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 2022年第4期
理法复归: 新时代武术发展需要致力的一个方向
刘文武1a，1b，朱娜娜2
( 1. 上海体育学院 a. 武术学院; b. 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 200438;2.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上海 200062）
摘 要: 将文化贯穿于技术传承与传播过程，是武术在新时代获得更好发展、服务体育强国和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观察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了武术在传承传播实践中所存在的“表层技术”与“内在文化”相脱离的问题。文章提出理法复归是沟通“表层技术”与“内在文化”之间的桥梁，同时也是当前武术传承传播实践中亟需提升的地方，因而可以作为新时代武术发展需要致力的一个方向。
关键词: 武术技术; 武术文化; 理法; 武术发展; 新时代
引文格式：刘文武,朱娜娜.理法复归：新时代武术发展需要致力的一个方向[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39(4):470-476.
武术自萌生直至近代，从其发展轨迹来看，基本上是由原始走向军事、又由军事走向民间的一个过程。进入现当代社会以来，无论是作为竞技比赛项目、学校教育手段，还是大众健身形式、产业资源开发，抑或是融入影视、舞台艺术，武术都实实在在地站到了社会传统事项队伍里，跻身于雅正文化行列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武术迎来了它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盛世。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日益强大和在国际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成为当今最引人关注的话题之一;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梦之重要义涵的“文化强国”，也被作为国家战略提出，并在很多领域已开始付诸实施。
文化强国战略中的“文化”所指为何? 从民族视角出发，虽然不是偏执顽固的复古，但在中西文化或其融合性产物之元素比重上，则毋庸置疑，强调的是对我们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给予更多关照，进行更好弘扬。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陈先达认为，“一种文化的活力不在于抛弃传统，而是能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传统和再铸传统”。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国家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发展理念以及“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并有史以来首次从国家层面以政策文件形式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主要用意所在。
《文心雕龙·时序》称: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逢此时代语境，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一支的“武文化”，因其身上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日渐被人们接受为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亮眼名片。而武术若在操作层面以文化的名义服务于“文化强国”战略，必要有与之相配套的手段支撑才行。实事求是地讲，目前武术尚未能肩负起国家赋予它的历史重任。一方面，由过去几十年竞技化单向度发展而导致的武术的“去内涵化”实践改造，已然令它在很多武术人那里徒具文化的外壳———器物层面的身体技术，而严重缺乏人文化成所倚赖的操作抓手———技术背后的思想、方法、理念等，反过来又影响到武术技术的呈现，令其缺乏武术所独有的韵味和精气神。另一方面，人们在进行所谓“武术文化”的传播实践中，时空上只限于理论讲堂，内容上只限于儒释道中一些至广至大、空阔辽远的思想学说，与技术教授互不相干，不免令人们生发只能坐而论道无法起而实行之叹。
这是一个异常关键且又格外棘手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此尚未引发足够深刻的省思，甚至缺少必要的自觉。我们说武术文化如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水乳交融，但落脚到实际操作中，即这些东西是怎么在武术传承与传播的现场而非仅限于三尺讲台、在技术授受过程而非仅停留于口头讲述，得以反映出来的，却又表现得难上加难。
正是基于对武术所面临的新时代这样一个良好环境之下，与其自身内涵储备上不能相适应的尴尬局面的忧思，本研究立足国家宏观政策和文化发展的视角，深入剖析武术技术传承与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指出未来武术发展需要致力的一个方向，旨在为其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进而服务于国家战略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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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化: 武术技术传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如果只是以体育的尺度进行评判，可以断言，现在的武术技术较之于传统要先进许多。首先，武术借鉴西方竞技体育“项目”模式进行分化，聚焦训练内容，专一目标追求，使得其技术朝着“高、细、精、尖”方向大跨度迈进。例如: 现代散打技术在项目训练规律以及保护措施的推动下，技术日益朝着超精细化和强针对性方向发展，并将能够有效提高技击能力的实战练习作为其整个训练系统中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探索出了“以赛带练”“以打练打”等训练方法新成果。而传统武术技术训练由功法、套路、拆招、喂手、散手有机递进，内容多样且强调有机联系，在功能价值上注重多元、兼顾并重，这就必然造成其致力方向的分散，进而导致了它在技击技术时效性方面的落后。其次，科学研究的兴起成为武术技术进步的强大助推器。近代以降，以力学、生物学、训练学、心理学等学科为组成部分的现代科学体系的引进，细化为瑞士球、平衡板、弹力绳、阻力计、视听感应机等全方位开发人体潜能的手段，以及周期训练、板块理论、动机激励等训练调控与保障方法，为现代武术技术之科学化旅程插上翅膀，加速推动着其向更高水平发展。而很多传统的武术门派仍然散布在边缘的乡野民间自由开展，习练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思想观念较封闭保守，加之门户技术在武术界立足的根本往往取决于自身个性化的风格特点，促使各拳派习练者将“原汁原味”作为本门派技术发展的自觉追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与现代科学的隔阂，丧失了在综合创新中获得技术突破的动力。周伟良指出，“长期以来传统武术在训练方法和理论上一直少有突破，与这种盲目的守旧心态有关”; 杨建营则对传统武术界依然普遍存在着的“门户之见”“保守保名”等文化糟粕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深入剖析了其对传统武术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最后，物质生活的大幅改善为武术技术水平的跨越式提高奠定生理基础。武术技术的承载者和展示者是人的身体，而人的身体需要营养供应进行新陈代谢和超量恢复。毋庸讳言，当今社会物质水平高度发展，较之于以往能为人体提供更为充足的营养源，特别是专业运动队一般都配有专门负责运动员合理膳食的营养师，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其武术技术的高水平呈现。
如果只着眼于表层技术，武术的当代传承并不缺乏各个向度上优秀的技术掌握者。论竞技，有一批又一批的套路优秀运动员、散打优秀运动员、推手优秀运动员、中国跤优秀运动员、短兵优秀运动员;论拳种，也有各个门户自己渊源有序的传承谱系和各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仅陈氏太极拳在当代就有所谓“四大金刚”以及他们的再传弟子们，全球范围内开展技术培训工作。他们完全可以很好地承担起一般性技术传承的任务。
然而，武术传承虽以技术为载体，但却不能只限于表层化的技术，不然将与体操技术传承无异。人们常说武术的传承实质乃一种文化的传承，其意思显然不单单指技术的授受，而是在技术授受过程中，融入了一些“文化”的内容。其中，占据主要成分且为武术所独有的，又应是与技术相辅相成、互为证会的那部分内容，是直接促成该技术是此非彼的理论支撑，它们使武术技术由动作升华为符号，文化层级由之而得以跃迁。
以学校武术教学和社会武术培训为例。审视当前很多武术技术的传承实践发现，停留于表层化的技术授受是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学校武术教学中，由于套路技术本身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动作体系，而且很多技术具有“一动无有不动”的特点(增加了与之相应的教学的注意点) ，受学时学分所限，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能将表层化的技术学会练熟已属不易，渗透技术背后的意义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辅助性练习内容更是难上加难。造成学校武术教学不仅是“学套路、练套路、考套路”，关键在于“以技术外形始，以技术外形终”，缺失了蕴含在这些技术中的深层内涵，使武术作为“一份优质的民族文化教育资源”的传承手段大打折扣。很多社会武术培训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市场化”的属性，使“趣味性”和“实用性”成为其关键要素。但无论是“趣味性”还是“实用性”的彰显，都要以明晰技术外形背后的意义为桥梁，通过设计与之相配套的具有开放性特点的练习内容和形式，达到预定目标。然而，由于很多社会武术培训的教练员基本都是竞技武术运动员出身，在缺少教改自觉和相关知识技能的同时，移植自己以前在武校或运动队的专项竞训模式成为必然，技术理法等基本处于被悬置的状态。这是社会武术培训之所以惨淡经营的一个重要内因。
综上所述，停留于外在形态的表层化，是当前武术技术传承中所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令武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趋同于体操技术。而体操在社会中的发展，基本上只局限于狭小的竞技训练领域，大众普及率极低。这既可以部分地解答当前武术发展不尽人意的问题，同时也是新时代“新型举国体制”“体教融合”等体育改革大潮中，武术技术的传承实践改革需要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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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泛化: 武术文化传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现实生活中，“文化”均是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很多事物都被贴上了文化的标签，如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体育文化、太极文化等等，不一而足。武术文化的概念，自 20世纪 80 年代国内兴起的“文化热”以来，迅速在武术界传播开来。使原本作为“武术之‘文化’化”( 即如何使武术更有文化内涵) 的动词，在日用不知过程中逐渐固化为一个专有名词，乃至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将武术与文化勾连，既是武术自身内在质素及其作为一种独特社会存在的要求使然，同时也是武术人与时俱进的一个鲜明体现。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虽然也讲文化，但却截然划分为代表士大夫阶层诉求的“雅正”文化与代表农、工、商利益群体的“俚俗”文化2种形态，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别。古代所言文化主要指的是雅正文化，俚俗文化实际不被认可为文化，只有在用来与前者进行比较以突出其地位时方被提及，而且往往被作为文化的对立面，包含着野蛮、粗俗、低等的贬斥意味，即所谓“文野之殊”。这种价值尺度使得包括武术在内的俚俗文化形态，总是试图通过各种努力向雅正文化靠拢。一定程度上讲，武术发展的历史，即是一部向社会主流文化不断看齐的历史。
不过，武术向社会主流文化的靠拢仅是彰显武术文化之一面，并非全部。而以往有关武术文化的讨论，大多注重武术与以儒释道为代表的具有至高至广概括能力的思想观点相一致的方面，论述方式或以前者证会后者或以后者解读前者。突出了武术作为中华文化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事物所具有中华文化基因的普遍性特征，却忽视了其作为一个拥有相对独立实践领域的文化形态，仰赖众多武术先贤对自身个性化实践进行抽象提炼的成果汇集，而具有的特殊性所在。异言之，当今社会关于文化一词的使用不免有泛滥之嫌，各种事物或现象在本来名称后面缀上“文化”二字。当对它们各自的内涵进行深一步追问时，所得到的答案却几乎大同小异。即都不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那些思想，如“天人合一”“阴阳对待”“五行生克”“道法自然”“以和为贵”“无执无痕”等，这些在包括戏曲、舞蹈、音乐、绘画、书法在内的任何一项中华文化门类中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具体表现。人们不禁会对各种冠以文化之名的事物的文化性产生疑问: 这么多不同名号的“文化”，其所具有的思想内涵难道仅是千人一面的一种东西吗? 果真如此，为何还要对文化以各类事物的特性为标准进行分类呢? 文化前面附加不同定语的作用，是对文化这一名词的修饰、限定和说明，是对不同文化门类的特殊规定。根据马克思“理论来源于实践”的认识论，特殊的理论来源于特殊的实践; 反之，特殊的实践也是导致理论上之独特性的根源。不同文化门类各自的特殊规定即由此而来。可见，我们对习以为常的文化的理解存在一定片面性，只注重了各类事物赖以产生的宏观文化底蕴，而忽略了由自身属性所派生出的特殊的文化品质。在具体论述语境中，很大程度上将武术文化完全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徒生见森林不见树木之憾。立足全球化的视角，我们在武术文化的传播实践中，只是着眼于民族文化差别而突出了武术的“中华性”，对其解读变成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阐释，却忽略了武术与其他中华传统文化门类的区别。后者不仅也是武术文化传播的重要内涵，而且因为武术所独有而更具实践效力。
西方文论有“文学即人学”的理论先导; 弗洛伊德认为，“文化就像人的假肢、假牙、眼镜一样，是在人类对自然进行斗争时为克服自身的缺点而创造的”; 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也提出了“文化即人化”的观点。这就是说，但凡人造的东西，都可归入文化的范畴。而之所以对其进行分类，是因为每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化形态，都代表了人的生活需求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方面，是对应人的某种独特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抽象，它们因具有特殊性而( 在相对意义上) 自成一统。而当前武术传播实践中所谓的“文化”，基本上只包括了与武术本体技术操作相距较远的那部分宏观层面的内容。关于这方面，学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而武术文化研究的短板———与技术密切联系的文化———并没有得到足够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调研中发现: 即便是有些以精研某一拳派技术为己任的传武习练者，对自己所习练技术的来龙去脉也只是了解个大概，很多细节或是全然不知或是模棱两可; 竞技武术领域，无论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对自身所操作的技术更是缺少“文化自觉”，很大程度上成了刻板反映技术的“机器”。从理论研究的层面，相对于宏观上的武术文化讨论，紧密围绕技术本体开展的研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部分相关研究也只是通过套用其他相关学科中不同的理论观点为其阐释包裹了一层貌似新颖的外壳，对于武术本身的研究却是一再沿袭旧说，很少有新的更具体深刻的发现。这样一来，虽然短期内能够满足武术文化传播在国际层面彰显民族性的需求，但随着他人对武术文化以及其他中华传统文化门类了解的逐渐深入，空疏辽远的泛泛之谈，终究会让试图“走进去”而非只是“走出去”的武术文化传播，丧失其实践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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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法复归是新时代武术发展需要致力的一个方向
作为一个合格的当代武术人，不仅能练，还要会说。这既是现实期待，也是理想追求。但说什么?“天人合一”“太极阴阳”等理念性内容固不可少。更要重视那些密切连接着武术技术练习的言说，具体而言，就是武术技术的理法。后者属于能够直接指导实践的知识体系，更能够彰显中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知行合一”思 想，也更容 易 被 人 接 受 和信服。
“理法”即武术技术背后的道理和方法。其中，“理”着眼于思想认识，“法”着眼于具体实践。二者一方面分别处于不同的层次，另一方面又互相联系、相辅相成。技术由人而创而变，所以，它本身也属于文化的范畴。在符号学看来，文化就是以符号形式存在的意义表达，“符号是人类对客观存在所做的记号和标志，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类创造的文化，不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意义”。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则将文化定义为，“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武术外在所呈现出的各式各样的技术动作，因有人对其理法的规定( 意义的附加) ，而成就为一个个状貌不同的符号，它们以人的身体为呈现载体。这是武术符号与其他非身体类型符号相比的特殊之处。与此同时，和其他类型符号一样，武术的各种身体技术符号也是经过人的思维意识活动被创造出来，其变化逻辑首先源于特定社会需求的改变，作用于人的思维意识活动，而后落实于改变武术技术符号的行为。否则它就不能与人类各种本能式的肢体活动相区别，武术也就不能被称之为一种“文化”了。此外，与体操类身体技术相比，武术技术除表现人的健与美外，还有对力和击的强烈追求，而且相对来说，前者属于“副产品”，后者才是“主产品”，所以，武术技术的理法相较体操项目要更丰富，其文化含量也就相对更大。
武术传统中有“运之有理，动之有法”“势不失法，变不失本”的要求。即无论习练什么拳种、流派，学习什么招势、动作，推崇什么劲力、风格，讲究什么节奏、韵味，都要在学习各种技术符号的同时或之后，明拳理，懂用法，做到知而行之。前人创造这些技术符号的动机，是因特定需要而赋予其特定功能价值期待，实现这些功能价值期待需具备 2 个必要条件: 技术结构( 符号) 和技术理法( 意义) 。例如: “八门拳术中炮拳有‘阴阳要转，两手要直; 前腿要屈，后腿要直; 一打一揭，遍身着力; 步步进前，天下无敌’的口诀，传者不但要告知承者口诀，而且要做出必要的解释。何为阴阳? 如何能转? 阴阳转动的意义是什么? 两手为何要直? 价值何在? 如何表现? 一打指什么? 一揭又指什么，如此等等”。又如: 太极拳对习练者身体的总要求是“心静( 内) ，体松( 外) ”，具体化为思想专注、以意领气、以气运身( 内) ，悬顶、虚颈、含胸、收腹、沉肩、坠肘、坐腕、舒指、敛臀、开胯、屈膝等( 外) ，这些要求既有身心修炼上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同时太极拳作为武术之一种的拳学规定，在保持习练者自身平衡的前提下破坏对方的平衡，也是其重要的意义指向，而上述每个具体环节的特殊要求都对习练者整体技击能力的涌现有着自身独特的贡献力。武术技术只有理法而无结构，固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若只有结构而无理法，则导致其运动应用因陷于盲目而在功能发挥上事倍功半，甚至完全变质。即便只从“练为看”的角度，理法不明必然导致意识缺失，武术技术独有的韵味和精气神( 这些正是武术技术区别于其他类型技术的精髓所在) 也自然无从表达，从而导致“看点”降低。由此可见，明理知法既是彰显武术动作符号意义的保证，也是规范武术技术学习、明确习练标准的不二法门; 既是提高武术学练效率和质量的必要条件，也是保持和提高武术练习兴趣、实现武者“活到老，学到老，练到老”的终身武术观的保证; 既是武术传承传播活动中不可或缺之内容要素，也是武术文化在中华文化大系统中彰显自身独特性、贡献于“文化强国”战略目标达成的有力抓手。换言之，“拳种如果失去自己的独特技法、失去自己的拳理拳论、只剩下拳套时，该拳种便开始走上消亡之路。传统武术的许多拳种便是在逐步的失谱、失法、失套后最终失传”。访谈中不少资深武术从业者则反映，现在的竞技武术因技法上的单一化和扁平化而导致武术神韵的淡薄，实在没有多少看头，这样的武术继续下去走向没落已是必然。
同样以身体为符号载体表达特定意义的文化形态显然不止武术一种，而且，即便是与武术属于同类身体文化的其他武技项目也有很多。但武术之理法与其他身体技术之理法，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与其他武技项目之理法相比，也具有程度上的差异。这构成了武术文化不同于其他身体文化和中国武术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技击文化的内在缘由。池建教授指出，“保持这种身体文化上的差异，才是世界体育文化之幸事，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之大幸”。
首先，武术文化与其他非武术类身体文化相比，在理法上具有本质区别。如上所述，武术文化和其他身体文化之所以能被称之为文化，其主要原因就是二者都对应了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武术文化于人的需求而言，在其源初，毫无疑问，是针对人的生存需求的暴力功能。在人类文明推进向前的过程中，其“武之为武”的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变化。邱丕相等将包括武术在内的各种格斗术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嗜血的格斗、规约下的决斗、体育竞技的胜负、心理的较量 4 个阶段。之后又衍生出了健身养生、娱乐休闲、身体教育、竞技比赛等多元功能，但却都以“攻防”为生发、开展、演化之基点，不然就不再是武术的健身、养生、教育、娱乐等。而人类所产生的其他身体文化，或如非武术类体育项目那样，如舞蹈、戏曲那般，“通过肢体动作表达人的思想感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体操和武术的共有技术“鱼跃前滚翻”，体操要求整个过程身体朝正前，随后成抱膝起、跪式平衡或直膝起，动作舒展、造型优美，对形体和基本姿态也有一定要求。而在武术中，此动作多单肩侧斜落地( 武术术语为“抢背”)成跪步，紧凑、灵动，像一只随时可以扑向猎物的豹子，其攻防含义是: 在离敌较近的情况下，可深蹲用两手搂抱对方的小腿部，再用肩冲撞对方膝部，使其后仰跌坐倒地; 在离敌较远的情况下，向前滚翻后以单足蹬踹对方膝盖或小腹，使其猝不及防，出奇不意地获取胜利。武术套路中看似没有什么攻防含义的连接动作“击步”，在双手胸前交叉画弧向前引带的瞬间，眼随手走、目随势注，猛然摆头注视前方，给人一种“猛虎下山”般的恢弘气势和“饿虎扑食”般的刚健力度，表现出武术独特的精气神; 而这个动作在舞蹈中出现时却如“小溪潺潺”般柔美、“仙女下凡”般妖娆，俨然是另外一番境界。由此可见，即便是演练套路( 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竞技的) ，昧于内在理法，也会令其丧失演练特色，难以产生理想效果。
其次，中国武术与其他国家的技击项目相比，虽然都以攻防为其理法的本质属性，但在表达“攻防叙事”之丰富性上，却有着程度上的极大差别。前者不管是因为自身所具有的“乌托邦”色彩也好，一个客观事实是，它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人类围绕攻防技击所能开发的想象力，极大地丰富了人类身体动作宝库。而后者，则由于受“还原论”思维影响，追求技击价值的单一极致，落实到技术上则遵循了“最简即最优”的奥卡姆剃刀原理: 首先是技击形式的单向度，如拳击只用“拳”进行技击，跆拳道只用“腿”进行技击，摔跤、柔道只用“摔”进行技击等; 其次是技术内容的精简化，如拳击的基本技术在历史发展中只沉淀下了直摆勾 3 种拳法，即便如跆拳道、摔跤、柔道等的技术构成相对多样一些，但因受到强烈的实用性追求的制约，阻塞了富有浪漫色彩的想象力渗入的通道，较之于武术要单调得多，而其背后所蕴含的理法与武术相比，自然也就“土丘遇泰山，小巫见大巫”。这也正可以解释虽然很多武术技术的技击效率并不高，但它们却有着极高文化价值的原因。
然而，武术的很多理法却在当代过度追求“项目化”“标准化”过程中进行了以西化中式的替换。具体表现在 3 个方面: (1) 技术结构的分化发展，使原本有机联系的 2 大主体———打和练( 散手和拳架) ———产生分裂。追求一维极致的竞技属性，令从武术中分化出来的子项，与西方运动科学亲近融入，与武术传统理法疏远分离。(2) “标准划一”的同义词是“去个性化”，即以共性遮蔽个性的过程，其实质是过滤掉有关武术理法的多元想象，沉淀下或创造出一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理”，将武术最大程度地拉近物理而远离人文。(3) 历史局限使人们过于重视武术之横向传播，忽视其纵向传承，一味求量而失质( 如传者只以教会某个或某几个套路为目的，很少考虑套路技术中所蕴含的武术文化意义) ，导致武术发展在迁就大众趣味和精英水准之间失衡，窒息了代表着精英水准的各家门户技术理法。此外，对于技术难度的认识也产生了错位，由传统的“先求外形之逼似，再追形意之自运，终得神采之飞扬”，转向了外形技术对肢体运动要求的难易程度上，如将传承传播内容的初、中、高级定位于8 式太极拳→24 式太极拳→42 式太极拳，其层次性仅体现在技术的多少和完成的难易上，技术的内在理法于无形中被悬置，削弱了武术原本有之的文化厚重感。
对于这 3 个现实问题，我们认为，既然“国家武术”具有无所不到的渗透力和辐射力，那么，与其要求国家扶持民间武术，不如从“国家武术”本身做文章。具体做法可在竞技领域里延续标准化理念的同时，在另外一个国家武术存身的重要领域———学校教育系统中，大大唤醒、激活武术技术传承中的理法。当然，激活武术技术传承中的理法，不是完全否定标准化和科学化，其在很多方面也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如特定技术的本质属性( 攻防) 就具有一定的标准化特点，而很多遵循攻防属性的技术也符合人体运动的基本规律。关键是要让学习者明白武术究竟练的是什么、怎么练更好、为什么非要如此练。告别操场上为了技术而技术、教室里为了文化而文化的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局面，使两者有机结合、互为辅正，让操场上的武术技术不再表层、教室里的武术文化不再空泛。为一代代的中国青少年所认知，而不是仅存留于乡野民间的某个角落里绝响单传，或是寄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别传承人身上独自品味。这不只是为了“向传统致敬”，或是理查德·鲍曼所谓的“传统化实践”，也是让武术更加具有民族文化魅力，从而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出其独特的教育价值，实现武术教育相区别于其他体育项目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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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促使人类的科学技术进展迅猛。武术技术在分化思维的指导下，其诸多分支已经趋向于“高精尖”。武术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在适应社会要求的过程中，也将逐渐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但对于处在这二者之间的，深具中国特色的综合性技术结构以及彰显武术独特文化风采的拳理技法，则因被忽视已久而失落许多。例如: 为什么“单刀看手”的非持刀手手型为掌，而同样作为短器械的剑之手型为剑指? 这种不同背后隐含着 2 种器械各自什么样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规定，还是只是一种“象形取意”式的比附———掌之形状如刀，指之形状似剑? 又如:单拍脚、砸拳、乌龙盘打是目前竞技长拳中最常见的技术，如果不是从体操而从拳学的角度，如何对这些技术进行解读，还是不问所以、一快到底地盲练? 对于这些直接关系到武术传承与传播实践的问题，如不先搞明白、弄清楚，而过度追逐已经取得较多成果的“泛文化”，真正是舍近求远、得不偿失。其他方面的文化研究得再好，毕竟隔行如隔山，将别行业中的老生常谈搬到武术里来当成新知进行启蒙，套用别行业中的新论，来说明武术领域的旧识，恐怕只能是隔靴搔痒，徒劳无功。正如张江教授所指出的，“借任意对象，煽情地阐释当代西方各种各样的理论，这是后现代阐释方式的一般狡计，是当代‘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最常见的手法”。一方面，使得武术的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验证外学科理论知识的试验田; 另一方面，也令其无法超越“解读”的品质，走向原创的坦途。人人如此，武术学科之发展将伊于胡底，还指望能有什么真正的发展?
虽然理法的复归尚不能构成实现武术技术传承和文化传播目的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所以，重拾武术理法之坠绪，根据现实经验和逻辑推导进行一定程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成为武术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我们有理由相信，借助“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国家大政方针的推动，武术人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必将为武术发展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转自：“武术与科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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