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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2年5月，党中央提出县域城镇化的新思想，是对中国特色城镇化思想（2002）和新型城镇化思想（2012）的创新发展。长期以来，城镇化思想的核心观点是发展大城市群，发挥大城市群的辐射功能，但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第三空间——县城的关注不足。可以说，县域城镇化思想是城镇化理论的新发展。文本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角度分析县域城镇化理论形成的内在逻辑，结合近年来县域城镇化的实际，分析县域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点及进路。
关键词
县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内在逻辑
作者简介
朱华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2 年 5月 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若干实施意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和城镇化发展格局不平衡的经济背景下，推进县域城镇化，是挖掘经济发展潜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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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镇化的内在逻辑
县域城镇化是对新型城镇化的新部署、新发展。强调以县为单位，将有限资源集中在县城，促进县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最终建成各具特色、富有活力、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县城。县域城镇化有其深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
（一）县域城镇化的历史逻辑
从宏观视角看，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幸福之路的征程中，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1.1949-1977 年，城镇化缓慢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凋敝，城镇化起点较低，其发展基本依附国内工业建设。我国的城镇化在 1949-1956 年的经济恢复期获得了短暂发展，但在 1957-1977 年间，城镇化发展缓慢。
1949-1956 年，城镇化积存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亟需恢复，开始重点发展重工业。依托城镇铺设交通、完善基建、投资设厂，提高了人口流动性和工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城镇化率出现短暂的上升，由1950 年的 11.18% 上升至 1956 年的 14.62%。1956 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为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1957-1965 年间，城镇化进程受阻。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触发了农村劳动力进城潮。据相关研究显示，1957-1959 年间，有 3000 万的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城就业，提高了城镇化率。随着“大跃进”运动遭受挫折，党中央扭转社会忽视农业的观念，颁布相关文件引导城镇职工返乡，从事农业生产 。加之农业与非农业户口限制 ，城乡分化明显，城镇化基本停滞。1966-1977 年间，城镇化呈下降趋势，城镇化率由1966 年的 17.86% 降至 1977 年的 17.55%。
2.1978-2001 年，城镇化粗放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后，国内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城镇化加速推 进。1978-2001 年 间， 城镇化发展迅猛，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 2001 年的37.66%。但粗放的城镇化道路催生发展不平衡、土地资源浪费、城乡二元结构、生态破坏等问题。
1978-1991 年间，国内通过农村和城市两个维度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城镇化逐渐释放活力。1978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城镇就业队伍的后备力量。1980 年，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设立。1981 年，国务院开始批准包括沙市、重庆、武汉在内的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为区域城镇化建设打通经络。1984 年，中共中央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 14个沿海港口城市。沿海经济带的设立和内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了城镇化进程。1992-2001 年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市场配置作用形成城市群雏形。除长三角地区外，成渝、中原、关中、长江中游地区、哈大齐、长吉正逐步完善和集中，群体组合优势明显 (7)。1978-2001 年间，国家相继从城市规划、户口放宽、住宅转让、生活保障等方面，探索城镇建设。
3.2002年至今，城镇化转型发展阶段
进入 21 世纪，粗放的城镇化发展难以为继，党和政府不断探索从速度向质量转变的城镇化道路。2002-2013 年间，我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 2.2%，2014-2020 年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 1.16%，速度明显放缓。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后，我国开始探索集约化的城镇化道路。2006 年，“十一五”规划把城市群作为城镇化主体形态，通过建设城市群实现资源集中发力。目前，国内共规划 19 个城市群（已批复11 个），形成从沿海到内陆、从东北到西南的空间布局。但城市群之间发展程度差别大、规模不合理、定位不明确等问题限制其发挥经济增长极作用。此外，党中央还从解决城镇化问题入手进行工作部署。例如，出台《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等等。但政策效果有待逐步显现，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大城市病”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2022 年提出的县域城镇化是解决国内城镇化历史遗留问题的新方案。
（二）理论逻辑
1. 县域城镇化理论内涵丰富
从经济层面看，发展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是整合基层区域资源，推进经济动能向乡村辐射，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实现多中心、多层级、组团式发展的关键。县域城镇化的实质内容有以下三点：
第一，以人为本是县域城镇化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以农民为主力群的城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小城镇建设阶段；二是 21 世纪初的常住人口城镇化阶段；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发展阶段 。在我国城镇化历史中，通常以建设大城市群为中心，对县域发展问题关注不足，导致县域处于既缺乏工业支撑又脱离农业生产的第三空间。重新整合县域资源，提升县域城镇化水平，是保障农村居民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的基本途径，是对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本理念的贯彻。
第二，提升县域经济活力是县域城镇化的本质要求。以县城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县域内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畅通有效。生产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提高县域对农村劳动人口的吸引力；分配和交换保障农村进城人口的生存需求，提高县域对农村人口的包容力；丰富县内人口生活需求的多样性，提高县域对人口的凝聚力。保证社会再生产各环节顺畅运行，实现可持续的县域城镇化发展。
第三，建设现代化县城是县域城镇化的具体目标。《意见》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各具特色、富有活力、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县城。”换言之，建设现代化县城，是缩小县城与邻近大中型城市发展差距的要求，有助于完善我国城镇化体系，实现县城支撑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
2. 县域城镇化的理论演进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提倡由“速度”向“质量”转变。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强调经济发展的协调与优化。上述理论是县域城镇化理论的思想母体。县域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理论内容的新发展，笔者以新型城镇化理论为考察对象，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县域城镇化理论的诞生历程。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新型城镇化理论以来，县域城镇化理论的诞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发展城市群为中心，同时培育中小城市的城镇化理论。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指出“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勾勒了以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以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等城市群为潜在增长极的城镇化战略蓝图。2016 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城市群建设”，出台完善城市群间的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等举措。2018 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了“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上述文件在突出城市群发展主线的同时，强调了中小城市发展。其中，《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鼓励引导产业项目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中小城市和县城布局”。《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镇”，对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大、吸纳人口多的县城和重点乡镇加大支持力度。从整体看，这一阶段的新型城镇化理论，针对部分有基础、有潜力的县城和有特色的小镇提出发展愿景，尚处于县域城镇化理论的萌生阶段。
第二阶段，加快中小城市建设，完善县域城市职能的新型城镇化理论。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2021 年出台的“十四五”规划反复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县城城镇化思想引领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1+N+X”系列文件 。“1+N+X”即“1”个核心文件《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县城建设的 17 项重点任务。此后，围绕《通知》先后印发了“N”系列的具体规范性意见，和“X”系列的配套支持文件。构成了“1”个系统领导，“N”系列建设目标、项目范畴、建设标准约束，“X”系列资金渠道支持的良性县域发展理论。这一阶段的城镇化理论全面、有步骤地对县城建设进行战略部署，是县域城镇化理论的构建阶段。
第三阶段，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理论形成。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出现跨省区人口流动趋缓、近域化流动趋势加强、农民工回流等不利于城市群发展的因素。可以说，县域城镇化是提高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新举措。《意见》的颁布不仅促使城镇化理论实现从大城市群到县域的转换，而且从思想指引、发展要求、施行举措等方面为县域城镇化提供全方位指导，标志着县域城镇化理论的形成（见图 1）。
3. 县域城镇化是国内大循环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导体
2017 年，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乡村振兴战略，是着眼于国内经济底层的局部性举措。2020 年，党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全局性举措。从空间层面看，由国内市场全局到具体乡村振兴存在理论上的传导断层，而县域城镇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传导机制。
第一，县域城镇化理论是实现国内大循环战略的理论通路。国内大循环必须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要求国内市场畅通，从持久拉动内需、推进科技创新、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推进 ，这些举措为县域经济发展构建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县域经济的发展，可以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激发农村市场活力，从而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坚实的基础。
第二，县域城镇化带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助推县域城镇化。从根本上讲，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提高基层民众幸福指数的基础性工程。以县域发展推动乡村发展，形成县、乡（镇）、村三级商业体系，确保乡村振兴工作全面推进。同时，县域内不同乡村通过对内部物质与非物质要素的挖掘，可以重构乡村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特色乡镇，整合县域内不同生产要素，优化县域经济结构，打破城乡间要素流动壁垒。
县域城镇化理论可以消除国内大循环和乡村振兴两个经济战略的理论断层，形成良好的上下连通理论机制。国内大循环、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三者环环相扣，组成不同空间、不同层级、不同主体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
（三）现实逻辑
1. 破除县域发展短板
我国城镇化的历史主线是以建设大城市为主导。《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4.72%，我国城镇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 。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各类生产要素向大城市集聚，使县域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在劳动力、土地、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中，“人、地、钱”三要素在城乡间的转移是城镇化的起点和表征 ，也是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弱点：第一，县域人口流失严重。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县城承担人口流出的压力 。县域就业包容力差，工薪回报与劳动付出不匹配是人力流出的主要原因；第二，县域土地利用与市场需求错位。县级土地财政造成土地城镇化先于人口城镇化的畸形现象，是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潜在风险；第三，资金匮乏制约县域城镇化。除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城外，其他地区的县城普遍存在政府融资平台效力不足、银行放款门槛较高、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等现状。
填补县域经济发展短板是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新举措。据统计，截至 2019 年，县域投资与消费严重不足，补齐这些短板至少可以释放超过 2 万亿元的投资潜力。此外，推进县域城镇化，是承接大城市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转移，医治“大城市病”的良方。强化县城与邻近地级市的配套衔接，带动农村地区发展，可以优化城镇经济发展传导路径。
2. 培育市场内生动力
近年来，国际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全球经济循环受阻，为促进国内经济健康发展，培植县域市场成为新的经济内生动力，提升经济“造血”功能，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
首先，县域市场广阔。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规划司有关负责人表示，2021 年年底，我国 1472 个县的县城常住人口约为 1.6 亿人，394 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约为 0.9 亿人，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 30%(6)。近年来，农民工省内人口流动比例上升，成为异地流动的主体，形成农民工进县城安家的态势 。其次，国内县城数量众多，分布空间广，有利于形成以点带面的动能传导机制。目前，我国共有县级行政单元 1483 个（含自治县、旗、自治旗、林区、特区），数量庞大、空间广袤的县城空间单元构成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塔基，县域城镇化成为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点。
3. 增强城乡衔合的核心力量
城乡二元结构使生产要素在城乡间配置失衡，从而阻碍经济平衡、协调发展。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县城作为我国行政区划的基础单元，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
一是县域城镇化可以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和延伸。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用工成本上升。县域可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县域经济和县域城镇化，为大城市减负，同时，可以提高城市的抗风险能力。部分大城市存在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过高、抗风险能力不强等问题，超大城市需要周边县城疏解压力，与周边郊区、县城联动发展，建设交通便利、功能互补的一体化城市群空间。二是县域城镇化拉动乡村经济发展。县域城镇化要解决农村就业问题，在跨省区人口流动变缓、近域化人口流动趋势加强的背景下，满足农民就近进城的意愿，增加县城就业岗位成为关键。三是县域城镇化成为城乡融合的新纽带。市管县体制在实践过程中，曾出现“小马拉大车”等问题。研究发现，市领导县体制削弱了县域经济增长率 2.19 个百分点，削弱了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5.05 个百分点。县域城镇化可以实现对城和乡（镇）的承上启下，在经济传导路径中发挥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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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镇化的发展难点
经济发展为城镇化提供核心引力，城镇化为经济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目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仍存在人力资本不足、产业基础薄弱、财力不足、生态脆弱等障碍。
（一）技术人才短缺，劳动力结构有待优化
县域内劳动力结构失衡，导致劳动力无法有效匹配市场需求，加重了县域的用工难度，形成县域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短缺。
技术性人才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既有研究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明显正向作用。受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格局影响，大城市对人力资源具有虹吸效用，吸引人才向东部地区聚集。县域内高等教育资源比较匮乏，且县域经济相对落后，党政、事业单位岗位有限，综合能力强的企业数量较少，科研单位几近于无，无法有效支撑人才的刚性生活成本，加剧了人才出县求学、在外就业的状况。
县域人口老龄化严重。大城市经济发展强劲，吸纳人口能力较强，吸引人口集聚。大城市城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放缓，县域人口老龄化速度则加快。中心城区与周边县城形成“塌缩—隆升”老龄化空间分布结构，人口老龄化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负向影响，降低了经济活力。
农村劳动力成为县域城镇化主力军。2021 年，外出农民工省内流动 10042 万人，较上年增加 135万人，增长了1.4%。从地区看，东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外出农民工都以省内流动为主。从国内全域看，省内流动占比 58.5%（见表 1）。县城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离家近的地理优势、较好的人居条件对农村劳动力具有较大吸引力。
（二）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经济驱动力还需增强
据测算，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为 3.01%。但县域存在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发展滞后等问题。目前，大多县域产业结构依赖第一产业，抗风险能力差，不利于经济有效支撑体的形成。除东部较发达地区外，国内其他地区县域存在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传统工业比重大等问题 。原有支柱产业资源枯竭、传统核心产业不振、现代工业基础匮乏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
（三）财政资金还需加强投入，融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城镇化规划落地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目前，多数县级财政较为薄弱，持续性风险增加；县域融资渠道较窄，资金流入不畅。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和地方呈现“财权上升、事权下降”的关系。在窄源广流的情况下，县级财政在寻求解决方案时，容易陷入债务风险和土地财政困局。2015-2020 年，地区平均土地出让金依赖度（即土地出让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从 33%上升至 74%，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明显提高。县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单纯依靠县级财政实现全面覆盖难度较大，需要借助金融资本的支持。但县域融资配套体系不健全，融资中介机构规模小、数量少，金融服务能力不足。此外，企业偿贷能力不足，银企信息不对称，民间借贷活跃等均阻碍县域金融良性循环。
（四）经济发展要与“双碳”目标相结合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演进规律看，经济结构大致经历了由“二一三”向“二三一”，再向“三二一”演变的趋势。结合历史经验与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第二产业是县域的主导产业。既有研究表明，第二产业中的煤炭、石油、电力等因素与工业碳排放高度相关，关联度均大于0.77。人口数量、天然气与碳排放关联度在 0.54 左右。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必然引起碳排放地区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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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镇化的可行进路
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城镇化是治国之策，笔者从学术层面、经济角度提出实施建议。
（一）设计：确定路径选择
1. 合理划分县域类型，确定适当发展路径
大城市周边的县城，要积极融入中心城市都市圈，发展成为与邻近大城市通勤便捷、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卫星县城；对于具有资源、交通等优势的县城，要发展成为先进制造、商贸流通、文化旅游等专业功能县城；对于具有农产品优势的县域，要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成为粮食安全保障的有力防线；对于生态环境良好的县城，要发挥生态优势，筑牢区域内生态安全屏障；对于人口流失严重的城市，要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加强民生保障和救助扶持。确定不同县城的功能定位是充分认识县城发展客观规律、顺应趋势引导县城发展、科学有序推动县城城镇化的先决条件。
2. 走县域竞合道路，发挥统筹优势
县域竞合是打通县域发展边界、统筹各县资源禀赋、形成地区规模效应、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的有效方式。目前，部分县城内部要素禀赋结构单一，工业规模有限，生态环境脆弱。仅在县域内部发展，容易造成对单一禀赋要素的过度开发、牺牲生态发展工业的不良后果。各县应跳出地域、思维边界，走县域竞合道路。以全局性的眼光，将县城放在全域发展布局中，寻找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
（二）落实：激发要素活力
1. 积极承接外部产业转移，稳步提高人口吸纳能力
县域应紧紧抓住国内产业分工调整的重大机遇，积极承接外部产业转移，通过规划和政策引导，招商引资，推动产业集聚。人口密集县可优先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就业容量；资源丰富县可优先承接能源矿产开发和加工业，整合资源，提高收益；农产品优势明显县可优先承接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旅游观光农业等，进一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经济基础较好的县可承接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相融合，培植创新要素活力。以产业发展引导劳动力就近就业，实现人口的“培基固土”，缓解县域老龄化问题，加快城镇化步伐。
2. 推进县城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夯实产业基础
目前，多数县城产业平台不足、配套设施不健全，导致县域内交易成本较高，冲抵县域内劳动力优势。夯实产业基础，激发产业活力，要从强化造血和输血功能入手。一方面，重点发展优势产业。各县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本地特色产业，带动域内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另一方面，构建、完善
产业平台。不仅要建设实体产业园区，更要以互联网为依托，搭建产业服务云平台，引导产业聚集发展，利用大数据实现需求与供给适配。健全县域内
商贸流通网络，畅通工业品的运输体系，将中心市场与分散客户紧密联合。提升县域内产业支撑力，形成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
3.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作用，提升县域融资能力
地方财政是地方治理的基础，不仅是发展的支柱，也是手段。从作用机制层面而言，财政收支配置的是公共资源，牵动并影响县域发展方向。在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县级财政要充分发挥引导和保障作用。第一，要突出重点，凸显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加大“双招双引”力度，建设具有示范效应的工业园区。鼓励、支持、引导本地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及时兑现相关扶助政策。第二，引导县域经济结构优化，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产品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补贴，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三，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发挥财政资金保障作用。县级财政积极进行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建设，保障市民美好生活需要。
县级融资平台能力弱，要将县级平台公司从政府的融资工具转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现代国有企业，明确划分企业职能与政府职能，为企业后续的市场化经营做好准备。要建设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由省财政统筹构建地方融资担保体系，实现各县级融资担保机构全覆盖。通过加大担保和再担保保费补贴力度、建立担保风险补偿机制、制定绩效考核等方式，放大企业信用，提高融资效率。
（三）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
1. 发展生态经济，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县域生态系统处于城市生态系统和农村生态系统的接合部，县域生态对整个省、市域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历史经验表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要走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第一，要以“两山”理念为引领，以“双碳”为目标，增强政府、企业、个人节能减排的责任意识，营造良好生态经济氛围。第二，培育绿色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绿色农业，探索生态高效的种养模式、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等；培育生态工业，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培育生态服务业，发展特色旅游业，开发本地自然风光等旅游资源。第三，依靠科技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加速生态技术的研发与运用，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第四，落实生态补偿机制，落实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从理念到实践，推动县域全方位生态建设，形成可持续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2. 培育科技实力，寻找下一阶段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当县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以创新驱动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必然选择。在县域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要培育科技力量，避免经济动能后继乏力等情况的出现。一是出台政策支持。出台科技引导、研发支持、产权保护等政策，在全社会营造科技创新氛围，保护科技创新成果。二是培育科技创新主体。强化高新技术企业源头培育，加快孵化一批高层次人才创业项目，形成内部科技优势。三是深化科技合作。支持企业建立校企联合的重点实验室或技术研究中心，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县域实现由制造向智造转变，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谋篇布局。
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县域、短板在县域、潜力也在县域。开展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将经济活力下沉至基层的关键举措，是增强国内市场支撑力量的谋划，也是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保障机制。以经济发展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和产业支撑，完善县城生活配套基础设置；以生态经济、创新驱动建成生态宜居、智慧便捷的县城。最终形成运行管理更科学、企业生存环境更优化、市民生活更便捷的新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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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期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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