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作者: 王汎森

出版社: 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一读

出版年: 2022-9

定价: 59

丛书: 一读·大家

ISBN: 9787224144901

十年以前，我收到陈平原兄的邀请，希望我的作品收入他所编的香港三联书店的“三联人文书系”。在平原兄的激励之下，我编成《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这本小书，收入他主编的书系中 ，后来这套丛书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过一次。最近陕西人民出版社再度提议要我整理一个增编本，加收几篇相关的文字，并添一篇新序。由于最近正忙着别的研究，所以此处只能匆匆写下一点感想。

趁着写这篇序，我想讨论一个问题：学术史／史学史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我个人认为研究的意义非常多，其中之一便是我在这篇序中所要谈的，一方面是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是由此“运作机制”进而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某一个时期的人们为什么决定开启或关闭、看重或看轻某一种知识／历史，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开启或关闭，而开启或关闭又有什么意义。历史书写是不是自然而然的（given），史家是不是全知全能的？历史是否可能书写全部的东西？是不是所有正确的、美好的历史都自然而然地会有人去书写？我将从肯尼斯·伯克 （Kenneth Burke）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两个观点开始。历史书写虽会想尽可能状写一切，但是所写出的永远只是“部分”。历史学者总是希望网罗一切，但实际上任何历史书写都只可能是“部分”。正如伯克（并非针对历史工作者）所说的，每一次表述的同时也遮蔽了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人们为何选取了这个部分，而忽略或遮蔽了其他的部分？书写历史像切起司，可以用无限种方式下刀，但是人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呢？因此如何选择，如何书写，都是学术史／史学史所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一文中，借用了画家克利的“新天使”来阐述他对历史的看法：“历史天使的脸望向过去，身体则前进到未来。”他以此作为历史写作与历史诠释的一项特质。也就是说，史家一方面是随时代的前进而有新的关注（他的身体前进到未来）；另一方面是他的脸望向过去，所以随着身体不断前进，选择书写的历史也有所不同。身体前进到未来而脸望向过去的例子非常多，譬如近代史家朱希祖于1933年至1934 年研究主题之转变，由明末清初到伪齐，即因为见到当时的华北伪政府，与北宋首都开封沦陷后伪齐的历史非常相近。

在简单引介了这两种观点后，我要强调的是，我个人认为历史当然有相对稳定的主题与内容，而且绝不认为一切历史书写都是主观的，一切史实都是相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史家关注、烛照的范围都随着时代而有所变化。历史书写中稳定的部分与变化的部分，始终存在着重大的辩证与张力。……所以关于这个由信而疑、由疑转信的学术史探讨，事实上是决定关闭或开启一大片古代历史世界的问题，是决定整个时代人们历史意识的问题。正如清代考证学中以惠栋等人为代表的反宋学风气，冲击太大，方东树便说影响所及，几乎使人们觉得宋代似乎不应该存在——“有宋不得为代”（方东树《汉学商兑》）。换句话说 ，宋代一切政治、文化、思想成就不被当一回事，或甚至是当成负面、有害，这断绝了当时许多人对这个朝代及它庞大的相关领域的兴趣或了解，甚至使宋代变得好像不应该存在一般。

所以学术史／史学史，不只是研究哪一位儒者、哪一本书，或哪一个学术流派，同时可以了解各个时代因何、为何开启关闭了某些大门。研究它们，事实上也是在研究它们所涵带的一个个庞大的知识世界，以及其间的切换、差异对每一个时代中的人的知识世界及现实生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这是我在增编本书时，萦绕在脑中的一些问题，故不揣浅陋将它们写下作为此书的序。

在这个增订版中，我收入了4篇新文章，分别是《重访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 思想史大纲>草稿》《历史研究的新视野——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近代史家的研究风格与内在紧张》，虽然新增的篇幅不算少，但为怕误导读者 ，所以我仍然沿用原来的书名。

王汎森

二〇二〇年四月

转自：“书斋里外”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