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语境下的亲子关系与亲子互动有哪些特质?社交网络在哪些层面上促进了文化反哺?又在哪些层面上呈现出数字能动性?如果你也对此感兴趣，请和小编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深入探讨吧！
朱丽丽，李灵琳 南京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5期
基于能动性的数字亲密关系:
社交网络空间的亲子互动
摘 要
本研究聚焦社交网络空间的亲子互动，采用质化路径的路径切入，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对10个家庭中的亲代和子代进行多轮访谈。研究内容主要集中数字语境中的代际冲突、数字区隔和数字反哺三个层面。研究发现:社交网络中的亲子互动是一种基于能动性的数字亲密关系。子代擅长运用数字能动性在社交网络空间中制造与父母的数字区隔，他们使用目的性剧本表演、分组可见等策略，回避和减少与父母在数字空间中发生的代际冲突。亲代也具备改造数字亲子关系的能动性，主动向子女学习新技术新的生活方式的父母，往往能够与子女增进线上线下的亲密性。无论是冲突、区隔还是反哺，数字空间中家庭话语权力的迁徙、生活方式的浸润，乃至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区隔与博弈，都与数字“能动性”紧密关联。数字时代亲子关系的好坏并不仅仅取决于新媒介能力，而更多取决于关系双方在数字社会结构中表现出的能动性。
关键词
社交网络;亲子互动;
能动性;文化反哺;亲密性
问题缘起与文献综述
社交网络时代，家庭场域的亲子关系互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数字化情境的影响。成长于社交媒体时代的“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通过网络平台与应用软件所进行的在线沟通行为，将给传统的家庭形态带来何种冲击，是当前社交媒体与“家庭传播”(Family Communication)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1](P121)。社交网络不仅仅是一种新技术、新潮流，它还是一种社会空间，一种日常生活、一种交往关系。那么，在数字社会结构中，家庭场域中的亲子关系及互动发生何种变化就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新话题。
现代社会仍然是一个由成人所掌控的社会。在成人社会里，青年永远被看作不成熟的人，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没有发言权，是“被教化”、“被规训”的客体。这种现象被称为“年龄的种族歧视”[2](P47-52)。这种情形在东方的儒家文化社会中更为突出。我们正经历着愈演愈烈的文化和社会的媒介化，数字时代的亲子关系在社交网络空间也正经历着剧烈的博弈与重构。这一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公共领域，更是涉及了其他近乎所有社会及文化机构，如家庭、工作、政治和宗教。媒介以特有的方式呈现信息、建构社会关系，并通过传播活动形塑新的生活方式。藉此背景，我们需要探究媒介在多元社会语境中的角色以及建构新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作用。社会科学最常见的追问是辨析结构(Structure)与能动性(Agency)的关系，结合本研究的关注方向，在结构化理论的启示下，我们可以将数字社会和社交网络理解为大结构，具体家庭情境理解为小结构，将家庭关系中的亲代和子代理解为行动者，观照大小结构如何影响和促进了亲子双方的数字能动性(digital agency)。
鉴于媒介对于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影响与建构是一个复杂的双向过程，本研究试图通过“能动性”的视角，通过经验材料的收集与分析来解读数字时代的亲子关系之间“能动性”及“结构”的多重复杂样态。
在阐释代际关系变迁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路径之一是“文化反哺”，又称反向社会化，指的是传统的受教育者反过来影响施教者，向他们传授知识、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反向社会化过程。玛格丽特·米德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划分出三种基本的文化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3](P7);周晓虹发现:父母在日常行为方面受到孩子的影响既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受影响的领域也十分广泛;孩子的“话语权力”最突出地表现在对新器物的使用和对新潮流的了解上，文化反哺的表现层次归结为先是器物层面、技能方面的文化表层反哺，而后是价值观的反哺[4](P51-56);杨立、郜健通过考察青年对网络的反应来探讨网络时代的“文化反哺”现象。与之前很多研究将大学生视为网络情境下被动接受者的视角相左，此研究更加注重青年人对网络的主动反应，在此基础上考察青年一代“文化反哺”的具体状况[5](P30)。
张煜麟关注社交媒体时代的亲职监督与家庭凝聚，发现年轻世代主导建立了多重沟通路径的数字家庭沟通形态，他提出要建构“以年轻人为中心”的数字家庭运作模式，其研究比较早地指出了子代在数字家庭中的能动性问题[6](P48-57);周裕琼从量化研究的角度描述与解析家庭内文化反哺这一“静悄悄的革命”，研究分析出子女对父母的反哺集中体现在新媒体的学习方面，同时双方的年龄、教育以及收入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两代人的数字代沟和文化反哺。文化反哺程度越深的家庭，亲子关系越和谐[7](P117-123);刘颖敏、王芳以90后子代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从学习的类型，学习的程度，学习的轨迹来探讨反向社会化的内容，并进而分析了影响因素[8](P30-34)。朱秀凌在为读者呈现手机媒介在家庭中的应用图景的同时，分析其中的亲子关系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9](P47-53)。这些研究都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开展提供了基础。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究社交网络对家庭亲子关系的影响，需要从家庭场域的微观情境出发来探讨。数字语境下的亲子关系与亲子互动有哪些特质?社交网络在哪些层面上促进了文化反哺?又在哪些层面上呈现出数字能动性?基于这些问题，研究者选择进入家庭场域，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同时根据具体的家庭情况辅以必要的参与式观察，请访谈对象讲述自己在使用社交网络前后与父母(子女)关系的变化和影响，根据被访者所述，研究者通过辨析，对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研究选取的个案数量为10个家庭，以80、90后及其父母作为研究对象，从2015年底陆续进行线上线下的深访，持续一年半左右。
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有以下几点:
一、80、90后经历并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剧烈的社会变迁，其速度、广度和深度是其他年代的子代未曾经历过的;二、80、90后的成长正好与数字社会及社交网络在中国的普及过程同步，他们的生活语境与生活方式与亲代具备较大的反差;三、80、90后被称为“自我的一代”，他们的个人主义成为他们打破陈规，挑战权威的一个潜在资本。
本研究同时考察社会变迁对亲子双方的影响，在两代人互动的结构中来考察家庭场域中数字能动性的具体策略及影响，研究过程及研究结果并不是“智者”的头脑对于家庭生活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是研究者与被访家庭及其成员在互为主体的互动中不断建构出来的扩展性理解。所以，我们以质化研究的方法深入到不同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作者试图通过与亲代、子代的沟通形成一个个家庭的整体性探究，以将他们的态度与行为等联系起来展现亲子互动中的一些关联性。亲代的社交网络使用意图以及子代的应对策略是本文比较着力描述的部分，而在此基础上，家庭场域的亲子互动对数字家庭关系的影响与建构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研究发现与结果分析
(一)数字语境下的代际冲突
社交网络使得现实生活愈来愈多地投映在网络社会之中。在每个小家庭中，网络社交活动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普及而呈现多样化的状态和情境。社交网络可以因为满足了家庭多样性的沟通需求而加强两代人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也可以因为拓宽了情感支持渠道反而使得亲子之间变得生疏。社交网络可以因为满足了隐性信息的获取而加深父母对子女的理解;也可能会因为两代人网络素养的差距而引起价值观的冲突和认知上的隔阂。在家庭场域，这种代际之间的话语争夺和博弈在社交网络空间尤为突出。
个案ZZR一对父子在社交网络使用上就表现出典型的代际冲突。社交网络使得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后区”，都以一种数字可视化的方式敞开。ZZR父亲有着传统儒家思想，待人接物的方式谨慎保守，然而儿子经常在网上发布一些偏激的言语，让父亲感觉儿子思想有点走偏了，非常敏感。
我很不希望他浪费时间在网络上，我觉得很混乱，上面的信息鱼龙混杂，而且好多人发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他发展是一种干扰。为此我加了他的微博，毕竟他的言论也透露出他对事情的看法。QQ以前也是能看到的，后来被屏蔽了，因为他的一些私密信息有时被我发现了，会教训他，他听不惯唠叨而且也总是有分歧，就把我屏蔽了。(ZZR父亲)
我从小就是要和父母斗智斗勇，十岁我就有了自己保险柜，密码箱。我太被父母约束了，知道他们是为我好，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唯一有趣的是，他们乐此不疲地窥探我的隐私，而我就想方法应对，这大概也是无聊的家庭生活中的一点乐趣了。(ZZR)
如果说这种冲突算是一种抗争，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逃避。互联网可以是媒介，但不可能变成社会。社交网络的产生有时为人们造成了一种“我正在与他人联系”的假象，满足了与他人沟通的需求，但无法实现真实的关怀。与ZZR暗地里与父母斗智斗勇不同，有些孩子对父母管控的方式是逃避，然而逃避后又产生更大的心理空洞和负面情绪，恶性循环中使得家庭关系更加疏离，ZRS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一个人住后更不太和父母联系，其实他们也用微信，但是我觉得在上面说话也就是很敷衍的几句，不可能传达真正的关怀......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孤独，常常也抱怨，不自觉会把自己遭遇的困境推给家庭推给社会，当然我自己也需要反省吧......我觉得当我离开家时如果和家人再产生冲突，那种无力感会加重，两代人观念的碰撞把消极情绪反而扩大化了......我也想过向父母倾诉，但是受不了他们的唠叨，有点烦心。(ZRS)
ZRS一家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就很少，关系也不那么紧密。社交网络的便利性非但没有缓解此类家庭固有的矛盾反而让亲子关系更加疏离和僵化。青年人日益为了追求个人快乐而躲避家庭责任义务，缺乏牺牲、容忍精神[10](P221-254)。对于文化意义上的“代”，很多研究结果表示当下年轻一代确实“变了”，大多数研究认为如今年轻人追求自由、平等、自我实现，价值观上更强调个人主义、现代理性和后物质主义。
子代常常会感到父母的出现犹如“梦魇读者”(NightmareReaders)，干扰了其原有的社交媒体交友行为[11](P125)。我从一开始就拒绝加他们，就是不想让他们参与到我的私生活中。我觉得我的父母并不能真正理解这种社交媒体文化，我也比较抗拒他们通过社交平台来接触我。在我看来，他们并不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人，很难接受很多很多比较年轻的思想，跟这个社会思想的代沟很大。(CJX)
“你觉得父母了解后就会促进沟通，但很多时候没有用。而且我们平时说话就有很多冲突，在社交媒体上我的讲话方式他们肯定更不能接受，所以我很警惕。”CJX
自从父母使用微信后就觉得十分束缚，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无所顾忌了。“对于思维上不能与时俱进的父母而言，一旦涉入社交平台原本看似和谐的状况就很容易被打破，各自的私生活也容易被干扰，从而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访谈中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家庭场域中亲子交往与两代人之间的共同话语、兴趣旨向、沟通模式等不无相关。其实亲代社交网络的使用状态及效果与子代对亲代使用社交网络的态度之间也有正相关的联系。
现在年轻一代是新型技术和社交网络的熟练操作者，他们甚至可以主导网络文化和社交互动的方向和内容。但父母大多是“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很多方面需要年轻人的引导和帮助。当然，除了他者的教导，亲代自身对于网络使用的态度和目的也影响着别人，包括子代进行文化互动的态度和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尽管新媒介能够“将许多不同的人包括到共同的场景中，打破人口中不同群体信息系统的分离”[12](P67)，消解人群划分的各种标准与界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群体在进行网络数字化实践时就不存在差异，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正因为这些群体原本处在不同的信息系统中，进入到共同场景后反而有可能放大他们的不同。本研究观察到，数字语境下的代际冲突被放大及公开化了，以至于许多子代运用数字“能动性”(agency)对亲代进行数字区隔。
(二)数字区隔
有关研究表明，当父母尝试以社交媒体平台与子女进行亲子沟通的时候，往往正是年轻人选择抛弃社交媒体平台转移到下一个新媒介平台的起点1。此外，还有研究指出，亲代比较乐于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子代的动向与意愿，但是，子女却觉得社交媒体的沟通降低了亲子互动的质量，因此多数子女避免通过社交媒体与父母进行在线的家庭沟通[13](P52)。不少年轻人为了避免让父母进入自己的社交圈，刻意地向父母隐瞒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有些将自己的线上社交定义为“朋友限定，父母禁入的空间”;还有些会通过“隐私设定”、“分组管理”等来对个人发布内容进行分层次的管理[14](P22)。本研究发现，年轻一代尝试用各种策略进行“数字区隔”，试图“逃离”父母以规避不必要的麻烦和冲突，因此社交平台上呈现出如下特有的亲子交往类型。
1.投其所好:目的性的“剧本”表演。
微信、微博、QQ等社交网络是年轻代际重要的独立空间。社交网络普遍化之后，两代人在数字空间的代沟乃至冲突不可避免。但是华人社会的儒家文化传统使得子代的逃避或抵抗只能以隐性的方式呈现。研究发现子女在社交平台上根据自己对父母的了解而投其所好地呈现出一些有关自我的非真实的状态，即目的性的“剧本表演”，从而让自己的言行举止更加合乎父母的要求和期待。
社会学家戈夫曼(Gofman)提出的“拟剧理论”(Drama turgy)关注的就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运用符号预先设计或展示在他人面前的形象，即如何利用符号进行表演，并取得良好的效果[15](P7)。在这一理论中，戈夫曼引入了戏剧表演中的“舞台”(Stage)一词来比作人们的表演场所。其中，又有“前台”与“后台”之分。社交网络这一具备匿名性、隐蔽性的平台使得角色扮演更为简单直接，也给每一个表演者很大的发挥空间。在数字时代，社交网络中的家庭互动就有强烈的表演性(Performance)。在访谈中，不少子女都在父母面前有着表演的一面，当然很多时候“表演”所依据的角色要求不尽相同[16](P6)。但是当一个人在线上虚拟世界和线下真实生活中的形象产生不对称的矛盾时，表演性质则会暴露出来，让双方关系变得紧张或是转向另一种发展态势，这就是戈夫曼所谓“假面具”[17](P19)被戳穿的尴尬局面。
个案XZ初高中时代是典型的“问题学生”，不过自从上了大学后，住在学校里和父母分开，XZ感觉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性。母亲平时偶尔看看儿子的朋友圈分享的都是一些与专业相关的文章，偶尔询问到学校生活也反馈得十分好。一开始XZ母亲觉得很欣慰，后来无意中，从宿管阿姨口中得知儿子还是老样子，母亲失望的同时也有理解:“恶习哪里说改就改呐...虽然我也怀疑过他是骗我的，但还是相信他了，小孩子也不坏就是太贪玩了，高考前夕还不忘游戏，真让人忧心...不过现在知道了，以后啊要找其他同学问问了...”
XZ被妈妈发现后虽然没有彻底改变，但是束缚又变得多起来，这就需要XZ花更多精力去在社交网络上表演。“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是戈夫曼“拟剧理论”的实质，事实印证XZ算是一个很好的“印象管理”者，不论是妈妈识破谎言前的“理想化表演”，还是“神秘化表演”，亦或是谎言戳穿后的“补偿性表演”，在特定时段下还是达到了演员所希望的表演效果。当然，还有所谓的“误解表演”，也是很多子女惯常使用的方法。
个案LYM是一个还在高校读研究生的商院女孩，她说比起分享更喜欢收藏一些不错的文章，但是偶尔也会转发一些看起来特别高大上的文章对家人可见，虽然知道这样的分享对他们无用，但是饭桌上提起总觉得自己很有知识很有文化，也和她的学历以及家人对她的期待相符合。而个案WL却是会分享一些很生活化的文章，因为想打破父母对其“书呆子”的刻板印象，她的父母比起学习更加关心的是她的成长和快乐，这点或许与其他父母稍有不同。
从人际传播的角度，任何关系都具备表演性，也具备“前台”与“后台”的区隔。社交网络使得子代与亲代的不同“后台”更为可视化更为公开，亲子互动中的目的性剧本表演必然成为常态。而社交网络的书写也为这种表演提供了便利，在数字技术上更为娴熟的子代显然占据了书写的优势，他们出于不同目的，根据不同意图，遵照不同剧本的表演，一方面维系、管理或整饰自己的媒介形象，同时也控制父母的亲职监督。这里面的表演程式是不断变化的，更多依靠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任一时刻所拥有的经验结构，而非社会生活的结构[18](P13)。
2.分组可见:选择性的场景区隔。
在社交网络上，不论是炫耀、狂欢亦或是吐槽、发泄，一定程度上是年轻代际的一种生活方式——所谓“晒文化”。然而这种话语和生活方式并不能被新加入社交网络的年长世代所理解。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希望把自己的父母亲拉入到“观众”名单中，担心因此受到父母无形的远程监控和过度管束。父母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力量，他们想要密切关注着自己的子女，了解他们在社交网络上的活动轨迹。很多父母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使用这种新潮的社交网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用来监督自己的孩子，甚至探测他们心中的秘密。而子女则代表了一种反叛的“异见”力量，他们想摆脱父母的控制。
在社交网络与线下人际关系圈层高度重合的今天，父母无论如何都是线上社交圈绕不开的关系。利用社交网络“缺场的在场”这一优势，一些主动的父母把社交网络变成亲职监督的场所，而子女经常倍感压力而选择逃离。根据已有访谈资料看，微信朋友圈里，遭遇年轻人屏蔽最多的几类人群中，父母总是赫然在列。此外，很多都已经对社交网络上爸妈们的积极“入侵”做出了反应。他们或是利用微信的“分组可见”功能来发布消息，或是在朋友圈直接把父母屏蔽或拉黑，也有一些索性另外注册个“小号”用来和父母聊天，很多子女在朋友圈里“屏蔽”甚至“拉黑”父母。
“我拉黑了我妈，爸爸没有加，实在是觉得不能相互关注，抗不住啊...以前曾经被要求过加好友，但是接着就是一大堆唠叨，每个状态都要去问，有次我只是参加同学聚会发布了张集体合照，一个男孩子和我动作比较亲昵，其实年轻人看来都很正常啊，我妈就大惊小怪以为是男朋友...虽然不反对，但是就开始挖各种信息，还问人家在哪里工作啊，家人干嘛的呀，我实在无语，就一普通朋友啊。”
LY这么抱怨道，一脸很无奈的样子。虽然曾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最终还是希望逃脱母亲过分的干涉，所以LY妈妈感觉女儿和自己产生了距离感。
“我们感觉没以前那么亲了，我有时挺失落的，看她更多时间是和朋友们在一起，有次回来哭得很伤心后来却啥也没说，小时候有事都是第一时间找我的，现在基本不了，感觉自己不被需要了。”
中国是一个重亲情和联结的社会，但是往往缺乏了界限感。这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就有很明显的体现。青少年子女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与外界互动的加强，逐渐开始质疑家庭既有的关系模式，如果此时父母依旧遵循以前那种与儿童的互动状态与青少年子女相处，那么父母的权威或是规范的界限会被儿女所挑战，有的家庭甚至出现子女忤逆长辈的行为[19](P868-876)。对子女干涉得越多关注得越频繁的父母，往往越容易遭到屏蔽。即便是开放的朋友圈也频频上演着控制与反控制的家庭悲喜剧。社交网络中的亲子互动呈现出的这种数字区隔，反映了子代借助数字技术的优势在追求个性自由和遵循家庭伦理中进行一种平衡的策略。
(三)数字反哺
当“网路逐渐不是一桩事物，而愈来愈是一个环境。它将占满全部空间，大家在它里面做各种事，而不是把它放在箱子里像个应用软件”[20](P76)时，它如同空气一样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新环境。社交网络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真实生活的反映，成为了所有人协作编织的一个共同的生活网络的基本构造成分[21](P91)。
这一新的生活空间与传统生活方式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新的媒介语境引导并形塑着亲代新的文化惯习和思维模式，年长世代的经验、习惯和思维等也暗藏着很大的可塑性和创造性，子代对亲代的反向教化成为常态。作者将这种数字世界的子代向亲代反向教化新媒介技术的使用、数字生活方式和青年文化的现象称之为“数字反哺”，它是“文化反哺”的一个囿限的阶段。在中国的线下社会结构中，亲代对于子代的权威还占据很大的优势，但是在社交网络的数字空间里，源于年轻代际的技术优势和文化优势，使得他们对年长代际的反向教化成为可能。
1.新媒介技术使用。
一部分家长，在周围年轻人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始使用社交网络开始上网冲浪、浏览信息、传输文件、下载
、沟通交流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中年父母尚未形成主动使用新媒体的习惯，更谈不上借用新媒体扩展社会关系网络了。不少年长一代在各式各样的新事物面前呈现出的是畏难情绪，有的干脆知难而退。中年人由于受社会惯习及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他们的知识架构以及动手能力都大大落后于年轻一代[22](P30)。由于现有学习能力较慢，媒介接触较少，很多即便是有着较高文化层次的家长，在软件安装、网页制作或远程登陆时，也只能对年轻人甘拜下风[23](P29-32)。所以，与少许“潮爸妈”主动通过新媒体建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更多的父母其实都是在数字领域里艰难前行，不知所措。这种情况下，子代在新媒介的使用上对亲代的反哺与教习成为一种必然。
个案CX母亲说:“我觉得自从有了微信后还是挺方便的，而且有时同事、朋友会在群里发些有趣的段子，大家一起乐一乐挺开心的，不过我不太会用，看得多发的少，状态也不怎么编辑，有时也想发些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弄，儿子工作在外周末才回来，如果他在身边倒是可以问问他。他还挺乐意帮我的，只要我问他就会教，不过我基本都不太记得，所以干脆让他弄好就行。”
CX母亲其实已经感受到社交平台以及其中的社交群给她带来的一些生活上的乐趣，但是这并没有勾起她学习使用的欲望，而是觉得遇到困难反正有儿子或是同事的帮助，所以有些“得过且过”的心态。
WL妈妈也是一个想要融入社交网络却始终深感被排斥在外的例子。“操作简单的我基本上弄一次两次就会了，没问题了。但是稍微复杂一点的或者程序比较多一点的，一两次还是不行，记不住，有时候弄到一半不知道下面怎么办了，然后再去问，比如旁边有同事啊，或者女儿在家，再去问再去学。”
WL妈妈说女儿常常督促自己，说要多使用多学习，但她认为自己这个年龄，不会也正常，真不行就问人。然而即便是有人可问，很多中年人也会因为“怕麻烦”的心态而影响了询问的过程。“女儿一般都是会教我的，虽然有时不耐烦，嘴上嘟囔几句，但最后都还是帮我弄，但我不喜欢老是麻烦别人，即便是自己的女儿，也想着尽量不打扰她，毕竟她功课也繁忙，不想惹她烦。”
因为依赖性或是怕麻烦，半途而废或是一知半解是访谈中好些中年父母使用社交网络时的通病。所以除了一些基本功能和操作，社交网络对于他们而言还是很陌生的，只是停留在表层的工具性作用。子代传授新媒体技术的主动性是根本要素，亲代学习新媒体技术的主要来源是自己的子女。
2.数字生活方式。
青年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要跨越这一“沟壑”，在米德看来，只有“年轻人和老年人真正认识到有一条深深的、新的、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的代沟存在的事实，交流才能够重新建立”[24](P78)。为此，代沟现象必须被置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化背景中，并把文化反哺的无限可能简化成青年一代的有限的行动责任。研究访谈显示，还是有很高比例的子女表示支持和鼓励父母使用社交网络，毕竟这个时代需要社交网络来沟通家庭关系与丰富生活。而且一些子女也反映父母在使用社交网络后生活有了改变，多了一些乐趣。不少儿女表示自己父母其实挺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而且也都能掌握社交媒体的基本使用方法。
我妈妈QQ、微博、微信都在用，我爸爸现在用微信比较多一些，他们都算是我鼓励他们在用的吧，我们家就这样，大家有什么新的发现都会互相教一教，一起用，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和我差不多开始用的。比如上个寒假特别流行发红包，我妈看见我抢红包，她也开始学习怎么抢红包、发红包。(25、WR)
社交网络我的父母基本功能操作起来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附带的其他功能就需要我的帮助才能使用。比如他们会用微信发朋友圈和聊天，但对于今年过年期间的发红包功能就一无所知，经过我的帮助他们很快掌握，并会在节日的时候不时主动给我发红包...还有就是微信支付功能，在我的帮助下他们也学会用打车软件的时候使用微信支付，更方便快捷。(32、ZXX)“
微信打破了现实社区与虚拟空间的界限，以强联接为主、弱联接为辅的朋友圈网络对现实生活的确有着重要的延伸和补充作用。”[25](P13-16)尽管现实人际传播拥有真实语境，但时空的限制和大家庭传统的衰落使得并非所有亲友都能参与到即时互动之中。而社交平台上虚拟人际传播的异地交流、即时通讯等都正巧弥补了这一缺憾。类似于微信红包的一些功能更是打开了亲子互动的豁口，在双方都有所呼应的前提下起到了联络感情的作用。亲友间的社交互动与娱乐消遣等心态成为驱动网络受众参与“春节红包”活动的主因。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在数字化情境中通过电子游戏重新勾连(Articulation)。
过年期间我爸总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在那摆弄“摇一摇”，特别起劲，我一开始没找到还是去问了爸爸，我这些用的反而不如父母呐，尤其我妈，用的肯定比我熟，微信基本每天都在发状态，我不在家时就常常通过微信转发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我知道他们看的一些文章很多没有营养而且是虚假的，但是沟通过后就相互都知道了，所以是一种相互教相互学的状态，很及时很方便。
在年轻代际的带动与教习下，数字生活方式逐渐进入普通家庭，成为亲代与子代共享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年轻代际表现出强有力的数字反哺的能力与意愿。数字技术不仅形塑了“电子大家庭”(Electronic Family)，而且填充、修复了传统家庭中亲子互动的不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一种基于数字性的家庭关系。
3.青年文化的浸润。
许多家长受到年轻一代以及新技术的影响，对孩子的审美情趣从开始的不能理解到慢慢认同;对年轻人的网络语言从开始的厌恶反感到接收使用;与晚辈的沟通从传统的文字表达到表情包传递，凡此种种，都是年长者一代在文化、习俗上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的例证，不论这种影响具体来自于何方，都不能否认一种潜在的隐形反哺的可能。
个案MJY的父亲在消费追求上的一些转变就是受到了周围年轻人的影响。MJY妈妈描述自己丈夫原来是个对数码产品没有任何要求的人，因为是公司人力部的主管，所以平时电话很多，但是手机对于丈夫而言就是个可移动的接电话的设备，不过不知从何时开始，居然开始关注了苹果手机，主动要求换个iphone6。
“他以前都是在苏宁易购随便买买，导购人员介绍啥他看价格合适就买了，现在据说周围人都在用苹果手机，非要换，之前的三星才用一年不到，最后淘汰给我了。”妻子半带抱怨的语气让MJY父亲反驳说妻子不懂时尚:“这是潮流的体现，也是年轻的代表”，他很得意地补充道。
MJY父亲对于苹果设计的追求体现了一种符号价值，这与能从中获得某种功用的使用价值不同，其实苹果手机的功能上并没有决定性的优势，然而它在某一阶段代表了MJY父亲口口声声强调的潮流，感觉让自己很年轻化，这是一种有区别的、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自己特殊性的符号价值。
除此之外，MJY父亲在日常服饰的选择上也越发注重品牌。父亲认为自己这样很有精神，也感觉代表了身份。“现在越来越多接待客户，很多领导虽然没我大，但是感觉很傲气的样子，气势上不能输，这些都是不错的牌子啊，穿戴后感觉就是不一样了，这不是年轻人才可以消费的啊，我们也行!”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物以其数目、丰富、多余、形式的浪费、时尚游戏以及所有那些超越其纯功能的一切，只是模仿了社会本质——地位——这种命定的恩赐只有某些出身好的人才能获得，而大部分人由于其目的地相反，是根本不可能的。”[26](P40)即便事实如此，但一些中年人也会如青少年般对消费品的符号价值越发关注。关于时尚和品味，当这些符号的价值更多是由年轻代际来定义的时候，青年文化在数字空间的影响力自然会波及年长代际。社交网络中日益呈现以“青年文化”的品味、语言方式及生活方式为主导性话语力量的趋势，这也是一种基于数字社会建构的青年文化崇拜。
结论与讨论
:基于能动性的数字亲密关系
家庭领域层面的亲子关系也是一种广义上的亲密关系，社交网络有可能建构出某种数字亲密性(DigitalIntimacy)吗?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使人与人之间信息和情感的交流不必局限在面对面的现实生活中，网络提供给人们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在这里人们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不仅能够和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保持联络和互动，还可以发展新的、有意义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来说，互联网使他们能够开展各种人际关系的强大媒介[27](P2405)。“而情感性的自我表露是直接促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亲密关系的形成[28](P397)，正如维提(Whity)研究表明:一个人与其伴侣发展成信任和亲密关系，很可能是表露了自我一些隐蔽的信息。[29](P1707-1723)
本研究表明，社交网络空间使得传统的亲子互动镶嵌(Embed dednes)在数字化情境中，亲代和子代在社交网络上的种种互动，会通过自我表露减少不确定性，可以提升彼此的关系，促进发展情感上的亲密[30](P411-427)。网络所具有的延时性，即双方交流的承接无需即刻实现，人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去积极和审慎地表现自己。当一个人有时间决定如何展示自己时，他通常会选择以最积极的方式展现自己，这样的策略也往往会有助于形成更亲密的关系[31](P1840)。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交网络使得代际之间的冲突与互动都更为显性，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传统亲子互动的区域，无形中使得亲代和子代更为重视彼此之间数字亲密关系的营造。
虽然社交网络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会推进家庭亲子关系的亲密性，然而亲密关系本身也会带来压力。桑内特认为，亲密性的专制极其微妙，已经遁入日常生活领域。人们越是想寻求密切的社会交往，他们就越给彼此施加更多的压力，越发彼此伤害。这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失衡产生的结果[32](P460-462)。特克尔的研究显示，社交网络时代，科技使得我们联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密，但也变得越来越孤独，网络亲密(Cyber intimacies)滑向了网络疏离(Cyber solitudes)[33](P17)。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年轻一代的子女擅长运用数字能动性在社交网络空间中制造与父母的数字区隔，他们创造性地使用社交平台迁移、目的性剧本表演、分组可见等策略，使得自己能够保有自由空间和个人权利，并逃避亲职监督，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回避和减少与父母在数字空间中发生的代际冲突。我们认为这种数字区隔也是一种青年代际基于能动性创建出来的一种数字“划界工作”(BoundaryWork)。必须指出的是，父母一代也具备改造数字亲子关系的能动性，那些主动放弃权威，愿意向子女学习新潮流新的生活方式的父母，往往能够与子女增进线上线下的亲密性。
社交网络中的亲子互动是一种基于能动性的数字亲密关系。子代对于数字技术的掌控与熟悉，固然是一种抗拒传统权威秩序和代际教化的“能动性”，亲代学习子代的意愿、能力，有意识地接受子代的数字反哺乃至文化反哺，也是一种积极融入数字社会的“能动性”。研究最终发现，家庭亲子关系的好坏，与数字“能动性”紧密关联，无论是冲突、区隔还是反哺，家庭场域中话语权力的迁徙、生活方式的浸润，乃至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区隔与博弈，都是一幅鲜活的数字生活场景。数字时代亲子关系的好坏，并不仅仅取决于新媒介能力，而更多取决于关系双方在数字社会结构中表现出的能动性。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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