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Jaime Arellano-Bover. (2022). Career Consequences of Firm Heterogeneity for Young Workers: First Job and Firm Siz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forthcoming. https://doi.org/10.1086/7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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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司雇员规模往往与其薪酬、劳动生产率、管理和技术水平等多个质量指标紧密相关。相对于“小厂”而言，“大厂”普遍有着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薪资水平及管理技术水平。对初次踏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而言，进入大厂工作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长期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本文将公司规模视为公司质量的表征，基于西班牙社会保障行政数据分析初次就业公司规模对劳动者长期收入的影响，进一步评估上述影响对经济衰退期间收入损失的解释力度，并探讨了“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潜在影响机制。
具体来说，本文运用区域就业市场需求的变异构造IV，并控制了劳动者初入就业市场时的商业周期，以捕捉大公司扩大招聘规模的外生冲击。研究表明，初次就业公司规模增加一个标准差能使终身收入提高27.7%，这一影响主要归因于工资的增长（占比74%），其次来自于工作时长的增加（26%）。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劳动者更容易受到就业市场需求冲击的影响并进入大公司。结合经济衰退的相关文献，文章发现毕业生在衰退期只能进入相对较小的公司这一现象解释了7-15%的由经济衰退引起的长期收入损失。在机制分析中，作者论证了公司规模影响效应的持久性，并发现初次就业公司规模的显著收入回报对那些在第一段和第二段工作经历间经历过失业的人仍然成立，该发现支持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研究首度探讨了初次就业公司规模对长期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雇员-雇主”匹配对劳动者职业生涯影响的有关文献。第二，本文进一步丰富了“就业-不平等”的相关文献，前述文献较少关注异质性公司就业的动态效应，而本文提供的证据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第三，尽管探讨企业规模溢出效应的文献早已有之，但此前文献未能较好缓解此类研究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则通过较为严谨的工具变量估计弥补了前述文献的不足。最后，本研究量化分析了初次就业公司规模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衰退中毕业”效应，扩展了经济衰退长期影响的有关文献。
样本构成和变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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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西班牙社保行政数据中的就业史面板数据（MCVL）。2004年，相关部门从社保数据库中随机抽取4%的样本并登记其就业史，此后每年持续追踪至2015年。个体就业数据始于1967年，工资数据始于1980年。数据库中的劳动者信息包括：出生地、出生日期、性别、教育程度、是否领取失业救济金、每段就业经历（开始和结束日期、雇主识别码、合同类型（固定/临时），行业分类，每月纳税基数）。雇主信息包括：所在地点、所在行业、成立年份和工人数量。作者通过雇主标识码匹配劳动者和雇主信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同一家公司在每个省份的社保账号不同，数据库中的雇主实际上是“公司-省份”的组合。
2.2 样本筛选
作者首先通过匹配后的就业史数据建立月度面板数据库，并通过以下六个步骤进行样本筛选。第一，由于缺损较为严重，删除1980-1983年间数据。第二，由于女性样本不具有代表性，且后续实证策略需要和出生地结合，只保留出生于西班牙的男性样本。第三，为保证每个劳动者有足够长的就业史信息，只保留出生于1968-1980年间的样本。第四，删除了职业生涯中40%以上时间处于自雇/创业状态的样本。第五，只保留从初入就业市场到35岁时，有50%及以上时间被雇佣的样本。第六，由于踏入就业市场的时间明显过晚，排除第一份工作就业于公共部门的样本。最终得到包含79941个劳动者的数据集，占原始数据的50%左右。
2.3 变量定义
初次就业经历：将劳动者在预测毕业日期后首次连续工作超过100天以上的前6个月视为其初次就业经历。
初次就业公司规模：劳动者在初次就业期间的员工人数。若在此期间任职于多家公司，取规模最大公司的员工人数。
终身收入：由下式构建而来。其中wit是月工资（劳动者信息中的每月纳税基数），uit是月失业救济金收入（根据工人就业和收入历史、福利类型和福利公式计算每月失业救济金），δ是折现因子，T最高设置为35岁（假定自此以后收入水平基本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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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策略
3.1 OLS估计
本文首先通过下式估计终身收入相对于初次就业公司规模的弹性：
其中，yi是劳动者i终身收入的对数，sJ(i)是初次就业公司 J员工人数的对数。c是出生年份，e是受教育程度（高中、职校、大学三种），r是出生地区。t0(e, c)是预测毕业年份，它是出生年份c和受教育程度e的函数。δs代表出生地、受教育程度和出生队列固定效应，f(ur,t0(e,c))是r地区在t0(e,c)年失业率的灵活函数，用以控制商业周期的变化。
3.2 IV设定
由于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同时影响劳动者终身收入和其所在公司规模，OLS估计得到的弹性β可能有偏。比如说，大公司的员工可能更有生产力，他们会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求职策略赢得大公司青睐。基于此，作者构造了地区劳动力市场需求冲击
，即那些与劳动者i教育水平、出生地点相同，又同期进入就业市场的同伴的初次就业公司规模均值。
的定义如下式所示：
为进一步控制商业周期这一潜在混淆因素，本文将
对δs和f(ur,t0(e,c))进行回归，并使用回归所得残差作为工具变量。如图4所示，地区劳动力市场需求冲击和地区失业率负相关，和地区GDP增长率正相关。但在控制了固定效应及地区失业率后，IV和地区GDP增长率的相关性消失了，说明IV较好地控制了商业周期这一混淆因素。
3.3 IV有效性讨论
本文构建的IV能刻画地区就业市场上大企业劳动力需求冲击的变化，但这种变异是否足够大？作者首先阐述了西班牙1986年加入欧盟后经济快速转型的历史背景，以佐证就业市场需求冲击的快速变化。进一步地，作者利用中央商业登记数据绘制了西班牙各地大企业数量变化图。如图3所示，自1994至2003年，西班牙17个地区中有15个经历了大企业（员工数≥500）数量的增加，而且原大企业数量较少地区增长更快。由此可见，就业市场需求冲击存在丰富的时间和空间变异。
此外，工具变量的排它性假定要求不存在同时影响结果变量和IV的不可观测因素。除本文已控制的商业周期因素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不可观测因素？作者首先考察了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是否可能受就业市场需求冲击的影响，即就业冲击导致教育的内生性选择。实证结果显示，IV和劳动者父母教育、就业、收入等因素不相关，且不能预测劳动者自身的受教育程度。此外，作者考察了就业市场冲击是否可能改变地区经济格局。作者假设持续多年的就业市场冲击更有可能深刻影响地区经济。但滞后期回归表明，IV的自相关程度较低（0.15）。由此，作者排除了就业市场冲击会引起内生教育选择或影响地区经济这两项潜在担忧。
结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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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描述分析
表1展示了描述分析结果。平均而言，劳动者于20.5岁初次踏入劳动力市场，88%的劳动者在出生地初次就业。就雇主特征而言，初次就业公司规模平均为300人。此外，51%的劳动者在规模不足20人的小公司实现初次就业。
图2表明，初次就业公司规模能较好地预测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轨迹。作者根据初次就业公司规模的大小将劳动者分为五组，绘制了自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来季度收入的演变。结果显示，第一家公司规模越大，劳动者收入越高，且这一路径一直持续到32岁。
4.2 基准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初次就业公司规模能显著增加终身收入（表3）。根据列（6）估计系数可知，初次就业公司规模增加10%能使终身收入提升1.17%。换句话说，如果初次就业公司规模增加1个标准差，将使终身收入增加27.7%。
作者进一步借鉴Imbens & Angrist（1994）的思路进行LATE分解，以考察哪类群体最有可能受到外生冲击的影响。图5结果显示，没有上过大学、出生于农村的劳动者有更高的依从权重，更有可能受到区域劳动力市场外生冲击的影响并意外地进入大企业工作。这意味着这些劳动者可能从更大的初次就业雇主规模中获益更多。
4.3 终身收入回报的分解
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表明，雇主规模增加引起的收入回报增长主要由工资增长和工作时长增加两部分构成。表3列（7）结果显示，终身工资性收入的雇主规模弹性是0.110，是终身总收入的雇主规模弹性的94%。平均日工资和工作天数的雇主规模弹性分别为0.082和0.117，也就是说，进入大公司带来的工资性收入增长主要归因于工资的增长（74%），其次归因于工作天数的增加（26%）。
4.4 初次就业公司规模对“衰退中毕业”效应的解释力度
作者将本文实证分析结果与经济衰退的有关文献结合，并发现由经济衰退引起的7-15%的终身收入下降可归因于衰退期雇主规模的下降。具体而言，作者首先得出了地区失业率对初次就业雇主规模的影响系数（表4），并通过梳理文献得出西班牙经济衰退一般会使失业率增加8%。接下来，作者通过下式进行计算：
雇主规模对“衰退中毕业效应”的解释力度=(100×(exp(
×8)-1)×0.117)/(不同学历劳动者在经济衰退期的收入损失)
表5（6）列结果最终显示，在经济衰退期进入就业市场的收入损失中，7-15%是由于劳动者被迫在初次就业时选择小公司所致。对于出生于农村地区、没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而言，这种损失相对更高（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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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机制分析
5.1 雇主规模影响的持久性
要论证雇主规模发挥影响的机制，首先要论证初次就业的公司确实能对劳动者产生长期、持久的影响。有鉴于此，作者在表6中展示了劳动者在第一份工作上花费的时间和所得收入占整个职业生涯的比重。结果显示，对一半左右的劳动者而言，第一份工作仅持续不到1年，从中获得的收入占终身收入的不到5%。此外，替换结果变量的分析显示，初次就业公司规模对35岁时的收入水平和公司规模仍有显著积极影响。这表明在劳动者离开第一家公司后，仍然会受到“老东家”带来的长期影响。
5.2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尽管本文缺乏劳动者人力资本的详细数据（如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等），但文章通过结合“求职理论”提供了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可能存在的证据。根据求职模型，非自愿失业可能导致职业晋升阶梯的中断。如果对那些经历过失业的劳动者而言，第一家公司仍然能对其后续职业生涯产生长期影响，则说明劳动者可能通过这份工作经历积累了一定人力资本，这种资本不会因暂时的失业而消退。作者选取了在第一份至第二份工作间经历过失业的劳动者样本（占总样本的45%左右），再度进行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这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可能存在。
结论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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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揭示了公司异质性如何影响毕业生的长期劳动力市场回报。作者使用公司规模刻画公司异质性，并利用区域劳动力市场需求冲击构造IV，发现年轻人第一份工作所在的公司规模会对其整个职业生涯产生长期、持久的影响。从边际上来说，最容易受冲击影响而意外进入大公司的往往是那些教育水平较低、出生于农村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可能从大公司的扩招中获益更多。最后，本文表明在大公司工作可能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的潜在机制促进长期收入提升，更好地理解这一机制将为劳动力培训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提供政策启示。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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