基层政治任务的贯彻执行。基层干部依附党组织，积极分子“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二者互相配合，他们既作为动员客体接受上级的思想教育与行动指示，又作为动员主体向群众传输革命任务与意识形态，从而形成高效的动员链条。
其次，中共能因地制宜地运用“开会”这一手段。不同类型的会议各有其用，整风教育会对干部的政治意识、组织纪律进行集中的深刻塑造；小组会、反省会、座谈会以共同的目标开展平等而真诚的对话，实现群体的意志；群众大会激发民众情感，使其投入到热烈的运动中......显而易见，革命任务的执行离开了组织，离开了会议，最终都会落得“宣而不传”或“传而不宣”的结果。
“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庞大的命题，学者已从不同角度阐释过。从微观视角而言，即使“开会”这一看似普通的工作形式，也为中国共产党所用，作为“领导与群众发生联系”的政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宣传方式，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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