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回答:乡村教师如何在农村特殊的地理环境、工作关系和社会结构中走出可能的“身份挣扎”困境?如何建构和认同自己的“乡村教师的身份”?如何强化自己的教师的“专业”身份认同?教育管理部门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深入探讨吧！
凌云志 衡阳师范学院
邬志辉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7期
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师的身份挣扎及其融合
——对四省九位乡村教师的访谈研究
摘 要
通过对4省9位乡村教师的半结构化访谈，利用NVIV011.0(plus)软件进行分析发现，乡村教师处于悬浮的“第三者”身份和“双重污名化危险”等较为严重的身份挣扎状况。工作压力、角色模糊、社会认可和专业发展是导致乡村教师身份融合困境的主要因素。要使乡村教师摆脱身份挣扎及其融合的困境，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可采取以下对策:完善乡村学校编制标准，降低乡村教师工作负荷;落实乡村学校教师待遇，保障乡村教师生活融入;倡导“新中师”回归，完善师资本土培养机制;加强专业共同体建设，护航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关键词
城镇化;乡村教师
身份挣扎;身份融合
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Urbanization)是乡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乡村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向城镇进化、乡村文明持续向城镇文明转型发展的现代性蜕变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化和非农就业比例的增加。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8.52%，已进入城镇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城镇化对于乡村教育特别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进人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倾斜措施，如教育部等国家有关部门先后采取了特岗计划、国培计划、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等重要政策对乡村教师给予全方位的特殊支持。从近年来的调研数据看，乡村教师的年龄结构、学科结构、学历结构得到极大改善，与过去相比，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让我们对乡村教育发展充满了希望、坚定了信心[1]。
然而，与乡村教育发展需求、国家宏观战略期待相比，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薄弱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与城镇化相伴而生的县镇大班大校教师编制紧张问题、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年龄老化和结构不合理问题、乡村教师吸引力不足等问题仍然特别突出。改善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状况，需要我们竭力解决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重大问题，应通过拓展补充渠道，来应对“下得去”的难题;要完善全面关怀体系，来解决“留得住”的问题;要切实提升教师素质，来探索“教得好”的出路。
从社会学意义的身份理论视角来看，贯穿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三大难题始终的，是关涉到作为教师个体如何选择自我角色、如何认同自我身份的过程。本文基于对4省9位乡村教师访谈的质性研究，试图回答:乡村教师如何在农村特殊的地理环境、工作关系和社会结构中走出可能的“身份挣扎”困境?如何建构和认同自己的“乡村教师的身份”?如何强化自己的教师的“专业”身份认同?教育管理部门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
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1.样本选择与资料搜集
根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城镇化背景下我国义务教育改革和发展机制研究”研究的需要，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在2015年开展了全国教育大调查，涉及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3个区(县)、246所中小学校、7463名教师。调研收集的数据既包括调研学校的文本资料、观察记录，也有对学校、校长、教师、学生的调查问卷和访谈录音。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数据基础是H省、S省、F省和C省4省的9位乡村教师的访谈文本。访谈时间跨度从2015年9月到2016年4月。研究者对访谈对象进行半结构化访淡，在征得其同意后进行录音，若不同意，则做好笔记与观察记录。在后续研究中，根据研究目的，在原有访谈数据的基础上，研究者对部分教师进行了电话访淡，还就一些具体问题通过网络通讯工具进行了语音和文字交谈，最后形成的录音总时长达403分钟，经过转录并整理后的文字资料近6.47万字。
2.数据分析与研究框架
本研究利用澳大利亚QSR公司发行的Nvivol1.0(plus)软件对数据进行辅助编码与分析。基于9份乡村教师的访淡文本，我们在Nvivo11.0(plus)中建立了学历、性别、年龄、家庭、毕业院校等几个节点，进行反复比较和矩阵分析，对乡村教师的具有相似阶层身份的类属特征及代际差异等进行分析。
本研究在对乡村教师来源进行类属归纳的基础上，根据多轮编码和矩阵对比分析，试图发现乡村教师身份认同中身份挣扎的主要表现.并探究乡村教师身份融合困境的影响因素。在数据分析时.我们尽量发掘本土化的概念来建构理论体系。经反复编码比较.建立了以下研究框架。
乡村教师身份挣扎的表现
研究乡村教师的自我角色认同和身份建构过程，是基于对乡村教师生活和生存状态的理解和阐释的基础上，努力从教师个体视角来探寻其“乡村教师”这一身份的意义世界。乡村教师的身份建构对于优化乡村教师队伍结构有着重要意义。乡村教师个体在乡村社会环境中“身份焦虑一身份认同失败一身份改变”之心理历程，并由此滋生的迷茫、焦灼、混沌、渐悟、思变等情绪，对其自我调适和身份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在教师自我身份调适和身份建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性和消极性行为，都可以称之为“身份挣扎”(Identity Struggle)[2]。依据对9位乡村教师的访谈，我们发现，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持有正式教师编制身份却生活在乡村空间的教师，实际上是处于非城非乡的悬浮的“第三者”身份，他们还承受着可能的“双重污名化”的危险。
1.悬浮的“第三者"身份
乡村教师身份上似乎是城里人，拥有着农村人所没有的“公家”身份，即教师编制，但地域上却成为实实在在的农村人，身体在农村。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又与当地农村社会相隔离，生活环境较为单一，也很少与其他生活社区发生关系，难以与当地社会关系和社会场域进行有效交往。学校处于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离县城比较远，身处乡村的教师们身体无时无刻不亲身感知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这种乡村生活场域与他们作为教师的“公家人”身份并不很匹配。
因此，大多教师会有意无意地将其生活与工作相隔离，最突出的表现是，大家都想办法住到远离乡村的城里去。在他们看来，学校终归不是自己的家，所以，在周末，教师们大多选择离开学校。个别住在乡村的教师是当年的老教师，这是极少数还能在农村“安家”的群体。教师住校只是因为学校的强制要求，可见，乡村教师们并未把学校当做自己首要的心理认同场域。
就如同廖泰初先生(1938)分析当年学校教育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一样。首先，学校教育忽略了原有的教育.使得学校教育与数千年来演变至今的私塾教育存在着矛盾;其次，学校教育与现有的一切社会组织搭配不上，形成了一种隔离状态;最后，学校教师、学生形成为一个独特的阶级，他们不仅和生活远远隔离了.而且和他们的父母兄弟也都渐渐分散了(十)。
一方面，他们难以真正融人到城市生活.因为他们的工作关系并不在城市乃至不在县城;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以与当地社会真正融合.他们脱离了生产劳动，不熟悉农村社会的生存规则。随着乡村教师逐渐纳入政府管理体系，乡村教师与地方社会逐渐脱离开来，逐渐从地方社会的事务活动中退了出来。乡村教师不仅与地方社区、基础政治精英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与基层政治精英形成了一种冲突关系。乡村教师与基层行政精英之问的双向流动也被切断⋯⋯由于教师来自学校所在地以外的地方社区，在来到学校任教以后。教师的任命、管理与报酬与地方社会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公办教师存在着随时调走的心态，因此，教师与地方社区也就几乎不存在什么关系 。乡村教师的这种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社会身份.事实上使这个群体处于非常尴尬的“第三者”的边缘地带。
2.“双重污名化”的危险
污名（Stigma）这一概念，早在1963就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在其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首次提出[4]，并将其作为社会歧视的起点。他将污名归因为偏离社会规范的人，并将污名的起源认定为对身体的憎恨、特征的缺陷和由种族、国家、宗教等导致的污点。戈夫曼认为，由于个体或群体具有某种社会不期望或不名誉的特征从而降低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污名就是社会对这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被贴上标签的人有一些为其所属文化不能接受的状况、属性、品质、特点或行为，这些属性或行为使得被贴上标签的人产生羞愧、耻辱乃至犯罪感，并导致了社会对他们不公正的待遇。乡村教师的非城非乡的“第三者”身份，面临着其作为“农村人”和“教师”两者糅合的“双重污名化”危险。收入不高的“穷教师”和住在乡里的“差教师”似乎成为了乡村教师的标签。
一方面，乡村教师成为了家长眼里的“穷教师”。在访谈中，我们多次碰到教师们对自己的不自信，首先体现在低待遇的内在自卑感。乡村教师报酬微薄、社会地位低下等问题成为大众传媒、政府及民众关注的焦点。乡村教师成为社会弱者的象征与令人同情的对象。“穷鬼”，被人“看不起”，这样的“标签化”话语让乡村教师在与其他行业的比较中没有太多的优势，乃至在体现社会地位的经济收入上还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乡村教师又似乎是城里教师眼里的“差教师”。相对城市学校教师而言，乡村教师因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学科结构都存在一定差距，在教学质量上也处于劣势，而极个别教师的师德败坏行为，在压迫性的政策话语和刻意放大的舆论环境中被妄加到乡村教师的身上。城里教师对乡村教师的评价，不仅带有明显的城里人对乡村人的优势感，而且否定了乡村教师的工作业绩。
而一些教育行政部门领导的言谈中似乎也体现了对部分新任教师的不认可。乡村教师长期处于这些“污名化”的环境中，不仅让其有内在的卑微感，更是可能驱动其在工作中被动转化这种“被污名”的压力。作为乡村教师，他们本身有着自身去污名化的使命，却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常常采取着污名化的教育方式 。对于乡土生活污名的结果，事实上加重了乡村教师本身“被污名”的危险。乡村教师的这种双重“污名化”危险，是他们身份认同的巨大障碍。
乡村教师的身份融合困境
身份融合和身份认同是同~问题的不同内容。身份融合首先体现为自身的心理感受，是归属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汇，从某种意义上讲，群体只有实现融合，才会产生认同感，从而消除群体差异 。乡村教师的身份尴尬导致了其严重的身份融合困境，主要表现是职业归属感不强、专业认同度低、离职倾向严重。根据研究者对9位教师的访谈数据以及NVIVO软件的编码分析表明，工作压力过大、角色认知模糊、社会尊重偏低以及专业发展受限是导致农村教师身份融合困境的主要因素。
1.工作压力过大与身份融合困境
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学校留守儿童比例高，并且学生住校人数多。据统计，2013年，全国小学寄宿人数已达到1021万人，占小学在校生的11%，其中，农村地区寄宿生就有977万人，占总寄宿小学生的5.7%[7]。5%的寄宿制学校有l-2年级超低龄住校生[R]。低龄学生自我适应能力不强、学习能力较低等特点，明显加大了教师的工作负担。超负荷的:[作量不利于乡村教师的职业认同与身份融合。
根据李琼等人的研究，中小学教师职业压力源的五个方面，即由工作负荷、学生学业、社会及学校评价、专业发展及学生问题带来的压力。沉重的工作负担容易转换为阻碍性的职业压力，其外在的表现是新教师不愿意到乡村学校来，而原有的乡村学校教师也难以留住。乡村教师的转岗、调离或者离职和乡村教师本身承受的压力及其所在环境、社会资源支持都有一定关系。一部分教师会将这种压力转化为转岗或离职的动力，并最终通过各种途径离开乡村教育系统，另一部分暂时不能离开的教师则选择以隐忍的方式消极地回避压力。过重的工作压力损耗了乡村教师的职业信心，也可能抵销其坚守乡村的勇气。
2.角色认知模糊与身份融合困境
随着现代文明与教师专业化的发展，乡村教师之于乡村的知识分子身份日渐式微:其“知识者”角色正在弱化，其“文化人”身份正在消失，其“政治精英”地位正在旁落;在追逐与城市教师趋同的专业化过程中，他们的创造力、判断力与反思力等均在发生全面退化。教师不再作为乡村文化的中心角色，其传道授业解惑的地位受到冲击。再加上多数乡村教师并非来自本地，他们与本地的文化联系也不是十分紧密。学生不把教师当一回事，其实是乡村教师在学生面前的师道尊严受到挑战。乡村教师不再作为乡村文化中心的乡村教师，却在大规模城镇化背景下被迫成为了乡村少年父母的“替代者”。部分乡村家长要么不重视家庭教育，要么迫于经济压力无力承担家庭教育的责任，也就是所谓的主动或者被动的“家庭卸责”，即农村家庭因为在外打工经商等各种原因，将原本属于家庭的教育责任完全或部分推卸给学校的行为 。
一些地方行政部门还把某些行政事务性工作也摊派到了学校，而学校也将之移交到了基层的乡村教师身上。面对这种变相的“行政卸责”行为，乡村教师往往无力反抗却又倍觉无奈。乡村教师的核心角色应该是专业的教学者和教育管理者，但在“家庭卸责”背景下，他们被迫承担了“替代父母”的角色;在“行政卸责”背景下，他们又被迫代劳了本不属于份内的其他工作。乡村教师从传统乡村知识分子的中心角色转变为各类“卸责”行为的被动身份，这种社会角色混乱引发了他们自我角色认知的模糊，阻碍了其教师专业身份的内在认同。
3.社会尊重偏低与身份融合困境
在大规模城镇化背景下，由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单向流动加剧了乡村生源的劣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优质生源被城镇学校“收割”，乡村学校的生源越来越不堪。乡村教师的努力工作难以取得较为靠谱的学业成绩，严重影响了他们在工作中的成就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自我效能感是极低的，他们能感知到的来自社会的尊重也偏低。被“留下来”的学生其自身的期望值也不高，乡村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期望值也因此降低。与低效能的自我感受相伴而生的是乡村教师感觉不到自己的工作受到尊重，也容易催生乡村教师对自我职业的认同产生怀疑。
一位受访教师说起自己的女儿连连摇头，因为自己的孩子对教师职业就非常不认可。女儿考取了外地的大学，留在了很远的地方，这是他感到有些遗憾的事情。
这位教师也对自己的职业感到越来越无奈。这一份无力感是一位在乡村工作几十年的老教师对自己职业地位的怀疑。乡村教师的教育激情开始退化，教师职业倦怠也可能因此生发，所谓的“良心饭”的说法，只是乡村教师对自己职业操守的被迫退让。这样的无力感和无奈感会在教师群体中相互影响和感染.有意无意地会降低教师对自我职业的荣耀感和认同感。
4.专业发展受限与身份融合困境
乡村教师长期在乡村环境中，他们缺少优质的同伴资源，且教师的流动性很大，乡村学校组织的专业发展基础薄弱，教师参加培训学习的机会也相对较少。即便是在近年来“国培计划”实施的背景下，乡村教师参加培训的机会增多了，但多数是以网络培训和“送教下乡”等形式进行，他们与名师和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相对较少。刚人职的新教师需要提升其教学、管理班级、人际交往、生活技能等“实践性知识”，如果在这方面有较好的引领示范人，如名师、领导、同事等，则会对他们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农村学校的教师培养机制并不完善，在年轻教师遇到工作的实际困难时无法及时得到可行的指导和帮助;农村学校学科薄弱，教师专业共同体并未形成，年轻教师处于相对孤立的局面，容易消耗职业信心。乡村教师所在的学校信息闭塞.他们获得参加外出学习的机会和人际资源欠缺，相对来说，他们还缺少真正的专业提升的发展平台。专业发展的局限让乡村教师很容易看到自我生长的“天花板”，挫伤了其积极性，造成了新的身份融合困境。
摆脱乡村教师身份挣扎与身份融合困境的对策
在乡土社会中坚守的乡村教师，整体上还处于相对弱者的地位，完全依靠其自身来摆脱其作为乡村教师的身份挣扎以及身份融合困境是不现实的。在当今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教师是实现乡村教育变革和乡村社会复兴的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为此，需要社会加大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关注，也需要教育行政部门采取必要的对策。
1.完善乡村学校编制标准，降低乡村教师工作负荷
乡村教师工作负荷较重的重要原因在于当前的教师编制标准并未充分考虑乡村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特殊性。当今乡村学校的寄宿制、小班额等特殊情况，都需要教育行政部门认真研究制定更加科学的乡村学校编制标准。乡村寄宿制学校中大量的非教学工作负荷已经通过晚自习、宿管、安全管理等途径，事实上转嫁到了教师身上，而小规模学校以及小班额的客观存在需要必要的教师安排，这就使得区域内整体上教师数量不足和结构性缺编。因此，单一按照“生师比”来配备乡村学校教师编制，并不能解决乡村学校教师人员偏紧的难题。完善乡村学校教师结构，需要将“生师比”与“班师比”结合起来配备教师，并且适当地向乡村学校倾斜，同时，结合“教师工作量”来落实教师编制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唯有完善学校编制标准，从制度上减轻乡村教师的工作量，让他们有更好的工作体验，才是提升其职业融合的重要基础。
2.落实乡村学校教师待遇，保障乡村教师生活融入
2018年，中央四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深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关心乡村教师生活。认真落实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等政策，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化补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提高补助标准，努力惠及更多乡村教师。”为此，教育行政部门应制定适应乡村学校发展的教师待遇改善机制，让坚守在乡村学校的教师能够得到尊重和必要的经济保障，提高乡村教师的获得感和荣誉感。特别是要根据乡村学校的地理位置、偏远程度制定梯次的待遇补助机制，鼓励和引导教师长时段留在乡村学校发展;鼓励高等院校的免费师范生计划招收更多男生，加大乡村学校男教师补充力度;为乡村男女青年教师创造更多的交往和发展机会，帮助青年教师主动融人乡村社会。
3.倡导“新中师”的回归，完善师资本土培养机制
传统的中师教育因其人才培养的适用性、乡土性等优势，为当年的乡村中小学提供了优质而稳定的教师资源，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乡村学校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针对当前乡村学校教师数量缺乏、教师质量下降等现实困境，近年来，湖南，江西等地开始探索地方“免费师范生”的培养机制试点，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教育部门的肯定。这些试点的“免费师范生”从初中起点招收成绩较好的乡村学生进入到师范院校进行五至六年的培养。教育行政部门应该鼓励各地加大“免费范生”的招收力度，呼唤这种“新中师”的回归，让优质本土生源成为“免费师范生”的主要生源进口，从而从整体上提升师范生的生源质量，为乡村学校培养优秀教师准备重要的条件。同时.还要通过遴选优质师范院校承担“免费师范生”的培养工作，提升教师培养质量。优质师范生回到生源地的乡村学校，让他们在熟悉的本土环境中尽快完成教师身份融合的过程，并因此成为推动乡村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
4.加强专业的共同体建设，护航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教育行政部门要夯实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基础，培养乡村教师培训团队，完善教师培训和教研制度，引领乡村学校加强校本研训;培养乡土名校长和名师，打造本土的“种子力量”，推动县(区)级的名师工作坊建设，将乡村教师纳入到各学科的名师工作坊机制中来;通过师徒结对、研课磨课、观摩体验、反思提升等路径保障乡村教师得到更多的专业发展机会，连接更加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创新教师培训模式，丰富教师发展场景，提升教师参与学习的力度，激励教师主动积极地建构自我知识体系;加大县(区)级教师发展中心或培训机构的整合力度，将县(区)级的教研、培训、电教等力量汇聚起来，为乡村教师实现本土生长提供合适土壤。同时，在职称评定、荣誉评选等方面尽力向乡村教师倾斜，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更为宽阔的生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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