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新传研读社 ，作者新传研读社
写在前面
《计算机辅助传播杂志》（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刚刚推出了一期特刊，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们一起反思“何为计算机辅助传播（CMC）”。本期推送为你介绍的是其中一篇考察“可见性”的论文。作者Jeffrey Treem等人通过概念阐释的方法，梳理了思考“可见性”的三种维度，并提供了三个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我们缩写了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
互联网的先驱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最早被用于军事通信的“黑科技”，最终会成为普通人日常的交往工具。
当我们谈论互联网的福祉时，经常会感慨说：它消灭了空间，让我们跨域山水，彼此相见。学者们则拥有更加“体面”的说法：互联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
正如传播学者Jeffrey Treem所说，欢迎来到传播可见性的时代。
01.
可见性为何重要？
如同绝大多数学术概念一样，对“可见性”的思考，也并非发端于互联网。如果我们回到属于伽利略的时代，望远镜的发明，不也在创造着新的“可见性”吗？当然，当我们谈论可见性时，绝不仅仅聚焦生理意义的视觉能力——可见性还意味着关系。
此时Simmel恐怕会首先登场。他说，互惠的可见性（reciprocal visibility），乃是人际传播最基本的类型。你我在某处相见，彼此对视，把对方看得清清楚楚，谁也逃不掉。不过，Simmel确实有些理想。
难怪Brighenti（2007）会质疑，可见性的关系怎可能永远对称——你可以看看边沁那个学术圈外的天才表哥，独自在工厂中设计出全景监狱的雏形。监管者身处中心，四周尽在掌握。工人们独自劳作，却什么也看不见。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此描述道：“他被看到，却不能看。他是信息的客体，却非传播的主体。”自此，在交往过程中，visibility更与权力息息相关。
那些从事互联网监视研究的学者恐怕会举双手赞成，技术发展增加了可见性不对称的程度。Treem（2020）似乎走得更远一些，他说：可见性简直就是计算机辅助传播中的可供性之根（root affordance）。
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讲，“可见性”在计算机辅助传播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更重要的是，其他一些可供性，都要依靠可见性来发挥作用。举两个例子：社交媒体的可编辑性（editability），便是让传播内容按照传播者的意愿被看见，这与可见性有关；社交媒体的持久性（persistence），则在时间层面为可见性再次做出注解。
一言以蔽之，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建立的种种关系，本质上都是在释放或约束自己的可见性。
02.
理解可见性的三维模型
对于如此重要的传播学概念，我们应该去如何理解它？
传播学者对于可见性的讨论很多。不过，他们虽然使用同一个词，但却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在Treem（2020）眼中，可见性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互动”：一边是表演，一边是观看。如果我们用更加正式的定义来捕捉，可见性指的是一种“行动后果”，它：
1
改变传播者信对他人的可获得性或显著性
2
让人们可以观看、接近或触及他人传播的信息
3
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物质（social-materiality）语境之下
这一定义，本身体现了思考“可见性”的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聚焦传播者的行为，这也是最常被讨论的维度。简单来讲，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装饰自己的主页、发帖、与他人成为好友等行为，都是在控制自己的可见性。这并不难理解。因此，我们重点来说说第二、三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聚焦他人的观看行为。这里所指的他人，并不是传播行为的直接参与者，而是所谓的“第三方”，他们通过浏览网页、在社交媒体上潜水，或者浏览过往储存在网上的对话，来控制他人的可见性。
虽然大多数针对CMC的研究都聚焦于对话的直接参与者，不过，CMC的使用过程，却受到了第三方在场的影响。举个例子：当我在朋友圈中回复我的好友时，万万需要注意，我们的共同好友，随时可能漂移至此，洞悉一切。
因此，在自我呈现的研究中，学者提出了“想象受众”（imagined audience）和语境坍塌（context collapse）的概念——我在发帖时，肯定要掂量一下大致哪些人会看到；更糟糕的是，他们看到我说的话，却无法体味我身处的语境——回头一想，两者仍逃不出“可见性”这三个字。
关心第三方在场的研究者纷纷试图为它命名，Sergeeva称之为“旁观者效应”（onlooker effect），Leonardi则选择了另一个名称：第三方效应（third party effect）。不论如何，他人有意无意的在场，都意味着，传播可见性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传播者本身，而是应该放在更加广泛的CMC网络中进行理解。
第三个维度聚焦传播的社会物质性背景。当我们讨论可见性时，还需要考虑两个“外围”问题。其一是技术的物质属性，其二是人们如何为自己管理可见性的方式赋予社会意义和符号意义。这就是所谓的“CMC的社会物质性”。
这意味着，当研究者考察可见性时，就需要一边考察平台的技术特征，一边考察用户的策略性使用。换句话讲，这些物质性和社会性因素，会或隐或现地影响“可见性”的最终后果。
我们拿社交媒体的技术特征来略作解释。简单回溯社交媒体的发展历史便会发现，Friendster、MySpace、LinkedIn和Facebook，一路走来，采纳了不同的隐私功能设置，这当然会影响最终的用户可见性；Facebook最早的用户仅仅集中于大学校园，随后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相仿，它的可见性也在发生变化。
最近几年一个火热的例子是Snapchat。它推出了一种“阅后即焚”的功能：用户发送的
，会在24小时后被自动删除。这种有趣的可见性，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去使用它。
03.
未来我们能做什么？
当然，研究者可以选择单独研究可见性的某一个维度。比如，我可以研究用户在互联网上发送什么内容，这聚焦的是第一维度；我也可以研究用户如何在互联网上挖掘他人的痕迹，这聚焦的是第二维度。
同时，我也可以合并某几个维度，共同进行研究，例如，如果我想知道人们调整“可见性”的努力是否成功了，那么，就既需要考察用户本身做了什么，又需要考察他人观察到了什么。
未来，我们对于可见性的研究，有以下几个具体方面可供探索。
（1）寻找潜水者
当我们讨论可见性中的第三方时，常常会提到潜水者。他们是CMC世界当中的隐形人，你可以说，他们在进行“不可见形式的参与者”（non-visible forms of participation），也可以说，他们是沉默的参与者（silent participants），亦或者是搭便车的人（free riders）。
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潜水是高度语境化的——一位用户可能在微博上什么也不发，却在知乎上积极贡献内容。然而，研究者却很少关注这些潜水者的存在，是如何影响了平台中的传播。
（2）寻找断裂
研究者在思考可见性时，也许一时不知道应该找什么对象进行研究。我的建议是，去寻找断裂之处。
举个例子来讲，一种技术的物质性特征发生改变时，比如，一个社交网站的隐私设置（或隐私政策）发生改变时，我们的研究机遇可能就会出现。
还有一种可能：当用户对社交网站进行了创意性使用，例如Twitter用户最初自己设计并使用“@”来进行交流时，也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研究机会。
（3）寻找多重建构
大多数人都会同时使用不同形式的传播方式，这些方式相互补充，共同满足我们的传播目的。然而，研究者往往仅仅会聚焦于一个平台进行研究，这让我们很难去发展出一种更加普遍性的理论。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采取更多重的视野去考察可见性——在不同的平台中，人们如何协调自己的可见性，它们的区别是什么，相互之间的联系又是什么？
转自：“新传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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