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Qia, Y., Zhang, J., & Chen, J. (2022). Tax incentiv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irms’ emission reduction strategie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02750.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jeem.2022.102750
一、引言
目前的文献，较多关注环境政策对于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作用，少有关注非环境政策的减排效应。非环境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过程治理和末端治理都会产生影响。例如，投资相关的税收优惠可以通过增加投资规模直接提高生产率，从而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同时，投资相关的税收优惠可以进一步为企业提供调整减排策略的机会，以应对因外部环境规制加强而导致的污染排放成本上升。因此，环境和非环境政策的相互作用可能会产生额外的减排效果。
2004年开始，我国在东北地区开展了由生产型转换为消费型的增值税转型试点工作；2007年试点区域扩展到中部六省，2008年进一步扩展至内蒙古东部和受汶川地震影响严重地区；最终，我国在 2009 年将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铺开。这一改革的核心在于，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由改革前的不予抵扣转变为改革后的允许在当期抵扣。这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也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的现金税费支出。企业增加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而实现生产过程的减排。允许企业扣除进项税为企业购买减排设备提供额外的现金流。但由于减排设备是非生产性的，增值税改革可能不会激励企业购买更多的减排设备。然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带来的污染排放成本上升会使企业重新调整减排策略。
本文将我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研究增值税转型改革与相关环境规制的互动作用对企业减排策略选择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2.1 数据
企业层面：污染排放数据来自于环境调查报告数据库（ESR），企业信息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CASM）；
城市层面数据：减排目标数据来自政府文件及网站，经济社会数据来自城市统计年鉴。
2.2 实证策略
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Airpollutionict表示城市c企业i在t年的污染排放，包括二氧化硫总量、二氧化硫排放强度（aso2）、二氧化硫产生强度（genso2）、二氧化硫去除比率（dropso2）。
VATict是表示企业i是否为在t年受到增值税改革的影响。2004-2008年，试点地区特定行业的本国一般增值税纳税人为实验组，所有非试点地区、行业的一般增值税纳税人为控制组。2009年后本国一般增值税纳税人作为实验组，将外国一般增值税纳税人作为控制组。
Xict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所得税负担、是否有出口、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等。
Zc为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是否在“两控区”、人均GDP、第二产业占比、PM2.5浓度等。
为进一步探讨环境规制是否有助于增强增值税改革的减排效果，作者构建了增值税改革的虚拟变量与“十一五”中二氧化硫减排目标的交乘项，设置如下模型：
Regulationc是“十一五”期间市级政府的二氧化硫减排目标。若γ为负，则表明环境规制和税收优惠的政策组合可以达到更好的减排效果。
三、实证结果
3.1 基准回归
Table 2 汇报了增值税改革的减排效果以及增值税改革和环境规制对企业污染排放的交互作用。因变量是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可能会使企业降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后三列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受到增值税改革影响的企业在面临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时二氧化硫排放强度降低更多。以第三和第六列为例，增值税改革使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平均降低16.6%，增值税改革与环境规制的相互作用使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降低约6.15%。
为进一步分析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减排策略的影响（“过程治理”策略或“末端治理”策略），作者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二氧化硫产生强度（genso2）、二氧化硫去除比率（dropso2）。如Table 3所示，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和环境规制的相互作用可以激励企业同时采取“过程治理”策略和“末端治理”策略。换言之，组合政策可能会促使企业全面减少污染排放。
3.2 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为保证DID的有效性，作者利用事件研究法的思路检验平行趋势，结果如图Fig 1所示。
（2）工具变量：作者用每年逆温现象出现的天数作为工具变量，结论依旧稳健（Table 4）。
（3）三重差分：许多研究发现，外国企业的环境绩效更好，本国企业在污染排放方面与外国企业存在显着差异，这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作者设定如下三重差分模型：
其中Domestic表示是否为本国企业。回归结果如Table 5所示，结论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
（4） 安慰剂检验：首先考察不同时间试点受影响企业的减排策略，其次替换污染物类型，系数均不显著。
（5）其他稳健性检验：改变标准误聚类层次， IPW匹配，PSM，剔除发生所有权转变的样本，剔除退出市场的企业。结论依旧与基准回归一致。
四、机制分析
4.1 “过程治理”策略
作者将生产环节相关变量（产出水平、投资和TFP）和能源使用变量（单位产出煤炭消费、单位产出天然气消费、天然气消费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如Table 7 所示。增值税改革对企业的产出、投资和TFP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前三列），同时提高了企业的能源效率（第四和第五列），但并未发现增值税改革可能促使企业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增加交互项后，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对产出、投资和TFP无显著影响，但对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有正向作用。
4.2 “末端治理”策略
作者将污染减排设备的数量和减排设备的减排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如Table 8所示。增值税改革并没有激励企业购买更多的减排设施来提高其废气处理能力；加入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后，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表明在环境规制的压力下，企业购置了更多的减排设施，废气处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五、结论
本文将我国增值税改革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探讨了环境规制和税收优惠的政策组合如何影响企业的减排策略选择。实证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使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降低了约16.6%。若二氧化硫减排目标为零，增值税改革使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降低约9%。增值税改革与环境规制的相互作用促使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降低约6.15%。环境规制和税收优惠的政策组合可以激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从而实现更加全面的减排。政府应更多考虑环境政策与非环境政策的相互作用，政策组合可有效降低污染治理的成本，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绩效双赢。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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