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清理与超越 ，作者聂锦芳
作者简介：聂锦芳，男，1966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独著《“爱”的超越：文学视野下的马克思》《滥觞与勃兴——马克思思想起源探究》《“到马克思的故乡去！”》《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哲学形态的当代探索》《哲学原论——经典哲学观的现代阐释》；合著《马克思〈资本论〉研究读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主编《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巴黎手稿”再研究：文献、思想与历史地位》《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文献、思想与当代性》等，发表论文200余篇。迄今为止，他已经发表了独著8部、合著3部、主编7部、参著2部和学术论文200余篇。
（一）名实相副，只有探讨的是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对其思想当代性的申发才能到位、才有价值
——聂老师，越来越多的人谈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现实化中国化，但我看了很多文章和论著（包括专业研究者写的），依然一头雾水，感到它越来越沦为一个浮泛的套话和流行的口号，至多只是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一些勾连，或者是对其所进行的论证和阐释，而深层次、实质性的内涵和促人深思的启示非常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只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谈谈我的理解。我认为，要对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史价值和当代意义有非常到位的把握、阐释，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言说、讨论的必须是一个真实的马克思，而不能是根据论者自己的意图、流行的观念乃至政策主张来臆测、杜撰、勾勒、选择、幻想出来的片面、偏激的思想教条和理论形象。
——怎么达致“真实”？
——一是通过认真阅读他的著述来理解，但不能是寻章摘句式的断章取义，必须深入到具体内容和细节之中，弄清楚其原始意图和思路；二是依据其思想演变的实际过程和发展线索做出判断，从“历史性”中找出关联和逻辑；三是从总体上把握其思想的整体框架、主要议题、重要观点和致思特征等，当然，这也需要借助与同时代的重大问题和其他思想家的思考的对照来做出辨析。
——从“诠释学”和“后现代”的视角看，您的这种主张似乎显得有点“落伍”和“陈旧”，因为“真实”本身就值得怀疑——是否存在“真实”？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真实”？由谁来鉴别是否“真实”？您能做得到吗？
——不要用抽象概念和时髦框架来扣帽子、做判断！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做不做或者鉴于做起来非常困难而退缩乃至放弃是另一回事。马上要上课了，我建议你阅读一下我的《滥觞与勃兴》一书的“引言”，其中一段话算是对你的问题的回答吧——
鉴于以往的教训，我多么殷切地希望国内的同行，不再以“当代”、“现实”做借口习惯性地去马克思著作中寻章摘句和断章取义,不再满足于“外围言说”和宏观展望、定性和评点，不再纠结于所谓“马克思的当代性”与“回到马克思”的关系这样虚假的问题，人为地截断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与马克思思想之间天然的、内在的联系。假如号称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者、研究者心思已经不在马克思身上，根本就不读马克思的书或者认为不值得读；假如号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理解的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无关的社会主义”；假如满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现实化、大众化不过是掩盖其研究中的懒惰、投机、缺乏专业性积累和理论功底的薄弱；假如信誓旦旦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始终停留在“原则阐释”或者改革开放之前所理解的水准——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有可能离马克思越来越远，所谓“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就会沦为空谈。
（二）“政治哲学”介入《资本论》研究的隐忧
有位老兄发表了关于蒲鲁东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不同理论“面相”的论文，发给我看，并且特别提示我说，他写此文有针对现在学界有人“割裂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意图，在他看来，“用‘政治哲学’去套马克思，套不上”。
我很认同他的看法。的确，用当代不同学科的观念、框架去规约和讨论马克思当年的工作，并强行划分和定性其所属，会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撇开促成马克思思想演变的现实缘由和内在思路，用一种外在的视角和逻辑去解释他的思想，虽然比较“新颖”，但实际上对其文本和思想的研究并没有真正的推进，或者推进的程度有限。可叹的是，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尽干些这等无聊之事。至于“构境论”之类的自我标榜，就更纯属制造“噱头”了。而从“政治哲学”视角推进《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就属于这一类，无论论者使多大劲想把这两个领域拉扯在一起、强行黏合，都收效甚微，因为两者毕竟过于外在了。
当然，学术无定论，研究也不存在固定之规，人人都有点想法，甚至还有学术之外的企图，或者学术只是台阶、跳板或者手段，情况复杂，盘根错节，那就只好求同存异了。尤其处于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学术体制中，或许也不需要太过认真地分辨什么。
每每思于此，我会觉得学者实际上很可怜，自己大半生就积累了那么点家底、接触过那么有限的世界，明知道自己的局限，但还有不少人不甘心，只好硬撑着，有固执者更以偏当全，沉浸在以往的“辉煌”中，无限夸大自己工作的价值和“真理性”。对此，说什么好呢？在这方面，我很敬佩同行中一位退休老师的自省、转化和拓展，感到他是老人中为数不多的例外，清醒而睿智。有一次开会，他对一位吹嘘自己一年发文多少篇的人毫不客气：“如果思维方式没有更新，知识结构还那么陈旧，写20篇与写10篇甚至与不写有什么差别呢！”当时现场听了，感到振聋发聩，内心佩服老先生的率直和透彻！
（三）不再相信“绝对真理”和世界未来已经被我们掌握
有位老兄执掌一本行业核心期刊，发朋友圈提醒投稿的作者：“千万不要闭门造车炒剩饭，必须时刻关注总台的创新实践，并从中探索传播规律，能够提出进一步改进的建设性‘金点子’与‘好主意’。同时，不要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论证中国的传播实践，这样会水土不服、非常勉强。总台的精品力作能够不断推出，是从哪里‘找启迪、找灵感、找答案’的，请参考总台领导发表的系列文章。”
他的话引起另一位朋友的反弹，相互之间很熟悉，也就不忌讳什么了——“左一个总台，右一个总台,还有什么总台领导的系列文章。甚是可笑！”
我们是三十多年前的老同学，近年来联系更密切起来，看他俩“掐架”，我也掺和了进去——
我的理解是，任何问题和情况都是两方面乃至多方面的，单纯顾及和强调一面而贬抑或无视另一面，都是不公正的，不仅理论上、逻辑上说不通，实践上也是偏狭和有害的。诸如“不要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论证中国的传播实践”，可能有西方理论产生的基础与中国异质的问题，但是否也有中国的新闻实践的症结、矛盾和困境呢？还比如，我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马克思的学者，贵台开办了那么多频道，我只看体育（5、16）和音乐（15）节目，我反思过这种情况，主要是我思想落伍、赶不上潮流之故，但是否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其他频道所办节目千篇一律、不能提供和满足我所需要的真实客观深刻等方面的素材和要求。我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40年的人，还需要反复聆听说教、还会相信我们已经掌握“绝对真理”和世界未来了吗？可能您从总台退休了，就理解我们这些人的苦衷了。
（四）马克思被忽略和遮蔽的另一方面的重要思想
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基于20世纪德国希特勒实行的“纳粹”（“民族的社会主义”）恐怖统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主义造成的恶果，以及受20世纪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学术观点影响，把马克思的思想视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极权主义的起源”。殊不知，这是对马克思最大的污蔑和最严重的误解！他是资本社会最深刻的洞察和批判者，同时给予封建等级制度和现代专制体制最犀利的揭露和痛斥，只是后者被后继者有意忽略、回避和拒斥了。这是我随手摘录的他的著述中的反专制主义论述，可谓句句精彩，入木三分。正因为如此，有论者将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与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起誉为“自由主义三大名篇”。
*君主制是一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而所谓“Respublica（国家、共和国、公共事务）一词根本无法译成德文”（意思是说在德国根本缺乏“共和”的遗传基因和历史土壤）。
*“自由主义的华丽外衣掉下来了，可恶至极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德国已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且会越陷越深”。“连丝毫没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也会感到这种民族耻辱……一个最平凡的荷兰人与一个最伟大的德国人相比，仍然是一个公民”，而在德国，即使是最有见解的人也都把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在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统治下，当时的德国正在上演专制主义的滑稽喜剧，到处是自谓“爱国者”的“可怜虫”；或者更本质地说，是可笑的制度需要而且也培育了这种“可怜虫的爱国主义”。
*“旧世界是属于庸人的……庸人是世界之主，只不过是由于世界上充满了庸人及其伙伴，正如尸体充满了蛆虫一样。因此，这些庸人的伙伴需要的无非是一些奴隶，而这些奴隶的占有者并不需要自由。……他们和他们的奴隶一样，都是庸人。”
*“人是能思想的存在物;自由的人就是共和主义者。而庸人既不愿做前者,又不愿做后者。那么他们究竟想做什么呢?他们希求些什么呢？庸人所希求的生存和繁殖（歌德说,谁也超不出这些），也就是动物所希求的”
*“那些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饲养的奴隶或马匹一样，都归他们主人所有。世袭的主人就是这整个社会的目的。这个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它自己以为的那个样子。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现在那个样子，他们骑在那些不知有其他使命而只知对主人‘俯首听命，投其所好并准备效劳’的政治动物的脖子上。”
*“庸人的世界就是政治动物的世界。”
*“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
*“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他所做的或者人家要他做的，他所想的或者人家要他讲的，就是普鲁士国家所做的和所想的。”
*“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始终只是庸人之王。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真正的人。”
*“既然人们已经沦落到政治动物世界的水平，那么更进一步的反动也就不可能了，而且除非丢弃这个世界的基础并过渡到民主制的人类世界，任何其他进步都是不可能的。”
*“专制制度具有兽性是必然的，而具有人性是不可能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对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一切愿望和思想重新像过去那样被禁止，就是说，回复到过去的僵化了的奴仆国家，在那里，奴隶沉默地劳动着，而土地和雇工的占有者只靠有教养的和驯顺的奴仆尽量沉默地统治着。无论是奴隶或主人都不能讲他们想说的话；前者不能讲他们想成为人，后者不能讲在他的领地上不需要人。所以沉默是唯一的出路。头垂向地、只顾着肚子的默默无声的牲口。”
*“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医治，不创造，而只是存在和享受罢了。受难的人在思维着，思维着的人又横遭压迫，但是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
*“必须重新唤醒这些人心中的人的自信心，即自由。……只有这种自信心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崇高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
*“我们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事件的进程给思维着的人思索的时间越长，给受难的人团结起来的时间越多，那么在现今社会里孕育着的成果就会越完美地产生。”
*“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的全部意图只能是使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具有自觉的人的形态”。“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一项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它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请所有的人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给予社会主义联盟以协助。赞同者应该承认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所有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是真理、正义和道德。他们应该承认：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恩格斯）
（五）马克思只有一个……
沪上一家报纸将发表一篇“也谈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的文章，该文从中日两位学者关于是否存在“两个马克思”的争论谈起，简要勾勒了马克思思想自身演变的线索并借此评析了劳动异化理论在此线索中的位置和意义，进而阐明“马克思思想的起点是发动一场推翻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该报总编将文章发给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在我看来，所谓马克思有两个对立的“异化理论”的看法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是阿尔都塞“断裂论”的另一种说法或变种，二者之间连用语都很类似——阿尔都塞的说法是“意识形态时期与科学阶段对立”，而持这种看法的论者则概括为“人本学劳动异化逻辑”与“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矛盾，只不过后者表述得太过别扭了！此外，充斥着诸如“基于不同信息编码的话语格式塔整体中生成的异质性批判构境”之类的话语，这种探究有什么意思和意义吗？如此“新潮”的阐释能对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的研究产生实质性推进，进而彰显其思想史和现实价值吗？我非常怀疑。
即将刊出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无疑对这一点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文中给出的所谓“精致得多了”评价来自“许多用语上即可看出来”的观察，就是明证。相形之下，我觉得，此文在一个更大的思想史场域和深层的问题探究（哲学革命）中观照马克思的思想变革及其逻辑，这种论证思路及其结论要更令我信服一些。马克思研究中，文本、文献当然是重要的，但仅仅停留于表层解读而缺乏深刻的思想剖析和理论提升，或者试图以“另类”方法和“新颖”表述重复他人、掩饰贫乏，都无助于学术的真正进展。
（六）清理唯物主义史的意图不是“回归”“转向”，而是为了超越
前几天参加一个小型专题探讨会，大家讨论到是什么契机促成了马克思由对费尔巴哈学说的赞同转向对其展开批判时，一个年轻学者的一个观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鉴于《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正面评价，认为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史的梳理和批判也来自费尔巴哈，是对费尔巴哈的“抄袭”。我当时就表达了怀疑，回家后又翻阅了费尔巴哈的《从培根到斯宾诺莎的近代哲学史》《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比埃尔·培尔对哲学史和人类史的贡献》三本书，再对比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那个部分中的论述，再次确认：他的判断过于武断，不能成立；我现场询问时他曾提出论据，称“马克思列举到的名字都来自费尔巴哈的著述”，这也属于胡扯。
事实上，马克思在这段不长的叙述中提及的名字远远多于费尔巴哈三本书的总和，这其中构成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演进序列、我们所熟悉的那些重要人物，诸如勒鲁瓦、拉美特利、卡巴尼斯、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狄亚克等，还有功利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诸如傅里叶、巴贝夫、边沁、欧文、卡贝、德萨米、盖伊等人的名字，我都没有在费尔巴哈著述中找到。而我认为这里最重要的不同在于，马克思特别关注而又为费尔巴哈所忽略的是洛克！马克思将洛克引入法国唯物主义发展脉络之中并视其为两个派别中“一派的起源”，并特别追问：“难道洛克是斯宾诺莎的学生吗？”——这些都意味深长。作为英国经验论代表的洛克，更重要的定位是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当唯物主义在“机械的自然主义科学方面获得了伟大成就”的时候，他的思想在“法国有教养的分子”那里得以传承，使“自然科学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并将“直接导向社会主义”。这就是洛克的思想之于唯物主义的价值。而能做出这种判断和分析，显现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高度评价费尔巴哈的同时更有对费尔巴哈的超越。诚如他所指出的：“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特别是他在这一自然段上面借助对鲍威尔等批判而表示要将“为什么？”“来自何处？”“去向何方？”这三个问题作为“持久研究的对象”，更显示出他清理唯物主义史，不是要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之后“回归”、“转变”到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层次，而是要借此实现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双重超越，即便强行将其所建构的思想归入唯物主义谱系，但也属于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和“新哲学”，这与随后《提纲》《形态》中的论述是相衔接的、渐次递进和明晰的。
这位学者很年轻，发表过论文、出过译著，还在成长中。希望他学术精进、推出更严谨的成果。
转自：“学术与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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