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历史政治学成为中国政治学界颇受关注的话题，一批学者围绕着历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立场、重大议题、方法论取向等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基于此，“政治学人”公众号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举办“历史政治学：共识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历史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围绕历史政治学已经形成的共识和亟待反思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系列文章已在《探索与争鸣》杂志2022年第8期发表。编辑部特推出专栏文章，以飨读者。（政治学人编辑部）
作者简介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历史政治学的共识与反思”，我主要是从后者切入，因为在我看来，当下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可能存在一些偏差，希望我们能够在历史政治学的起步阶段有一个清醒的态度，通过自觉的反省，尽量避免这些偏差。徐勇教授在前面的发言中提到了一句话：历史政治学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反思性，历史政治学就是从政治学理论进入历史，然后从历史中获得对政治学理论的新认识。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起到了引领方向的作用，所以我也希望对历史政治学本身做一点必要的反思。
一、为先行者喝彩
其实我关注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结合已经很多年了。我在20年前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从2004年起就一直在南京大学政治学系工作。历史学出身却在政治系工作，就会面临一种身份焦虑，好像蝙蝠一样，经常被人问到底是一只鸟还是一只兽。这种身份焦虑促使我去思考历史学和政治学各自的优长之处在哪里，怎么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所以我在经验研究之余常常会有一些反思。我是从历史学研究转向政治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今天的多数参会者则是要将政治学研究转向历史，这两个方向在历史政治学的名目下产生了交集和共鸣。
实际上在2015年，南京大学跟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合作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政治研究方法的高级研修班，主题是“中国政治研究的质性方法：历史与田野”，我当时报告的题目就叫作“中国政治研究的历时性维度”。我在报告中提出“迈向一种历史政治学”，但是后面加了一个问号，所以只是一个设想，遗憾的是，这个设想经过了这么多年始终停留在设想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问题并没有想清楚。
再举一个例子。我和闾小波教授合作开了一门博士生课程，已十多年了，以前这门课一直叫作“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与思想专题研究”，前年我们修订博士生培养方案时统一调整课程名称，我们起初也想用“历史政治学专题研究”，但是想来想去，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改成“中国政治传统专题研究”。
讲这些过去的琐事，主要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历史政治学在我们看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兹事体大，可是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想清楚，所以不敢贸然使用这个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民大学的同仁们在杨光斌教授的带领下大力提倡历史政治学，的确令人钦佩。所以，我首先要为我们的先行者喝彩。
近三年来，中国学界在历史政治学方面开展了很多经验研究，既有宏观的历史透视、中观的制度考察，也有微观的行为分析，所涉及的时段也很多元，有先秦、秦汉、唐宋、明清的，也有近现代的，以及跟中国共产党直接相关的历史。
在这些研究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有价值的学术尝试。一是对美国和西方政治学的反思。杨光斌教授在其文章中多次指出，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中行为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人假设一统天下，这些研究其实是没有历史感的，是非历史的，或者说是反历史的。还有对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及其在冷战结束后的新的表现形式，即“历史终结论”的反思，以及对历史目的论、线性史观的反思。二是对中国政治传统进行学术性的挖掘。例如，在历史进程方面，指出中国文明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在政治结构方面，强调大一统、中央集权、强国家等政治传统；在政治制度方面，注意到科举制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贤能政治之间的对应关系，官僚制与现代科层制之间的对应关系，御史台等机构与今天的监察权之间的对应关系，等等；在政治观念上，也注意到儒法互补、民本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观念对中国政治发挥的重大影响。三是对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试图在借鉴的基础之上有所修正、有所超越。学界同仁们发表的很多文章，都在自觉阐述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之间的区别，尤其是杨光斌教授所提到的，历史政治学不仅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更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这一点是我之前未曾想到过的，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二、谨慎的喝彩
从我所拜读的相关文章来看，当前中国学界所盛行的历史政治学似乎具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征。第一，在立场上特别强调历史政治学是一种本土性的研究方法，注重挖掘中国的传统以及中国政治的独特性。第二，在旨趣上强调历史政治学资政、资治的现实功能，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的探究功能。第三，在方法上强调历史政治学既继承又超越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有意识地与之区别开来。这三个特征使历史政治学在理论方法和经验研究的意义上，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但是为什么要说“谨慎的喝彩”呢？在我看来，如果过度强调这三个特征，可能会带来一些偏差。首先，在研究的目标设定上，应该避免把历史政治学固定化的做法，就是说设定一套明确规则，符合的就是历史政治学，不符合的就不是历史政治学。与此同时，固定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将其理想化。强调历史政治学资政、资治的现实功能以后，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和科学性的东西，还具有一种政治性或功能性的意义。既然历史政治学兼具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一些学者似乎存在一种期待，期待历史政治学能够克服当前政治学研究——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存在的各种弊端，期待历史政治学能够解决各种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然而，历史政治学是否能够承担如此重任呢？这一点可能还需要继续探索。
其次，在研究的基本假设上，我担心对中国文明、中国道路的独特性的挖掘可能会导向一种绝对例外论。目前来看，倡导历史政治学的学者大多把中国的独特性当作一个最基本的，同时也非常强大的出发点。杨光斌教授甚至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历史政治学是为中国政治量身定制的一种研究方法。不过我担心的是，如果把寻求中西之间、中外之间的实质性差异作为一种基本目标的话，有可能会带来一种风险：把中国和西方分别同质化、本质主义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西方也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样就会形成全方位的甚至是无条件的中国例外论。
讲到例外论，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在国际政治、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一种非常有名的观点，即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就认为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都不一样，不仅和非西方国家不一样，和欧洲国家甚至英国也都不一样。美国例外论强调其独特的身份，认为美国人是上帝选民，美国是一个理想国、一个避难所；美国有自身独特的政治体制，它没有经历过欧洲的君主制、贵族制和等级制，而是一个在全新的大陆，按照共和与人民主权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新政体；美国的革命也被认为是政治革命的典范，因为代价极小而成就极大；强调美国有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甚至认为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新世界，它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远离欧洲，远离各种战争的漩涡，同时自然资源又非常丰富，能够为它提供一种安全感；强调美国独特的民族和人民构成，是一个大熔炉，有超过100个族群，所以有人说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世界，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甚至有这么一句话：美国人血管中流的每一滴血，都是由世界各地的血混合而成的。这些都是关于美国例外论的基本看法。有两位非常有名的思想家都讨论过美国例外论问题。一位是托克维尔，他提出为什么民主在美国运行良好，在法国却运行不畅，而他给出的解释显然是具有美国例外论色彩的。一位是桑巴特（Werner Sombart），他提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为什么在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风起云涌时美国却能置身事外。桑巴特的解释是比较多元的，包括美国的物质富足、机会均等、代议制民主、两党制所造成的第三党困境以及新边疆等，这些解释也都指向美国例外论。单独来看，美国例外论的一些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如果把美国例外论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把它作为涵盖一切的结论，就很可能走向固化、本质主义化，而忽略了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忽略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在走向现代政治文明过程中的一些共性。
同样地，过于强调中西之间的异质性和对立性，有可能导致我们对中国文明、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之现代性特征的认识被遮蔽。从本质上讲，中国当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首先还是一种现代制度、现代文明，虽然具有中华民族自身的独特性，但它作为现代制度和现代文明，跟传统的制度和文明之间还是存在实质性区别的。在政治制度上，我们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三者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产物，也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表现。现在我们强调党的领导，而传统时代是官僚君主制、皇权专制；现在我们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主权在民，而传统时代是王权主义、专制主义，是主权在君；现在我们强调依法治国，而传统时代强调的是人治、德治、礼治。在政治观念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许多价值项都是现代文明所特有的，而在传统政治思想当中是没有的，像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些价值，都是传统中国相对欠缺的。还有一些价值在传统中也许有，但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有实质性的差异，比如文明、公正乃至于爱国，传统时代也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其内涵跟我们今天有非常大的差异。如果认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的话，实际上会抽离中国制度、中国文明的现代性特征。
再次，在研究方法上要防止本质化和抽象化的思维方式。这一点是和以上所说的绝对例外论密切相关的，因为一旦过于强调中西之间的截然对立和本质差异，就会导致二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这样一来，在看中西历史材料和事实的时候，一方面，只能看到中西之间的差异，而看不到二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可能会有的一些相似性。这就是杨阳教授所说的“伪特殊性”，不是所有观察到的特殊性都是真正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忽略西方内部的差异性和中国内部的差异性。这个差异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时间的差异性。时间差异性不仅体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也体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近现代、当代，显然有很多的差异性。当我们过于强调中西文明对立的时候，这种差异性就会被遮蔽。还有空间的差异性，中心与边缘、农耕与游牧、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地之间也有很多的区别。还有层级的差异性，中央与地方之间，高层、中层和基层之间，同样的一种制度、一种观念在不同层级表现出来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避免本质化和抽象化，实际上是要防止历史政治学在过于强烈的先验性假设的引领之下反而把历史给消解掉了，把历史工具化或者说抽象化了。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曾经说过，真正的历史社会学应该是基于明确的时空来思考社会结构和过程的问题。历史政治学也是如此，一定要基于非常明确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背景来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杨阳教授说历史政治学本质上应该属于一门经验科学，必须要具备基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感，要避免以文本的真实来替代历史的真实，我对此非常赞同。
说到时间感，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有一句名言：历史学是时间的科学。关于如何理解时间，历史学家理解的时间和社会科学家理解的时间，很显然是不一样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将历史学家的时间描述为一种复调的、绵延的时间。大家知道，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区分了三种历史时段：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短时段又叫作个人时间，是以政治事件为中心的历史；中时段又称作社会时间，是以群体和集体为中心的历史；而长时段则是地理时间，关注的是人和周围环境的关系的历史。这是历史学家的时间，是分层的、复调的、绵延的。而社会科学家的时间更多可能是一种因果机制、因果链条当中的时间。也是在这篇文章里面，我用了两个词来描述社会科学家的时间，一个是time，一个是timing。time是说要从过去的时间当中去寻找现代社会的起源，这是一种宏观的因果机制；timing则是时机，就是说要通过特定的时机来解释重大的社会政治变迁何以发生，以及何以如此发生，这是一种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因果机制。
但是，历史学家也好，社会科学家也好，都应该真正地关注时间、尊重时间。时间就是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在一起，不能只看现在，也不能只看过去，而要看到过去怎么变到现在、现在如何导向未来。从机制的角度来看，时间就意味着它既有延续的一面，也包括变迁的一面。延续就是我们所说的常，变迁就是变。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有一本书，名字叫“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即“中国政治的动力学”，中国台湾学者胡祖庆把这本书翻译为中文，书名用的就是“中国政治的变与常”。这个变与常怎么解释呢？必须到时间当中去解释。所以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必须要尊重时间，尊重时间就意味着自己的研究要有历史感、复杂感与张力感。历史感就是要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中去思考问题，复杂感就是不能将研究对象简单化、刻板化、同质化，张力感就是要看到不同力量、不同层次、不同面相、不同书写之间的差异和紧张。
历史政治学现在很受欢迎，但它要想有足够的后劲，要想取得可持续的长远的发展，就应该真正地去尊重时间、尊重历史，而不能将历史工具化和抽象化。我担心，如果把历史政治学的宗旨限定在宏观的中西历史比较之上，完全致力于甚至醉心于去发掘和论证中国政治、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优越性，那就会存在时间性、历史性在事实上被消解的风险。学者倡导历史政治学，本意是要把时间维度引入政治学研究，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转向。然而这种过于强烈的中国例外论和过于强烈的资政意识，可能会导向其反面，即去历史化。这样一来，就把历史政治学变成了一种简单的类型政治学。现在有些以“历史政治学”为标题、为视角的文章，其实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倾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认为秦汉时期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现代国家。这种看法并非完全没有依据，但是我认为，无论在先秦还是秦汉的政治制度，比如说官僚君主制当中，或者在当时的政治观念，比如说民本主义里面，找到多少和现代国家、现代政治相似的因素，都难以支撑2000多年前的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的观点。除非进行重新定义，把所谓“现代国家”的现代性消解掉，经过重新定义的这个“现代”跟时间完全没有关系，那么才可以说2000多年前的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所以在我看来，这样的结论其实就是一个反历史的历史政治学结论。
三、历史政治学的方法
关于历史政治学的方法，我想简单谈两点。
第一个是溯源的方法。陈寅恪先生说，研究政治文化的要诀有八个字：“察其渊源，观其流变。”一种制度、一种现象或一种文明，考察它的源头在哪里，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又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这就叫察其渊源，观其流变。马克思也曾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他把研究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人体解剖，把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看作猴体解剖，猴体解剖是低级的，人体解剖是高级的，猴体解剖是过去的，人体解剖是现在的，但是两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说到这里我想说几句题外话。我有两位同事，一位是政治学长江学者张凤阳教授，一位是历史学长江学者孙江教授，现在都是南大政治学系的教授，他们最近几年分别倡导政治现象学研究和历史现象学研究。孙江教授研究近代中国的革命和基本政治概念，希望借此来理解中国的政治现代性；张凤阳教授研究欧洲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到大革命的这段历史，他有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人民vs.国王：断头台上的政治现代性事件》，通过法国大革命中要不要杀死、要不要公开审判路易十六的争论，来理解西方政治现代性的形成。他们两位，一位主张历史现象学，一位主张政治现象学；一位从传统看现代，一位从现代看传统；一位强调猴体解剖，一位强调人体解剖。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关注历史和现实、历史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都真正地尊重历史、尊重时间，而不是把时间当作一个工具化或抽象化的存在。历史政治学研究应该有这样的自觉。
第二个是比较的方法。历史政治学从其本质上来讲天然就具有一种比较性。但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比较。我前几年读过一本书，德国学者凯博（Hartmut Kaelble）写的《历史比较研究导论》，一本很薄的小册子，但写得非常好。这本书写道，从研究者的动机和目标来看，历史比较分析有四种。第一种叫分析性比较，大多数历史社会学家所做的比较就是这种，通过比较异同去寻找规律。第二种叫理解性比较，最典型的就是托克维尔为了理解美国的民主，把美国跟欧洲大陆的国家尤其是法国进行比较，为了理解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把法国的旧制度跟英国、德国等国家的旧制度进行比较，其目的不是寻找规律，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三种叫评判性比较，比如说二战结束后，很多欧洲学者去比较德国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目的是要对德国何以走上法西斯道路进行批判和反思。第四种叫认同性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前面所说的美国例外论，目的在于用美国例外论来增进美国人民的国家认同。
在我看来，在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应该更多地使用分析性比较和理解性比较的方法，如历史社会学家摩尔（Barrington Moore）、斯考切波那样的分析性比较，如托克维尔那样的理解性比较。对于评判性比较和认同性比较则应该更加谨慎，因为这两种比较都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是先行设定了立场和结论的比较，过于依赖这两种比较，结果可能是洞见与不见、揭示与遮蔽并存。
四、历史政治学的名目
很多人在思考，历史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其实在我看来，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可能未必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那么显著。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多数经典历史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其实都是政治议题。大家知道，历史社会学讨论最热烈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现代国家的形成，一个是革命的起源和后果，它们都是非常典型的政治问题。我在2018年写过一篇方法论文章《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一个比较的反思》，文中提到，艾森斯塔特（Alfred Eisenstaedt）、蒂利（Charles Tilly）、斯考切波等人的研究都具有显著的国家中心论色彩，以至于几乎可以把历史社会学理解为历史维度中的政治社会学。我注意到，赵鼎新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说，政治视角在历史社会学中有着核心的地位，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家其实都是历史政治学家。我对此完全赞同。另外，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政治学之间的差异似乎也没有那么大。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概念——路径依赖、关键节点、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等，很显然也都抓住了历史学和政治学的一个个结合点。
在我看来，很多历史社会学家的经典著作都可以称得上出色的历史政治学著作，比如说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斯考切波的研究被批评缺乏历史感，这当然是事实，可我想说的是，斯考切波的研究已经比绝大多数的政治学者更有历史感，甚至于也比我们一些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更有历史感。再比如赵鼎新教授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也是一部很好的历史政治学著作。但在我心目中最出色的、至少短期内难以逾越的一个历史政治学高峰是英国政治学家芬纳（Samuel E. Finer）的3卷本巨著《统治史》。《统治史》的中译本将近150万字，以时间为线索，非常系统、详实地考察了人类历史上不同地区的各种统治形态和社会政治结构。这部书彰显了历史政治学最重要的品质：既抓住了政治学的真问题，也贯彻了历史学的真精神，还避免了赵鼎新教授在其文章中提醒大家要警惕的东方的神秘主义和西方的机械主义。
五、结语
最后，回到我的发言主题“谨慎的喝彩”。“谨慎的喝彩”这个说法，大家也许有点耳熟，它是我从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叫魂》这本书中借用过来的。孔飞力认为，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和儒家伦理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制衡专制皇权，甚至有可能成为走出帝制的一种普适的本土资源。孔飞力是这么说的：“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锭，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所以，他要对传统官僚制给予“谨慎的喝彩”。
我想借用这个说法来表达对当前历史政治学研究的看法。喝彩不用多说，历史政治学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让人肃然起敬，也给我们引领了方向，所以一定要喝彩。但是为什么要谨慎呢？其一，已经很成熟的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历史政治学的色彩和意味，学术创新当然重要，却也不必刻意标新立异。其二，我担心历史政治学将历史工具化和抽象化，使政治学的历史转向反而走向了去历史化。其三，我担心历史政治学被固化和本质化，而失去了激发学术灵感的开放、创新和多元的特征。我在《何谓“新革命史”》这篇文章中描述了一个有趣现象，一些被认为是新革命史代表人物的学者，如杨奎松、黄道炫等，他们自己却不用新革命史这个词。我想这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新革命史，而是担心新革命史被固化、本质化。对历史政治学而言，似乎也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然，在众多同仁的不断努力下，我期待并且相信历史政治学能够发展壮大，能够在理论方法和经验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对历史政治学的态度会从谨慎的喝彩变为热情的喝彩。
转自：“书斋里外”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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