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过春节”是炎黄子孙一年一度无法绕开的重要节点。而近年来，“没有年味儿”似乎也称为春节期间较为显著的一种声音。新媒体时代的“春节”和“年味儿”究竟有着怎样的变化，且听作者娓娓道来：
摘要：春节是我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随着各种媒介形式的不断介入，春节习俗正在发生着变化，出现了与传统春节习俗有着很大不同的新兴春节习俗。传统春节习俗兼具世俗性与神圣性，新兴春节习俗代表的则是一种快感商品。然而，虽然新兴春节习俗与传统春节习俗相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联结两者的“基因”是民族认同。
关键词：春节习俗；传统春节习俗；新兴春节习俗；民族认同
作者：樊亚平 程浩
来源《当代传播》2019年第1期
春节是“华夏族旧历的新年年节”，①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学界对春节的研究成果颇丰，既有立足于历史对春节及其习俗之起源的探讨，也不乏立足当下对新媒体环境下春节习俗变化及如何保护传统春节习俗之讨论。但就整体而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传统春节习俗或新兴春节习俗形式与内容的展现，对两者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付之阙如。基于此，笔者试图通过对新兴春节习俗相对于传统春节习俗的变与不变的考察，对新兴春节习俗相较于传统春节习俗的变化及其内在联系进行讨论。
传统春节习俗
在具体探讨传统春节习俗的性质和特点之前，有必要梳理传统春节有哪些习俗。“腊月三十晚上叫除夕，除夕有吃团圆饭、祭祖、接神、放爆竹、守岁、长辈 给孩子给压岁钱等习俗，有的地方还有踩祟、接财神、饮屠苏酒等习俗。”②正月初一早上一般会放爆竹，还有拜天地以祭祀天地神、拜祖先以祭祀先祖的习俗， 除此之外，拜新年、着新衣、送穷鬼、接财神也是当日的重要习俗。正月初二是出嫁的女儿们回娘家的日子，在这天，女儿们会带着丈夫、儿女一起回娘家拜年。正月初五俗称“破五”，有破除过年诸多禁忌的意涵。正月初七被称为“人胜节”“人七日”等，这源于女娲初创世界于第七天造出人的传说，所以在这天有闹社火、吃七菜羹、戴胜、登高等习俗。正月初八放生祈福。正月初九主要有祭玉皇、祭天等习俗，以表庆贺玉皇大帝生日之意。正月初十传说是石头的生日，这一天凡石制的工具都不能动。正月十五有“元宵节”和“灯节”的别称，吃元宵，看花灯、猜灯谜、跳火堆等是当日的主要习俗。
传统春节期间，几乎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习俗内容， 这些习俗共同构成了完整而复杂的传统春节习俗系统。笔者在此想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系统中的许多习俗，诸如“接财神”“贴门神”“送穷鬼”等，一方面蕴含着古人祝福神明的神圣性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古人日常生活的表征，具有很明显的世俗性目的和特征。
从构成形式来看，传统春节习俗的构成也与古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种相关性首先体现在传统春节习俗所祭祀的各种神明的构成与来源上，如“门神” “财神”等神明形式。传统春节习俗中何以会产生这样的神明类型与形式呢？这显然缘于这些神明背后所蕴含的与古人日常生活的关联，缘于古人生活中的世俗性需求。
传统春节习俗的世俗性除了从神明的构成视角得以说明外，从各种神明形象的渊源也可以窥见。考察传统春节习俗中的各种神明的形象，可以看出，其大部分是根据人们的世俗性需要构建出来的。这一点从传统春节敬奉“门神”的习俗及门神形象的变化中就可以得到说明。在传统春节习俗中，门神被视为守卫门户的神灵，被贴于门上，寄予了古人驱邪辟鬼、卫家护宅、 保全家平安的期望。既然要起到保家护宅的作用，门神的威慑力便是首先要考虑的。为了增加门神的威慑力，人们最初将民间传说中把守东海度朔山“鬼门”的两位神将---神荼和郁垒的形象置于门上充当门神。神荼、郁垒虽然是“人格化的神”，但由于他们本身源于民间传说，对人来说“仍然是虚幻的，与人没有亲近感”，而且“年年岁岁门上总是画同样的门神，也难免叫人腻烦，”③于是，后来的人们就根据自身需求对门神形象进行了改造，将一些武士形象画在门上作为门神。可以看出，从门神形象的这种变化的确可以充分感受到春节习俗中神明形象的世俗性来源。
由于世俗性的需要，使得传统春节习俗显现出鲜明的世俗性特征，但从总体上来看，传统春节习俗最终还是一个由神圣性主导的仪式过程。有学者说：“传统社会是圣化的,……在圣化社会里，社会结构、行为规范和言论准则，都以远古因袭下来的圣典为蓝本。”④既然传统社会是圣化的，作为传统社会重要部分的传统春节习俗从总体上来说便也是圣化的。尽管传统春节习俗会随着不同时代的世俗性需求而发生一定变化，但 其中主导性的内涵、诉求、仪式及其过程等都是按因袭下来的圣化的蓝本进行的。
传统春节习俗的神圣性首先体现在习俗指向对象的神圣性上。在传统春节习俗中，很多习俗都是专门为了敬奉各种神明而设置的，有着祝福神明的神圣性意义。如正月初七——“人胜节”，就是来源于女娲第七日造人的传说，它表达了古人对女娲这一神明的祝福。此外，接财神、祭玉皇等习俗也都蕴含着古人祝福相应神明的意义。除一些有明确所指的神明祝福仪式外，“由于神圣性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传染性，它往往不 固定在以它为标志的事物上。……甚至最表面最周边的接触，都足以使神圣性在不同的对象之间相互传播，”⑤因此传统春节习俗的神圣性也往往不只表现在 有明确崇拜目标的神明上，与神明相关的事物，也足以变得神圣。因此，可以说，在传统春节习俗中，神圣性是广泛存在的。
除上述而外，传统春节习俗的神圣性还体现在相关习俗中包含的禁忌上。在传统春节习俗中，包含着 各种不同的禁忌要求。在语言禁忌方面，人们被规定 春节期间不能说“死”“鬼”等禁忌词汇；在行为禁忌方面，各地都有在一定时限之内禁止扫地、洗衣、动土、动刀等习俗；⑥甚至还存在有明显的性别禁忌，如外出拜年“往往仅限于男子，至于女子，则要等待初六后才准外出拜年（俗称忌门）。”⑦这些禁忌要求类似于一种对人们的本性施以暴力的苦行主义，而无论中外，苦行主义往往是一种使人们获得神圣性的手段。涂尔干就曾指出，“如果不对我们的本性施以暴力，如果不对我们的本能有所伤害，我们就不能摆脱凡俗世界，”⑧人们正是借助遭受磨难或曰苦行使自己获得某种特殊的力量与特权。传统春节习俗中的各种禁忌性要求正是如此。正是通过这些类似于苦行主义的禁忌，人们希望获得来自神圣世界的某种力量和特权，藉以挣脱凡俗世界的桎梏。
新兴春节习俗
伴随着各种新媒体技术的产生，人类信息传播和交往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工作与信息交流方式几乎每时每刻都与各类媒介结合在了 一起，各种媒介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每一个人的几乎所 有认知和行为之中，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被媒介所重构，春节习俗同样也不例外。
媒介介入春节习俗后，在很多方面对传统春节习俗带来了重构。媒介首先带来的是传统春节习俗的仪式形式的变化和一些新的习俗样式的出现。在新兴春节习俗中，守岁变成了手机抢红包大战；爆竹迎年变成了春节联欢晚会迎年；团拜变成微信和QQ拜年；发压岁钱变成了电子红包……可以看出，接触和使用各类媒介成为新兴春节习俗的重要内容，各种媒介变成了承载新兴春节习俗的各种内容的具体载体，无论是春节习俗的呈现形式，还是内容表达都依靠媒介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实现了对春节习俗这一重要文化形式的挟持，春节习俗仪式几乎完全变成了一种 以媒介为主导的媒介仪式。
柯尔迪曾这样描述媒介仪式：“媒介是我们通向社会中心的入口。通过媒介仪式，使媒介作为社会中心的神话显得自然化。”⑨在新兴春节习俗中，媒介并不仅仅是一个介质，并不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与没有能动 性的载体，它不会完整展现春节习俗的仪式程序、仪式内容、仪式氛围，也不会完整再现所有的习俗过程。媒介更像是一个建构者，它会根据媒介特性来挑拣传统 春节习俗中能够满足其特性和要求的元素，再通过各种可视化手段，将习俗内容转换成各种媒介所能承载的音像文本。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成为了新兴春节习俗形成的标准和规范，春节习俗的内容反而成为了媒介的装饰物。在对春节习俗的仪式形式进行重构之外，媒介还带来传统春节习俗的仪式性质的改变。新兴春节习俗是由媒介主导并建构的，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的主导者和建构者身份能够保证其以在场的方式参与春节习俗的生成与扩散。“与媒介不在场的仪式传播不同，大众传媒一旦介入某一事件的传播，必然带来对该事件的传播文本的重构，使神圣意义从中心不断裂变，将神圣消解为世俗。”⑩媒介的介入，使传统春节习俗中的神圣性意义被消解，神明的消失带来的是传统春节习俗的仪式性质的变化。在新兴春节习俗中，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各种媒介形式播出的春节联欢晚会、电子红包、微信或QQ祝福等占据着各个重要时间节点，成为人们春节生活的中心，而这些时间在传统春节习俗中是属于神明的。神明祭祀的时间被占据，人们无法通过特定的仪式活动产生对神明存在的想象，导致神明在新兴春节习俗中的消失。
与春节习俗的仪式形式和仪式性质的改变相应，人们参与春节习俗的方式和角色也发生了改变。人们在参与新兴春节习俗这一由媒介主导和建构的媒介仪式的过程中，传统春节习俗中参与者所具有的独特的在场体验没有了，真实的在场变成了媒介化的虚拟在场，亲身参与的仪式变成了观看的仪式。更有甚者，由于媒介自身的市场逻辑，媒介主导下的新兴春节习俗，诸如春节联欢晚会等，其背后不可避免地包 含着收视率、点击率、市场占有率及由此所带来的各 种商业利益等考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兴春节习俗已经不只是变成了一种消弭了神圣性的世俗的媒介仪式，更是一种具有商业化目的、追求商业利益的世俗商品。与此相应，新兴春节习俗的参与者角色一定程度上也已经改变了，由传统春节习俗中真正的参与者变成了新兴春节习俗中蕴含市场逻辑的世俗商品的消费者。
既然新兴春节习俗变成了一种世俗商品，新兴春节习俗的参与者变成了消费者，那么随即而来的问题便是，这种商品对于其消费者即新兴春节习俗的参与者来说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或者说，作为消费者的新兴春节习俗参与者在新兴春节习俗的消费过程中能获得什么呢？如果说在传统春节习俗中参与者通过身 体在场式的参与可以使自己获得神明的护佑和内心与精神上的神圣性与平安的话，新兴春节习俗作为一种商品对于其消费者的回报究竟是什么呢？另外，在新兴春节习俗中，还有一个因神明消失而带来的需求对象空缺的问题。神明在传统春节习俗中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神明被古人需要。而神明在新兴春节习俗中的消失，就必然会产生一个由于需要对象匮乏所带来的空缺，这个空缺在新兴春节习俗中又是被什么东西替代了呢？
这些问题，可以从经济学边际学派的相关观点中去探求。边际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以效用为源泉,而效用的存在又以需要为前提，而所谓需要实质上就是人的欲望。也就是说，按照边际学派的理论，商品的价值与人的欲望密切相关，人们的欲望越大，商品的效用就越高，由此带来的商品的价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由此出发，边际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由边际效用来确定。所谓边际效用，即“居于消费者一系列被满足的欲望中的最后那个欲望，这个欲望处于被满足和不被满足的边缘,因此被称为边际欲望。商品的边际效用就是该商品满足边际欲望的能力。”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欲望的满足往往是快感产生的原因，换言之，快感产生于欲望的满足，因此，按照边际学派的逻辑，快感才是决定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关键。
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发现，新兴春节习俗这一被媒介精心设计的商品对于其消费者而言最大的价值其实在于参与过程中快感体验，快感体验是新兴春节习俗作为一种商品能吸引其参与者投入其中的最主要的价值回报。由于产生这种快感体验的一系列新兴春节习俗与传统春节习俗中祭祀神明的时间相重合，因此也正好填补了新兴春节习俗中神明消失所带来的对象空缺。换言之，正是人们在消费新兴春节习俗过程中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快感体验填补了神明消失后的对象匮乏状态。而当春节习俗从传统的关注神明的神圣性意涵转移到关注人的快感，当商品消费的快感和欲 望的满足替代了神明时，新兴春节习俗就已不仅仅是 一种“世俗商品”，更准确地说，它应该被称为一种“快感商品”。
传统与新兴春节习俗的共有基因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春节习俗的更替中，新兴春节习俗的确存在与传统春节习俗非常明显的不同。新兴春节习俗相较于传统春节习俗而言，无论是在仪式的内容、形式方面还是在仪式的性质与意涵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兴春节习俗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传统春节习俗的颠覆。尤其是在电子媒介介入春节习俗之后，新兴春节习俗对传 统春节习俗的颠覆与反叛更为明显。传统时代圣俗兼 具但以神圣性为主导的春节习俗，已经被以追求商业利益、由电子媒介主导的世俗商品所取代，传统春节习俗中的神明已经被新兴春节习俗中的快感体验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兴春节习俗已完全取代了传统春节习俗。
然而，新兴春节习俗与传统春节习俗难道就仅仅是一种替代关系，没有任何承继关系，没有任何共有基因吗？笔者认为，虽然新兴春节习俗相较于传统春节习俗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颠覆，但二者之间绝非毫无承继、毫无关联，而是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基因”。这种“基因”便是二者所共有的育化和促进民族认同之意涵。
古人认为神明宰制着世界，为了寻求神明的庇佑，遂产生了敬奉神明、祈求神明祝福这种绵延于中华民族生成与发展历史的特有仪式。在这种仪式中，所有的习俗几乎都是以各种神明为中心、围绕各种神明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神明宰制着传统春节习俗的整个仪式过程。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个认识是从传统春节习俗仪式活动主体的显性目标诉求与意涵层面来说的。若从传统春节习俗所产生的客观效用和隐性目标来看，传统春节习俗无疑还有另外一层意涵，便是育化和促进民族认同之意涵。由于传统春节习俗以神明为中心，神明虽然是一种空泛的精神符征，是一种人们无法感受到的存在，但通过以这些人们共同信奉的精神符征为中心设置的人们共同遵行的年复一年、代代传承的神圣的仪式活动，却在有意无 意、有形无形中协商、统合出了一个人们彼此之间共有的族群意识与对本族群的认同。
传统春节习俗育化和促进民族认同之意涵，与传统春节习俗的群体性特征密不可分。传统春节中的每一个习俗仪式都是群体性的，这种群体参与的仪式传播，一方面“能够借助群体内的精神共享，克服信息传播中因编码解码造成的文化误读，将仪式的神圣性转化为人们的内在信仰和外在行为,”使群体内部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对同一事物的统一认知，最终形成统一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群体参与的习俗仪式的主导性意涵与中心是群体内部共同敬奉的神明，这种同有一神和有同样的神的心理认知必然会不知不觉中育化出群体内部的情感认同，尽管 这些神明是基于想象的产物，是群体内部协商统合出的。而无论是情感认同，还是价值观、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的统一，都是群体认同乃至民族认同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传统春节习俗中，正是神明和超越神明这一空泛符征本身的意义，凸显了民族存在的样貌。这些神明和神明符征之外的意义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民族的存在，还促使人们以它们为符号去标示自己的民族归属，仿佛它们就是我们民族存在的表征。
传统春节习俗蕴涵着育化和促进民族认同的意涵，新兴春节习俗同样蕴涵着促进和强化民族认同的意涵与功效。新兴春节习俗虽然因其媒介主导下的市场逻辑和商业目的已经变成了追求商业利益的世俗商品和媒介狂欢，但与传统春节习俗一样，其所有习俗活动仍然具有明显的仪式性。与传统春节习俗一样，新兴春节习俗中的各种活动有着严格的时间性要求，人们只能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上进行特定的习俗活动。如春节联欢晚会只能在除夕观看，春节联欢晚会的集体迎年只能在零点到了的时候，微信、QQ 等拜年活动也大多集中在大年三十或大年初一……可以看出，这些新兴春节习俗的仪式性是十分明显的。而仪式本身就是特定文化的外化，仪式也能够形成特定文化。新兴春节习俗既然是一种仪式，其具备特定的文化意义或对特定文化具有宣示乃至强化之意义就是必然的了。而由于新兴春节习俗中的仪式活动是中国人在特殊的时间点共同从事的一种特殊活动，或者说它是全世界的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仪式性很强的活动，因此这种仪式活动实际上具有宣示中国人身份的意义。这样的标示和宣示，必然会在自觉不自觉中对所有参与者的民族认同具有自觉不自觉的促进或强化作用。正如安德森所言，通过仪式性的媒介接收活动，人们可以获得共同的文化感受，以及对拥有相同体验的其他社会成员的感知，从而构成想象的共同体，即民族。
尤为重要的是，新兴春节习俗虽然从外在形式上看是一种对传统春节习俗的颠覆，而且也驱逐了传统春节习俗中的神明，但其中却仍然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重要观念与理念，诸如注重亲情、追求团圆、家国意识、师友情缘、重视伦理等。如春晚迎年、短信、微信或QQ祝福、微信红包、电视或微信表情包中发布的璀璨耀眼、多姿多彩的烟花、元宵节晚会等，无疑有着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从传统春节继承而来的诸如团圆、拜年、祈福等特殊文化意义。新兴春节习俗中蕴涵的传统文化意蕴与内涵使这些习俗仪式与传统春节习俗一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指向。具有鲜明民族指向的新兴春节习俗再加上其仪式本身对中国人身份的特殊宣示，更使新兴春节习俗在客观上具有了唤起想象共同体、强化民族认同的意义。
也正是由于新兴春节习俗有着召唤和强化民族认同的符号意义，使得民族认同也在自觉不自觉中潜入到了人们消费新兴春节习俗这种特殊商品的快感体验之中。由于这些具体可感的快感商品——新兴春节习俗在一定程度上组成了“可见的民族”，因此使得人们可以透过消费这些快感商品，感受到民族的存在，并在不知不觉中唤起每个人的民族情感与民族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兴春节习俗虽然相较于传统春节习俗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它依然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符号，依然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依然有着召唤或强化民族认同之意涵，也就是说，它虽然有变，但变中依然存在着不变。
也因此，对于传统春节习俗被新兴春节习俗取代这一客观事实，我们远不必过于悲观。面对“年味”越来越淡这一趋势，我们也不必过分哀叹。应该看到，新兴春节习俗虽然正在颠覆和取代传统春节习俗，但二者之间仍然有共通的文化血脉和共同的文化基因，也有着共同的社会效用。二者之间并非毫无关联、无任何瓜葛的存在，而是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存在着“共有基因”。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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