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定量群学 ，作者陈建伟、秦广强
在上一期推送的“社会地位与报纸阅读”一文中，作者确认了报纸阅读作为一项文化消费活动，与社会分层结构（特别是与社会地位而非阶级）之间的系统性关联。这一发现是否适用于其他的文化消费活动，或者说，上述二者之间的关系图景在不同的文化消费领域中是否会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这显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陈德容（Tak Wing Chan）和戈德索普（John H.Goldthorpe）一起合作，在2007年11月份的《欧洲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Music in England”一文，对音乐欣赏这种文化消费形式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地位群体和阶级——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相比于报纸阅读，音乐欣赏显然与成员的日常生活关联度更高，且在层次、类型、风格等多方面都更具多元性和复杂性。
作者首先利用潜类分析技术，从社会成员现场参加和通过媒介欣赏古典音乐、歌剧、爵士乐、流行或摇滚等音乐活动中，辨识出单食者、杂食者（只听而不去现场）、杂食者三种音乐消费者类型，进而通过频次描述和模型分析，展示了不同类型者在地位群体和阶级中的实际分布。
其结果表明，相对于“同源论”、“个体化论”，“杂食者—单食者”理论更能确切反映音乐消费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音乐消费与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的关联程度强于阶级地位，尽管如此，地位和音乐消费之间的关联已没有以前那么紧密了，在现代社会中其作用呈现出愈来愈衰微的趋势。
下面是对这篇文章内容的详细介绍。
一、文章目标与假设
这篇文章主要想做两件事情：第一，检验社会分层和文化消费之间的三种竞争性理论；第二，检验地位群体和阶级在决定文化消费（音乐消费）上的相对重要性。
关于社会分层和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存在三种理论。同源论、个体化论、杂食者—单食者理论。杂食者—单食者理论认为，文化分层不会直接地映射到社会分层之上，在较高社会阶层和较低社会阶层的人的文化消费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的选择范围更大，他们不仅消费“高雅”文化，而且也消费“中等文化”和“庸俗文化”。
关于地位群体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同构论和分离论，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将阶级和地位看做是在性质上、经验上均不同的两种社会分层形式。根据分离论，文化消费作为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将更多地与地位相关，而与阶级的关联不大。
二、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操作化
因变量被设置为通过现场或媒介形式，是否欣赏过下述四类音乐：
（1）在过去12个月中，是否到现场参加过：古典音乐会，歌剧演出，爵士乐音乐会，流行音乐或摇滚音乐会；
（2）在过去4周中，无论通过什么媒介（收音机、电视机、CD、磁带等），是否欣赏过：古典音乐会，歌剧演出，爵士乐音乐会，流行音乐或摇滚音乐会。
研究中主要的自变量是地位群体和阶级。地位群体根据以职业编码为基础确定的社会地位量表进行操作化，阶级则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社会经济分类（NS-SEC）进行操作化。
三、音乐消费模式和消费者类型：消费分析（LCA）
为了解被调查对象中的音乐消费模式，作者对上述8个有关音乐消费活动的问题（均为2分类变量）进行潜在类别分析。潜类分析能够从观测变量的联合分布的概率的特征值中找出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的集合，每个集合的概率及各外显变量在各集合上的条件概率均可从中得出。
一般而言，如果有三个观测的分类变量A、B、C，其类别分别为I、J、K，那么一个有着T个潜在类别的分析模型表达式如下，
代表着个体属于潜类t的概率，
代表变量A在潜变量类别t上的条件概率。
结合各拟合指标，作者最终确认了三类别模型的有效性，这三个潜在类别代表了三种音乐消费者类型：
潜在类别1代表了单食者（univores，简称Us）；
潜在类别2代表了杂食者中倾向于只听而不去现场的那群人（omnivore-listeners，简称OLs）；
潜在类别3代表了真正的杂食者（omnivores，简称Os）。
如表3模型结果所示，个体化理论和同源论被否定了。首先，音乐消费是高度结构化的，不支持个体化论。其次，也不支持同源论，虽然潜在类别1占到了全部被调查对象的2/3，他们喜欢借助媒介（如收音机、电视机、CD、磁带等）来欣赏流行音乐，因此该类别可能代表了流行或大众音乐消费。但问题在于，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精英”音乐消费群体，没有这样一个群体在表达出“高级”音乐品位的同时摒弃“流行”音乐形式。比如，潜在类别3有很高的概率参加歌剧、爵士乐和古典乐音乐会，但同时，他们也有很高概率参加流行音乐会。
作者认为，潜在类别分析的结果确认了他们之前的理论主张，即社会分层和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遵从“杂食者—单食者”理论。
四、地位群体、阶级和音乐消费：频数分布
在确认了音乐消费的实际模式（杂食者—单食者）之后，作者接下来想要知道遵从不同模式的音乐消费者类型在地位群体和阶级中的实际分布情况。
从各种音乐消费者类型在各社会阶级中的分布情况中可以看出，在阶级1和阶级2（由专业和管理人员构成的薪水阶级）中，单食者的数量最少，而不去现场的杂食者和真正的杂食者数量最多。在阶级5、6、7（由低级监督者和体力劳动者构成的工人阶级）中，情况刚好相反，单食者的数量最多，不去现场的杂食者和真正的杂食者数量最少。在阶级3和阶级4（由常规非体力工人、小雇主和自雇佣者构成的阶级）中，情况则属于中间类型。
从各种音乐消费者类型在各地位群体中的分布情况中可以看出，第一，成为单食者的概率与地位等级负相关；第二，成为真正杂食者的概率与地位等级正相关；第三，成为不去现场的杂食者的概率与地位等级正相关，但与真正杂食者的情形相比，这种关联要相对弱一些。
五、地位群体、阶级和音乐消费：多类别logit模型
从频数分布来判断，可以认为对于音乐消费类型来说，地位效应要强于阶级效应。但是为了提供对这一判断的更加严格的检验，还需要进行多元分析。根据因变量的类型，作者使用了多类别logit模型。
在多类别logit模型，除了地位群体和阶级这两个关键自变量外，作者还加入了其他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第一类是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子女年龄、居住区域等。第二类是与社会分层有关的变量，包括个人收入和教育水平。
从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阶级的效应不显著，而地位群体的效应是显著的，即个人所处地位等级越高，他就越可能成为真正的杂食者而非单食者（O vs U），也越可能成为真正的杂食者而非不去现场的杂食者（O vs OL）。即，在决定音乐消费模式上面，地位群体比阶级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六、结论
第一，同源论之所以错误，不仅仅是因为在数据中没有发现“精英”音乐消费群体（只消费“高级”音乐形式的人），而且还因为我们发现高级音乐形式对处在较高阶级和地位等级上的人来说，并不具有吸引力。这些处在较高阶层上的人也都遵从人群中最流行的模式，即主要欣赏流行音乐。
第二，个体论之所以错误，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在数据中发现存在三种典型的音乐消费模式（三个潜在类别）——这意味着音乐消费是“结构化”的。而且还因为从数据中可以发现，个人亲近某一种音乐消费类型的概率，非常清晰地与他所处的地位等级和教育获得水平相关联。一方面，成为单食者的概率随着地位和教育的提升而下降，另一方面，成为不去现场的杂食者和真正杂食者的概率则随着地位和教育的提升而增加。
第三，虽然作者通过模型验证了地位群体在决定音乐消费上具有显著的统计效应，但他们也明确地指出，在当今的英国，尽管地位秩序仍然可以辨别出来，但相比于以前来说，地位界限已经不再泾渭分明了。即使按照“杂食者—单一者”这样的划分来说，地位和文化消费的关联也没有那么紧密了。
推送者：
陈建伟，社会学博士，现任职于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秦广强，社会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
转自：“量化研究方法”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