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克里斯·韦利兹（Chris Wellisz），金融与发展
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20年颁给了哈佛大学教授—梅利莎·戴尔（Melissa Dell）。Melissa Dell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发展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近几年崭露头角，做出了很多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梅利莎·戴尔，2005年哈佛大学本科毕业，2007年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并于201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博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Dell的博士生导师便是大名鼎鼎的MIT经济系主任阿西莫格鲁（Acemoglu）。俗话说，名师出高徒。Dell学术贡献也毫不逊色，目前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2014年进入哈佛以后，发了多篇Top期刊，2018年直接从助理教授跳跃到正教授。2014年IMF将Dell列为25位最聪明的青年经济学家；2018年荣获伊莱恩·贝内特（Elaine Bennett）研究奖，而《经济学人》杂志则将她评为“十年来八位最佳青年经济学家”之一。
贡献一：开创性数据&制度持久性
社会制度是历史、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Dell以细致和创造性的数据收集和经验工作，增进了普通百姓对国家政府扮演角色的理解，为整个政治经济领域赋予了新动力与新方向。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一贯在主张制度的持久性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事件的“持久阴影”（诸如：Engerman和Sokolov）。譬如，跨国研究指出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在殖民时期的劳动力组织方式有所不同，并使用跨国历史数据来支持这些制度差异具有长期影响的观点。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比较了殖民时期不同国家设立机构的情况，研究表明早期机构差异性延续至今依旧至关重要（AER，2001）。Dell的研究中则超越了跨国证据，她主要利用历史事故或特殊性来阐明制度差异（包括国家组织的差异）的持续影响。基于历史背景，能够更有力证明特定制度的持续影响，并探索发生这些影响的特定渠道。其中，Dell在“秘鲁采矿业的持续影响”中深度阐述了该问题（Econometrica，2011）。文中作者基于“西班牙的强制性机构是根据地理非连续性来支持现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地区的银和汞开采的”的事实。特别地，位于矿井周围集水区的男人则受制于劳动机构（“Mita”），而位于矿井周围集水区边界外的男人则没有。即使早在三百多年前这些特殊机构已被废除，但其经济与政治效应仍存在后期持续效应。这篇论文运用空间回归不连续性模型（断点回归方法）进行研究，发现持续效应显著。相比于居住于边界上家庭，边界内居住家庭贫困状况要差大约20-30％，儿童发育迟缓的比率要高得多。作者通过对差异化资料的详细分析，不仅丰富了早期文献中的跨国方法，而且清晰阐释了制度兴起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Mita负面影响很可能由于公共产品供给匮乏所致，并揭示出这种现象与流域内外经济结构密切相关。特别地，这篇文章识别了庄园（haciendas）在解释Mita影响的显著效应，因为庄园作为大型农场单位，有能力影响政府提供连接农场与市场的道路资金。作者发现，Mita集水区以外的牧场多于内部；国家对Mita内劳动力控制似乎在一定程度阻止了庄园型私人农场的进入。尽管庄园可能是剥削机构，但与国家强制性程度相比，庄园仍显逊色。传统观点认为拉美国家发展缓慢与土地所有权集中密切关联，本文结论则与传统观点相悖。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土地的精英人士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作用。此外，Dell还有三篇采用类似方法的文章均具有里程碑意义，即利用个体事件寻找墨西哥、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特定机构（组织制度）的持续影响。这四篇论文均对政治经济学长远发展具有重要贡献，也是为研究人员如何能够通过记录历史事故的持续性提供了经典范本。
贡献二：创造性识别设计&政策冲突
Dell第二大重要研究领域有助于回答当前与政策方面的冲突性问题，再次运用创造性的经验设计来识别差异。在“贩运网络与墨西哥毒品战争”（AER，2015）中，Dell调查了墨西哥毒品战争如何影响当地经济发展。作者将PAN政党（该政党强烈反对卡特尔）的市长的当选镇与该候选人未当选镇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PAN政党抵制卡特尔的强硬措施引发了更多帮派内部暴力事件。更重要的是，作者首次记录了犯罪活动的空间网络蔓延：帮派内部暴力的城市不再是毒品的吸引力之地。此外，她建立了将毒品从起源到美国入境点的道路网络。研究表明，贩毒集团的活动已经从这些受影响的毒品城市转移到了形成替代途径和更“和平”可行的通往目的地的途径。此领域第二篇论文是“通过外国干预建立国家：军事战略不连续性的证据”（合作者，Pablo Querubin，QJE，2018）。Dell运用了一种政策不连续性，即对村庄进行连续评分，然后将其分类以此确定村庄的处理方式。因此，位于标准的一侧或另一侧的极为相似的村庄（以连续规模）经过了不同离散处理以处理差异化效应。作者还研究了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不同战略的效应差异性，结果表明陆军更加严格的政策导致了对越共的更多支持。鉴于梅利莎·戴尔（Melissa Dell）学术研究的独创性、严谨性和好奇心，为政治经济学领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激发了其他研究学者的灵感。
在秘鲁库斯科埋头整理史料的梅利莎·戴尔（Melissa Dell）需要歇口气。于是她搭乘巴士去探访自己正在研究的偏远山区，花了几周时间与当地人攀谈。这些西班牙统治时代银矿矿工的后代身着克丘亚传统服饰，居住在土坯地面、没有窗户的木屋。
戴尔回忆说：“我会问当地人：‘这边跟那边有什么不一样？’”她说的那边，指的是几英里外的一些村庄。“他们会说：‘那边有路。因为有路，他们种了玉米，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卖。如果我想把我种的玉米拿到市场上卖，玉米在半路上就烂了，因为这边根本就没有铺过的路。’”
这些对话印证了戴尔的观点，也就是殖民时代的劳役制度（称作“米塔制”）在土著居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直到两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清晰可见。戴尔造访时，当年实施米塔制的地区几乎没有铺过的道路，与生活在米塔制地界之外的居民相比，这里的居民往往更加贫困，并有更大可能是仅能维持生计的农民。
2010年，戴尔的研究在知名学术期刊《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上发表，当时她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她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秘鲁矿业米塔制的持续性影响》（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Peru’s Mining Mita），仍然在她母校哈佛大学的本科经济学课堂上教授。美国经济学会2020年决定授予她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考虑到这篇论文的份量。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每年颁给一名40岁以下的杰出经济学家。
成功的秘密
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一些地方繁荣发展，而另一些地方停滞不前。社会如何沿着发展阶梯向上爬升，实现更大的繁荣？实现经济成功的秘密武器是什么？为什么南非和柬埔寨在1960年时的生活水平相当，而今天南非的人均GDP要远高于柬埔寨？ 类似的问题为一些宏大、近乎史诗般的书籍提供了灵感，这些书籍的内容横跨好几个世纪和大洲。例如，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着眼于环境因素，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则关注体制的作用。
戴尔对这些问题充满兴趣，但她想开辟一条不同的道路。她把这一主题放在显微镜下，不是考察各大洲、各个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而是考察邻近乡镇之间的财富差距。 戴尔在接受《金融与发展》杂志的采访时说：“要想真正深入研究，需要有本地视角。通过关注微观层面，可以弄清楚更多的详情和细节。”
戴尔对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于找到了她所说的“持续性通道”（channels of persistence），这也是她采用微观方法的优势之一。在米塔制的案例中，这种通道便是西班牙殖民者实施劳役制度地区基础设施的缺乏。 在实施“米塔制”以外的地区，大型农庄的所有者利用政治影响力修起了道路，方便自己的产品运到市场上。而在实施“米塔制”的地区，大型农庄较少，因为西班牙殖民统治者不希望农庄与他们争夺劳动力，因此道路也较少。
戴尔的另一项重大贡献是完善了一种名为“断点回归”的计量经济学工具。这种工具的经典应用是研究某种社会服务，如美国医保计划Medicare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影响。“断点”为被保险人达到65岁。在65岁之前，你没有资格参保；到了65岁，你就取得了参保资格。学者利用这种断点，对刚过65岁的人和快到65岁的人进行比较，就Medicare的影响得出结论。 戴尔将这种方法发扬光大，扩展到运用于地理空间，例如采矿业实施“米塔制”边界内外的村庄。这就涉及到更多的变量和更加复杂的计算。戴尔的同事说，戴尔虽然不是第一个运用地理回归分析的人，但她完善了地理回归分析，并使这种方法在经济学界普及开来。
纽约大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副教授巴勃罗·奎鲁宾（Pablo Querubin）说：“戴尔在研究米塔制的论文中为许多人介绍了地理回归断点设计，其他人受此启发写出了几十篇论文。” 为研究米塔制，戴尔通过自学掌握了地理信息系统（GIS）绘图软件的使用方法，用来精确定位她所研究的村庄，确定各个村庄之间以及这些村庄与“米塔制”边界的位置关系。她后来还在课堂上教授如何使用该软件。 在戴尔的仰慕者看来，掌握地理信息系统是戴尔一丝不苟和坚持不懈的例证。这些品质还体现在她勤奋的档案查询工作和对包罗万象的文献的把握之中，这些文献从西班牙殖民地到现代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运作，无所不包。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尔的博士学位论文导师之一阿西莫格鲁（Acemoglu）说：“梅利莎身上有个特质，她从不投机取巧。”
经济学家的成长之路
戴尔在俄克拉荷马州伊尼德长大，这座人口约五万的城市坐落在北美大平原边缘，因拥有巨大的储粮能力而被誉为“小麦皇后城”。她的母亲是一名幼儿园老师，父亲在一个空军基地的汽车配件商店当平民承包商。 在哈佛大学，她参加长跑比赛，主修经济学，起初打算上法学院。她学了西班牙语，在秘鲁一家妇女小额信贷组织当过暑期实习生。那是她第一次出国。 她说：“挺开眼界的，我能够亲眼看到发展中经济体的状况，有机会跟当地人聊天，了解他们的视角。”
她直到大学四年级才决定攻读经济学博士，当时她读了一些论文，其中包括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罗宾逊共同撰写的《殖民地起源的发展比较》（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一文。这篇论文认为，主要剥削自然资源的“榨取性”殖民制度造成了后患，催生了现代世界各个地区的欠发达问题。 戴尔说：“这让我想到了米塔制，我想到，米塔制是榨取性体制的典型例证。”
米塔制成为她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课题，她在牛津大学担任研究员的两年时间里继续进行相关研究。到她入读麻省理工学院时，她已经又用了一个暑期在秘鲁开展研究，为她的博士论文打下了基础。 针对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开展的工作使她对亚洲与拉美不同的发展路径产生了持久的兴趣。她阅读了关于亚洲经济体的文献，开始思考韩国、中国台湾省等东北亚经济体与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经济体之间的分化。
越战“控诉书”
她意识到，越南位于东北亚与东南亚的交汇处。在题为《历史国家、地方集体行动与越南的经济发展》（The Historical State, Local Collective A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的论文中，戴尔和共同作者内森·莱恩（Nathan Lane）及奎鲁宾使用地理回归断点法来研究两种管理模式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北部的大越采用中国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村庄是基本行政单位；南部的前高棉地区则采用恩庇-侍从模式，农民向地主上贡，而地主为农民提供保护。
戴尔和她的共同作者发现，几个世纪之后，在前大越地区，家庭消费比前高棉地区高出三分之一左右。前大越地区村庄的居民参与地方公民机构的几率为前高棉地区的两倍，教育程度更高，并有更多机会获得医疗服务。 戴尔和奎鲁宾在对越南现代生活水平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文件：美国和南越当局1969年至1973年对1.8万个村庄进行调查的结果。这些调查有的按月有的按季度，收集了对169个问题的答复，问题涉及当地政治、经济和安全状况。这可谓是了解当地人态度和生活水平的信息金矿。 开展这项研究的人使用了一个算法来将答案加总，为每个村庄得出一个安全分数。安全分数较低的村庄遭到轰炸的可能性显著较高，理论依据是，使用压倒性火力能够削弱叛乱力量，干扰他们的行动并打击士气。 分数为从1到5的连续数值，但由于当时的运算能力有限，这些分数被四舍五入取了最接近的整数。这就意味着，两个结果非常相近的村庄（例如2.49和2.51）会得出不同的分数，在分界线造成断点。
戴尔回忆说：“我刚开始分析数据时，就意识到这属于回归断点。”
戴尔和奎鲁宾要想进一步研究，首先需要取得未经四舍五入的安全分数，而这些分数已经不复存在。但有一种变通办法：如果可以找到用来所谓计算未经四舍五入分数的条件概率矩阵，就可以重走计算过程，重建原始数据。 于是，他们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找了数千箱文件，想要寻找这些矩阵，但一无所获。在得克萨斯理工大学越南战争在线档案库中进行的搜索也是徒劳无功。 戴尔决定离开马萨诸塞州剑桥前往华盛顿特区，查找麦克奈尔堡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收藏的档案。一开始，她什么也没找到。后来，一名在旁边工作的历史学家说，他在地下室里看到过一些箱子。戴尔到地下室里查看了之后，出来给奎鲁宾发了一条两个字的短信：“找到”。 奎鲁宾回忆说：“我多半早就放弃了，但她十分坚定，坚持不懈地寻找那些条件概率矩阵。” 在重建原始分数并应用断点回归之后，戴尔和奎鲁宾得出了结论，认为美国的“压倒性武力”战略效果适得其反：轰炸使村民更有可能支持共产主义起义活动，并削弱了非共产主义公民活动。
他们论文的某些部分读起来像控诉美国在越南采取的军事战略，该战略在很大程度上由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麾下的“常春藤联盟神童”主导，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以及《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的作者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这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号称发现了各国攀登发展阶梯须满足的条件。 戴尔批评说，邦迪和罗斯托等顾问提出并无数据支持的花哨理论，她说，他们给社会科学带来了坏名声。他们的失败“无疑表明必须为极其复杂的政策问题引入一系列视角，并真正用数据来检验问题”。 阿西莫格鲁说，戴尔成功弥合了理论与实证工作之间的差距。他说：“她具有严谨的学术思维，同时又能敏锐地认识到人类面临的真正的一阶问题，她是将两者巧妙结合的完美范例。” 戴尔博士论文的另一名导师本杰明·奥尔肯（Benjamin Olken）说，戴尔关于越南的研究工作表明，“她愿意倾力投入，她的投入带来了这些长期回报”。
戴尔最近在研究日本在中国台湾省的殖民统治如何影响这座岛屿的发展。她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20世纪初日本公司的记录。这批宝贵的资料很难数字化，因为它们使用了成千上万个现已不再使用的字符，版面布局也很特殊。 我认为，长跑的确能让人更加深入地领会坚持不懈这一宝贵的人生经验。于是，她运用自学的编程技术，利用开源软件开发了一个名为Layout Parser的程序包，使学者能够扫描格式特殊的文件。她还正在做一款字符识别软件，该软件将比市售光学字符识别软件更简单、更准确，更适合读取历史学家使用的那种文件。
戴尔说：“这为极其丰富的资料打开了大门。我觉得这个项目也挺适合在疫情期间做，因为档案馆关门了。” 奎鲁宾对戴尔不吝溢美之词，他指出，戴尔动手做这个项目一年后，便开始教授一门关于数据监护深度学习方法的课程。 他说：“她在方法上取得的突破，将带动其他经济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解锁许多其他项目。这将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人生经验
奎鲁宾和其他学者认为，戴尔在研究上的坚持不懈与她的长跑经验具有相似之处。奎鲁宾回忆，他有一次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的讨论小组里看到戴尔，觉得她看起来很疲惫。结果发现她正在训练备战超级马拉松。
戴尔暂时放弃了超级马拉松。她与富达投资集团的Austin Huang结了婚，两人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四个月，最大的已经四岁。 她说：“我确实喜欢把跑步当消遣，但现在我没法把孩子全都放进一辆双座婴儿车上推着跑。”
“希望最大的孩子大到能骑车跟我一起的时候，我可以重新开始跑步。我认为，长跑的确能让人更加深入地领会坚持不懈这一宝贵的人生经验。”
转载来源：管理学季刊
转自：“思得学术”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