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观察美国中小学的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本文以人种志研究的方法和扎根理论的分析策略，带我们立体检视美国夏威夷中小学的具体实践过程，我们将会看到美国的主权形式如何通过教育体现出来。这篇文章还会展示给我们实证研究的主题、对象、路径等是如何逐步凝练的，它能带来对实证研究现实价值的新发现！
作者：杨帆 上海师范大学
钟启旸 井冈山大学
来源：《外国教育研究》2022年第4期
摘要
我国目前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教育停留在政策文本研究层面，缺乏对于其国家意志如何落实到中小学层面的立体式分析。在人种志的策略下，通过对美国夏威夷州的教育部和学区官员、中小学教师与学生、当地居民和学者等进行的一系列访谈与参与式的课堂观察，美国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底层帝国逻辑得以展现：美国的国家安全教育形态是受其主权形态所决定；《社会研究》课程是其主要课程载体，但其他的直接与间接的课程形态比较丰富；精英学校与平民学校的相关课程设置存在较大差异；非政府机构及政府国家安全机构正积极地介入相关课程的建设。
关键词
美国；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
政策落实；夏威夷州；
田野调查；帝国
研究的缘起
美国国家安全教育政策的落实，是一个由不同层级的教育部门、机构和主体共同参与的完整体系，但我国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存在着各种局限。首先，我国当前只关注美国国家安全宏观的、直接的政策与法律，忽视中观和微观，以及间接的国家安全教育实践落实过程。目前我国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国家安全语言法案》（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Act）、《国家安全教育法》（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ct）以及常规实施的《国家安全教育计划》等，有相对定期的跟踪与分析，但却忽视了这些法律如何从学校教育开始建立群众基础，融入意识形态，形成坚定和敏感的国家安全意识。而后者对于我国目前建立融入在各个教育环节和各方面教育内容之中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至关重要。
其次，我国较关注美国的国家安全教育作为“文化和政治输出”的扩展功能，忽视其作为国家认同等方面的“防御措施”的基础功能。现有的研究往往将美国的个别早期法案，如大卫·博伦（David Boren）的《国家安全教育法》当时的立意和主要措施，视为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如培养多国语言人才、重视世界各区域的研究人才等。这些措施都是外放式、对外扩展式的举措，忽视了经过多年的国家安全教育实践，美国已经由绝对的全球霸主，过渡到现在更多主张“权力分散式统治”的现实状态，其具体的措施已经不再完全冠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而是通过实质性的方式渗透到国内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人才培养全过程之中。
再次，现有研究片面刻画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缺乏立体式的描述。综观目前国内研究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文献会发现，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语言政策”和“信息网络安全教育”上，缺失了很多方面，如军事意识教育、文化自信教育、仪式教育等方面，即没有站在美国社会整体安全体系建设的角度，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教育如何变为现实的实际过程。
最后，国内文献重视美国大学生层次的国家安全教育，却忽视美国中小学的相关现状。虽然1991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教育法》最初是以资助大学生到世界各地进行语言学习等方式，来启动国家安全教育，但中小学一直是美国塑造“世界公民”意识的起点，从课程、教学、仪式、社会实践活动、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和数据监测、高中生入伍和军事训练等方方面面的环节，来实现国家安全教育的目的。而这些方面的具体举措，却因为国内过度关注美国政策文件而被忽略。
总体而言，我国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研究，还停留在文件层面，缺乏对现实状况的考察；停留在个别领域，缺乏立体式分析；停留在大学以上层面，缺少中小学研究，无法理解其大中小学一体化思路；停留在文化输出上，缺乏对其“整体防御观”的了解。而了解美国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开展情况，在目前政策文件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较好的办法就是采用质性研究的路径，对美国中小学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调研。
研究过程与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人种志研究。研究者通过在夏威夷檀香山开展较长时间的参与式的实地走访，获得一手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逐渐提炼出观点和理论。实际田野调查自2018年8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2日结束，通过持续一年的观察、资料收集与访谈，研究者得以完整地了解美国夏威夷州的国家安全教育实施过程，从而作出相关判断。
（一）田野观察、访谈与资料搜集的对象
本研究是一个以“道德教育”为主题的更加宽泛的研究课题的一部分。研究者进入到夏威夷州檀香山市的中小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在访谈进程之中，“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具体落实过程”这一研究主题才逐渐成为重心。具体获取调查资料的对象和途径等信息见表1。
对于研究对象的许多区分，是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开展而显出其必要性的。如对于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区分，是因为后来的研究证明两类学校体系展现出了其在国家安全教育上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并具体化为不同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形态；对于本地人、白人、中国人、日裔等的区分，则能帮助研究者看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教育是如何帮助塑造民族-国家认同的；其中对于具有一定中国背景和受教育经历的受访者的调查，也能更好地帮助我们提炼出两国国家安全教育的不同之处。此外，对于学生的访谈，也伴随着对其中个别学生的校外童军体验的拓展式观察。童军活动虽然并不直接与国家安全教育相关，但研究者在参与相关活动时，也看到了一些重要的“隐性课程”的存在，影响着学生的国家安全观。
（二）对资料的分析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编码策略，使用自然主义的观察模式，进入实地，以田野调查的途径得以开展。研究的具体概念框架遵循着国家安全教育从理念到政策，到州政府，再到学校与课程逐级落实的逻辑，具体过程见图1。
对这一逐级发展过程的了解，能够比较全面地考察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落实情况，并且在每一级的传递过程中，都着重考察具体情境的影响，如夏威夷州的本地文化和政治经济情况的影响等，以保证基本的质量。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尽量悬置本人对于美国的想象，更多地了解当地的本土概念，从当地人的地方性知识入手，进行广泛的了解，包括观察和访谈，在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加以自下而上的编码，包括开放性编码、轴心编码、核心与支持性编码等，最终形成对于夏威夷州的全面的个案描述。
“帝国”主权形态：美国国家层面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理念的转变
（一）公立教育的失败造成国家安全危机
美国联邦政府正在国家和社会层面竭力构建一种“相关教育的缺乏正在导致国家安全处在危机之中”的景象。这在本研究对当地教育学者的访谈中不断得到印证。相关访谈也透露出了美国政府和学界关于国家安全教育的分歧。双方争论的焦点始于2012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一个由商业、政府、军方和国防产业的立场鲜明的领袖组成的智库）所发布的报告《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Education Reform and National Security）。报告是由小布什政府的前国务卿莱斯（Rice）和原纽约市公立学校总校长、时任Amplify公司CEO的克莱恩（Klein）团队所撰写，Amplify 公司是鲁珀特·默多克新闻集团（Rupert Mudoch'sNews Corporation）下属的一个教育技术子公司。［1］
《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给出了对于美国公立学校系统的一个饱受学界争议的判断：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在于开发必要的人力资本，从而保证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地位。它的诊断结果是：美国公立学校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其没有能够回应市场竞争的“创新”压力以及公司法人的管理模式。结果是学生不能合作、竞争或者开展本地或全球的互动；学生也没有准备好去创新，去驱动经济发展，去填补对外服务、智库和军事服务等方面的关键岗位。报告认为这种状况是对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让美国失去“保卫自己，展示自己的力量，在全球经济环境中繁荣壮大的”能力。也就是说，报告中所蕴含的判断学校是否失败的标准，是从商业竞争、人力资本、国家安全等互相关联的角度出发的。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的这份报告和里根政府的《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不同：它不仅仅指责公立学校教育中存在的国家安全危机，而且它放弃了之前一直有的共识，即应该对公立学校进行投入。这份报告有着对于教育私有化的强烈的偏好。这一点也由本研究在夏威夷的田野调查中得到印证。私立的、代表精英教育的学校在国家安全教育的侧重点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夏威夷当地的学者指出，以前的诸如《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这样的报告，寻求改善公立学校教育；而2012年的《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则认为公立学校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认为公立学校越早被改造为私立学校，国家安全就越能得到保障。［2］
（二）现阶段美国主权形态的变化与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转向
要理解为什么现阶段美国的高层会如此积极地塑造“国家安全危机”的形象，并指责是公立教育的失败导致了这一危机的出现，就必须认识美国的“帝国主义”形态发展的三个阶段。美国的帝国形态，直接蕴含了其对于“主权”的概念界定，进而影响了其国家安全教育的基本方针的转变。有学者认为，美国的主权概念是随着其“帝国主义”的形态而变化的，其基本特征是从早期的“新帝国主义”形态（以殖民性的扩展为特征）向着哈特（Hardt）和奈格里（Negri）所谓的“帝国”形态（以掌控开放性的全球秩序为特点）转变。［3］国家安全，本质上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国家安全教育，一定是随着国家对于“主权”的理解的变化而变化的。由此可以区分美国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前两个阶段所体现出的基本策略。
第一阶段：早期“新帝国主义”形态下的国家安全教育策略。在这一阶段，和旧世界的帝国本质上没有不同，美国还是以一个“民族国家”的立场来建构其“主权”观。故而国家安全教育的重点在于国土安全这样的传统领域。
第二阶段：全球化背景下开放的“帝国”策略。“帝国”，是哈特和奈格里两位学者对于美国主权在新时期形态的概括。［4］这种新主权的特征就是空间开放。主权不再主要是具有确定边界的实质对象，而是一套全球化背景下由美国所主导的“普遍的”国际规则秩序。它不再以单一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是主要服务于跨国资本的全球运作。所谓的“和平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是其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在价值导向上，强调“主动融入”、“无所不包”，以此来培养能够维系其全球秩序的具有领导力的人才。在最近的十余年，美国的主权形态似乎又发生了一定变化，有学者认为其“在核心领域主导国际组织和规则的主要形式将由‘全球模式’转型为‘俱乐部模式’。”［5］这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以更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新一阶段的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形态。
第三阶段：影响力衰退背景下国家安全教育的重塑策略。由于前一阶段的“主动融入”策略，在实现了资本扩张的同时，也让中国等全球市场的新兴经济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美国开始担忧其全球霸权在未来如何继续维系影响力的问题。本研究在夏威夷州的调查，较为明显地印证了这一阶段的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特征。其对于“主权”的理解，开始重新出现一些传统的因素，如更加主动地划定集体防御的边界。这表现在国家安全教育上，也呈现出一种更加杂糅的逻辑。特别是在中小学的国家安全教育方针上，出现了同时培养和储备“控制全球秩序的精英型人才”与“服务本土防御的职业类人才”的新策略；在路径上，也更加明确了“两条腿”并行的策略：全球化背景下“为了国家安全的教育”（即间接地通过加强基础学科的培养，储备重要学科的人才，来保障国家安全）和“关于国家安全的教育”（即通过直接地教授国家安全知识，为国家安全相关部门的运转储备职业人才）。
抵抗与顺应：夏威夷州落实国家意志的路径
（一）多民族问题背景下当地国家安全教育的敏感性
美国对于夏威夷的殖民史，一直以来都是当地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一个很难处理问题。美国在“新帝国主义”阶段将夏威夷纳入版图的过程具有不正当性。夏威夷在1893年被美国吞并，并于1959年才正式并入美国，成为美国的五十个州。当地人对于其并入美国之前的历史，具有深刻的民族记忆。因此夏威夷的本土教育系统，在早期并不会完全自动地将维护美国利益、保护国家安全作为应有之意。相反，当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反白人文化”。在研究者所做的访谈中，无论是具有土著血统的当地居民，还是在这里成长的白人，都对这一段历史保留着深刻的个人体验和记忆。
“我们对于白人的抵触，远远高于东亚人，因为我们自己身上多多少少都有日本、菲律宾、中国的血统。这种抵触有时候是看不见的，例如我们不喜欢去白人聚集的Waikiki海滩游泳；如果一个白人说‘Hawaii’的时候对‘w’的发音是［w］而不是［v］，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不熟悉夏威夷的外来者；如果他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吃掉最后一块食物，或者是受到你的邀请去你家里，却在进屋时意识不到需要换鞋……都会使我们产生厌恶感。我们更像是东亚人，而不是美国人或者西方人。”
（当地居民）“我的父亲是在越南捐躯的，留下我和妈妈在夏威夷的美军基地。1978年转到普纳荷学校（Punahou，夏威夷顶级的私立学校）读书后，我长时间受到当地学生的欺凌。回家的路上我都不敢经过本地人的聚居区，甚至远远听到他们那里传来的狗叫声我就害怕。现在普纳荷学校里，基本上都是白人和其他亚裔，学生的感受已经不同了。”（某小学区督学①）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安全教育长期被视为带着“同化”当地文化的意图。而美国政府在20世纪的中后期，开始从“以殖民理念为主导的新帝国主义”转向“以建立和维系国际秩序为主导的全球化帝国”的美国主权理念，又开始奉行“尊重多样化”、“理解文化和地缘差异”的开放性的国家安全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其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策略，是希望用奉行普世的、无所不包的价值追求来逐渐控制国际秩序。在夏威夷，当局则是用这一策略来包容当地人和主要来自亚洲的新移民对于本民族的认同，以此来建立更加高位的国家认同。这一基本理念，也延续至今。
从实地调查的结果来看，这一策略在20世纪的中后期颇有效果。虽然本地人仍然保留着对于“入侵者”在一定程度上的抵触，但对于“身为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已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代价就是，州的层面一直谨慎地处理可能涉及民族问题的课程主题。我们直到今天也还能看到当地课程中对于可能涉及“国家冲突”、“民族问题”的主题，如二战中的珍珠港海战（夏威夷是珍珠港所在地）的价值引导，甚至连“911事件”等，都被刻意地回避着。
（二）课程标准、数据驱动的问责制与国家安全教育的强行落实
“社会研究”（Social Study）是美国中小学主要贯彻国家安全教育的课程领域。本研究考察了当前夏威夷州的课程标准，将州的课程标准与美国国家层面的课程标准及相关文件对比，并访谈了政府部门的学科专员，对夏威夷州层面的政策与国家政策的关系，以及如何将这种落实的压力传递给学校，进行了分析。研究者认为，夏威夷州对于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落实，存在着一对二律背反。在主观上，夏威夷州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在客观上又不得不遵循国家标准，坚定地执行着国家层面对于国家安全教育的要求。
夏威夷州“社会研究”课程制定者对于联邦课程标准的态度是否定的。根据夏威夷教育部的“社会研究”课程专员介绍，自从上一轮联邦课程标准和州课程标准的制定开始，他们就意识到了狭隘的国家安全观对于这门课程的影响。2005年所制定的课程标准政策文本中，就开宗明义指明本州的标准是应《国家处在危机之中》这一报告的引导而制定的。据该课程专员介绍，本州的教师们普遍认为上一轮的标准蕴含了五个严重的偏见：
（1）狭隘的视角，仅仅将国家安全理解为保护本国国民的安全；
（2）西方视角主导，忽视了其他文化背景的公民诉求；
（3）学习“关于”民主公民的义务和权利，却没有实践的空间；
（4）关注过去，不能适应未来信息安全等的要求；
（5）国家意义上的个体主义，没有将更大的“合作空间”考虑进来。
他们认为，全球化视角、多元文化、“践行”民主公民权、考虑未来的变化、建立合作的空间，是未来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重点。于是我们对夏威夷州2017年正式颁布的新的“社会研究”课程标准［6］进行了分析。这门课程的主题，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分布见表2。
这一课程标准中渗透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本质上是在用“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的概念，继续实行“帝国”意识形态下其国家安全的基本方针。例如：（1）在“太平洋岛屿研究”中，将“全球安全”与“资源的获得”、“政治的联盟”、“核武器测试”等议题联系在一起，让学生“明白”美国的太平洋岛链是如何保护美国的利益，钳制中国等“非盟友”在资源和军事上的扩张的。
（2）在“世界历史与文化中：1500年至今”中，明确提出了“必须讨论的问题”：在没有帝国主义的参与下，全球的互相依赖可否形成？帝国主义是否对亚洲和非洲有更强的影响？学生需要在其中学习“军事力量与军事基地”、“国家安全”等概念。
（3）在“参与民主”中，提出“何为自由与安全的恰当平衡”的问题，传递“为了安全，需要牺牲一定民众自由”的思想；提出“美国是否受益于国际盟友，变得更加强大”的问题，思考其国际政策的利益出发点，评价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要求学生将美国的军事盟友和恐怖主义、各种条约的签订，与贸易、货币等问题联系起来，从而内化了其全球安全的价值导向。
以上只是对非常明显的一些内容加以举例说明。夏威夷州当地的课程标准中还存在着许多与国家安全教育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内容，值得进一步分析。但上述例子已经能够充分地说明，课程标准与国家安全教育的联系。此外，此标准也明确申明了其与美国联邦颁布的《州共同核心课程标准》（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的对应关系，由此，再一次证明了美国在直接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教育”和间接的“为了国家安全的教育”两条路上同时产生教育效果的总体作用路径。
与《州共同核心课程标准》的联系，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得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控制国家安全教育内容的落实程度。美国自《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让所有孩子成功》等法案以来，一直坚持通过控制财政拨款，来强制公立学校落实相关精神的做法。每个州都建立了系统稳定的督导评估系统，通过跟踪学生相关课程学业成绩的方式，对学校进行奖励或者问责。这意味着公立学校基本不可能抗拒来自联邦和州层面的课程意志。
除了“社会研究”这门课程，“世界语言”（World Language）也是自博伦法案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重点领域。语言教育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储备人才，具有形成国际沟通能力、了解地缘特征、跟踪当地情报等重要的功能。在美国国防语言与国家安全教育办公室的支持下，每年的《国家安全教育年度报告》都会专门报告K-12的语言旗舰项目。其中对于中文（普通话）的学习，是美国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非常重要的内容，基本是必选项。这毫无疑问体现出美国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的对手的想法，并切实地在中小学教育中渗透了这一思想。夏威夷州也有不少学校参与了这一旗舰项目。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在夏威夷州调研期间，中方的孔子学院正好遭到了夏威夷大学的取缔。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教育办公室的语言旗舰项目中文教学又在扩张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孔子学院也承担着面向中小学生进行中文教育的功能，却被严令取缔。从中足以见到，重要的不是“教什么”，而是“谁在教”。这背后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
两极分化与多元介入：学校类型差异、校外活动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影响
（一）私立的精英学校与公立的平民学校——间接的与直接的国家安全教育形式
通过访谈在各种类型学校、各个学段学习或有过学习经历的学生，研究者发现，精英学校与公立学校，在服务国家安全、培养“对国家安全有帮助”的学生等方面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
1. 私立的精英学校：更加关注高端的、间接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
私立学校一般没有直接的国家安全教育。私立学校并不需要执行联邦和州层面的“社会研究”课程标准，也不会受到问责制和相关拨款的影响，因此私立学校在直接追求落实联邦层面的国家安全教育政策时，并没有很强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校会有意地与国家安全教育产生疏离感。针对正在私立学校就读和已经毕业尚在夏威夷当地大学就读的被访者的调查，被访者普遍反映，他们通过中小学获得了较为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他们记忆深刻的，往往也是在学校自主开设的社会研究类课程和校本的学生领导力课程。例如，在“全球政治学”（Global Politics）课程中，被访者报告：这一类的课程帮助他们建立了较强的国家认同意识，并进一步明确了美国的政治盟友与敌人，明确了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并由此锻炼了相关“谈判技能和对于政治利益的敏感性”。在“全球经济学”（Global Economics）课程中，被访者报告：这一类的课程帮助他们了解了目前的全区经济秩序和相关规则的协议基础，并了解到国家安全并不仅仅处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才是其核心；也了解了目前全球金融体系中美元的地位，“维护美元地位使得我们可以用不那么残忍的武器来维持现有的地位”，这一类有关货币战争的思想在精英学校的学生中普遍存在。除此之外，精英学校在外语学习方面，也提供更加广泛的选择。可见，精英学校的国家安全教育，是以更加间接、潜移默化的形式存在的。他们普遍更愿意在居安思危的层次，主动将国际形势动态和国家安全的议题结合起来讨论和思考。也可以说，精英学校的国家安全教育，目的在于培养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
2. 公立的平民学校：更加关注中低端的、直接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
相对于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在直接的国家安全教育上，显然做出了更多的直接投入。在本研究田野调查期间，除了实施州的“社会研究”课程之外，还至少观察到了以下直接的国家安全教育形式：
（1）后备役初级军官训练队（Junior 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简称JROTC）。这是在高中普遍存在的青少年军事训练项目，号称是培养中学生的“领导力”，但实际上往往是那些希望在高中之后参军的学生会选修相应的课程。被访者报告，JROTC在其“个性教育”课程中，强制要求学生在学校穿军装。在被访者报告中，研究者注意到，这一活动让移民的孩子感受到强烈的美国化过程，将对民族的身份认同放在对国家的身份认同之下。在私立学校也偶尔会有部分学生报名参加此类项目，但人数非常少。
（2）军人月（Military Appreciation Month）系列活动。这可能是夏威夷的特色。作为军港，夏威夷的军事基地有大量海军和空军。社会和学校每年都会有军人月活动，军人来到学校进行爱国主义的演讲，介绍相关军事知识；学生也会参观军事基地等。
（3）国土安全教育项目（Homeland Security Program）。这可能是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最有特色的项目。当地的军队人士、国家安全局、军事力量、联邦机构、国防承包商、武器供应商和私人的安全公司竟然都会积极地参与到当地学校具体项目的课程设计过程之中。相关人士声称该项目课程可以提高学校中学生的学业成就。这一类直接的国家安全教育，遵从的是“职业逻辑”。对于高中生来说，说服学生参与国家安全教育类课程，直接的逻辑是“这可以帮助你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从文献中也可以得知，夏威夷州此类直接的国土安全项目课程的存在，在整个美国也并非个案。阮（Nguyen）曾在文章中报告过此类课程，并对其所蕴含的国家安全教育从“军事化教育”向着更加普遍的国家安全项目转移，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批评。［7］
（二）影响当地中小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与能力的其他课外活动
在调研期间，研究者也接触到了在中小学校外开展的一些与国家安全教育相关的活动。研究者认为，这一系列活动对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安全意识与能力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 传统的童军教育
研究者通过一个孩子正在参加童军的家长，较为深入地体验了童军的国家安全教育功能。从国际童军的官方所公布的宗旨上看，似乎童军教育是有意地撇清其与军事功能之间的关系。但在对学生的访谈中，被访者普遍认为，童军教育与国家安全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是高度契合的，在本次田野调查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按照军事建制来组建的等级升迁系统。这一设计锻炼了相关青少年的领导能力、等级意识、集体意识和服从意识，在需要的时候能较快地适应军事需求。
（2）大量的军事符号和文化系统设计。这使得童军成员对于军队、爱国主义等具有天然的亲近感。
（3）丰富的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内容与项目活动设计。
在研究者的调查中，夏威夷的童军的任务设计大量涉及诸如“慰问海军士兵”、“完成防卫设计”、“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去公墓缅怀战士”等活动，显然对于培养国家安全意识具有正面的帮助。有意思的是，在2019年5月27日“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研究者到美国太平洋公墓去观察当地青少年的相关教育活动。研究者手里拿着相机拍照记录，路上数次遇到有身着童军服装的孩子，他们会和身边的人交流，“他是间谍吗？”（Is he a spy？）之类的话不绝于耳。似乎这也印证了童军教育对于国家安全意识的影响力。童军教育代表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影响。这种“非政策执行”式的民间教育，并非直接的国家安全教育，而是通过塑造新生民族国家青少年一代的集体道德和生存意识，来奠定国家安全教育的基础。
2. 国家安全局等部门、机构资助的项目和比赛
一些受访者报告，当地的军队、国家安全部门和武器承包商也会频繁地提供各种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青少年项目，因为可以和STEM教育相联系，这些项目也颇受欢迎。例如，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Northrop Grumman）这样的美国主要防卫承包商，会有很多涉及科技和文化领域的教育项目，诸如 VEX 机器人（VEX-Robotics）、太空营（Space Camp）、网络爱国者（CyberPatriot）等。而这些项目也会同时受到国土安全部、国家安全局、空军等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的直接资助，因此带有强烈的国家安全教育色彩。参与这些项目的青少年数量在近年来也获得了飞速增长。据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官方的统计，2010-2017年，参与“赛博爱国者”比赛的团队数量增长了745%，在2017年达到了5 500支队伍。这样的学生基础，在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是不可忽视的。遗憾的是，当研究者注意到这一方面时，已经接近夏威夷调研的尾声，当年的相关比赛已经结束，没有办法通过参与式观察获取太多的一手研究资料。这种由国家安全部门及其利益相关的商业机构介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市场行为，是对美国自上而下的国家安全教育落实过程的有效补充。这一途径绕过了夏威夷州和学校层面的课程政策，直接作用于学生，同时又契合于美国中学和高校人才选拔机制中对于社会活动参与的重视，往往更容易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美国夏威夷州一年的实地参与式观察，走访与国家安全教育相关的各方学校机构和主体，结合历史材料、政策文本，对美国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落实的过程有了以下几点基本判断：
1.美国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基本形态，是与美国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主权”形态紧密关联的。通过传统的以殖民为目的的“新帝国主义”阶段、全球化的“开放式帝国”阶段，走到目前具有衰退迹象的转型阶段，美国的国家安全教育宗旨也从以国土安全为重，到以维护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秩序为重，再到开始向以集体防御为重的方向转变。
2.美国中小学的国家安全教育，主要以“社会研究”课程为主，语言教育、STEM教育等其他课程辅之。从国家课程到地方课程的落实，由于数据驱动的问责制的存在，地方课程标准基本做到了在内容上符合美国国家课程的要求，并充分体现了“全球安全”的国家安全教育理念。
3.在进入具体学校的路径上，美国的国家安全教育根据学校类型产生了分化，特别体现为私立精英教育和公立平民教育的差异。精英教育主要负责培养未来国家安全的领导人才，平民教育主要负责培养未来国家安全的职业人才。这种状况也印证了课题组对于美国目前国家安全教育处在转型阶段的判断——全球秩序的领导者培养与集体防御的专业人员培养并行。
4.在具体课程和课堂形态上，美国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体现为直接的课程与间接的课程共存。不同类型的学校对于相关的课程形态也有着不同偏好。精英学校更偏向于实施诸如全球政治、全球经济类的以维护全球化开放秩序为主的间接课程；平民学校的学生则更愿意选择诸如青少年军事培训项目、国土安全项目等直接相关的课程。后者被普遍认为既有利于学生的学业成就提升，也有利于直接储备国家安全后备人员。此外童军等校外活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中小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与素养。
5.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军事、社会机构和武器制造商等利益相关者对于国家安全教育的参与，可以绕过州与学校的课程政策落实过程，积极地参与中小学的国家安全教育项目，相关项目通过与童军、STEM教育等学生日常学习以及人才选拔机制的结合，为国家安全教育的落实塑造了民众的价值观与信念基础。
（二）建议
我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并不遵从美国的“帝国”思维，因此在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落实路径上，也不必照搬美国的做法。但在本研究中所看到的一些思路，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启发。由此，我们有以下四点建议：
1.最重要的可能是需要打破简单的国家安全教育的“纯粹防御思维”。和美国不同，我国正处在发展上升期，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因此我们所培养的中小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防范各方面的“入侵”的层面上，而是要从参与全球治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关系。
2.加强我国对应于美国“社会研究”课程的整体筹划，将国家安全教育的指标以标准或纲要的形式进行整体设计，并贯穿K12年级，从而实现一以贯之的教育效果。
3.对于直接和间接的国家安全教育项目或课程，在功能上进行整体区分。我国不可能走美国区分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的路子，但直接的课程和间接的课程在培养国家安全领导人才和职业人才方面的导向作用的确不同，可能需要有所侧重。
4.进一步加大各方机构和主体对于国家安全教育的参与程度，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充实相关项目，举行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国家安全教育赛事，调动更多中小学生投入到国家安全建设的热情。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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