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枫 | 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态势——兼论中国的当前对策和长远战略
肖枫◆文
近年来，世界“两个主义”的对比态势发生了新变化，社会主义虽处低潮但处境大为改善，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金融危机虽然重创了资本主义，但其在体制内的调整作用明显。中国的发展要兼顾国内和国际两大方面。新的时期，“两个主义”呈现既斗争又合作的特征，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在处理“两个主义”的关系时必须抛弃旧的极端化思维理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新探索、提出新思路。
——肖枫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下简称“两个主义”)作为“主义”，既可以指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也可指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对于如此广泛而复杂的关系，作任何简单的概括和定位都是困难的。此文针对近年来人们热议的一些话题，结合近年形势中出现的新情况，谈谈个人的一孔之见。
一、如何看待“两个主义”的对比态势
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形势，一般提法是“仍处低潮，资强社弱、资攻社守”。这当然没错，但为求全面，对社会主义的形势最好是讲两面，即一方面是苏东地区的政治地震使社会主义遭受了大挫折，但另一方面是中国顶住压力，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并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使社会主义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于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总体态势，是“大挫折”与“新局面”同时并存的局面。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两个主义对比态势有何新变化?
1.社会主义处境有很大改善，但仍处低潮的大势没有改变。
10年前，国际媒体还在唱衰中国，什么“中国崩溃论”很有市场的。但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媒体转而对中国进行“拔高和热捧”。这虽然不乏其战略需要和某种陷阱，但首先应当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已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种反映。
这种情况集中表现在西方不少学者对研究“中国模式”显示出浓厚兴趣。最引人注目的，是曾经宣扬人类历史将以“华盛顿共识”为终结的F.福山。他在2009年“变调了”，反过来肯定中国模式，称中国模式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并认为这种模式“也许会超过西方模式”。此外还有不少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赞扬中国模式。英国发展问题专家J.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总特征是“权威式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德国社会学家H.韦尔策认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赞扬，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的一种肯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社会主义的处境与10年前相比是大不一样了。
2.金融危机重创了资本主义，但决不能认为它是“风雨飘摇、四面楚歌”。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西方国家的日子的确不好过，资本主义面临制度性困境，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动荡，社会也可能呈现出不安定。但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的困境决没有达到“风雨飘摇、四面楚歌”的程度。别的不说，就连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左翼政党，他们也已收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而改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意思是主张民主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西方社会多数人是接受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调整”这一事实的，不会出现“体制外革命”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发展”的形势。
3.中国仍要埋头实干办好自己的事，同时要警惕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害和威胁。
中国不要受某些左翼过激言行的影响，也不要过于看重“占领华尔街”之类事件，仍要冷静地看到社会主义仍处低潮的总态势没有改变。中国除了应对美国重返亚太，加大对我军事牵制，挑拨离间造成我周边不稳定等局势之外，最要紧的事情还是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同时要警惕西方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害和威胁。一是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困境，可能迫使美国采取特殊手段来维护其全球霸权。美国垄断财团在许多投机泡沫破灭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将投资方向转向控制自然资源。二是美国利用新自由主义政策误导各国经济金融改革，策划隐蔽的经济金融战争，打击别国经济和货币体系，以转嫁自己因危机而造成的损失。滥发美元掠夺世界财富，就是这种手段之一。结果就是中国不仅损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财富都在遭受贬值损失。于是造成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却是低工资高物价，这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是很大威胁。
4.美国出于“战略焦虑”提出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加重了中国周边环境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但中国完全可从容淡定地认真应对。
奥巴马刚上台时曾提出“G2”设想，企图拉拢中国合作治理世界，但中国没有接招。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而美国经济乏力，国内问题突出，在“美国衰落”、“中国将超美”声浪的刺激下，奥巴马高喊美“决不当世界老二”，接着美政府提出要“重返亚洲”，加强了对中国的“牵制”和“遏制”。近年来，中国周边热点迭出，几乎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这一战略调整，搅乱了中国周边和平安定的环境，加重了中国周边环境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给中国和平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表面看来这似乎只是中国东海和南海的一些岛屿归属之争，但实际上这是美国为“重返亚洲”，加强对中国的“牵制”和“遏制”的产物，带有浓重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色彩，是中国需要认真看待和对待的。
二、如何估价“两个主义”关系的总趋势
1.近年来，有人认为两个主义出现了“良性互动”，而我以为不能笼统地谈论什么两个主义的“良性互动”。
两个主义的关系很广泛，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情况是不尽相同的，需要区别不同情况，有个总体把握。以中美关系为例，每个方面的情况都很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经济上彼此交流合作、相互借鉴已很广很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依存度已是难舍难分了。
2.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深入发展，但美国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事实没有改变。
近10年来世界最大的变化是，西方美、欧、日三大板块“整体下沉”，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特别是中国“迅速崛起”影响非常深远。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要慎言“美国衰落”。但过去的“一超多强”是“一超超强，多强多不强”，现在则在向“一超相对削弱，多强大为增强”的方向发展。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事实没有改变，所以它常以世界“领导者”自居。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突出的是军事行动。美军舰在东亚来回穿梭，与盟国军演不断，到处炫耀武力。美国原来标榜“公正”，声称在“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站”，然而近来美国明显地偏向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给他们撑腰打气，公开宣布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在香格里拉会议上美国防长竟然明目张胆地颠倒黑白，指责中国“破坏南海稳定”。这些迹象令人忧虑，美国真的已下决心要与中国全面对抗?这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3.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不能简单地看待复杂的中美关系。事实上，中美关系是谁也离不开谁，有人说中美已好似“连体婴儿”。这种情况就决定了“不发生大的对抗”是双方的战略底线，否则对谁都无好处。对美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这当然是对的。但脱离实际的过分警觉并非总是好事，总喊“狼来了”可能贻误我们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对此要有忧患意识并积极应对，但也不值得过虑。我们应胸中有数，从容淡定。
对于持“冷战思维”的美国鹰派，中国决不能示弱。只有准备战争才能避免战争，因此中国必须增强国防实力。当然中国必须吸取苏联的教训，决不能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中国可实行“不对称战略”，为加强国防实力，集中力量搞几手“杀手锏”，不必同美国搞全面的军备竞赛。
4.具有创新安全理念的“亚洲安全观”与“以结盟方式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的旧“冷战思维”。
亚洲安全合作要跟上时代，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有人热衷于搞军事结盟，继续打造和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集团，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近年来，美国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日本意欲“解禁集体自卫权”，便是这种旧的冷战思维的生动体现。这种以军事同盟方式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非但无助于解决亚洲面临的安全问题，反而加剧了亚洲的冲突与动荡。
“亚信会议”是亚洲覆盖范围最大、成员数量最多、代表性最广的地区安全论坛。它是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1992年10月的第47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倡议成立的。2010年6月前，亚信主席国一直由哈萨克斯坦担任，自第三次峰会起，土耳其接替哈萨克斯坦担任主席国。亚信第4次峰会于今年5月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中方正式接任2014年至2016年亚信主席国。习近平在会上的讲话，将会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两个主义之间的借鉴和合作在深入发展，对话而不对抗、磨合而不摊牌正逐渐成为趋势和主流。至少在2020年之前，维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是可以期待的，这就是说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然是有战略机遇期的。但是，两个主义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时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总体说来，两个主义的关系仍然是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
三、如何把握“两个主义”关系在不同领域的不同情况
1.“两个主义”经济体制上的相互借鉴在深入发展，而且不可逆转。
有论者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舍难分”了。从体制与模式角度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在“趋同”，也有人说两个“主义”在进行“制度对接”。近10多年来我们在体制改革中，经过多种形式的试验，最终确定采用“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总体看，应当说两个主义通过相互“借鉴”和“嫁接”，的确已出现了“接近”甚至“趋同”的情况，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相似和相通之处是大大增加了，从这一角度看，说存在“趋同”的趋势，是没必要完全否认的。
2.“两个主义”政治上的本质区别不可抹杀，应坚持“和而不同”。
上述两个主义的相互“借鉴”和“接近”，没有也不能抹杀和混淆“两个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我认为主要是在政治上，是政权性质、国家性质的不同。不管怎么“趋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在政权性质上的差别是绝不可混淆和抹杀的。相互趋同与区别依旧，并不矛盾，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我们说要坚持社会主义，指的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与一切主张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改革改良的社会主义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是主张要先“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谈得上搞社会主义的。
3.决不能犯苏共丢失“政权”的“颠覆性错误”，这条底线一定要守住。
上世纪80年代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多次访华，他思想很激进，总是担心中国改革开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权问题非常重要，是否拥有社会主义政权，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之所在，是绝对不能麻痹大意的。
4.对西方模式，既不能顶礼膜拜照抄照搬，又必须理直气壮地学习和借鉴。
无论是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主张学习借鉴而不能照抄照搬的。在发展模式多样化的世界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定位”是非常明确和独特的，这就是：既学习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又不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将东西方模式的长处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无论是在经济制度上还是在社会政治制度上都应当这么做。
在政治体制方面，可以说世界没有统一适用于各国的民主模式，各国的政治制度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人类在长期奋斗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由、民主、人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
四、如何从战略高度看待“两个主义”的未来
资本主义不是人间天堂，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永远有其存在的土壤。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要坚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种“取代”，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方式上具有“多样性”，道路上具有“曲折性”。对于两个主义关系的发展前景，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根据新情况提出新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规划。
第一，从理论上要坚信“两个必然”，又决不能忽视“两个决不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两个决不会”。“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思想相统一，就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但其实现的道路和过程将是长期曲折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就是说，世界范围内同时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将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现象。
第二，既然“一球两制”是相当长时期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必须解决好“两大战略问题”。
一是在国内，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切实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以社会主义搞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的确优于资本主义。二是在国际上，要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好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同发达国家既矛盾斗争又借鉴合作的关系，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既要有与资本主义大国，主要是美国长期周旋的耐心，又要有善于同其打交道的本事和能力。这两大战略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
第三，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运动”已呈现出与过去年代完全不同的新特点，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不靠“国际联合”而靠“成功实证”。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严格说来算不上一个“运动”，它不过是彼此独立自主、各行其是、没有统一联系的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力量、社会主义流派或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大汇总”。它们一般不满资本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自称要搞社会主义，实则是一个庞杂的“大左翼”。
世界社会主义将如何发展?看来与过去战争与革命年代不同，不能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国家“数量”的增加，而主要靠“点”的繁荣和“质”的提高，即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将自己的事情搞好，以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才可能有较大发展。
第四，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形态力”，必须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外战略上成功完成了三大转折发展，现又提出了与冷战思维完全不同的新理念。
第一大调整发展是由支援“世界革命”调整转变到“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这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
第二大调整发展是中国确立了“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并作出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选择。这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政权崩溃之后。
第三大调整发展是中国做出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倡导“和谐世界”的战略抉择。
近年来，习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在对外战略思维中提出了建立“利益共同体”的理念。这就是最近习近平同志继提出“整体国家安全观”之后，又在“亚信会议”上提出了与冷战思维完全不同的创新安全理念——“亚洲安全观”。习近平同志在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安全观”，是以创新的安全理念，来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这是与“以结盟方式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冷战思维完全不同的，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是在顺应亚洲形势需要的基础上，为加强亚洲安全合作而贡献出来的“中国智慧”。
第五，社会主义作为“制度体系”，与资本主义既存在区别和取代的关系，也存在继承超越和学习借鉴的关系，必须抛弃旧的极端化思维理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新探索、提出新思路。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世界自从有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的近百年的历史表明，两个主义之间的关系除了矛盾斗争的一面，也确实存在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一面。
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和道路问题上，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必呈“多样化”的趋势。看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不外乎对其“体制内改良”和“体制外革命”这样两种方式。
第六，与此相联系，对世界上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决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
在对待不同社会主义倾向和流派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坚决反对“非真即假”的简单化态度。必须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来研究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流派的问题。对各种思潮和流派无妨承认他们自称的那种“社会主义”，以包容开放的态度支持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发展，这符合我们提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也顺应了世界社会主义“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的总趋势。
采用“泛社会主义”概念的好处是，既可扩大探索社会主义的朋友和伙伴的队伍，又可增加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底气我们承认和肯定这些社会主义流派和力量的历史作用，将它们看成是探索社会主义的“朋友和伙伴”，这比只把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看成是社会主义，更能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底气。
第七，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考虑如何搞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一是必须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对内为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当然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外要少讲“主义”，宣传不要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论亲疏。既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对外宣传上不宜总把“取代”挂在嘴上，而应多宣传“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当彼此尊重，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二是要如实说明：中共不是苏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社会主义。三是要突出强调中国与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中国坚持各国共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的共同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文章来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6期
文章作者：肖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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