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分享丨中国企业是如何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作者简介

宋耘，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重构全球价值链、企业创新；

王婕（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全球价值链、创业投资；

曾子欣，复旦大学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高科技企业的技术管理；

陈浩泽，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重构全球价值链。

研究缘起

近年来，如华为、海康威视等中国企业通过能力演进从全球价值链（GVC）的中低端攀升至高端，打破由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国际分工，立足全球配置资源，从GVC的被治理者转变为治理者或共同治理者，有效地塑造了GVC结构。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新兴经济体企业重构GVC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现有文献大多将发达国家跨国企业视为必然的GVC治理者，对于新兴经济体企业逐步在GVC中担任治理角色这一重要现象却缺乏关注。虽有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新兴经济体企业在GVC中地位的上升，和由此带来的价值链各参与者权力关系的变化，但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现象的观察和描述上，缺少对背后机理的深入探讨。

基于此，本研究基于中国企业实践对企业重构GVC的过程机制这一基础性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力图揭示实现重构GVC的中国企业是如何改变它们在GVC中的位置，并且挖掘发生这些改变的决定因素。

理论渊源

近年来，GVC的结构变化以及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其中的能动作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Azmeh & Nadvi，2014）。国内有学者发现新兴经济体企业在GVC中的崛起是GVC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并将新兴经济体企业在 GVC中崛起并成为GVC的主导者的行为和现象界定为新兴经济体企业重构GVC（毛蕴诗等，2015），即处于GVC低中端或产品定位于低中端的新兴经济体企业，通过能力演进，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构建自己主导的 GVC或在所嵌入的GVC中获得话语权，成为 GVC的治理者或共同治理者的结构性变化过程。关于新兴经济体企业在GVC中地位的上升并导致GVC的结构变化，有学者将此归结 于GVC中权力分布的不对称性与动态性，相关文献主要达成了以下共识：主导重构GVC 这一过程的是新兴经济体企业，动机是改变由GVC权力不对称导致的租金分配不公，路径是通过能力提升推动GVC权力的动态变化，以在权力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Kotabe & Kothari，2016；Grimes & Yang，2018）。而全球价值链中旗舰企业的权力则是来自于拥有关键资产，垄断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的核心活动，占据GVC的关键环节（Kaplinsky，2005）。同时，新兴经济体由于在GVC中从事协调职能而获得GVC权力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这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其单独主导的GVC中，将技术控制权和GVC协调权集于一身存在很大区别（He et al., 2017）。作为近年来出现的新现象和新概念，现有重构 GVC 研究仍存在明显缺口：第一，从新兴经济体企业角度，解释其重构GVC的过程机制的研究非常少，且缺少对其背后机理的深入探讨。此外，目前尚未有研究对重构GVC绩效进行定义和衡量；第二，现有文献虽然就GVC中的权力不对称现象进行了广泛讨论，但尚未对GVC权力的具体来源、内涵及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提炼；第三，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对发达国家旗舰企业的观察来识别GVC核心活动，缺乏对新兴经济体企业从事GVC核心活动这一新现象的深入讨论。

主要发现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7家在 GVC 中担任治理角色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探索性研究发现：第一，控制 GVC 核心活动有多种方式，除了经典文献基于对发达国家旗舰企业的观察得出的控制技术和控制市场以外，控制 GVC 准入和控制全球生产决策也是中国企业成为 GVC 治理者的有效途径，是中国企业在 GVC 中实现地位跃升的独特关键；第二，GVC 权力的获得是企业控制 GVC 核心活动的直接结果，具体可以分为买方权力和卖方权力，买方权力由认同权、市场权、技术权和奖惩权构成；卖方权力由制造权、技术权和认同权构成。第三，权力变化将最终反映在企业重构 GVC 的绩效上，可分为价值创造和价值攫取两个维度。价值创造具体表现为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和主营业务利润增加；价值攫取具体表现为拥有定价权、产品的利润率提高，以及在价值链增值中占有的份额上升。

理论贡献

相比于以往文献，本研究在以下方面有所拓展：第一，探讨了中国企业重构 GVC 的过程机制这一基础性问题，从新兴经济体企业角度扩展了现有 GVC 文献基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视角对 GVC 核心活动的界定，创造性地提出新兴经济体企业所从事的 GVC 核心活动与发达国家企业可能存在的区别。第二，对 GVC 权力的具体来源、内涵、维度以及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度挖掘与系统归纳，丰富了 GVC 治理和网络权力领域的研究。第三，首次提出重构 GVC 绩效的概念，通过扎根研究提炼出的初始范畴能够被量化衡量，可为重构 GVC 的绩效提供测量参考，从而推进该领域定量研究的发展。

实践启示

如何重构全球价值链是目前中国制造企业亟需考虑的重要问题。本研究明确了 GVC 核心活动的四个具体范畴，并且指出同时控制多种核心活动有助于中国企业在 GVC 中权力地位的根本性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制造企业谋求从 GVC 的被治理者转变为治理者， 实现权力地位和价值创造与攫取绩效的根本性提高的过程机制，也为处于“伪升级”陷阱中的企业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升级的明确路径。其中控制 GVC 准入和控制全球生产决策是本研究基于中国企业实践创新提炼出的 GVC 核心活动，这为处于 GVC 低中端位置的企业提供了与其资源与能力禀赋现状更为匹配的成为 GVC 治理者的重要路径。此外，本研究基于买方及卖方角色提炼出的五种 GVC 权力可为中国企业评估自身在 GVC 中权力位置和投资活动提供借鉴。

心得体会

关注中国企业的发展，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作者一直从事企业创新与企业升级的相关研究。在观察与研究中国企业创新升级实践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为中国企业通过自身竞争力的提升掌握越来越多的核心资源从而在 GVC 中实现地位的跃升感到骄傲与自豪；另一方面，在全球局势不断变化、GVC 重构不断演进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 GVC 中所面临的不仅有企业升级问题还有 GVC 治理的挑战。GVC 的动态性给企业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为基于新兴经济体企业视角的 GVC 相关研究带来了必要性和趣味性，值得不断地探索。非常感谢本文案例研究对象企业的多位高管不吝与研究团队分享企业经营的经验成果， 同时诚挚地与我们共同探讨企业管理理论以及经营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引导研究团队挖掘企业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推动企业管理理论与经营实践同步发展。

原文引用

宋耘,王婕,曾子欣,陈浩泽.中国企业是如何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基 于扎根理论的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2,25(5).

转自：“南开管理评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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