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的“二次空心化”问题探析 ：武汉市D村的新村建设

来源：《中国特色主义社会研究》

农村社区的“二次空心化”问题探析

——以武汉市D村的新村建设为例

不同于以往被市场经济所催生的空心村现象，“二次空心化”主要是由国家行政力量过度介入农村社区的重建而引发的“异化”后果，呈现出生计结构脆弱化、人际关系陌生化、社区共意破碎化。它不仅不能有效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相反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城乡结构和工农关系的内在失调，而且也导致了农村社区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复杂化。基于此，本文将结合D村的个案来总结“二次空心化”的特征、成因，力图提出有效的、可操作的治理措施。

从空心村到农村社区的“二次空心化”

村落的空心化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类“乡村病”，它表现为产业空、年青人空、住房空和干部空这“四大皆空”的凋敝局面。村落空心化无疑成为了传统乡村消亡的前奏，这使得中央政府认识到现阶段的农村工作不仅要关注农业产业化发展，更要将重建乡村社区提上议事日程。

不过，部分地方和基层政府在展开具体的工作时，只将重点放在农民集中居住的层面，企图用合并村庄而腾挪出的建设用地指标来创造巨额的财政收入。这样的政策执行显然未顾及到农业现代化和社区精神培育的长远布局，于是“有新居、无新业、缺新人”成为了农村社区“二次空心化”的基本特征。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的D村无疑正经历着“二次空心化”的危机。一方面，原有的农业人口因为“失地”和缺少就业机会而被迫进城务工，劳动力的流失致使新社区的入住率低，人口空心化程度严重；另一方面，由于前期搬迁已积累了大量的群众矛盾，后期规划搬迁的农民抵触情绪也相对较大，这也激化了“新房已建、旧房未拆”的社区空心现象。

基于上述，笔者对“二次空心化”的概念进行了一个简要的定义：在缺乏产业支撑的情况下，地方或基层政府盲目开建新型农村社区以迫使农民集中居住，进而使居民生计日益脆弱、人口不断外溢，并最终可能导致社区解体的现象。

农村社区“二次空心化”的特点

主要驱动力来自于政府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都将农村社区的建设摆在了重要位置，这也激起了地方和基层政府对于村庄集并和新型农村社区重建的热情。因此，如果说空心村是伴随着市场经济而产生的自然而然的村落过疏化，那么“二次空心化”则是由政府主导的、在村庄合并后的非正常过疏化。

使得社区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

在“二次空心化”的社区中，失业与失地在缺乏本地产业支撑的状况下并存。失地导致传统“农工相辅”格局被完全打破，农民彻底失去了具有保障作用的土地生计。另外，农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不仅要购买以前通过农副生产而获得的基础食品，而且水、电、煤气等生活支出也随之大幅上涨，以至于D村的大部分受访村民都用“啃老本”来形容现在的生活。

再生产了一个陌生人的聚落

就D村的新社区而言，它只是几个村庄的简单合并，不同行政村的村民之间少有交集。一方面，原先从事农业的人口持续外流，加剧了社区低人口密度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互不熟悉并缺乏集体活动、社会互动锐减，村民间的精神密度也日益稀疏，社区面临着“孤岛化”的危机。

农村社区“二次空心化”的具体成因

产业支撑极度匮乏

在D村，农业产业化是靠“龙头企业 + 基层政府”的模式来推动，企业转租的耕地主要是通过政府以集并村庄和“增减挂钩”的方式获得的。为了赚取租金差额以及避免与失地农民的直接矛盾，企业将平整后的土地分租给外来务农人员。因此，“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当地农户”的产业化机制根本无法建立，失地农民亦难分享到产业化经营的红利。另外，现有的农业公司仅能提供100个左右的固定就业岗位，远不能满足社区内失地农民的就业需求。

“增减挂钩”政策的过度使用

“增减挂钩”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它是指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D村合并的其他3个村庄，虽在地理上临近，但它们原有的空心化程度并不高，且绝大部分农户都有田可种。但地方政府却忽视了这一情况，将“增减挂钩”作为向农民要地的合法工具，过分追求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增加，而忽视了当地农民的生计结构以及配套设施的跟进，最终引发农民不愿上楼、新建住房空置严重的后果。

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条款不完善

一方面，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部门过多，呈现出“九龙治水”的分治局面。

另一方面，相关政策也没有为新社区建设提供融资的便利。

“二次空心化”诱发的社会问题

村民遭遇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

社区生活方式的改变让农民收入呈现出“虚高”的状态。比如，食品开销增多、新房房款和装修的大笔支出、现有就业的不稳定等因素，都摊薄了农民在账面上的收入。另外，“二次空心化”与土地流转现象的叠加，使农民丧失了原有的生产资料，再加上现有的社会保障不足以及对生活预期的不明朗，他们的生活其实仍处于贫困之中。更为严重的是，物质贫穷又引发了精神贫困。农民由于失地而增加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但人口集体外出务工却又极大地缩减了熟人交往的互动半径。这“一增一减”的结构性矛盾令村民的休闲已无法通过传统的、集体化的交往方式来排遣，再加上农民适应新居住环境的互动链条仍未建立起来，精神“荒芜”的现象已越发明显。

农村阶层分化加剧

土地流转之后，农业收入只表现为固定量的租金（货币）形式，被转租的土地不再具有维持社会阶层大致均衡的潜在功能。尤其是在经历“二次空心化”之后，农业劳动力持续地被迫外出，家庭基本丧失了农业收入，务工所得的货币量也就最终成为了阶层划分的决定性因素。农民脱离了土地保障并直接面向市场，致贫、返贫的风险剧增，阶层地位也随之产生了剧烈的波动与分化。

社区共意更难形成

就被合并的D村新社区是一个陌生人的聚落，只是它将乡村之间“远距离的陌生化”压缩为了新社区内部“近距离的生疏化”。换言之，以往不同村落的村民并没有因为居住在一起而增加彼此间的互动。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二次空心化”后的社区人口锐减，缺少能够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的主体人群，个体之间的互动机会越发减少。而且，空置的住房也存在着私下交易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外村人甚至是外地人将逐渐入住社区，社区的异质化程度还会进一步提高。

转自：“社会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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