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民族志应该从文本出发，还是应该兼并考虑考虑政治性诉求？本文以两部不同时期的早期女性人类学家民族志作品为例，探讨民族志如何呈现权威。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深入探讨吧！
张晓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4年第6期
文化建构下的民族志权威
摘 要
民族志作者的权威性在如何表述权力和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时，受到社会关系的情境性制约。对20世纪早中期白人女性人类学家对北美土著进行的研究结合其历史性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在几个阶段，存在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性别、权力同表述权威间的张力，从作者具有性别经验化的民族志表述中体现着文化建构的影响。
关键词
文化建构；女性表述；民族志
民族志的文本发展到今天有多种文类形式，其中部分文类表述形式主要为人类学者受到文化建构的影响，自身处于不同位置点进行写文化，以文类的形式传达民族志作者的权威性。民族志研究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共时性与历史性作用，后现代主义的人类学者们认为民族志的权威体现在修辞、编码、叙述结构及阐释等方面，不过，对于民族志的研究不应只从文本内部出发，还应考量它的外部政治性诉求。而民族志大量采用“故事讲述”技巧，正是民族志中事件表述及权威性体现的目的和意义的实践行为。通过故事表述，在过程中加深理解，这就需要作者如何采用技巧来接近事实，即民族志的表述。本文以两部不同时期的早期女性人类学家民族志作品为例，探讨民族志如何呈现权威。
早期的家长制权威
20世纪30年代的女性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呈现着白人女性学者与土著女性之间性别、权力间相互作用的力量，在这些民族志表述中似乎存在一种家长制的权威。早期对北美土著女性生活的研究的初衷在于研究不同种族的女性文化，然而由于这些女性学者受到所生活的社会关系中的权威性力量的影响，她们原本的研究目的是通过诉求差异性来反思自身社会的性别文化，却也难免被来自社会的政治权力制约，导致其作品对象转化成为某种政治理念的镜像。当时的女性民族族志中普遍存在着对于性别关系模式的理解体现出白人文化的痕迹。
早期女性人类学者玛蒂尔达·考克斯·史蒂文森在1879年参与了一场祖尼庆典，她认为自己和受访人关系融洽，并积极尊重当地文化。但同时她却不请自到地出席了一次庆典仪式。她对自己出现时并未受到欢迎而困惑。她认为自己的研究保护了祖尼人的文化，却并未考虑到他们是否愿意分享自己的文化，来自白人文化的热情影响了田野过程中的和谐关系。后来的其他女性人类学者因接受了较正规的专业训练而减少了这种研究中过度的自我意识，但从她们的研究中仍可看出白人社会权威对土著社会文化的价值预设。这种女性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因身份问题产生的困扰也可被视为一种联系，共同反抗一种政治上的不平等，虽然这一点很少在民族志中被明确体现，但从写作年代的政治话语大环境中考量，即能看出这种双重性的关系特征。
文化塑造的性别意识
女性民族志作品展现了女性权威，同时生产了大量有关自人女性与土著女性之间联系的知识，格莱蒂斯·理查德的《德兹巴：沙漠之女》(1939)、艾利斯·马略特的《玛丽亚：圣伊德丰索的陶工》(1948)是两部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民族志作品，从中可看出文化建构民族志权威性的痕迹，作者在塑造个体如何被文化影响时传达了自身亦被文化所建构的文化塑造性别意识。书写并非纯粹的个人性质的表达，和作者的历史存在相关。《德》(1939)是理查德在纳瓦霍进行田野工作后，根据真实的田野资料，以小说形式发表的民族志；《玛》是一部传记型民族志，马略特根据她的受访人——一个叫玛丽亚的普韦布洛印地安陶艺人的个人经历完成。这两部作品中，都反映出一种趋势，即白人女性学者如何尝试通过对土著文化及土著女性的社会日常生活经验的研究，来传达美国白人社会的性别价值观。
这两部针对北美西南地区印第安研究作品中集中了人类学中一贯存在的表述问题，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时代特征与民族志书写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存在的权力关系，也同样适用于解读白人女性与土著女性间的身份问题，性别身份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女性间的关系，由于文化差异、价值观的不同而产生具有阶级性对立矛盾的问题，因此可见加诸于女性身上的权力压迫的首因并非完全来自于男性权威的压迫。从这两部反映北美土著女性生活的民族志作品中看出这种两难的存在，即力求建立平等尊重的人类学研究伦理，又是表达研究者权威的矛盾。
这些女性人类学家以故事讲述的表述技巧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时代性特点。她们将自身作为研究者身份的行为与研究对象发生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以写作者的身份对所发生的实践活动进行主导性表述。若对其中存在的间隙进行解读，可看出民族志的权威性并非由作者的独白构成，还籍由故事讲述的技巧的构成复调式的表述。
在当时对北美土著文化的研究中常体现出西方白人社会对土著文化进行统治管理的尝试，白人女性学者与土著女性所建立的和谐中也包含了将自身需求融人对对方日常生活行为的解读中。这些女性学者受教于博厄斯学派，秉承文化相对论的观念，并不重视土著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否具有同一性特征，而是更强调二者问的存在的差异性区分。为了实现对己文化进行反思检视的目的，在研究中更坚持开放性的态度，认为对女性日常生活的关注正是实现抗争种族主义与父权压迫的方法。出于此研究目的，女性人类学者常会模糊了白人文化与土著文化间存在的同化问题，有意避开或并未察觉。人类学中的一些概念，如适应、涵化、同化、传播等理论都带有一定的殖民主义色彩。
从伦理角度讲，有一种观点一直被人所批判，即认为美洲地区的土著们在白人强势文化的统治之下，逐步同化为其中的一部分。这种批判在人类学研究中一直被推崇，而白人女性研究者恰好将这种批判转换为通过对土著文化中有关性别身份的研究，发现女性经验的价值从而用以抗争西方白人文化中的男权主导。她们将对己文化中既存现实的不满转为研究中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诉求。将白人女性文化中的女权主义思想或富有女权意识的生活模式赋予自己的土著研究对象，在民族志文本中对土著女性的日常生活模式或形象加以女权色彩来实现对自己政治理想的转化。因而在人类学意义上，土著女性群体常被赋予更高的学术价值、并呈现出区别于其他女性群体的独特性。
在北美地区殖民化历史进程中，白人与土著之间关系，女性人类学家们的研究在白人与土著的关系演变中也起到了部分治理的职能。这种家长制式的职能因双方的种族、阶级和共同的性别身份而演变成女性人类学家自身的一种欲望。白人女性学者自身的个人位置令她们试图通过异文化的教育，来重新检视自身社会中性别压迫现象的研究目的因此偏移，她们试图反抗自身社会文化中的性别不平等，同时也被自身的文化所困扰转而维护文化的差异性。土著文化的性别模式在她们看来即是白人性别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对白人文化差异性的反抗性文化，兼具双重性功能。人类学者假设自己在理想化的观点中是处于殖民力量之外的，并非属于白人殖民文化范畴。
因此，白人女性学者在田野中与土著女性建立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相互依赖性的特点，一方面双方力求建立亲密的、跨种族的姐妹情谊，共同体验研究对象所可能经历过的生活经验中存在的压迫，从而产生经验相近的通感，在关于女性身份问题上更好地进行知识生产，并借用于解决自己社会中的性别问题。
下面通过分析理查德的《德兹巴》(1939)、马略特的《玛丽亚》(1948)两本民族志文本，可以看出在实践层面中反映出的由女性家长制权威主导表述下生产的人类学知识。理查德的民族志文本产生于30年代，正为美国人类学大规模对美洲土著印地安地区进行集中研究的阶段。30年代末的政治环境，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总统开展新政的时代；马略特的文本产生于40年代末，正值二战后。林达·戈顿认为，在阐释性别关系问题时，可直观反映出社会历史事件与模式的影像。性别关系的问题的演变可以反射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政治政策实施、社会经济趋势等大背景。
这两部民族志文本的产生背景正是20世纪早中期，直接反映出当时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走向。根据戈顿的观点，在3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因国家倡导团结抵抗经济危机而暂时缓和了两性间的对立，男性暴力问题已不再是主要矛盾，失业的丈夫的形象获得了更多社会的关注同情，女性则始终承担照顾整个家庭的情感的义务。对男性则没有要求。
性别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在这段时间的叙事中，性别的位置有了对调，因经济危机的影响，男性身份的权威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模式而被削弱了，而妻子在传统意义上作为家庭内部辅助形象的意义也不再被强调。到50年代前后，戈顿认为不再从文化或结构层面解读两性问题，而变为个人的情结的解读。在这一历史时期，解决两性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强调在战后建立一种和谐的浪漫主义色彩的两性关系，公开否定两性间的冲突现象。婚姻中双方互相辅助的模式成为被主流价值所倡导的理想类型。因此，纵观30年代末至50年代，在大萧条时期两性冲突的问题被弱化，而50年代又进一步推行浪漫主义情结。在分析这些阶段的不同群体间的性别身份问题时，必须结合群体分享的共同的时代特征和共同区域的文化思潮特质考量，如白人女性人类学者在研究北美土著文化的女性生活时，可能与这些女性学者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关，并会投射自身的情感判断。
民族志中的文化治理
《德兹巴》(1939)是理查德为了呈现“日常生活图景、如何适应客体及白人的观念”，她认为人类学者的专业技能应当帮助公众改变对美洲土著的偏见，并培养自己对不同文化生活的欣赏。她将自己对女性化特质的理想观念体现在如何建构德兹巴的形象上。理查德选择“适应”的概念与她自身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对性别身份的认同分不开，重视经济萧条时女性在家庭中应扮演好的角色。这部作品讲述了女性以家长身份如何对社会发生作用。土著氏族中，母亲属于家长的地位，可以协调一切冲突。理查德描述的德兹巴即兼具崇高与平和的神圣性，扮演团队中的家长角色，富有牺牲自我的品质。理查德认为这是土著女性式的抗争性努力，她们不会公然反抗白人的文化，而会以合理拒绝兼妥协来避免困扰。她的方式体现了在当时抵抗殖民文化入侵的土著观念。如她在平静面对白人文化影响自己的宗族价值，却仍旧坚持自己的女性家庭成员保持土著的身份意识。
理查德认为，纳瓦霍文化是一种适应的文化，不断与白人文化和其他区域的印第安人文化发生融合。虽然表面上纳瓦霍文化呈现出新兴，但表面之下却是传统。德兹巴的母性特点正好中和了这两种特点。虽不同于白人文化观念中所持的女性只能主要为补充男性的功能的观点，也不对立。女性具有得温和的家长功能，被当时的主流文化倡导，理查德认为德兹巴在家族中的位置是适应白人文化的体现，其保守的一面则是土著女性化的方式防御白人文化的入侵。二者一同呈现出既现代又传统的双重性。如，她对女性的男性化气质的女性持保守态度。德兹巴的孙女在部落盛会上骑牛行为，一反纳瓦霍女性传统的内敛保守性格，骑牛活动是男性化的行为。在文本表述中，德兹巴坚持这种男性化气质是由于孙女进入白人办的学校而感染到的[7]。女性气质的公开双性化代表了白人文化对纳瓦霍族性产生的负面影响。
纳瓦霍的男性则可以具有双性特征而不被责难，这种特征发生在男子身上被视为具有神性，可以不用履行男性所具有的社会家庭职能。女性的母职功能则具有公众意义。理查德发现的这种纳瓦霍性别观念明显投射出美国政府大萧条新政时期的性别政策倾向，即在经济转型期表现的于失业男性的同情。此前，男子的失业问题代表了男性气质的衰退，新政则提倡女性从家庭内部走人社会促进经济，重构女性身份支持男性，而传统的男性身份则不被强调。
从民族志表达的立场可见，女性参与男性活动的行为压制正是为了保留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质。理查德认为土著女孩参与骑牛比赛只是私人喜好，并不能公开地表现出男性气质。虽然她的观点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观念，一方面鼓励女性摆脱传统的性别设定以及对男性气质的观念重建，一方面又表达作者本身对鼓励女性承担经济职能政策的不满。如何理解重建性别身份也与理查德本人具有的保守、传统的女性化气质有关。
马略特的《玛丽亚》(1948)是根据圣伊德丰索部落的陶工玛丽亚的人生经历撰写的传记性民族志。发表于50年代二战后，关注点由性别关系转向了夫妻间情感，不再重视土著女性的家长职能而更多强调妻子的位置。不同于大萧条时期，两性关系更充满情感性。书中对玛丽亚夫妻的关系发展有更多描述，更强调女性对于丈夫的情感支持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稳定中的积极影响。战后情感因素在性别关系中的道德制约功能同样对土著人的生活产生积极作用。书中开始玛丽亚并不想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而想追求自己的事业当一名教师，她的姐姐代表了当地人的性别观念，认为女人应该回归家庭，从事职业是白人化行为，印第安女性的职业是相夫教子。这段描述也体现了当时鼓励婚姻和谐的社会背景政策，女性不单需要像30年代一样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也需要对男性情绪负责。玛丽亚夫妇的生活模式并非土著大家庭(extended family)典型，却类同美国白人社会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夫妻双方的精神互助被着重表述。不同于理查德30年代的民族志，这里对女性的母职功能描述甚少，转而更多着重夫妻关系的描述。
民族志权威的让渡
白人女性人类学者在对土著女性生活进行文化书写时并未能避免自己的情景性价值判断，也被历史文化背景限定，如在这两部作品中，对女性气质重构的社会标准都与作者所处的时代性相关。同时这些土著女性的性格特点也呈现出时代的要求，并未能实现通过研究差异来反思自我的研究目的。女性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中常可发现矛盾性，男性权威面对女性时所拥有的强势感，在分析土著女性生活时也常体现类似白人男性权威的强势感。初衷是保护土著女性文化，但这也等于事先将研究对象视为弱势群体。女性学者在对土著女性的形象描述上加入了自己的女性气质的理解，虽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分享了性别身份经验，但随之也引发学术距离的伦理问题。需要保持“转熟为生”来避免已知的、或想象的对研究对象生活的观念知识，更不能简单的将自己白人背景文化价值用于解读土著人的行为，特别是在对极易投射政治思潮的性别关系这一问题的处理中应更为小心避免价值预设。
虽然人类学研究中有不可能完全脱离研究者的主体性存在问题，且互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常被使用来实现对普适价值的诉求，但这种方式在分析他者时也易受到研究者的经验与历史局限的影响。这里旨在探求是否可能避免解释过度的研究方式而避免研究者自身文化的干涉。田野调查在经验层面上鼓励开放性的方法来解释各种对立存在的现象，但这种民族志作者表述的权威也随着少数民族要求话语权的运动而逐步令白人学者在表述中实现权威让渡。
正如《写文化》中所表达的民族志学者作为书写者，并不能脱离“我群”的文化价值与偏见，“翻译”着被书写的“他群”文化。从这两部女性学者的民族志文类的变化，可看出以土著女性研究对象为核心表述的趋势，人类学者的声音在民族志文本中出现的频率减少。研究者在研究关系中对对象的主导性权威也逐步式微。古典人类学研究关系中不平等的位置有所变化，在早期民族志文本中体现的纵向的自上而下的白人文化家长制权威转为同土著研究对象间互惠的横向关系，但仍需要注意，在面对他者文化时，如何有效识别出文化建构的痕迹。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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