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编制皇舆全图的起因和覆盖范围，结合文献史料，审视了清前期测绘制图与清代政治的关系，解释了三朝舆图覆盖范围越来越广阔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评论了劳拉·霍斯泰特勒的相关论点。本文将古地图既视为研究的对象，同时又以古地图作为史料来探讨历史，这就为地图史领域提出了不要总是停留在技术层面的一种观察视角和运用地图图像探究历史的方法。
关键词：古地图；史料；研究内容与方法
地图，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国家政权的统治和国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图是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的工具，在边疆领土产生纠纷的时候，地图往往成为法理斗争的依据。在中国王朝时期，长期没有明确的国界概念，统治者想要了解自己控制的疆域范围，单靠文字是解释不清楚的，需要使用地图来表现。《清史稿》中讲：“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不过，并非地图上画出来的地方就都是自己国家的领土，反之，图上没有表现的地方也不见得就不属于自己的国家所有。解读地图的关键是必须要了解什么原因导致某一幅地图的编制。下面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我对地图史研究内容与方法的思考。
2012年4月25—27日，在长春开幕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与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中心合办的“远方叙事”会议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劳拉·霍斯泰特勒（Prof.Laura Hostetler）的报告通过比较康熙、乾隆两朝编制的皇舆全图覆盖区域的变化，认为清朝的皇家地图反映了中国具有扩张主义的倾向。会议主办方邀请我对她的报告给予评论。我认为海内外学界对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研究一直比较多，对雍正、乾隆时期的皇舆全图关注比较少，尤其对雍正朝绘制的地图，因披露的数量少，研究相对较弱，而且从对康熙、乾隆皇舆全图的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又多偏重于投影、经纬度等测绘制图技术科学层面。我在评论劳拉·霍斯泰特勒教授的观点时，提出了不要总是停留在技术层面的一种观察视角和运用地图图像探究历史的方法。
1 三朝编制皇舆全图覆盖区域为什么会越来越广阔？
1.1 康熙朝《皇舆全览图》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之间在黑龙江雅克萨发生战事。战后清朝与俄国在尼布楚谈判时，清廷代表携带的用中国传统画法绘制的舆图无法提供准确的黑龙江流域的地理情况，而俄国人拿出经过测绘的地图，虽然也并不很准确，但至少在双方控制地的表现上是很明确的。康熙皇帝得知后便产生了进行一次全国大地测量的想法。从康熙四十七年起至五十五年止（1708 —1716 年），历时近10 年，中国官员和西方传教士一起完成了全国大地测量，编绘出了《皇舆全览图》。当时由于掌控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权力的策妄阿拉布坦对抗清廷，企图阻止清军进入哈密以西，因而天山南北地区未能测绘制图。康熙《皇舆全览图》最初的木刻版28 幅地图，其西界仅到哈密，缺少哈密以西的天山南北地区。此后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复刻本扩增至32 幅地图，增加了《拉藏图》《冈底斯阿林图》《牙鲁藏布江图》《杂旺阿尔布滩图》四幅。其中《杂旺阿尔布滩图》基本覆盖了天山东段南北的新疆大部分境域。在图上天山以北标出七台（今奇台县）、几母塞（今吉木萨尔）、乌鲁母齐（今乌鲁木齐）、盔吞（今奎屯）、京（晶河）、波罗塔拉鄂模（布勒哈齐池）等地，天山以南描绘了洛普鄂模（罗布泊）、塔里母（木）河，标出土鲁番、苏巴西（苏巴什）、阿克苏等地名。该图可能系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富宁安分路进袭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时，费隐等人随军测绘，尽管画了经纬网，但是山川、城址的位置并不准确。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马国贤（Matteo Ripa）镌刻铜版拼接图呈给康熙皇帝时已经显示了这一测绘成果。
1.2 雍正朝《皇舆全图》
雍正时期，中俄双方关于在哪里设立贸易地点产生分歧，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地图的重视。沙俄希望在张家口设立贸易场所，清朝则希望贸易点距离北京要远一些，最后贸易地点确定在恰克图。在谈判交涉过程中，雍正皇帝对沙俄使节来华的路线不清楚，要求其弟怡亲王允祥向西方来华传教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了解俄国人从圣彼得堡经过喀山至恰克图来华时走的具体路线，绘制成图以备查阅。所以，雍正时期根据传教士的资料绘制的《皇舆全图》和《天下舆图》包括了西伯利亚甚至波罗的海等北方广大地区，但是图上画的那些地方并非就属于中国的疆域。
雍正在位时期更着眼于治内的改土归流，为此不仅填补了康熙《皇舆全览图》内苗疆之空白，天山南北补充了一些道路和聚落，还画了若干小幅面的全国地图。雍正关注地图上已经颁旨归流的土府、土州以及其是否标志在新归属的省份内，表达了对其政令实施力度的关注。
1.3 乾隆朝《皇舆全图》（《乾隆十三排舆图》）
类似的情况到了乾隆时期又再次出现。乾隆朝清廷两次用兵，平定天山南北准噶尔部及大、小和卓之叛乱，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终于完成将天山南北统一于清朝版图之内的大业。在两次用兵过程中，清廷皆遣官分道测量，将测量结果载入舆图，添画新辟土宇，以成昭代典章。第一次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第二次进军伊犁时，刘统勋、何国宗与西方来华传教士傅作霖（Félix da Rocha，1713 — 1781 年）、高慎思（Joseph d’Espinha，1722 — 1788 年）等奉上谕随军测量晷度，绘画地图，“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谘询覩记，得自身所经历汇为一集”。第二次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天山南路回部平定以后，傅作霖偕高慎思重赴新疆，与明安图等继续完成对天山南路的测绘，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绘成西域全图，交军机处方略馆，将其定名为《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可是由武英殿刊刻并归入《四库全书》的《西域图志》所附地图却未画经纬网，此后由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 — 1774 年）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基础上，增补这些新绘制的新疆地图，以及新绘西藏等地图，编成带有经纬网的《皇舆全图》（又名《乾隆十三排舆图》），镌刻成104 块铜板刊印。乾隆朝《皇舆全图》的西界已经到达里海和黑海，为什么呢？当时，哈萨克请求内附，未被乾隆皇帝接受。乾隆皇帝认为：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凡属准噶尔所属之回部之地，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使奏闻，以资采辑。所以，乾隆朝《皇舆全图》也覆盖了从西天山至黑海之间，哈萨克、布鲁特及诸回部和土尔扈特部回归前的放牧地，同样这些地方并不被视为清朝的疆域。
劳拉·霍斯泰特勒教授认为：“在《皇舆全览图》中，长城以外的西北边界地区是空白的，准噶尔地区的地图，也只包含了几个地名、粗略的山脉和河流，还有很多空白的地区。因为清朝直到1720 年才控制整个地区，1760 年后，清朝征服新疆后，清朝地图上这个地区的地名数量才剧烈增加。” 我认为不能使用“征服”这个词，那是西方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因为从汉唐以来，西域（即清朝的新疆）已经是中国管辖的疆域，清朝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使天山南北地区再次回归中国版图，清朝也在此恢复行使管辖权。
由此可见，对康雍乾三朝编绘皇舆全图的研究，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而不能仅仅就地图覆盖的地域和内容来论说。
2 清末民国南海舆图
宣统元年（1909 年），两广总督张人骏着力经营西沙群岛，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副将吴敬荣等率领清水师官兵及勘测人员170 余人，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舰巡视西沙各岛礁，命名岛屿，绘制地图，竖旗勒碑，以明示领土主权。同年七月，广东参谋处测绘科制图股根据李准巡海带回的测绘资料编印《广东舆地全图》，其中《广东全省经纬度图》显示了西沙群岛的18 座岛屿。宣统三年（1911 年），清朝广东省府宣布西沙群岛划归海南岛崖州（治所在今海南省三亚市）管辖。清廷将领李准巡海的成果反映在官方印制的地图上，明确显示西沙群岛归属中国广东省政府管辖，对民国前期的地图如何表现南海诸岛影响深远。
1933 年，法国人侵占中国南海的九小岛，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促使中国政府设立由内政部、外交部、参谋本部、海军部、教育部及蒙藏委员会等官方机构组成的中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定南海各岛屿、沙洲、暗沙、暗礁的名称。官方和民间都开始关注、探讨我国在南海的疆域范围，并通过地图来表现。1935 年4 月，由民国海军海道测量局完成南海诸岛的实地测量，并于同年由中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开出版了地图。这一代表国家行为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和公开测图，对中国民间出版单位绘制地图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涌现出一批对中国南海海疆有新的描绘和标注的地图。194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作为同盟国的中国政府于1946 年依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收复被日本侵占的南海诸岛，重新命名南海诸岛礁，驻军、勒石立碑。1947 年11 月，由内政部方域司编制的《南海诸岛位置略图》，明确标绘出断续的海岛归属线；1947 年12 月内政部方域司制版、1948 年2 月发行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所附《南海诸岛位置图》对南海各岛屿名称和断续线有了固定的表现形式。凡是由中国政府编制的全国地图或南海诸岛图都是对中国领土和海疆主权的明确宣示。
3 以图明史、以图证史、以图补史
以上的一系列事例，都反映地图有这样的功能：以图明史，即用地图来表现历史的空间；以图证史，即用地图证明文字记述不清而实际存在的史实；以图补史，即用地图补充文献档案缺漏的史实。所以，我用一句话来表明地图的作用，叫作“文以载道，图以明志”。文以载道，说的是用文章来表达一定的思想、道理，也可以理解为以文字记载历史人物事迹和典章制度。图以明志，则可以理解为用地图来表明国家的意志。譬如：疆域地图表明国家对领土主权的拥有；政区地图反映国家对各级行政区域实施的管理；城市地图表现国家经济和人口的发展以及城镇规划建设的形制。至于国家的名山大川、湖泊、沿海岛屿、道路津渡，以及人工修筑的长城和运河，都要在地图上表现出来，难道不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吗？以图明史、以图证史、以图补史，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的；文以载道，图以明志，则是地图的政治含义上的阐释。基于以上原因，学界很重视对过去绘制的地图的研究。我认为古地图研究有两个层面需要把握。
3.1将古地图视为研究对象，属于地图史的研究层面
将古地图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需要分析地图编制的背景，阐述地图表现的内容，考订地图绘制的年代。这里的“年代”，实际上又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制图人绘制或刻印地图的年代，第二层是地图内容反映的年代。一般而言，地图内容表现的年代要比绘制时的年代更早。我们将地图作为研究对象时，应当十分清楚这两个“年代”的时间差，然而在现实古地图研究中往往将其混淆。这是因为西方地图的绘制人名字、出版者和绘制年代，往往直接标注在地图上面，而中国古代地图大多没有，这就给我们的地图史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也需要地图史的研究者们多下功夫。
根据个人研究实践，我曾经提出判识古地图年代的几种方法。
第一，利用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建置的变化，即沿革地理来确定成图的时代，考察地图上各级治所城市级别的升降。这是一般常用的也是行之有效的一种办法。此判识法之不足在于政令颁布远非速达，州县升降难为全国所知，常常有沿用旧称的现象。故仅能判断图面表现的时代。
第二，利用中国王朝时代盛行的避讳制度，审查图内是否有因避讳而改写或缺笔的文字，而判识地图绘制的时间上限，在较宽的时间尺度上判识是有意义的。
第三，在上述两种判断方法都无法借鉴时，则需要依靠历史地理学的知识来推考。譬如：通过观察平原河流渐变为曲流，经历裁弯取直，出现牛轭湖，再回复到直流的水文地理规律，对不同时期绘制的同一地区舆图进行比较。
第四，借助国内外图书馆藏品的原始入藏登录日期来推测成图的时间下限，也不失为极富价值的手段。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如何分析和解读彩色套印技术广泛运用之前的刊印本地图中的颜色。套色印刷用于制图以前，绝大多数木刻版、铜版镌刻印制的地图都是黑白单色，然而我们会发现许多刊刻本古地图上着色，这类色彩都属于使用地图者根据其当时的认知而用手涂上去的。所以，对刊刻本着色古地图应进行认真仔细的解读，而不能完全相信色彩的含义，这一现象最容易发生在对疆域、领土归属问题的解释上。我们研究近代彩色套印技术广泛使用之前的古地图时，应当对地图上的颜色仔细辨析，而不能擅自轻信就对历史问题给出结论。
总而言之，判识无题款的中国古地图的绘制年代，应当综合使用上述几种方法，并观察地图的整体风格、款式、色泽等，方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3.2 将古地图视为史料来研究历史问题
地图与文字档案、典籍一样，是当时人绘制或刻印的，具有即时性，是第一手的史料。将地图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问题，属于历史学的研究层面，相较于地图史层面，目前我们在这个层面的研究似乎更为欠缺一些，真正用地图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问题的，更是凤毛麟角。将地图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问题，仅仅依靠地图是不行的，古地图研究必须与文献、典籍和档案结合起来相互参照勘合。古代中国的图书典籍是按经、史、子、集分类的，地图归于史部地理类，与典籍密不可分。例如：《元和郡县志》，书名最初是《元和郡县图志》，地图亡佚之后，才简称《元和郡县志》。又如：明代许论编绘的《九边图》，是与《九边图论》一起呈给嘉靖皇帝的。很多清朝官府编绘的地图，更是由各级地方官员以题本的形式逐级上报中央朝廷，或以奏折直送御前，文字叙述部分与地图原本是合为一体的。当时中央和地方官府对图档收存时，并没有将文字和地图分开。可是，今天我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却按照欧美国家的图书分类法，把文字部分、图画、地图或照片分开保存在不同部门。我曾在大英图书馆地图部参与中文地图编目工作一年，又曾两次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帮助编辑中文古地图目录，发现他们都把地图和同一事项的文字资料分别收藏在了不同的部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做地图史研究的人，可能往往只看到了地图，而忽略了与地图原本属于同一个整体的奏章、题本、呈文、奏折等相关文字资料，从而给古地图的考订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和不确定性。所以，我建议收藏古地图的单位尽可能寻找与地图内容、时代、事项相近的文字资料，使之复原成完整的图文一体，然后再做数字化处理。我不赞成在没有深入探究制图背景的情况下，仅仅就图而论，诠释地图上的内容；我也不赞赏借助西方思想史的理论或当下图像史的分析方法，主观臆断地解读近代实测经纬网地图出现以前用传统形象画法绘制的中国古地图。
用传统方法绘制的中国古地图受到重视，是在20 世纪80 年代。当时中国学者把原来深藏在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书库内的地图用照相的办法披露出来，经过考订，编写成图文兼具的中国古代地图图录。倘若没有这一工作的开展，古地图的研究始终不能起步，古地图也许会一直沉睡在各地的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里。这项工作的开创者，是已故的曹婉如先生及其研究团队，他们的工作成就即众所周知的三册《中国古代地图集》：第一册收入元代以前的地图；第二册收入明代的地图；第三册收入清代的地图。这三册《中国古代地图集》，从地图史角度选出有代表性、标志性或唯一性的地图，把他们用现代印刷技术清晰印出，进行文字著录，内容涉及地图的编绘者、编绘年代、内容、绘制手法和收藏地。对一些有代表性的重要古地图，写出了研究性的论文。这一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学术价值非常高，为中国地图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方向。在谈到中国古地图研究时，我们不能忘记曹婉如先生及其团队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
由于长期以来，地图被当政者视为关系国家领土主权利害的资料，秘不示人。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依然不肯把他们收藏的古旧地图拿出来供学者们研究，更不用说向世人公开了。这就使得学者们无法在中国国内看到数量众多且完整的历代绘制的地图。所以，学者们不得不把古地图研究的目光转向海外。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流散在海外的中国古地图陆续被披露。诸如：《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1996 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2004 年，文物出版社）、《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200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晚清直隶、山东县级舆图整理与研究》（2015 年，齐鲁书社），等等。以及近年出版的《重庆古旧地图研究》（2013 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南京古旧地图集》（2017 年，凤凰出版社）、《上海城市地图集成》（2017 年，上海书画出版社）。这些地图集著录了海内外收藏的众多古旧地图，有的还以中、英两种文字同时著录，不仅使国人首次获得海外收藏的中文古地图的大量信息，而且还便利了不懂汉字的外国学者阅读，从而引起了海外学术界的重视。上述中国学者的工作公布了海内外收藏的中文古地图名录，为怎样寻找和整理海内外收藏的中文古地图奠定了著录凡例，做了地图史层面的研究。同时，学者们还以这些古地图为史料，研究了与地图内容相关的中国历史或历史地理问题，对以地图为媒介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也很有助益。
今天来看，虽然还有不少外国的图书馆、博物馆的古地图收藏没有被披露，但并不是任何一座海外藏图单位都值得将其所藏中文古地图编纂成图录。今后，再做此类调查工作，需要关注中文古地图收藏比较丰富的机构，譬如：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图书馆，日本各图书馆、博物馆的藏图。至于藏图不多而且缺乏特色的外国藏图机构的地图，不一定值得全部著录出版，因为其藏品可能与已经出版的图录有很多是重复的，这就需要有志于此项研究的学者下功夫去了解海外藏图机构藏品的来源和特色。另外，某些私人藏图也值得关注，特别是一些罕见的有代表性的藏图。
今后，对古地图的研究，应该加强对现存古地图的分类整理与研究，用地图研究历史的工作，更需要加强和深入。利用古地图研究中国行政区划的演变，用古地图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用古地图研究中国的海疆问题，用古地图复原中国历代道路和城市结构，特别是有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亟待分析阐述。国家有关单位已经出版了谭其骧先生主持编纂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大地图集》专题各卷也正在陆续出版，过去这些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主要是利用典籍文献，没有来得及参考古地图表现的内容，今后这项工作要补。此外，近年来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逐渐广泛，如何利用GIS推进古地图的数字化整理，需要地理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进一步做细致踏实的工作，期待这项工作取得进展。
加强中外地图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是地图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层面。要了解外国人不同时期绘制中国地图的资料来源，探究外国人曾经看过并利用了哪些中国古地图的资料，我们应该加强同一地域、同一时代、同一主题内容的中国地图与外国地图的比较研究，分析其中的共同点和差异，探索外国制图师对中国的观察视角。
古地图是客观的历史存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即使地图上的某些内容并不与今天的认识相符合，也没有必要藏起来不许阅览。尤其是批量印制的地图，国内藏起来不许人们看，难道外国就没有收藏吗？所以，对客观存在的古地图没有必要采用不敢正视现实的“鸵鸟政策”，反而应当充分研究那些似乎不合时宜的地图，努力分析有哪些内容对我们不合适，为何出现这个问题，以取得正确的阐释。
随着人们出行的增多，地图已经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工具。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方兴未艾，需要几代人不断的努力，需要更加细致、踏实、务实的工作。
作者简介：李孝聪，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休教较，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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