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televis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e:Ethnographic survey based on female book village
【作者简介】陈峻俊，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摘要】女书又称“女字”，是世界现存唯一的女性文字，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在现代传媒的影响下，女书流传的村落已发生巨大改变，而这些变迁直接影响着女书传承。本文以浦尾村为典型研究对象，以社会互动理论为阐释框架，运用民族志方法，分析电视媒介与浦尾村和女书传人的社会互动，以及女书的传承保护现状。通过分析认为：在电视媒介与女书的社会互动模式中，浦尾村和女书传人主动与电视媒介进行互动，使之纳入到原有的生活模式下，电视媒介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浦尾村和女书传人，女书的传承保护渐渐翻开崭新的一页。
【关键词】电视媒介；女书；社会互动；民族志
“女书”又称“女字”，其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性别文字，包括字体形态、语音、笔画结构、组合方式、使用功能等，仅限于妇女之间交流使用，区别于其他任何文字（包括中国汉文字）；广义指女书是一种文化，包括产生这种文化的人文地理、流传区域的各种风俗习惯以及女书文字写成的作品和写有这种文字的物体。女书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女书流传范围主要在岭南瑶族聚居区，包括湖南永州的江华、江永、道县，广西富川、钟山、恭城、贺州以及广东的连州等地，可划分为女书流传核心区和辐射区。据此，本文暂且对女书村落做一个定义，指女书流传核心区内的所有村落。女书村落大都坐落山间，地形孤立封闭，当地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古朴而自然，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为女书提供了生存土壤。然而，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女书村落这片世外桃源也被卷入城镇化进程之中，面临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本文以湖南省江永县浦尾村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民族志方法，辅以调查问卷、个案研究等其他量化方法，从电视媒介视角切入，以社会互动理论为阐释框架，试图回答“电视媒介与浦尾村如何社会互动”、“电视媒介与女书传人如何社会互动”和“这两种社会互动对女书的影响”三个问题，旨在勾勒电视媒介与女书的社会互动图景。
笔者对浦尾村进行学术调研的时间分为两段：一是2008 年8 月1 日- 2008 年8 月12 日和2010 年2 月23日- 2010 年3 月11 日，通过这两次田野调研，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二是2011 年2 月16 日- 2011 年3 月2 日，笔者再次来到浦尾村进行民族志调查，与女书传人胡美月同吃同住，在全面采集资料的前提下，对本次研究的方向进行了重点关注。
一、电视媒介与女书的社会互动模式：直接互动与间接互动
社会互动理论是指“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具有相互依赖性的社会交往活动”，它包含七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1）社会互动必须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
（2）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只有发生了具体相互依赖性的行为时才存在互动；
（3）社会互动以信息传播为基础；
（4）社会互动可以是面对面的，也可以在非面对面的场合下发生；
（5）社会互动总是在特定的情景下进行的，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意义；
（6） 社会互动还会对互动双方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并有可能对社会环境形成一定的作用；
（7）人们的互动往往遵循一定的行为模式，具有一定的互动结构。
针对以上七个方面的内容，本文得出电视媒介与女书的社会互动模式(如图1)。在这个互动模式中，互动的一方指电视中所呈现的外部世界；互动的另一方指女书。双方以电视为符号中介而间接互动，又以媒介从业人员进入村内的采访而实现直接互动。该互动模式以传播大众文化和采集女书信息为基础，并对互动双方的关系产生影响。
本研究中，电视媒介包含两方面意义：一方面代表电视本身，具有影像、字幕、音响等电视基本规范和含义，村民通过对电视频道、电视节目、观看时间的主动选择而与其进行互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符号中介，外部世界的信息通过媒体工作人员的编辑加工，以电视节目的方式播放，村民在观看电视节目的过程中实现与外部世界的间接互动。女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女书村落为生存载体，以村民为管理者和传承保护者，电视媒介与女书的社会互动其实可以具化为电视媒介与女书村落以及女书传人的社会互动。
二、电视媒介与浦尾村的互动：村民的主动选择与作为互动载体的电视
浦尾村是女书流传核心区的“核心”，地处湘南，位于都庞岭和萌诸岭之间的河谷平原，四面环水，只有一个吊桥与外界相通，远离其他乡镇，是女书生态博物馆的主要依托地。浦尾村分大浦尾和小浦尾，是江永县上江圩镇下新屋村两个毗邻的自然村，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小浦尾村。小浦尾村被称为“女书文化村”，保留着较为原始的女书遗迹，全村45 户，总人口228 人，男女比例大约为1：1，文化层次主要为初中和小学以及小学以下，外出打工、务农是其主要经济来源。
对于浦尾村从什么年代开始接触现代媒介这个问题，村里的老人们已经“记不起”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电视出现以前，电影、广播等传播媒介也曾在浦尾村或长或短的存在过。现在的浦尾村已见不到广播电影，在一些农户家庭中虽然能看到报纸，但只是糊窗、包装东西、当桌布而已，大部分村民文化水平较低，对纸质媒体的兴趣不大。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浦尾村最普及的现代媒介是电视。据该村村支书胡社国介绍，1987 年，浦尾村出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时浦尾村还没有通电，靠电瓶带动。胡社国最早买的是黑白电视机，14 寸，靠架天线接受卫星信号，只能收到湖南台和中央电视台，全村人一起露天观看，每晚播放三个小时左右。1991 年村里通了高压电，开始有三、四户家庭买了黑白电视机。直到1994- 1995 年的时候，第一台彩色电视机在村里出现，价格在2000- 3000 元左右。2000 年以后，浦尾村大部分家庭都有了彩色电视机，电视机的价格也相对便宜了。现在，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有至少一台彩色电视机，靠“锅盖”接收卫星信号，能收到56 个电视台的节目。浦尾村通过电视等现代媒介保持着传统文化村落与现实外部世界的互动。
（一）村民主动选择电视媒介
电视媒介是浦尾村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窗口，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有选择性地与电视媒介进行互动，使之纳入到自己原有的生活模式下，但女书的符号互动功能却逐步被取代。本文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村民对电视媒介的社会互动。
1.选择看与不看
电视是浦尾村使用率最高的媒介，这是“选择看”的前提条件。看电视既是村民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途径，也是他们打发无聊时间的方式。从调查中得知，看电视、与人聊天、赶集、走亲戚是浦尾村人获取外部信息的四大主要途径，比例达到75.4%，而从外出务工人员处获得的信息来源仅占5.3%。赶集、走亲戚、与村民聊天由于不是时常发生，因此所获得的信息量非常有限。因此，看电视是浦尾村人唯一经常使用、获益最大的与外部世界交流的一种途径。
看电视也是村民填补空闲时间的最好方式。农闲时或遇到下雨天气无法出工时，村民也会选择待在家里看电视，电视是村民最主要的娱乐方式，而电视剧是他们经常收看的节目。
2.选择什么时候看
浦尾村村民收看电视的时间并非每日固定不变，而是依据传统农业生主灵活安排，“有时间就看，没得时间就不看”。有将近57.1%的村民基本上每天都看电视，但看的时间不长也不固定，大多在1- 3 个小时之内。大部分村民的收看行为要受到传统农业生活的限制，村民只能在忙碌琐碎的家务和繁重的农活间歇间断性收看电视。
3.选择看什么和怎么看
为了更充分地了解“村民怎么看电视”，笔者于2011年2 月20 日，分早中晚时段随机记录了浦尾村人看电视的场景，现摘取10 个家庭的记录（如表1）：
从上述随机记录可知：浦尾村村民在选择电视节目时一般偏向于电视剧、娱乐休闲这类能够快速带来欢乐的节目，只有少部分人喜欢看新闻类节目。村民一般没有电视节目类型的概念，常用“没得电视看”表示没有喜欢的电视剧节目，用“喜欢看打日本鬼子”的模糊说法表达自己对历史剧题材的喜爱，当问及原因时，他们会发出“好看啊”、“有意思”、“有意义”这一类的声音。
其次，低涉入度是村民“怎么看”的方式之一。打开电视机后，绝大部分村民并不会立即安心坐下来，静静地看电视，而是把“看电视”当成了“听电视”，让电视的声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配乐”，使家庭的气氛更加“热闹些”。由于村民多是抱着“打发时间”的态度参与电视媒介互动过程，因此他们不会在看电视上投入太多的思想和情感。低涉入度的收视方式带给村民愉悦心情的同时，也使得村民能兼顾其他生活事项。
最后，频繁换台是村民“怎么看”的另外一种方式。在调查中了解到，大多数村民并没有“频道”概念，更多时候是用“多少台”来代替，如很多村民用11 台代替湖南卫视。村民每日收看的电视节目并不相同，而且几乎都是从中间开始看，就算遇到某部电视剧的第一集，也不会坚持看完。所收看的电视频道多样且不固定，好看的电视剧最能吸引他们的“驻足”，遇到广告时便又马上切换到另一个频道，对于电视节目内容的连续性并不关心。低涉入度的收视方式使得村民对电视内容的印象只停留在走马观花的层面，他们常常因“找不到喜欢看的电视”而频繁换台，对频道和节目的忠诚度非常低。
在与电视媒介互动的模式中，尽管作为女书传承者的村民有选择的主动性，但女书的符号互动功能却逐步被电视媒介所取代。
（二）电视媒介深刻影响浦尾村：火桌交流与两极受众
本文探讨电视媒介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其中接受方式与人群是电视媒介直接或者间接影响较大的两个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视媒介对浦尾村的社会互动主要表现在：
1.带来火桌交流圈
火桌是浦尾村每家每户必备的要件，当地村民为了“冬天看电视不冷”而使用。火桌一般摆在客厅，根据收视习惯而与电视机间隔一定距离（如图2），在没有特殊情况下，火桌摆放的位置基本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电视的出现带来了火桌，火桌的存在让家庭有了一个中心点，是家庭交流信息的互动场合。村民在火桌吃饭，聊天、烤火、打牌等，家庭在火桌旁商量家事生产等，火桌成了家庭文化的核心载体，形成了新的社会互动。
火桌的出现，改变了浦尾村的社会互动，这种改变反映在女性社会里更为明显。以前浦尾村的妇女大多缠足，没有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也没有多少与男子接触交往的机会，处在一种与男性社会隔绝的状态。她们大多时候是聚在在一起做女工写女书、吟唱女歌交流情感，结老同、坐歌堂、赶庙会、女儿节、斗牛节等是女书习俗最为集中的交流场合。“妇女们在这样的时空当中，读纸读扇，个体自娱，群体互娱，大家都沉浸在女性情感世界中，忘情入境”。如今，这种文化已经发生改变，当地女性不再刻意远离异性，而是不分男女老幼大家一起聚在火桌旁，边看电视边打牌、聊天、做家务等，她们的交流方式和交流场所基本上围绕着家庭，这也是电视所带来的女性之间社会互动的改变。
2.影响两极化的互动群体
对浦尾村而言，与电视媒介进行社会互动的群体主要是指常住在村内的人口，总数132 人，以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小孩为主，两极化特点非常明显。打工潮的出现一方面促使村民更有能力购买电视机，推动了电视机的普及，另一方面则产生了大量的留守老人和儿童，他们有大量的时间接触电视媒介，与电视媒介进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大部分的村民经过了长时间的收视培养，相对能理解电视的内容，可以进行更有效的互动。虽然部分老人和小孩由于知识文化水平的限制，并不能完全理解电视节目的含义，但“还是有电视好些”的感觉促使他们主动地接受电视。而且，电视本身所具有的声画合一、形象鲜活等特点，消除了交流障碍。
3.改变村民与媒介的关系
媒介从业人员的采访活动是一种直接的互动方式，是浦尾村与电视媒介社会互动的特殊成分。自女书发现以来，来过浦尾村采访的媒介从业人员每年递增，这种接触互动方式从两个方面改变了浦尾村村民与媒介的关系：
第一，村民看待媒介不再“神圣化”。当地村民有机会与媒体从业人员实现直接的接触互动，目睹电视新闻、电视剧的制作过程，充当电视新闻的背景，拉近了与电视屏幕的距离，进而消除了对电视的神秘感。
第二，村民角色转换。媒介的来访使得那些真正了解女书的人有更多机会站在摄像机前，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表达自己的想法，角色由“看电视”转换成了“上电视”。
三、电视媒介与女书传人的互动：利用电视内容进行现代女书创作
相对于普通村民而言，女书传人是一个特殊电视受众群体，她们不仅担任着女书传承保护的特殊使命，还必须承受高媒介接触频率和曝光率所带来的压力，这个特殊身份影响了她们的收视行为。女书传人在与电视媒介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会激发她们的创作热情，有意识地将电视传播的信息用于女书创作中，使得大众文化成为女书创作的素材来源。本文以女书传人胡美月、胡欣为例进行阐述。
女书传人全国仅有8 名，48 岁的胡美月是其中之一，她是女书老人高银仙的孙女，从小研习女书。23 岁的胡欣也是其中之一，8 岁时开始接触女书，现在会吟唱女书和创作女书书法作品，是江永县最年轻的女书传人。她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浦尾村人，和其他村民一样，每天收看电视是她们现今的生活习惯。同时她们还常常接受媒体采访。胡美月从1996 年开始接受媒体采访，在2002—2005 年期间，对她的采访最为集中，2009 年以后逐渐减少。期间采访过胡美月的电视媒体既有中央级、省级和地方媒体，也有新加坡电视台、欧洲电视台等境外媒体，总数不下一百家。胡欣接触媒体采访的时间比胡美月稍短，最初只是参与电视台的场景拍摄活动，2009 年以后单独接受采访的机会才渐渐多了一些。
2011 年2 月27 日，笔者对胡欣进行访谈：
问：经常看到自己在电视上吗？
胡欣：经常看到自己上电视，在长沙电视台、湖南经视都看到过，蛮开心的，觉得自己在电视上唱得还可以，和平时唱得差不多。表姐们也看到了，还打电话问我妈妈，妈妈知道了觉得很开心。在江永电视台也有啊，经常会放一些自己在女书园讲解的场景。
从上述内容得知，胡欣很乐意接受媒体采访，也很乐意参加各种女书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胡欣更加重视女书文化和女书价值，增强了她的文化自信心，从而持续培养她积极保护女书的热情。
胡美月是全国唯一会写会读能创作的女书传人。她的创作活动贯穿在日常生活中，“心情平静的时候”、“走在上班的路上”、“看到好看的油菜花”的时候，她都即兴进行创作，看电视便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平时胡美月看电视并不专注，更多的时候只是“有个声音在响着不寂寞”。看电视是胡美月家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也是胡美月打发漫长夜晚的主要选择。这种长时间的媒介接触，使胡美月无意识当中受到了大众文化的影响，有时会把电视传播的内容用于现代女书创作当中。
胡美月采用两种方式利用电视进行现代女书创作：
一是用女书直译电视内容。边看电视边练习女书字，是胡美月每天的功课，火桌成了她最好的书桌。当看到电视上“好玩”、“好笑”、“有意义”的内容时，她就马上写在旧报纸或者笔记本上，歌词、生活道理、名言名句是胡美月最喜欢摘抄的电视内容。在胡美月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写着这样的内容：
（时间：2008 年8 月19 日）
《阿里山的姑娘》、《十送红军》、《红梅赞》、《洪湖水，浪打浪》、《刘三姐》的歌词。（歌词略）
1、兰山上，兰花香，碧兰村的姑娘鲜花一样，不高又不矮，不瘦又不胖，会说又会做，能舞又能唱，性情温和又漂亮，天真活泼又大方，山上都是这样的好姑娘，城里的小姐们哪里比得上，哪里比得上。
2、安宁宁的小城里，安宁宁的街道，安宁宁的家中，是安宁宁的她，安宁宁的家，是安心心的花。
二是因电视而起的有感创作。胡美月的性格偏内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喜欢看历史剧和家庭生活剧，常常因可怜剧中的人物，或者由电视内容联系到自己的生活而创作女书作品。例如，2008 年9 月28 日，她因看到电视剧中做媳妇为难的情节而联想到自己做媳妇时的心情，便创作了一首女书歌谣：
白纸扇，扇杨杨，做媳妇好为难，打了骂了又要做，擦开眼泪听家娘，家娘屋里事又多，洗了点锅洗钯锅，我问家娘煮好多，有人有客三升半，没人没客两升多，拿块菜进火房，切大切小问家娘，吃了饭洗了碗，点燃灯进绣房，爷娘吩咐三句话，三两棉花纺细纱，如是今日纺不完，明天早晨见阎王。
以上这些内容只是女书传人利用电视内容进行创作的一小部分证明，是现代女书的真实写照。大众媒介更强大作用在于“给人们带来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注入观念的大门……所有这一切在能够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将会导致更多的现代性”。相比于高银仙等老一辈女书传人的创作而言，现代女书传人的创作思路、创作方式和内容素材等方面都更加丰富，具有现代性特点。电视媒介为女书传人呈现了一个绚烂多彩的外部世界，给予她们丰富的素材来源和思想启迪，有利于女书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论
通过了解电视媒介在浦尾村的传播活动，以及对女书传承产生的影响，本文得出结论：
首先，接收电视媒介信息已成为浦尾村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它的每一传播环节和要素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浦尾村变迁和女书传人。
其次，女书村落是一个开放的村落，对待现代文化有兼容并蓄的态度。但一方面由于受众两极化的分布使得个体在接受现代化与本土文化方面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由于电视拥有量、收视时间等方面存在差异，电视与女书的互动程度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主动收看电视的村民对女书文化持开放态度。
最后，由于电视的介入及女书传人的主动选择，女书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已融入了现代元素，逐步被打造成具有现代特色的新型女书。
梅罗维茨认为，面对面的接触是一种模式，它创造出一种现场交往的信息系统。面对大众传媒的接触则是另一种模式，地点和媒介同时为人们构筑了交往模式和社会信息传播模式。随着电视的介入，媒介的环境将减少受众的亲身参与。电视传播的信息也将越来越多地影响公众对女书的认知。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当代传媒》2012年第4期。原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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