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书九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西班牙语文学研究者。1951年生于河北省安新县，1964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开始学习西班牙语，1975年毕业于北外西语系并留校任教，198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90年于哥伦比亚哈维利亚纳教廷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至1996年在马德里自治大学任教，被授予名誉教授称号。曾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西葡拉美文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分会副会长等职。撰写和主编了《执着地寻找天堂》《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纪事1980—2000：拉丁美洲卷》等专著五部，主编《现代西班牙语阅读教程》《拉丁美洲文学教程》等七部教材，主持编写《高校西班牙语专业四级水平测试大纲》《我国高等院校西班牙语教育研究》等教学大纲及研究著作多部。
受访者/供图
西葡拉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推广，是一件对中国文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爆炸”“微型小说运动”“拉美女性文学”……大大小小的文学现象与作品，以及一代代惊才绝艳的作家和诗人，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并进的，是西葡拉美文学研究的静水深流。拉美文学的“传道者”和“释道者”，他们如何“闻道”，又如何发展自己的研究兴趣与外延，创造了怎样的理论体系？笔者请教了资深拉美文学学者郑书九教授，希望以一人的思考，来展开这段时间和思想之旅。
胡安·鲁尔福：魔幻现实与哈利斯科
万戴
郑老师，感谢您再次拨冗对谈。在之前《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的对谈中，您讲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尤其是求学历程。我想您一定没有想到，13岁就“被迫”进入北外附中学习西班牙语、一直想退学的您，最终会以西语文学研究为志业，而且乐此不疲，一干就是一辈子吧？
郑书九：是的，确实没想到能有今天这样的收获。
万戴
您的治学经历无疑对今天的学子和年轻学者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而谈及您的学术生涯，就不可避免要谈到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这位墨西哥作家。那么，您是如何与其结缘，又是怎样确定他为研究对象的呢？
郑书九：对于我的学术生涯而言，胡安·鲁尔福是一位影响深远的作家。我最初与鲁尔福及其作品结缘，还要追溯到1979年我参加研究生考试之前。我有一位同窗好友，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在墨西哥留学时读到了鲁尔福的代表作《佩德罗·巴拉莫》，感觉这部小说很有趣，回国后就把这部书送给了我。虽然这部书很薄，只有100多页，但是难度非常高。坦率地说，那时候我并没有完全读懂这部书。
在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前夜，我还在辗转反侧，猜测明天会出现的考题：会不会要求写一篇书评？第二天试卷到手，最后一题果然是“对一部西班牙或拉丁美洲文学作品撰写书评”。20世纪70年代末，拉美文学作品还没有大量进入中国，于是我就撰写了最近读到的《佩德罗·巴拉莫》书评。董燕生老师阅卷后对我说：“那本书你基本没有读懂。”好在别的题目完成得还可以，我就勉强过了关。考试结束后，我决心好好读懂这本书。读了四五遍后，我算基本读懂了，最后就以这部作品为研究对象撰写了我的硕士论文。就这样，我开始了与鲁尔福及其作品一生的羁绊。
1987年，我在哥伦比亚哈维利亚纳教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经过硕士阶段的学习，我已经坚定了继续鲁尔福研究的决心。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系主任是一位神职人员，得知我要选择胡安·鲁尔福作为研究对象时，很直白地对我说道：“郑，研究鲁尔福，你怕是不灵光。”虽然这对我造成了打击，但经过反复思考，我还是坚定了信念。完成了全部博士课程后，我在拉美享有学术盛名的墨西哥学院进行了一年的深入研究，“穷尽”了所有关于鲁尔福及其作品的批评及研究，做了数千张文摘卡片及心得卡片，最终撰写出有别于其他鲁尔福研究专家的、具有独特观点与结论的博士论文，并且顺利通过了答辩。2003年，我博士论文的中文版在20个月的改写编辑后付梓；2015年西班牙文版在墨西哥驻华使馆发布；2017年是鲁尔福诞辰100周年，我发表了论及他孤儿情结的论文，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篇，研究鲁翁的时间持续了近40年。
万戴
曾经有文学研究者将鲁尔福的写作风格描述为“哈利斯科（Jalisco，墨西哥西部的一个州）魔幻现实主义”。这种说法似乎同时包含了两方面内容：其风格和普遍意义上的魔幻现实主义存在联系，同时又存在强烈的墨西哥民族性。在您看来，鲁尔福是否可以算作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早期作家？两者存在怎样的关系，又是否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
郑书九：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起始问题，文学批评界与文学史界的说法并不一致。但各方普遍认可，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1949年出版的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先导。这部作品很有意思：一般作家出版小说，不会自己写前言，而是请一位良师挚友执笔，自己最多写一篇后记。但这部作品，卡彭铁尔自己撰写了前言，并针对自己的作品，提出了“神奇的现实”（Lo real maravilloso）的理念。
实际上，魔幻现实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作家作品中的表现不尽相同。换言之，这个流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具有明确规则或划分标准的群体，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就很难笃定地讲“谁属于魔幻现实主义，而谁不属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曾讲过，人们都将《百年孤独》归入魔幻现实主义流派，而他自己则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这部书的“每句话，每个词”都反映了现实。
依照这种原则，把胡安·鲁尔福的作品，包括《佩德罗·巴拉莫》和其他几部作品（如他的短篇集《燃烧的原野》（又译《烈火平原》）和长篇作品集《金鸡》）作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这个定位，我个人是认同的。但需要强调的是，他运用的是魔幻的手法（如打破生死的界限、活人和死人对话等），但诠释的却是现实，是1910年墨西哥革命前后残酷的农村现实。其作品的背景就是他所熟悉的故乡哈利斯科州。在那个年代，那是一片荒凉的、被人们抛弃的土地。总体而言，鲁尔福的作品带有强烈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与该流派发展并不相悖。虽然拥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但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万戴
我们谈到魔幻现实主义，尤其强调其反映了社会现实。这就与和现代娱乐工业渊源颇深的西方奇幻文学传统呈现出相似与不同。您是如何看待这两种文学源流的？
郑书九：我们回到语言构成本身，西班牙语的“魔幻现实主义”（Realismo mágico）的重点在于“现实主义”，而“魔幻”是修饰语。而就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而言，它们反映的都是现实。这与奇幻文学的故事构成方式截然不同。一个架空的奇幻故事，很容易成为好莱坞的电影作品。或者说其复杂的故事、宏大的场景与想象造物，非常适合现代电影和游戏产业的改编。鲁尔福的作品也曾被拍成电影，但过程非常艰难。而像曼努埃尔·普伊格（Manuel Puig）笔下的《蜘蛛女之吻》，从头到尾就只有两个人物在对话，影视化就相对难以展示。鲁尔福、加西亚·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等作家的作品，是更为典型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和其他一般意义的“魔幻”作品还是有较大差异的。
《佩德罗·巴拉莫》：执着地寻找天堂
万戴
如果不从“魔幻”着眼，而是以他关注的墨西哥农村题材而言，鲁尔福与新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乡土作家、同样精于书写农村的孙犁、赵树理有何异同？
郑书九：应当说差异是很大的。比较多的乡土文学作品更强调现实主义。而且我们的现实主义与苏联文学的现实主义有关，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像赵树理、马烽的“山药蛋派”，对于现实的反映是非常真实的。我曾经在山西插队，对于赵树理《李有才板话》等作品中使用的山西方言倍感亲切。从“荷花淀派”“山药蛋派”到《暴风骤雨》《红旗谱》，更多强调的是革命现实主义。
如果说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文坛产生的影响，应当是最近30年间的中国当代作家及其创作了。莫言、马原、格非等新一代作家，包括稍早些的作家张贤亮等，他们的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魔幻色彩。其中我想谈及的、非常欣赏的作家是阿来。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我是在国外一口气读完的，其中的精彩内容与表现手法都令我印象深刻。后来我看到对他的访谈，他也承认自己学习了拉美文学的一些表达方式。应当说，魔幻现实主义丰富了中国现当代作家群体的文学创作理念、思想和方法，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影响具体有多大，我不敢妄言，因为我并非中国文学研究学者。
万戴
在您眼中，鲁尔福的墨西哥本土性是如何得到体现的？您曾经撰文论述过鲁尔福笔下的“孤独”，他的孤独又有着怎样的独特性呢？
郑书九：关于鲁尔福的本土性，我刚刚讲过鲁尔福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特点，就是具有明显墨西哥西部荒漠地区，即哈利斯科州的地域特征。鲁尔福作品不多，两部中篇小说及故事集《燃烧的平原》中明确无误的地域性特征，彰显了他创作的本土性，而这种本土性也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杰作。
而对“孤独”问题的研究，是我对于鲁尔福研究的封笔之作。无论是阅读还是研究鲁尔福的作品，不能回避的就是孤独的主题，我在博士论文中称之为“永恒的主题”。首先，他的孤独与其经历相关。如果我们了解鲁尔福的背景，就可以知道他在大约8岁时父母双亡，被祖父收养；在他十几岁时，祖父也离他而去，他彻底成为孤儿。个人经历造就的这种“孤儿情结”，在他的作品中也时常可见。除了是小说家，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家，我有幸在墨西哥和西班牙看过他的摄影展。当你看到他的摄影作品时，就可以发现其风格与文学作品一脉相承：孤独、无奈、寂寞、彷徨……仿佛是他渗透骨髓的气质。我在墨西哥搜集资料时，与鲁尔福的家人结识，希望从他们口中听到更多关于他文学性格的表述。但鲁尔福的夫人及子女非常谦逊，认为自己只是鲁尔福的家人，并不是他作品的研究者，不希望干扰我们的思考，我也只好就此作罢。
孤独也是墨西哥文学中很重要的主题。伟大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称“孤独是墨西哥人最好的伴侣”，“墨西哥人是戴着面具生活的，面具后面是不可回避的孤独的现实”。鲁尔福试图在他的孤独中破解人的本质，认为孤独是现代社会、现代人类的忠实伴侣，人们处在孤独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中。他早期的短篇作品很多是以第一人称写成，他笔下的这些人物试图摆脱孤独，期望与他人交往与交流。在一些作品中，看似是对话，其实却是自己孤独的呢喃。
在拉丁美洲小说家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找到作者生活经历过的地域性特征。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带有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的地理与人文特征。而《百年孤独》中主人公的孤独以及最终的结局，则带有明显的宿命论的特征。这是一个预设的、悲剧的结局，一个大家族七代人拼争、努力，最终一切化为乌有。只不过鲁尔福笔下的主人公，基本上是社会底层卑微的人群，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巨作中的主人公是社会的上层、名门望族。这是故事设计的区别，更缘于写作者个人社会境况的差异。
万戴
您对鲁尔福的研究以《佩德罗·巴拉莫》最为知名。您曾将博士论文的题目定为《执着地寻找天堂》，并提出了相关立论。这项研究的核心创建是怎样的？在鲁尔福研究界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变化？
郑书九：传统的研究几乎一致认为，鲁尔福小说中存在两个时间以及相对应的两个空间：一个是遥远的过去、记忆中的天堂，另一个是当今的世界、现实中的地狱。而我的研究中，对鲁尔福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时空结构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后提出：作品中存在着过去、现在与将来三个时间结构，以及与这三个时间相对应的“天堂”“地狱”“阴间”三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结构。这是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一部分，揭示了小说中存在的三个“三重结构”：由上天—天堂、大地—地狱、地下—阴间构成的“三维度的空间”；由久远的过去、迄今为止的现在、今天与未来形成的“三重时间”；以及由代表不同的象征世界的三个人物，即母亲—天堂、父亲—地狱、儿子—阴间，共同构成小说中“三联亲缘”关系。
左：郑书九著《执着地寻找天堂》西语版 资料
右：郑书九主编《当代外国文学纪事 1980—2000：拉丁美洲卷》 资料
研究的第二部分，则是小说中生与死的主题，重点研究父与子的孤独与孤儿情结：父亲佩德罗·巴拉莫从孤独到无可挽回的死亡的结局，以及成为孤儿的儿子胡安·普雷西亚多从死亡到重生的命运。死亡的主题在这部小说中的展示，使我们看到了墨西哥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渗透，而深深植根于印第安文化传统中的作者鲁尔福，巧妙地将这一主题呈现给读者，自然地、不露痕迹地将生与死联系在一起，从而创作出一个既是现实的又是魔幻的叙事文学的经典作品。
这两部分研究相辅相成：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的探讨，正是为作品主人公——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的人物，提供了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并且让他们“讲述”各自的经历，以及他们如何在上述的时空中寻觅幸福和他们的“天堂”。涉及《佩德罗·巴拉莫》的时空结构研究以及生死主题探索，并非什么新的命题；但是我在研究中提出了有别于其他评论家的新的观点与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不同的结论。
相信对于不少批评者及读者而言，我提出的这个题目中似乎存在某种“悖论”。因为多数读者认为作品描述的是一种地狱般的氛围，小说中反映出悲观主义的世界观。而我提出“执着地寻找天堂”的立论，多数读者及批评者会感到意外，因为这种观点与他们的认知相矛盾。作为论文作者，我希望通过论文题目明确表明，该论文研究的方向与多数同行的研究背道而驰。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及研究的成果，得到了答辩委员会专家及同行的一致认同与肯定。而在论文完成后的30余年中，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通过对论文整体构思及符合逻辑性的分析的理解，也逐渐接受了我所提出的解读的结论。
取经与筑路：拉美作家作品的推介
万戴
您的研究也涉及了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包括蒙特罗索、穆蒂斯、萨瓦托等深耕于不同领域的拉美写作者。您是以怎样的标准选择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又希望建立一个怎样的专业思想体系呢？您落笔的研究常常以作品主人公为主轴和题目，是出于怎样的设计？
郑书九：坦诚地说，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确实撰写了一系列拉美作家及作品的推介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我在哥伦比亚博士学习的“副产品”。当时我所修的博士课程全部与文学相关，除了专业课与方法论课程，还有边缘学科和作家专题研究的课程。每门课程的教师都会要求阅读大量拉美文学著作，以及撰写数十页的小论文。这给了我很好的练习机会，也积攒下来一批相关材料。我用打字机垫拓版纸进行写作，提交上层后留下下层的版本。
中国国内对拉美文学和作家的译介，除个别诗人、作家外，更多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尽管当时的拉美文学译介和研究已经“领风气之先”，可总量毕竟有限。在我1990年回国后，我的中学老师、当时担任《外国文学》副主编的李德恩老师联系我，希望我撰写、翻译一些与拉美文学相关的文章。为了平衡教学任务与恩师的约稿，我想到了自己在哥伦比亚积攒下的这批材料，就尝试以之为底本撰写论文。在哥伦比亚读博士时，我选修过一门叫作“拉丁美洲离经叛道作家”的课程，并重点研究两位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Augusto Monterroso）和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于是我就此开始，和大学同学搭档翻译了蒙特罗索的几个短篇，并撰写了一篇评论性文章。之后，我又尝试介绍了阿尔瓦罗·穆蒂斯（Álvaro Mutis）的诗歌作品。由于给多本文学杂志翻译过诗歌，我一度被人当作诗歌研究者。其实，最初我的这些评论和译介并没有一个明确目的，是从约稿开始，比较被动地日积月累形成了一定体量。但是有一点我比较明确：我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叙事文学。
而关于我常常以主人公为主轴进行研究，我是这么理解的：所谓文学，就是人学。作品在记述人物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主角。比如我在研究埃内斯托·萨巴托（Ernesto Sábato）的作品时，通过不同作品中主人公命运的安排，可以发现作者的世界观发生的转变：在中篇小说《隧道》（1948）中，作者秉持着悲观主义宿命论的世界观，不给自己的主人公任何出路；而阅读长篇小说《英雄与坟墓》（1961）时，从作家给主人公安排的结局中可以发现，作者已经给他留下了出路。以主人公的命运安排为引导，可以体察到作者世界观的悄然变化。所以我说文学即人学，主人公立住了，作品也就立住了。
研究与修史：“文学爆炸”与“爆炸后文学”
万戴
您近年来的研究，多以“修史”模式进行，以大篇幅的研究作品对间跨度很大的文学现象进行剖析。为什么您会转向这种研究模式？其中的一项重要研究，是您主持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与‘爆炸后文学’研究”。这是拉美各研究领域中不多的“显学”。在您看来，“文学爆炸”的出现是否基于如地缘政治等非文学因素？“文学爆炸”与“爆炸后文学”的主要分野是什么？
郑书九：“修史”这个说法，有些过奖了。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带研究生，而且从一开始就要求学生要研究“文学爆炸”后的作品（当然包括一些老作家后期的作品）。十几年后觉得可以考虑把大家的研究成果认真地整理、呈现出来。2005年我申请了北外的一个科研项目，定名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我对这部研究作品的定位，不是研究生论文集，而是一套根据不同区域和流派重新规划后的成体系研究。例如涉及墨西哥文学，我们着重于墨西哥女性文学崛起；智利文学则关注1973年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政变后的“独裁与流亡文学”；哥伦比亚文学探讨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的一代小说家的崛起，以及生态文学、黑色幽默小说等流派。
2006年，时任北外副校长的金莉教授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外国文学纪事：1980—2000”，我承担了拉丁美洲文学卷的任务。就此，“爆炸后小说”研究团队也同时投入这部分研究中去。《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花费六年时间成书，加上后期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及图书编辑出版，共耗时八年；而“外国文学纪事”项目也花费了九年时间。这两个项目相辅相成：前者专注于叙事文学，关注时间跨度较大；而后者则是一部标准的断代文学史，关注21年间的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批评等所有文学形式。通过这两个项目，也成功培养出多位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青年学者。
所谓“‘文学爆炸’与‘爆炸后文学’分野”的问题是个很微妙、很棘手的问题，很难说清楚。
我基本上认为这个分野出现在20 世纪70年代早期到中期：作家何塞·多诺索的说法是1972年，而我则倾向于1976年，因为当年“文学爆炸”向“爆炸后文学”过渡时期的重要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发表了重要作品《蜘蛛女之吻》。事实上，普伊格虽然没有享有中国人所称的“四位主将”（即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里奥·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名气，其实他在“文学爆炸”期间已经开始发表很成熟的作品了。事实上，“文学爆炸”是一个文学时期，不存在区分度很强的日期或是重大事件。
至于你提到“文学爆炸”中的非文学因素，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虽然深耕虚构作品，但“文学爆炸”中的代表作家群体确实有着较强政治倾向性。如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等作家，对拉美地缘和本国政治多有关注和介入，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与表达。
万戴
“爆炸后文学”的不同发展方向中，是否存在着某些作家和作品能够在文学质量和影响力层面达到“文学爆炸”四位主将的高度？如果至今没有，最为接近的是哪个流派或个人呢？
郑书九：如果把“文学爆炸”与“爆炸后文学”作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前者确实是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出了一批经典作品和几位文学大家。而后者出现了更多的作家，遍布整个拉美。他们的题材更加多元化（也突破了一些原本禁忌的题材），更加向现实主义靠拢，同时也不乏实验性作家。
2007年12月，郑书九在墨西哥蒙特雷第二届世界文化论坛上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合影。 受访者/供图
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爆炸后文学”时期的作家更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书写时代，更加接地气的作品频出，而大气磅礴的作品数量反而有所减少。虽然早期还是存在《帝国轶闻》这样的杰作，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式的史诗性作品变得稀少。
“爆炸后文学”值得关注的有两点：女性文学与爱情书写。“文学爆炸”时期，少有对于爱情的真正书写，这一状况在“爆炸后文学”时期得到了改变。《霍乱时期的爱情》代表着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转向，也代表着他的作品中呈现出更为积极的世界观。而如果说有某个作家更接近“文学爆炸”时期的“四位主将”的话，我觉得博拉尼奥（Roberto Bolaño）可以算一个，他的长篇小说《2666》确实独树一帜。
（作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理事）
原题：静水深流：以西语文学研究为志业——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拉丁美洲文学资深学者郑书九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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