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Bazzi S, Fiszbein M, Gebresilasse M. Frontier culture: The roots and persistence of “rugged individu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J]. Econometrica, 2020, 88(6): 2329-2368.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送的文章是2020年发表在Econometrica上的一篇研究信念形成的文章《边疆文化：美国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的根源和持续性》。文章回答了什么形塑了美国的国民性以及西进运动如何形塑美国的国民性。文章的主要结论是西进运动通过选择性移民、边疆暴露和个人主义的高回报效应促成了美国公民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信念的形成。这种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信念形塑了美国的文化和国民性，在西进运动结束的100多年后仍然以个人主义信念和反对再分配偏好的形式印刻在美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并影响到今天美国的政治经济后果。快来一起学习吧！
一、导论
背景：从美国史学发展的角度看，特纳“边疆假说”的提出，需要有很大的“反潮流”的勇气，因为当时在美国史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制度史学派”。这个学派以所谓欧洲“生源论”来解释美国制度和文化的起源，以为美国早期的历史只不过是这种“生源”在美洲环境中的发展而已，而对美国史中的美洲因素和特点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与之相反，特纳却认为，“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并郑重地提出了“把边疆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一个领域来认真研究”的任务。他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就是为实现这一任务而作出的重大努力。他认为，以前研究美国制度史的学者们“过分注意”了寻找日耳曼根源的问题，而对美国本身的因素注意得“十分不够”。他说，虽然欧洲生活方式已经“打进这个大陆”，但美国也“改变和发展了”这种生活方式，并反过来给欧洲以影响（何顺果，1993）。特纳的“边疆学说”提出后，几乎未遇到任何批判性的检验，就迅速地为美国的史学家们接受，并且统治史坛达数十年之久。“边疆学说”从一个前所未见的视角阐述了美国文明及美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将边疆的存在视为美国文明发展的原动力，认为美国现在所具有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由边疆发生发展出来的（张琳栋，2009）。
本文要解释的两个现象：第一，美国和欧洲信念和收入分配政策的差异。60% 的美国人认为穷人懒惰，但只有26% 的欧洲人这么认为。1995年，美国社会福利支出占 GDP 的16% ，而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5%(Alesina et al.,2001)。第二，美国悖论。尽管自1970年以来，经济不平等大幅加剧，但与标准的再分配偏好理论的预测相比，美国受访者对再分配的支持并没有增加(Ashok V et al.,2015)。
基于以上两个的现象和特纳的边疆假说，作者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形塑了美国的国民性？第二，西进运动如何形塑美国的国民性？
美国的国民性可以用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来概括，表现为个人主义和对政府干预的反感。
1928年胡佛在美国总统竞选演讲提出了“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这一概念。他的原话如下“我们得做一个抉择：在和平年代，是要采纳美国式的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还是欧洲式的家长式统治，接受后一种观点意味着破坏我们人民的个人主动性和进取精神，而我们之所以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靠的是这种个人主动性和进取精神”。
这篇文章所识别的因果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边疆经历对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信念及其政治经济后果的长期影响。文章识别了每个县加总的边疆经历（TFE）对个人主义、再分配偏好、财产税和共和党投票份额的长期影响。第二，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信念如何在边疆地区扎根。本文提出了三条机制。首先，选择性移民效应。西进运动中迁入边疆的父母是否更可能给子女取不寻常的姓名；而迁出边疆的父母是否更可能给子女取寻常的姓名。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西进运动中迁入边疆的父母更可能持有个人主义信念，而迁出边疆的父母更可能持有非个人主义信念。其次，边疆暴露效应。成人暴露：迁入边疆的父母相比于没有迁入之前是否更有可能给子女取不寻常的姓名。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在迁入边疆以后，更多的边疆暴露时间使父母（成人）更可能持有个人主义信念。儿童暴露：随父母迁入边疆时年龄较小的儿童相比于年龄较大的儿童在长大以后是否更有可能给子女取不寻常的姓名。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说明迁入边疆时年龄较小的儿童更可能持有个人主义信念，也就是说边疆暴露时间越长，儿童更可能持有个人主义信念。最后，个人主义的高回报效应。给子女取不寻常姓名的父母在边疆地区是否有更高的职业评分。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持有个人主义信念在边疆地区有更高的回报。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西进运动通过选择性移民、边疆暴露效应和个人主义的高回报促成了边疆地区美国公民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信念的形成，这种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信念形塑了美国的文化和国民性，并在西进运动结束的100多年以后仍然以个人主义信念和反对再分配偏好的形式印刻在美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并影响到今天美国的政治经济后果。此外，本文证实了特纳提出的西进运动形塑美国国民性和美国文化的假说。最后，本文指出美国悖论和美欧之间的国民对再分配偏好和政府干预的差异可以用西进运动来解释，因为西进运动形塑了美国公民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信念。
作者特别强调了本文可能引起的意识形态争议。在引言部分最后一段明确提出与特纳的边疆史学派暗含的意识形态划清界限，并承认了西进运动中存在对于印第安人的迫害。
二、绘制边疆演进的历史
（一）西进运动中的边疆的界定及其足迹
本文首先界定了西进运动中边疆的概念，作者将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人的分界线定义为边疆。在此基础上，作者又从两个维度界定了边疆县的概念：一是人口密度维度，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少于6人；二是距离维度，与边疆的距离在100公里以内。历史学家的记录中边疆地区存在两重特征：一方面边疆地区远离人口中心，缺乏与政府的联系，缺乏基础设施，使得边疆生活艰苦而且危险；另一方面边疆资源相对充裕，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作者的数据来源于人口普查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
（二）总边疆经历
作者进一步定义了总边疆经历(Total Frontier Experience)的概念。总边疆经历（TFE）被定义为1790年到1890年之间一个县属于边疆县年份的加总。西进运动中边疆的移动不是匀速的，而是存在快慢，因而不同的县属于边疆县的加总时间有长有短。总边疆经历(TFE)的异质性是识别边疆暴露长期影响的关键。不同的县TFE的范围为0到63年，均值为18年，标准差为11年。州际和州内县的TFE值差异很大，与当前的人口密度差异较大。比如，伊利诺伊州卡斯县的TFE为10年，伊利诺伊州约翰逊县的TFE为32年，但这两个县今天的人口密度几乎相同。
三、独特的边疆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个人主义
（一）个人主义的测度
作者用不寻常姓名作为个人主义信念的测度。个人主义与不寻常姓名有很强的关联，作者将人口普查中排名前十名之外的姓名定义为不寻常姓名。根据这一定义，大多数儿童的姓名是不寻常的（例如，185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57%的男孩和60%的女孩的姓名在这样的定义下是不寻常的）。因而，一个不寻常的名字，可能只是一个不太常见的名字。
为了消除测量误差的问题，作者一方面在样本中剔除外国人的名字，只考虑本土的美国人的名字；另一方面使用语音算法调整，防止拼写错误的影响。拼写错误可能在边境地区可能更常见，但与个人主义无关。
（二）边疆县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个人主义
作者利用以下两个方程研究了边疆县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个人主义的关系：
其中，被解释变量表示t时间第c个县在第d个人口普查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解释变量表示t时间第c个县是否为边疆县；θd表示人口普查区的固定效应；θ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其中，被解释变量表示t时间第c个县是否在边疆的100公里范围内；解释变量表示t时间第c个县的人口密度是否低于每平方英里6人。
特纳认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边疆一直像一个“安全阀”，缓和着东部的就业压力，给予下层人一个上升的机会,从而促进美国民主的保持、发展。然而，表1显示边疆县的居民受教育水平与非边疆地区居民没有显著差异说明边疆的社会“安全阀”作用不存在。此外，通过匹配，比较给定人口普查年中外国出生人口比例几乎相同的边境县和非边境县，结果依然稳健。最后，界定边疆县的两个维度的特征与边疆地区独特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个人主义有关。
四、边疆经历对文化的长期影响
（一）估计方程
作者关于边疆经历对文化长期影响的估计方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表示第c个县的文化特征（个人主义、再分配偏好等）；解释变量表示第c个县的加总的边疆经历(TFE)；Xc表示期初县级协变量，包括纬度、经度、县面积、平均降雨量和温度、海拔、潜在农业产量，以及到河流、湖泊和海岸的距离；θs(c)表示州级固定效应；β表示TFE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度量当前文化特征的数据来源于194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合作国会选举研究（CCES）、综合社会调查（GSS）和美国全国选举研究数据（ANES）。
作者用四种方式缓解遗漏变量问题，识别TFE与当前文化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一，排除人口密度的混杂影响（重要控制变量）；第二，控制变量；第三，Oster（2019）的δ（系数稳定性理论）。使得处理效应消失，需要不可观测变量的选择性是可观测变量的多少倍。若δ的绝对值大于1，说明不可观测变量解释结果的余地已经很小了；第四，工具变量法。
（二）持续的个人主义
表2报告了TFE对个人主义（1940年不寻常姓名）的长期影响的回归结果。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边疆经历（TFE）每增加10年，不寻常姓名会增加0.141个标准差。第1列仅包括州固定效应。第2列添加了以下控制：县面积；县质心经纬度；从县城中心到海洋、湖泊和河流的距离；县平均气温和降雨量；高程以及平均潜在农业产量。第3列包括1940年人口密度最相似的州内成对县的固定效应。第4列包括1940年外国出生人口比例最相似的州内成对县的固定效应。
作者进一步用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的检验。具体的，使用对不寻常姓名的不同度量方式（共12种）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依然稳健。继承自父母的名字反映了对家庭内部相互依赖的非个人主义信念，作者发现17个TFE较高的县继承自父母的名字使用率较低，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结论。此外，作者还进行了个人层面的回归，通过控制了个人层面的固定效应，说明了因果关系不是加总误差带来的。
（三）反对再分配和管制
表3的第3列表明每增加10年的TFE（边疆经历），对再分配的支持率就会降低约0.02个标准差。第4列和第5列表明TFE较高的地区也表现出更强的财政保守主义，影响大小相当于受访者中5-10岁年龄段的偏好差异（年龄较大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偏好削减福利支出）。每十年的TFE都会使共和党的得票率比平均值高出2个百分点。从长远来看，2个百分点的影响大致等于人口加权的差异，在这五次选举中，爱荷华州（48.4%）和威斯康星州（46.3%）的平均县级投票份额。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共和党领导人发起了“与美国签约”(Contract with America)改革，强调减税、平衡预算和福利改革。2000年以后，TFE 的影响呈上升趋势，从每次选举到下一次选举都有显著增加。这反映了TFE产生的粗犷的个人主义与共和党的政策产生了共鸣。
表4提供了支撑边疆经历对文化长期影响的间接证据。TFE对非裔美国人反对再分配和管制的偏好没有影响，这是因为很多黑人家庭以前是奴隶，在地理和社会经济流动方面面临着极大的障碍，粗犷的个人主义与他们无关。此外，TFE与不反映粗犷个人主义的某些政策偏好无关，比如支持美国在国外进行军事干预，反对伊朗制裁制度，反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等。
（六）边疆经历对文化长期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为识别边疆经历与当前文化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作者进一步用以下方式进行了内生性问题的处理。作者选取了四种反映当前文化特征的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是个人主义姓名、反映政策偏好的六项CCES（合作国会选举研究）结果的指数、财产税和共和党投票份额。之后，作者用四种方式缓解遗漏变量问题：第一，排除人口密度的混杂影响（重要控制变量）；第二，控制变量；第三，Oster（2019）的δ（系数稳定性理论）；第四，工具变量法。
（1）控制人口密度变量
表 5 用多种方式控制当前的人口密度: 线性(列2) 、州内当前人口密度的十分位数（列3）以及县对固效应果(列4)。列（5）和列（6）按照城市人口占比90%的分样本回归表明TFE在城乡之间有相似的影响。由于边疆县有靠近边疆和低人口密度两个维度的定义。第7列控制住人口密度的维度之后，依然不影响回归结果。
（2）额外的控制变量
除了人口密度和基准模型中的地理气候的控制变量以外，还有其他因素可能既与TFE 有关又与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相关。参考相关文献，作者又进一步控制了地形、降雨风险、运输地点、矿产资源、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奴隶制的流行程度、移民份额、苏格兰-爱尔兰定居点、出生地的多样性、通铁路的时间以及制造业的雇佣份额，控制住这些变量以后总边疆经历（TFE）对四种结果变量的影响基本没有变化。
（3）工具变量法
相关性：由天气冲击引致的移民流入与边疆的扩张速度相关也就是与各个县的边疆经历（TFE）相关，但是与个人主义信念无关，与边疆县的特征无关。排他性：大量外国移民的流入（由天气冲击引起）除了通过影响边疆扩张的速度影响到个人主义以外，还会通过影响迁移到边疆县的人口结构影响到个人主义。大量外国移民的流入可能会导致更多非个人主义的居民和外国人迁移到到边疆县。这些人的迁移可能会减少边疆县个人主义的水平。虽然这两类选择性移民可能会使IV无效，但作者发现在西进运动时期，这两类移民并不普遍。
五、边疆文化形成的根源
（一）选择性移民与个人主义信念的形成
选择性移民效应：西进运动中迁入边疆的父母是否更可能给子女取不寻常的姓名；而迁出边疆的父母是否更可能给子女取寻常的姓名。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西进运动中迁入边疆的父母更可能持有个人主义信念，而迁出边疆的父母更可能持有非个人主义信念。
估计方程：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若在人口普查年份t第c个县的儿童i拥有不寻常的姓名为1，否组为0；解释变量同样为二元变量，若在i时间c县为边疆县而儿童i的出生地又不在边疆县，否则取0。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年份乘以性别固定效应和出生顺序固定效应。
识别思路：
判断家庭迁入或者迁出边疆地区年份的依据：考虑一个1850年居住在爱荷华边疆县的家庭，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842出生在弗吉尼亚（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边疆州），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于1848年在爱荷华出生。此时，我们把这个家庭迁入边疆的时间界定为1845年。如果这个家庭没有第二个孩子，我们将把他们迁入边疆的时间界定为1846年。家庭迁出边疆的时间也用相似的定义。
如果迁入边疆的父母相比于留在非边疆地区的父母更可能给子女取个人主义的姓名，那就说明持有个人主义信念的父母更可能迁移到边疆；而如果迁出边疆的父母相比留在边疆的父母更不可能给子女取个人主义的名字，那就说明持有非个人主义信念的父母更可能离开边疆。
作者将样本限制在人口普查中1850年到1880年间本地出生的0到10岁的白人儿童。表6中第2列控制了儿童出生州的固定效应，从而控制了移民在迁移之前所的州的个人主义的异质性。表6表明迁移到边疆的居民相对于没有迁移的居民持给子女取不存常姓名可能性高3.2%。
（二） 边疆暴露与个人主义信念的形成
（1）事件研究法: 成人暴露效应
成人暴露：迁入边疆的父母相比于没有迁入之前是否更有可能给子女取不寻常的姓名。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说明在迁入边疆以后，更多的边疆暴露时间使父母（成人）更可能持有个人主义信念。
识别思路：
如果一个家庭在人口普查中被观测到在1850年定居在爱荷华州的一个边疆县中，并且这个家庭有4个孩子，其中，约翰出生在1840年、玛丽出生在1843年、丽莎出生在1847年、鲁本出生在1850年。我们又观测到约翰和玛丽出生在弗吉尼亚州（非边疆州），而丽莎和鲁本出生在爱荷华州，那么此时我们定义家庭迁移到边疆的时间为1845年，约翰在家庭迁移到边疆前5年出生，玛丽在家庭迁移到边疆前2年出生，丽莎在家庭迁移到边疆后2年出生，而鲁本在家庭迁移到边疆后5年出生。
这里识别的就是相比于约翰和玛丽，他们的父母是否在家庭迁移到边疆之后更有可能给之后出生的丽莎和鲁本取不寻常的名字。如果他们的父母在家庭迁移到边疆之后更有可能给之后出生的丽莎和鲁本取不寻常的名字，就说明他们的父母因为迁移到了边疆，在经受了边疆暴露以后，更可能持有个人主义的信念。
作者把样本限定1850到1880年的人口普查中16901个家庭的57097个儿童，他们的父母是本地出生的白人并且带着至少一个儿童迁移到边疆县。
图6表明若家庭不迁移到边疆县，父母的命名趋势不会改变。父母移居边境10年后出生的孩子比他们移居前一年出生的兄弟姐妹有近8%的更可能拥有不寻常姓名。
表7表明每多一年边疆暴露，父母给子女取不寻常姓名的可能性会增加0.7%。
（2）迁移时的年龄: 童年暴露
儿童暴露：随父母迁入边疆时年龄较小的儿童相比于年龄较大的儿童在长大以后是否更有可能给子女取不寻常的姓名。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说明迁入边疆时年龄较小的儿童更可能持有个人主义信念，也就是说边疆暴露时间越长，儿童更可能持有个人主义信念。
识别思路：
考虑两个兄弟，哥哥约翰（10岁）和弟弟保罗（6岁）都出生在弗吉尼亚（非边疆州）。在1850年的人口普查的时候，他们被观测到和父母一起居住在爱荷华的边疆县。基于两个孩子的出生地和出生时间（（1850+1844）÷2），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的父母在1847年带着他们从弗吉尼亚迁移到了爱荷华的边疆县，那时候哥哥约翰7岁，弟弟保罗3岁。不管迁移的具体时间，我们可以知道弟弟保罗相比于哥哥约翰在更小的时候随着父母迁移到了边疆地区，因而弟弟保罗相比于哥哥约翰在童年时期边疆暴露的时间更长，按照年龄差来判断，弟弟保罗比哥哥约翰在童年时期边疆暴露的时间长了4年。上面的公式就估计了在1880年人口普查中，也就是过了30年再去观测哥哥约翰和弟弟保罗的时候，边疆暴露时间比哥哥约翰多4年的弟弟保罗，他的孩子是否更可能拥有个人主义的姓名。
如果弟弟保罗的孩子比哥哥约翰的孩子更有可能拥有个人主义姓名，那么就证明弟弟保罗比哥哥约翰因为多了4年的边疆暴露时间，因而更有可能持有个人主义信念。
这种识别的优势在于儿童的边疆暴露是更加外生的，因为迁移的决定不是他们做出的，而是他们的父母做出的。另一方面识别出来的因果效应更不可能是幸存者偏差导致的，因为弟弟保罗有哥哥约翰出生在相同的家庭，可以认为他们的子女有相同的成人率。
作者把样本限定在1880年的人口普查中0到20岁的812823个儿童，且他们的父亲来自1850年人口普查中的17778个家庭，这些家庭在迁移到边疆之前已经至少有两个男孩（如保罗和约翰两兄弟）出生（用于推断迁移时间）。图7表明在1岁时迁移到边疆的父亲比10岁时迁移到边疆的表亲给自己的子女取不寻常姓名的可能性高了近10%。
表8表明儿童每多一年的边疆暴露时间，成年后给自己的子女取不寻常姓名的可能性就高出0.7 %，说明儿童边疆暴露时间每多一年，持有个人主义信念的可能性会增加0.7%，这与成人暴露的影响相似。
（3）选择性移民效应与边疆暴露效应的大小比较
在选择性移民效应存在的情况下，依然存在边疆暴露效应，揭示了个人主义信念与边疆暴露之间的正反馈机制。双向因果的存在放大了西进运动对个人主义信念的形塑。迁移到边疆的居民相比于没有迁移的居民给子女取不寻常姓名的可能性高3.2%，而每多一年的边疆暴露，移民给子女取不存常姓名的可能性高0.5%。选择性移民对个人主义信念的形塑作用相当于4到8年的边疆暴露效应的作用。
（三）个人主义的高回报效应
交互项模型：给子女取不寻常姓名的父母在边疆地区是否有更高的职业评分。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持有个人主义信念在边疆地区有更高的回报。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β表示在非边疆地区父亲拥有不寻常姓名的职业评分；η表示在边疆地区拥有不存常姓名的父亲的职业评分相比于非边疆地区的差额；δ表示在非边疆地区给子女取不寻常姓名父亲的职业评分；ζ表示在边疆地区给子女取不寻常姓名父亲的职业评分相比于非边疆地区的差额，其表明在边疆地区持有个人主义信念的额外回报。
作者把样本限制在1850到1880年的人口普查中本地出生的有至少一个子女的白人男性。表9的第3列表明，在边疆地区持有个人主义信念的额外回报大概为0.3单位的职业评分，这在经济意义上相当于农民和铁匠的差异。第4列排除了农民样本，发现了个人主义信念更高的回报，大概为0.56单位的职业评分，这在经济意义上相当于铁匠和木匠的差异。
六、结论
西进运动通过选择性移民、边疆暴露效应和个人主义的高回报促成了边疆地区美国公民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信念的形成，这种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信念形塑了美国的文化和国民性，并在西进运动结束的100多年以后仍然以个人主义信念和反对再分配偏好的形式印刻在美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并影响到今天美国的政治经济后果。此外，本文证实了特纳提出的西进运动形塑美国国民性和美国文化的假说。最后，本文解释了美欧差异与美国悖论。
参考文献：
何顺果.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从特纳的“边疆假说”谈起[J].美国研究,1993(01):96-108+5.
张琳栋. 特纳“边疆学说”探析[D].陕西师范大学,2009.
Alesina, Alberto, Ed Glaeser, and Bruce Sacerdote, "Why Doesn't the US have a European Style Welfare Stat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II(2001), 187-277.
Ashok V, Kuziemko I, Washington E. Support for redistribution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 New stylized facts and some tentative explanation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5.0-980.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