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飞岸，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民粹主义在发达国家的兴起。无论对民粹主义持何种态度，大部分学者都承认，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失灵的反映，“哪里有民粹主义者以运动或政党的方式来进行动员，哪里就有充分的理由对代议制政治的功能进行检验，哪里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某个环节可能出了故障”。在对民粹主义忧虑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自由民主的危机问题。2015年，美国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著名刊物《民主》杂志在第一期发表了多篇评述自由民主危机的文章。主编拉里·戴蒙德（LarryDiamond）在《直面民主衰退》一文中指出，根据“自由之家”统计数据，从2000到2015年，民主制度在27个国家失灵，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成熟民主国家也出现了民主功能失调现象。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研究员普拉特纳则在卷首语中直接承认自由民主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遭遇了严重危机，他号召自由民主的拥趸团结起来正视危机，迎接挑战。福山借鉴亨廷顿的经典理论，在文章中为自由民主表现不佳提供了解释，他认为自由民主危机源于国家能力没有跟上民主问责制的步伐。然而，尽管批评之音层出不穷，但这些批评并不构成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而是自由民主范式内的反思，它们并没有提出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和民主话语，自由民主仍然是唯一被普遍接受的民主模式，历史仍然终结于自由民主，因为人类社会并没有在“最基本的政治形式和精神原则”上表现出进步的可能性。本文对自由民主危机的认知不属于自由民主范式的内部反思，通过运用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范式革命理论去分析自由民主范式的演变历程，本文认为，目前的自由民主危机不仅是一场制度实践危机，还是一场研究范式危机，政治科学研究成果呈现的操作性批评的反复性和前提性批评的缺失性正是自由民主范式危机的特征性表现，它预示着民主研究领域将面临一场范式革命。
一、自由民主的范式确立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托马斯·库恩将一项研究议题分为“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革命”三个基本阶段。“常规科学”是一项研究议题的成熟期，它诞生的标志就是研究范式的确立。范式在库恩那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他指出，如果一项研究成果共有以下两个特征，他便将其称之为“范式”。这两个特征是：第一，它空前地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第二，它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范式之所以标志着常规科学的诞生，是因为它“在一段时期内为以后几代实践者们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的合理问题和方法”。与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相对应的是前科学阶段和科学革命阶段。所谓前科学阶段，是指没有出现研究范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有多少个相关主题的研究者，就可能有多少关于主题本质的观点。范式的出现意味着在某一研究议题上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研究概念和理论，并产生了坚守范式的学术共同体。然而，学术共同体的产生，意味着范式在便利常规科学开展的同时具有潜在的封闭性，共同体坚守某种范式，就规范了在范式的框架内科学家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这种封闭性意味着，范式的转换本质上是一种新概念、新理论诞生的过程，它会带来一场科学革命。
在民主研究领域，自由民主具有库恩所说的研究范式的意义，因为它是民主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议题以来，第一次在学术共同体形成共识的民主概念和民主模式。起始于冷战初期的自由民主学术共同体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围绕政治民主化议题建构了包括民主发生论、民主转型论、民主巩固论、民主崩溃论等政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在研究议题上表现出时代差异性，但它们具有无争议的核心概念——自由民主和较稳定的研究目的——自由民主的生成与推广。自由民主范式的产生是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具有自由民主价值偏好的社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自由民主范式产生之前，民主研究只处于库恩所说的前科学阶段。在前科学阶段，学者们对于民主没有共通性概念和理论，并且经常发生争论，有多少民主研究者，就可能有多少种民主概念和民主理论。在那个时期，民主概念具有可争议性，自由民主仅是各种民主模式和民主理论中的一种，并且常常被其他民主概念的支持者当作非民主的精英政治模式加以批判。这种前科学阶段民主概念的混乱性和多元性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在自由民主研究范式确立的初期，萨托利还认为基于民主观念的混乱，需要进行一次民主理论的清理工作，从而为自由民主正名并确认它为民主的主流理论。
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人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与能动性，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具有更强的主观性，“如何决定概念化一个理念是一个深刻的政治的、规范的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所有概念化的定义都与复杂的政治的、伦理的和意识形态的争论联系在一起。这导致的结果是，所有关于概念存在必要争议性的理论都受到规范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和位置问题的牵扯”。在很多时候，一个研究范式的确立过程也是话语霸权的确立过程，当这一话语霸权与政权合法性具有极大相关性时，它就成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核心利益所在。正因为如此，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生成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纯粹是知识积累到某种程度的结果，它具有很强的历史情境性和政治目的性，是知识共同体与政治权力主体或经济利益主体合作的结果，自由民主范式的产生正是如此。
约翰·邓恩在讲述民主作为一个名词的历史时，特别强调过这样一种观点：从民主到自由民主的转变，“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意味的词语的极为政治化的历史”。民主，无论作为一种价值还是一种政体都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作为价值的民主，是与精英主义相对立的，它相信民众与精英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利益差异而不是能力差异，并试图通过让民众介入政治去改变政治和经济的精英结构，进而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提高政治共同体的代表性和凝聚力。作为政体的民主，是试图通过政治制度设计去实现民主价值的尝试，民主政体的确立通常是价值理念和阶级斗争双重作用的结果，它的样板是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从目前可以查阅的文献资料来看，从古希腊到现代，几乎所有的精英都是反民主的。在古希腊，只有伯里克利和德谟斯提尼表达过对民主政体的赞美之意，除此之外所有留下文字或被人留下过文字的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阿基比德、克里底亚、老寡头、修昔底德、波利比阿、阿里斯托芬等人都对民主政体提出过强烈的质疑，所以后世的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Acton）曾总结说：“对雅典民主制的抗议是古希腊哲学中最响亮的声音”。从古希腊沿革下来的批判民主的传统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麦克里兰（J.S.Meclelland）对此评价说，“对民主的担忧，几乎是西方政治思想家的集体共识，甚至可以说，政治理论被发明出来，正是为了证明民主，即所谓的人民自治，势必要演变成暴民之治。”法国政治思想家埃米尔·法盖（GustaveLeBon）也为此感慨：“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派。在我写《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一个民主派，尽管我想找到这么一位，以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
然而，民主的命运在20世纪中期发生了改变，它从一种备受主流精英诟病的价值和政体模式变成了一个各个派别、组织、国家竞相争夺并因此自带光环的“世界性新普世宗教”（theworld’snewuniversalreligion）。精英缘何改变了对民主的看法？米歇尔·曼德尔鲍姆（MichealMandelbaum）教授在2007年出版的《民主的美名：世界上最流行政体的兴起和风险》一书中探讨了民主在20世纪获得合法性的原因。他指出，我们今天公认的民主概念与20世纪之前的民主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是当代民主是一种将自由（个人自由）和民主（全民统治）合二为一的民主。而在20世纪之前，自由和民主是彼此充满对立和矛盾的价值，那时的民主仅仅指的是人民主权即多数的统治，而多数统治是遏制自由的。经济自由，特别是私有制、宗教自由和各种政治权利在当时被认为在民主之下无法存在。到了20世纪，自由与民主开始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混合政体，并独占了民主之名，民主逐渐获得了好名称。弗兰克·坎宁安（FrankCunningham）在《民主理论与社会主义》一书中也指出了自由民主对民主性质的改变。他强调，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将民主看做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而在冷战开始之后，自由主义者开始以民主代言人的面目出现，重视民主并且希望它有实质定义的政治理论家总是希望民主的定义与他们所支持的社会和政治安排一致。在这一过程中，民主概念发生了亲资本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转变。由上可见，精英对民主态度的改变并不是精英变得亲民主了，相反，而是民主变得亲精英了，自由民主范式的确立就承担了这一将自由民主精英化的功能。通过规范民主的定义，自由民主范式将民主从一个充满争议的词汇变成一个好词汇，从那以后，民主“抖落身上的一长串狼藉的名声，使自己从一种不掺感情的描述或者使人憎恶的描述性的词，变成了一种人们充满信心且语意坚定地向别人推荐的政治方案”。然而，自由民主范式的确立是一件系统工程，它经过了概念建构、概念拣选和概念推广三个阶段。自由民主概念的建构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人的贡献不能回避，他们是约瑟夫·熊彼特和罗伯特·达尔。熊彼特首先进行了概念创造，之后，达尔将的熊彼特的概念与政治自由主义理念和美国制度实践进行了更加紧密的结合，形成了可以量化的自由民主指数。
1942年，熊彼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他在书中建构了一个以英美代议制经验为基础的新的民主概念。这一概念指出，“民主本身不能是目的，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民主政治的原则因此仅仅意味着，政府的执政权应交给那些比任何竞选的个人或集团获得更多支持的人”。熊彼特建构民主概念遵循了一条实证主义路径，通过他的定义，民主与英美代议制民主之间划了等号，民主对英美等国的政治发展不再具有规范性。
尽管熊彼特建构“选举民主”概念具有原创性，但这一创造本身并不具有范式意义，在自由民主范式确立之前，熊彼特的民主概念不过是库恩所说的前科学阶段各种民主概念中的一种。这种前科学阶段的民主概念要转变为具有范式意义的民主概念，还需要在学术界形成概念共识，按照库恩对范式特征的描述：“第一，它空前地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第二，它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因此，熊彼特“选举民主”概念从前科学概念到范式性概念的转变还需要经过社会科学界对民主概念拣选的过程，使它变成学术界公认的无争议的民主概念。基于冷战中与苏联争夺民主话语权的紧迫性，美国社会科学界在政府介入下很快开展了这项工作。二战后，在联邦政府，特别是国防部和中情局的资助下，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些领域，如现代化研究或发展研究、地区研究和行为科学研究等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在美国政府的宣传口号中，民主、自由、真理是最为频繁出现的字眼。然而，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言，在冷战的背景下，真理远不仅仅是一种大家所共同寻求的知识产品。它也被看作是‘我们的武器’。与之相应的是，接受了政府国家安全观念的社会科学家也日益模糊了学术与宣传之间的界线，成为功利的目的至上主义者”。为了与以“人民民主”为指向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夺对民主解释的话语权，美国政治科学家参与了一场规范民主概念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核心目标是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所谓民主去社会主义化，就是通过建构一个规范性的民主定义，使民主从概念上既远离苏联的人民民主模式也远离欧洲的社会民主模式。熊彼特的“选举民主”概念由于“与战后两个最主要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国家（英国和美国）的实际结构之间具有表面的一致性，很快被看作民主制度的最‘现实主义’的体现”。
美国学者劳伦斯·迈耶和约翰·伯内特在对比较政治中的民主理论进行细化研究时特别强调过美国民主化研究拣选民主概念的标准：“如果要使民主这个术语的定义能够用来根据我们的意思进行实践分类，它必须能够毫不含糊地用于我们认为应该归入民主一类的，以此与那些我们认为不应该归入民主一类的国家相区别。一个所设置的标准却没有西方国家能够满足是没有意义的，同样，一个既能运用于西方国家，又能运用于一党制国家的民主定义也是没有意义的。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民主观之所以能够成为冷战时期至今“自由民主”的主流概念，无疑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标准，将我们认为民主的国家与非民主的国家相区别。如果将民主定义为在社会或经济上的平等程度，或者政府对人民的回应程度，那非民主国家可能符合甚至超过了我们认为的民主国家在这些属性上的程度”，以至于“那些被归于民主范畴之外的政治体系也可以拿来自我肯定”。因为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美国政治科学界拣选民主概念的标准也符合熊彼特建构“选举民主”概念的初衷。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定义民主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为“辨别民主政府和非民主政府”提供一个“有效的标准”。在他看来，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古典民主”学说使与西方“代议制民主”不同的民主模式即以经济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能同样或更好地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幸福”。而他的“选举民主”概念正是在批判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古典民主”学说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其中无疑隐藏着与社会主义国家争夺“民主”话语权的深层动机。
经过了概念建构、概念拣选之后，概念推广成为自由民主范式确立的最后环节。政治科学家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学术研究中统一采纳熊彼特的民主概念，并用确定的概念建构各种民主化理论。在民主化研究领域，推广熊彼特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是得到主流学者支持并参与确立的一次行为。这次重构民主概念的行动“既是一个政治运动，同样也是一个知识性运动”。1959年，李普赛特首先在《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中采纳了与熊彼特相同的民主定义，这一定义在一年后出版的《政治人》一书中得到持续采纳。在他之后，无论主流学者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研究范式上具有怎样的区别，熊彼特民主定义的主流地位从未被动摇过。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坦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并且实际上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这一关于民主的程序性定义是由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的，并得到了普遍地承认，也得到了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的公认。根据这一定义，选举是民主的本质。”
政治科学界选择将“选举民主”作为唯一的民主概念和模式，不仅是一种确立范式的行为，还是一种政治行为，体现了一种概念政治。所谓“概念政治”是指“人们通过界定、解释和运用某一本来具有争议性的概念——例如民主——从而将这一概念固化，并通过推广这一固化概念去影响现实世界的一种政治方式”。自由民主范式的确立，正是为了通过规范民主概念进而规范世界民主进程。这意味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偏离自由民主范式的人可能会承受被学术同仁否定或无视的风险。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在冷战期间难以被容忍的背叛行为；从学术角度来说，范式意味着在某一研究议题上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研究概念，它“在一段时期内为以后几代实践者们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的合理问题和方法”。“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那些不愿意或不能把他们的工作与该范式相协调的人，他们只能孤立地进行工作或依附于某个别的团体。”在这种情势下，与学术共同体确立的“选举民主”概念具有不同观点的学者，要么坚持己见面临孤立，要么融入范式向前推进，查尔斯·梅里亚姆和罗伯特·达尔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案例。
1940年，继承了杜威民主观念的梅里亚姆出版了一本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民主著作《民主是什么？》。在书中，梅里亚姆将民主定义为“一种由社会主体决定国家共同体控制和指导方向的政治联合形式。在民主政体中，必须为大众参政和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负责提供某种相应的程序”。他把民主看做“一种精神、一种对待同胞的态度。认为民主的目的是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文明的进步从根本上说是大众获益。”而民主使大众获益必然意味着：“每个人在获得最低限度安全方面具有平等的机会。每个人都拥有最低标准的食物、住房和衣物。每个人都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和免于失业的保障。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保障，每个人都有免受衰老威胁的保障”。梅里亚姆的民主观明显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民主观念，因而，当美国政府决定将民主作为冷战的旗帜时，他这种理想的民主观必然要让位于一种更实用的民主观，于是梅里亚姆的《民主是什么？》一书在冷战开始之后就停止出版了。1948年12月，梅里亚姆的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在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上批评了梅里亚姆的民主观，他指出：“民主不应该被等同于某种社会目标，而应该被等同于自由。民主等同于社会目标必然导致人们不断地给政府新的任务和越来越多的权力，会使政府不久以后成为所有人的主人，而不是公仆”。
罗伯特·达尔是一个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理论家，在不同的时代，他的理论所展现的问题维度十分不同。他不像亨廷顿、李普赛特，始终是一个自觉的美国体制的捍卫者，在他的早期和晚年，更多地表现出了对美国体制的批判立场。正因为如此，考察自由民主范式的意识形态特征，罗伯特·达尔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英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厄奈斯特·巴克指出：“没有哪一种政治哲学能脱离它的历史背景；大多数政治思想家的伟大著作……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他们的时代而写的政治手册。”巴克的论述只说明了一个方面的问题，即政治理论是政治理论家的时代作品，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对于同一个时代，不同的政治理论家给予的解读却不一样，每一个有自觉意识和价值立场的理论家都会根据自己的价值立场去解读时代问题，他们对时代问题采取描述还是规范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就反应了他们对时代问题的态度。
达尔的学术思想分为截然不同的三个阶段：早期和晚期都接近社会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只有中期，达尔成为自由民主经典概念——多头政体的创建者。究竟这三个阶段的思想哪一个代表真实的达尔？伊多·奥伦在《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一书中曾经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来源于达尔自己的口述史。他说在30年代，达尔写于新政后期的博士论文雄心勃勃地试图从理论上调和政治民主原则和各种社会主义计划。达尔那时是美国社会主义党的成员，他希望美国通过类似的第二个新政，朝民主的社会主义秩序的方向迈进。和许多美国左翼人士一样，达尔反对美国参加二战。二战后，达尔进入了耶鲁大学。在那里，他和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合作了一项关于计划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就是后来出版的《政治、经济和福利》一书。在书中，他们提出，应增加适合于民主社会中混合型经济的理性计划。他们认为，熊彼特和哈耶克同社会主义辩护者之间的主义之争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熊彼特对虚构出来的主要替代性选择的描述是一种令人失望的观点。然而，这本书在1953年初版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让达尔一举成名的是他在1956年出版的《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在书中，他不再把民主和经济计划联系起来，他承认熊彼特的分析非常出色，并对他用程序定义民主的方法大加赞扬。伊多·奥伦用达尔短短三年时间的观点转变去证明熊彼特的“选举民主”观是一种冷战时政治学主流达成的共识，是美国民主研究意识形态化的表现。在这一点上，专门研究达尔“多头政体”理论的唐纳德·J·李也认为，达尔的多头政体理论是对冷战期间程序民主观的迎合，战后政治科学家亟需确认美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他指出：“战后的环境下，政治科学被赋予的一项理论任务就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新的正义，而国家面临的问题则是更加艰巨的获取所有经济和社会阶级的忠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刺激和维持这种发展的，是经受过为现状辩护思想的影响和社会控制新技巧的教育的研究人员的需要……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基金的扩散，比如，达尔主要的工作就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所赞助的。”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参考罗伯特·达尔晚年出版的《民主、自由与平等》一书的序言，他说书中第二章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研究是他博士论文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原因，他博士论文并没有得以出版。正是受到冷战时期主流学术思潮的影响，在事业发展期的达尔没有坚持自己青年时代的批判立场，对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调整，为美国政治科学界贡献了一种比熊彼特的“选举民主”观更具美国特色的、以“多头政体”为特征的自由民主观。
在很大程度上，达尔的“多头政体”观是对熊彼特“选举民主”观的发展。熊彼特将民主的本质定义为选拔统治者，他给人们描述的民主图景非常黯淡，大众在“选举民主”中扮演被统治者的角色，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选举季来临时通过选票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虽被主流力挺，熊彼特的民主观还是遭到很多学者的批判，人们认为选举民主不过是给精英统治套上了一层民主的光环，民众在民主中消失了。罗伯特·达尔进一步调和了理想民主和美国政体之间的鸿沟，面对众多对“选举民主”保守倾向的指责，以行为主义方法论见长的罗伯特·达尔注意到了把社会和政府联系起来的中介团体——利益集团。达尔指出，在美国政党政治之外，存在着大量代表社会多元力量的利益集团，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不仅要允许人民以投票的方式选择统治者，还要允许个人基于利益、信仰、偏好结成各种利益组织，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就是允许不同利益群体组织起来彼此竞争，并对各种社会利益集团诉求进行回应的过程。因此，民主不是少数统治，也不是多数统治，而是多重少数的统治。
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事实上是熊彼特的“选举民主”理论再加上“利益集团”理论，因此，民主不仅仅是选举，还有有保证少数能够结盟、表达的各种政治自由。在达尔建立“多元民主”新的民主理论之后，主流学术界在民主化研究中引用的民主定义就分为熊彼特的“选举民主”和达尔的“多元民主”两派。因为内涵更丰富，达尔的“多元民主”观后来居上，他关于保障多元民主运行的八个制度标准被各种民主评估机构量化为相似的民主评估指标，根据这些指标，自由民主从一种描述性概念变成规范性概念，从一种民主模式的美国版本变成民主模式的普世版本，在此基础上，加入自由民主学术共同体学者们的工作，就是负责丈量世界上各个国家离自由民主有多远，并研究它们何时、如何发生和完成从非民主制度向自由民主制度的转型。
二、自由民主的范式危机
基于冷战动因产生的自由民主范式在苏东剧变之后曾经踌躇满志。许多民主化研究者得出与福山“历史终结论”相似的观点，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自由民主模式获得了胜利，未来就是见证它如何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然而，第三波民主化实践的危机很快给这种“必胜主义”的乐观情绪浇了一盆冷水。
根据美国民主评估机构“自由之家”的统计，从1974年到2011年，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增长了43个，但这种民主国家数量的增长与民主质量的下降却相伴而行，民主化没有像预期那样与大众利益的扩张和国家的有效治理呈现出稳定的相关性。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数量一个都没有增长，甚至严格说还有减少。葡萄牙、土耳其经济每况愈下，希腊、冰岛宣布国家破产，俄罗斯从曾经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沦为靠贩卖资源和吃老本谋生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如此，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龙和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样板国家和地区——韩国和台湾，他们的民众普遍感觉民主后自己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相比于威权主义统治时期，相对收入还有所下降。学者郑振清的研究指出：“在1985年，台湾最高百分之二十所得阶层与最低百分之二十所得阶层比较，所得分配差距为五点三八倍，是世界各国中所得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之一”。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台湾并没有变得更公正，反而基尼系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郑振清将台湾工业化以来家庭所得分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70年代到80年代，这二十年间台湾基尼系数在最低0.277（1980年）到最高0.303（1989年）之间变动，高低倍数比在最低4.17（1980年）和4.92（1989年）之间变动，显示台湾处于均富型经济增长阶段，所得分配比较平均；第二阶段为90年代，这十年间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12逐步上升到2000年的0.326，高低倍数比从1990年的5.18上升到2000年的5.55，显示台湾的均富型增长模式和所得分配发生变化，贫富差距开始扩大但不算严重；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基尼系数从0.35缓步上升，逼近国际警戒线，同时大岛指数基本上在6.0以上，2009年达到6.34，显示台湾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所得分配不同于70-80年代均富型增长时期的状况”。具体到第三波转型的重点区域后共产主义的东欧，2008年，根据欧洲晴雨表的一份调查，只有21%的立陶宛人，24%的保加利亚人，24%的罗马尼亚人，30%的匈牙利人，38%的波兰人认为他们从柏林墙的倒塌中有所受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90年代初流行的公民社会解放东欧的观点，如今人们更多地认为，东欧转型是一场有利于精英并由精英主导的转型。这场从共产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型“只是将精英从意识形态束缚、从共同体的锁链、从被清算的恐惧、从犯罪感、从爱国主义、甚至从作为统治者必须肩负的责任中解放出来”。其他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实践效果也乏善可陈，其主要成果仅仅表现为“选举民主”的确立和资本流动性的增强。民主尽管赋予了人民选择统治者的权利，但由于没有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矛盾和形成不同阶级和族群之间共赢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利润分配方式，这种选举权的竞争反而使阶级和族群之间的矛盾显性化，因而频繁在发展中国家引发暴力冲突。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自由民主的实践危机从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扩展到原生国家。从欧洲到美国，体制外抗争和各种民粹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究其原因，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公使自由民主稳定运行的中产阶级结构被打破。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1年度报告，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前20年间，经合组织成员国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7%，但10%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增长要远远高于大多数家庭的收入增长，收入不平等呈扩大趋势。2012年《纽约时报》报导美国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在奥巴马任期得到缩小，反而持续性扩大，“最富有20%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占总财富的84%。在2010年，经济刚开始略有恢复的第一年，1%的上层美国人又赢得了93%的收入盈利”，文章作者埃杜多·波特得出结论，如果富豪们利用政治制度来降低或者阻止穷人们的发展和提升的现状不得到改变，“那么美国就将变成一个在自由民主漂亮外衣之下的世袭寡头国家”。政治决策是利益博弈的过程，不同群体的博弈筹码和力量对比决定了博弈的结果。而大量实证研究证明：“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由于权力向私有部门转移，私营企业家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对政策的影响力都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与此同时工会的力量变得薄弱，工人的权力在削减，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在减少”。
面对自由民主在各国表现出来的治理危机，自由民主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者对自由民主遭遇的实践困境也进行了深入反思。其中最有影响的论文应该是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Carothers）教授的《转型范式的终结》。在这篇发表于2002年《民主杂志》的论文中，卡罗瑟斯对民主转型范式存在的五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他认为，与民主转型理论勾画的美好前景相反，第三波民主化普遍遭遇了转型危机，它们并没有转型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是长期被固定于“无效多元主义”和“权力主导性政治”的灰色区域。无效多元主义国家大多表现为政府腐败和无能，而权力主导性国家与其相反，存在一个过于强大的个人、政党或者组织操控整个国家权力。为解释民主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卡罗瑟斯对民主转型范式进行了批评：第一，不能认为告别专制就意味着民主转型，大多数国家在专制之后长期处于灰色区域。第二，并不存在固定的民主发展的序列，不同国家的民主化过程是不同的。第三，竞争性选举并不意味着能扩大政治参与和增强政府责任，民主的有效有赖于财富的合理分配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变革。第四，民主转型论忽视了民主发展的条件，把民主看做单纯的政体变革。第五，民主转型论忽视国家能力建设，它过于注重分权，不利于稳定政体的生成。
2010年，普沃斯基出版了《民主与自治的限度》一书，在书中，他总结了自由民主所遇到的四个实践危机：1.它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问题；2.它无法提供人们认为有效的政治参与；3它无法保证政府去做它应该做的也无法保证政府不去做它不应该做的事；4.它无法在秩序和不干预之间找到平衡点。普沃斯基提出的自由民主的这四个问题是很严厉的，它几乎等同于宣布了自由民主不适合治理。除此之外，普沃斯基还指出了自由民主的不足在于其受制于财产权优先的局限。他指出：“代议制政府诞生于对大众参政的恐惧之中，因为大众中大部分是穷人和无知的人。美国建国之父们创建政体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使代议制能保护少数有钱人免受穷人的侵害。”在财产权优先的情况下，“所有看似照顾弱者的慈善制度几乎是一种伪善，当需要触及私有财产时它就变得软弱无力。权力与财产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并且经常表现得很无耻。赤裸裸的暴力常常作为保护财产权不受威胁的最后屏障。穷人被告知富人代表他们的利益，女人被告知男人代表她们的利益，野蛮民族被告知殖民者代表他们的利益。当对财产侵害的可能性被立法禁止之后，自治、平等、自由等美好的词汇开始被知识分子精心建构起来作为装饰融入到少数统治的制度中去”。
从2008年开始，福山也发表了大量文章反思自由民主和对美国否决性政体批评的文章，他强调好的自由民主是国家能力、法治与问责制的组合，由于大多数民主国家不注重法治和国家能力建设，民主在这些国家成为无法转换为治理绩效。
以上这些反思自由民主的研究虽然深刻地揭示了自由民主存在的问题，但也深刻地暴露了自由民主的范式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所以这些研究均没有质疑自由民主范式的前提，即自由民主概念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理念本身存在的问题。这导致他们对自由民主危机的认知是一种政策性的反思，他们不可能在自由民主之外去探讨自由民主政策性失败的根本原因。即使卡罗瑟斯指出了民主转型范式忽视了“民主的有效有赖于财富的合理分配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变革”和“国家能力建设，过于注重分权”这样的真问题，他仍然无法解释，这一范式为何会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即使普沃斯基花了大量的篇章去描述自由民主存在的问题，但他仍然得出结论：“选举民主是唯一能使统治者按照被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可靠机制”。“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保证选举的公平和自由”。即使福山对民主在实践中的不良表现已经达到了焦虑的程度，但他仍然强调，“民主的失败，与其说在概念上，倒不如说在执行中”。因为对自由民主概念本身缺乏反思，民主化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即使发生了研究兴趣的转移，比如：从民主转型到民主巩固，从民主巩固到国家能力，但是他们仍然无法为人们走出自由民主危机贡献全新的视角，比如：彻底抛弃自由民主范式，将民主概念变成可争议性概念；彻底抛弃政体类型学分类，将政体研究从形式合法性研究变为治理有效性研究；彻底抛弃社会主义反民主论，像在第一波民主化中真实发生的那样，在社会主义与民主有效运行之间建立相关性。这一工作只能由自由民主学术共同体之外的人来做，因为这是自由民主范式带给范式接受者的思维障碍，走出范式危机需要进行一场范式革命。
最后，我们再次引入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结构的观点去验证这场自由民主的范式危机。库恩将科学革命分为四个阶段：1.常规科学的诞生，产生一个研究范式。由于美国政治科学学术共同体的努力，产生了自由民主的研究范式，这个范式将民主从可争议概念变成无争议概念，标志在民主研究领域常规科学的诞生。2.范式“在一段时期内为以后几代实践者们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的合理问题和方法”，“空前地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自由民主研究范式确立之后，民主转型学和民主巩固学都是在范式指导下的研究性工作，大量的政治科学工作者进入这项工作，扩展了范式的应用范围和精确性。这是一段范式的发展期。3.出现严重的反常，引发范式危机。实践中自由民主遭遇危机，既定研究范式为危机提供了自认为合理的解释，但这些解释无法在实践中改变危机的现状。科学家发现长期甚至严重的反常情况时，“虽然他们可能开始失去信心，然后考虑别的选择方案，但他们决不会抛弃已导致他们陷入危机的范式”。在此之前，科学家“会设计出大量的阐释并对他们的理论作特设性的修改，以消除任何明显的冲突。”例如，福山就试图通过增加国家能力和法治两个维度去解释自由民主在很多国家的失败。但这种工作很难在自由主义的视野之下完成，“因为它要求大规模的范式破坏，要求常规科学的问题和技巧有重大转变”4.新范式的诞生，危机得以平息。目前自由民主范式正处于危机中，新范式尚未产生。从范式危机到新范式的产生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范式转换总是受到既有范式学术共同体的抵制。这表现在，在自由民主范式之外去反思自由民主危机的文章可能会难以在行业期刊内发表，也难以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因此，“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常规科学的新传统能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新范式，远不是一个累积过程，即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程度。当转变完成时，专业的视野、方法和目标都将改变。”库恩特别强调：旧范式与新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在范式革命之后，即便是同样的用词，它们的真实含义也已改变。一个新理论的诞生就是一场世界观的转变。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可能会见证新的民主理论，甚至民主完全成为一场过时的盛宴。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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