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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昂的Arkane工作室2021年出品的获奖游戏大作《死亡循环》（Deathloop）之中，那个西西弗斯式的故事设定其实用来描摹人机之间的双重关系也颇为恰切，那正是反馈（feedback）与前馈（feedforward）。关于人与机器、人与技术的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早已有汗牛充栋的论著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但就其基本“情节”而言，其实皆颇为近似游戏主角的命运，即我们总是落入机器和技术的陷阱之中，无论怎样地进行主动的努力或被动的挣扎，最终的结局似乎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次次地再度深陷其中。人与机器之间所反复交织震荡的，果然恰似一个“死亡循环”。一方面，它“死气沉沉”，没有生机，因为哪怕技术怎样日新月异地更新换代，逐浪般地向前推进，但深陷其中的人类却似乎总是在重复同样的命运，看不到出口，也见不到希望。另一方面，它又是“致死的” “致命的”，因为当人类一遍遍在技术的牢笼中循环往复之际，他自己的生命力也在日渐耗竭，他自身的固有形态和本性也在逐渐消亡。
而面对如此的困境乃至绝境，人类的选择也确乎如游戏结局处那般，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地。要么，我们可以放弃“破环”的徒劳努力和空幻希望，就将这个循环认作是自己无可挣脱的命运，甚至无可逃避的责任，与技术合为一体，相互共生，彼此交织，共同演进。技术之外别无可能，技术的未来也就是人类的未来。要么，我们可以转而进行一种更为极端而毅然决然的抉择，那正是终结循环，进而跃向一个全然未知叵测的未来。跳出循环的人类所面临的，可能是生机，但也可能是更深的厄运。循环之外，可能是全新的世界，但也可能是更大更深的另一次循环。
这两种选择，也恰好对应着控制论之中两个彼此相对的关键术语，那正是反馈和前馈。反馈试图消除外部的偶然性干扰，进而将系统本身维系在平衡稳定的状态之中。而前馈则正相反，它的极端情形要求最终抹除既定、稳定的边界，进而向着变幻莫测的未来进行彻底的开敞。那么，人机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是反馈还是前馈，如果是后者，那么它到底导向的是何种未来？
从反馈到前馈：控制论的时间性原理
选择反馈和前馈这一对概念，一方面是因为控制论是思考人机关系的一个相当关键的入口和线索，另一方面亦是因为二者之中围绕时间性（尤其是未来向度）所展现的鲜明对照和复杂纠葛特别适合导向一种深刻的哲学反思。那就让我们先从概念辨析来入手。
首先，何为反馈呢？虽然反馈现象远非控制论的专属领域，而是遍及世界各个存在领域的极为普遍的现象，但要想对它给出一个相对清晰而全面的界定，似乎也并非易事。就此而言，奥托·迈尔（Otto Mayr）在《反馈控制的起源》（1970）这部经典之作中所给出的历史梳理和概念界定至今仍足资借鉴。一方面，他明确指出，反馈这个足以作为控制论之本质特征的技术现象本身就具有漫长的历史，复杂的演变，甚至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发明家克特西比乌斯（Ktesibios）的那座巧夺天工的水钟。但另一方面，古往今来的反馈控制系统皆体现出一些共同的普遍特征，他大致将其精当地概括为三点。首先，反馈所意在形成的必然是“闭环（closed-up）”的系统。固然，反馈控制的最简单情形是发生在两个系统之间，但它的作用范围却远不止于此，而更是可以不断连接，拓展为极为庞大而复杂的控制系统。就此而言，如果将今天的互联网就视作“人类有史以来所建造的最为庞大的反馈控制系统”，这似乎也并不为过。那么，“闭环”又究竟是怎样一种形态与操作呢？从根本上看，它就意味着在系统的内与外之间划定出明确的边界，进而以尽可能消除偏差（deviation）和偶然的方式来维系系统内部的平衡和稳定。反馈控制不仅对于机器的运作来说是一套方便高效的方法，而且它似乎对于一个生命体的独立和稳定来说也是尤为关键的一种原理。由此也就能够理解为何诺伯特·维纳（Robert Wiener）会明确将反馈视作控制论的核心概念，那或许因为他正是在反馈控制之中才发现了有生命的人类和无生命的机器之间的最深层、最普遍的共通。但此种共通并非是将一种机械的原理应用于人类身上，进而让人类越来越展现出机器般的精准和高效；恰恰相反，反馈首要地、根本上是生命的原理，由此它才得以转用于机器和技术系统的设计之中。简言之，通过反馈所最终实现的，并非是人对机器的附庸和追逐，而更是机器对人的效仿和学习。反馈，让机器越来越具有生命，让技术越来越展现出人性。
由此也就涉及到迈尔所概括出的反馈的第二个基本特征，即反馈控制的系统必然是自动的（automatic）系统。这一点看似与“生命”和“人性”形成反差，但其实远非如此。因为自动在这里所强调的并非只是摒弃人为的介入和干扰，进而令整个控制系统尽可能地处于独立而自律的状态。正相反，自动与人为绝非截然对立，一个自动控制的系统完全可以、且往往已经将人为的操作纳入其中作为一个关键的环节。由此，反馈之所以是自动的，根本上正是因为它总是旨在维系一种“预先设定的（prescribed）”平衡状态与规范标准。自动，就意味着无论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怎样的变化，系统内部总能够依靠自我的调节、内在的机制一次次地“自动”回归正常与标准。
那么，如何进一步从哲学的角度对此种闭环的、自动的反馈控制进行深刻反思呢？这就必然触及到时间性这个几乎是最为关键的要点。借用维纳的经典界定：“反馈作为一种控制的方法，就是将一个系统的过往操作的结果重新置入（reinserting）其自身之中。”由此，就不仅在因与果、外与内之间不断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更是在未来与过去之间形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闭环。无论未来怎样未知而多变，它总是能够在反馈控制的干预和调节之下一次次地“自动”回归于过去早已设定的既定标准和状态。在反馈控制面前，所有的未来都是可知的（甚至“已知的”），可控的。反馈循环的世界，确乎酷似《死亡循环》中那个令人烦扰而绝望的与世隔绝的孤岛，无论主人公在前一天经历了怎样的厮杀和奇遇，但在第二天的清晨，他注定还是要再一次在那同一片海滩上醒来，迎接那同一轮太阳，并再次步入那同一个人生的循环。反馈的世界，表面上异彩纷呈甚至光怪陆离，但骨子里却总是那个循环往复的“似曾相识（déjà-vu）”的僵死、致死闭环。
那么，反馈控制之下的人机关系到底呈现出何种本质形态呢？维纳自己曾坦承，创发控制论的一个重要初衷正是出于军事的需要：“飞机的高速度使得所有古老的火力瞄准方法都变得陈旧无用了，必须使控制装置能够进行全部必需的计算。”换言之，即便反馈控制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但它在20世纪之所以再度成为技术乃至社会变革的一个焦点和主导力量，则是源自战争这个迫切需要，并最终导向对人本身所进行的更为精确的预判和控制。准确预测战斗机的位置之所以如此困难，甚至需要构思全新的反馈机制，那正是因为驾驶员本身就是人，而人所具有的自由意志就使得他的朝向未来的选择和行为总是带有着无法根除的、不可精确预测的偶然性。但维纳随即指出，即便人类飞行员具有明显的自由意志，不过这种自由仍然是有限度的：“飞行员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操纵飞机的完全自由。”因为他毕竟还是与高速飞行的机器合为一体，二者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的反馈系统。飞行员当然不能随心所欲地操控飞机，他的行为必然要受到人—飞机这个反馈系统的不断调节，由此也就成为系统内部的一个可预测、可计算、可调节的因素和变量。
而一旦成功地将自由意志这个最大敌人内化于自身内部，反馈控制就得以从根本上实现它的时间性原理，即化未来为过去，进而化偶然为必然，化自由为惯习。如此看来，其实在反馈之中向来已经包含着一种“前馈”的向度了，因为反馈固然是以“返归”过去为旨归，但从操作方式上来看，“向前”地预先征服乃至僭取未来则始终是最为关键的手法。不妨说，“反”与“前”，过去与未来，形成着彼此呼应、相互勾连的对称形态。不过，这个考量还是太过简单，实际上，反馈和前馈之间还体现出某种颇为复杂的纠葛形态。其实，前馈不仅是反馈内部所固有的那种朝向未来的指向，正相反，它还具有相当重要的对于反馈所施加的补充和修正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反馈控制的根本特征正在于对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做出积极有效回应，进而维持系统本身的“稳健（robustness）”，但为了更有效、更安全地保障此种稳健性，很多时候就不能等到外部信号进入到系统内部再进行反应和调节，而是事先就对风险和偶然的范围、种类、趋势等等进行预判、预测，预先调节甚至是预先消除。简言之，如果说反馈是事发之后再进行反应（reactive），那么前馈则正相反，它是在事发之前就进行干预。如此看来，固然还勉强可以将前馈视作反馈所应有的一种弥补和修正的机制，但随着控制论的不断发展，伴随着整个世界越来越滑向一个风险四起、危机四伏的动荡场域，前馈控制也就越来越独立出来，日益成为一种与反馈控制分庭抗礼的控制范式。
前馈的双重面向：从理查兹到麦克卢汉
那么，前馈控制的此种独立性乃至独特性的根源到底何在呢？遍览它晚近以来在社会场域之中的各种运用，似乎更多地还是体现出与反馈机制之间的相互补充和增强。但当我们回溯到前馈这个概念的发端之初，似乎就会发现它在本源之处所蕴藏着的别样意味。
与反馈的情形正相反，前馈这个概念的最初诞生地既非技术，更非军事，而恰恰是语言与传播。根据众多学者的考证，前馈正式步入学术舞台，最早是源自文艺理论家理查兹（I.A.Richard）1951年在第8届梅西会议上的发言。只不过，虽然在这个重要发言中，理查兹明确将前馈与反馈区别开来，进而突出强调了前者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但他的启示性论述不仅失之简略，而且依然主要集中于语言交流的领域。在他看来，前馈所描绘的大致就是语言交流中的一个相当普遍存在的现象，近乎于伽达默尔诠释学中所谓的“前理解”或“前判断”。正是前馈的、先行的背景为对话者之间的彼此沟通和理解奠定了一个隐含的前提和基础。由此理查兹将此种以前馈为特征的交流机制界定为“循环式的（circular）”，它既包含着背景和主题之间的循环，也包含着因与果之间的循环。潜在的背景本是对话的起因，但经由整个交流过程的展开与运动，它又变成了对话最终趋向的结果和目的。我们看到，理查兹在这篇简论中所提出的前馈其实与维纳所谓的反馈相差并不远，它虽然具有一定的潜在性、灵活性和变化性，但其诠释学循环式的基本模型仍然大致遵循着输入与输出、内部与外部、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经典的反馈范式。进而，从时间性特征上来看，理查兹式的前馈之中的“前”的维度也并未体现出多少向着未来所敞开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它最终还是意在导向对话者之间以语言为媒介和纽带所不断地、循环式地建构起的“稳健”秩序而已。
然而，到了麦克卢汉这位传播学大师那里，前馈这个概念逐渐失去了稳健的形貌，展现出相当极端而激进的特征。虽然麦克卢汉曾跟随理查兹学习，但他对前馈的理解至少在两点上极大地突破了后者的狭域。首先，他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进而不再仅将前馈视作日常的语言交流之中的循环机制，而更是将其泛化、深化为数字时代的人类生存的根本形态之一：“如果计算机使得一种数据的前馈（data feedforward）得以可能，那么，为什么不会存在着一种思想的前馈，由此将一种世界性的意识（world consciousness）与一部世界性的电脑（world computer）连接在一起？”我们看到，在理查兹那里尚且含混模糊的前理解的背景，在麦克卢汉这里更为明确地与计算机这种主导的数字技术媒介关联在一起。以往在心灵和头脑之中进行的前馈式的背景性理解，经由计算机技术的推波助澜，切实地转化为一种极大程度上突破了人类思考的能力和边界的“向前”的运动。无论从数据处理的范围、种类，还是速度和深度等等方面来看，计算机都展现出远比人类强大的能力。但在麦克卢汉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就由此成为一种与人类相对立甚至人类必须对之俯首称臣的统治性力量。或许正相反，计算机的前馈式思考正足以作为人类思考的有力补充和积极拓展，它往往运作于无意识的层次之上，但正是因此亦得以突破人类的意识性、反思性思考的明显局限，进而在更大的范围之内、更深厚的基础之上激发人类思考的看似难以穷竭的创造性潜能。麦克卢汉进而指出，前馈机制的最重要的功用并非仅仅在于市场或科技的领域，而更在于“加速发现的进程”，它不仅是对人类能力的极大拓展，更是由此将人类的生存与宇宙万物更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前馈，正是人向着宇宙的终极超越，由此它足以成为朝向未来生存的一个根本范畴。
但此种由计算机技术所主导的前馈运动同样潜藏着一种难以彻底清除的隐患。既然它的运作方式主要是无意识的、环境性的、算法式的，那也就意味着它在很大程度上早已挣脱于人类的掌控之外，由此也就再度鲜明展现出《死亡循环》式的双重可能性，一正一反，亦喜亦悲：要么，它本可以如麦克卢汉所畅想的那般，作为人类朝向未来和宇宙的加速式拓展和超越；要么，它亦可以展现出截然相反的方向，最终导向一种人类难以抗拒的命运，一种铁笼式的天罗地网和座架式的捕获机器。这两个方向看似相互抵牾，南辕北辙，但实际上却恰似死亡循环一般彼此连接、难解难分。在麦克卢汉那充满乐观和希望情绪的前馈序曲之中，其实已然隐隐奏响着滑向终极控制和毁灭深渊的噩运般低音。这正是下文我们意欲着力揭示的一条重要线索。
麦克卢汉式的乐观论调在其文本之中几乎比比皆是。他不仅将“知先于行”的前馈式探索视作突破反馈式的保守、缓慢的意识形态的有力动机，更是由此将前馈和反馈这两种不同思考方式的差异比作诗与技术之分野：“诗人与艺术家的生活总是趋向于前沿（frontiers）。他们没有反馈，而只有前馈。他们没有身份。他们是探索者（probes）。”然而，如此豪迈而诗意的论断想必还需要辅以扎实的论证。但正是在这个方面，他自己却语焉不详。到底前馈体现出的是人与技术之间的怎样一种连接？此种连接究竟何以导向一种开放式的、充满未知和可能的探索？此种连接背后的基本机制和时间性原理又究竟为何？当然，在麦克卢汉那些广泛论述媒介现象的文本之中，读者可以发现各种启示和线索，但至少就前馈这个核心概念而言，他只能说是提出了问题，而全然未给出切实的深入推进的路径。由此就有必要转向别处，来寻找更为丰富的资源，更为有力的证据。在这个方向上，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和汉森（Mark B.N.Hansen）显然是两个代表性的人物。
那就先从海尔斯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这部奠基之作入手。在其中，控制论先后相继的“三次完全不同的浪潮”显然是一条主线，而从动态平衡到反身性再到虚拟性的演变过程也确实明显体现出从反馈到前馈的转化运动。如果说动态平衡界定的是经典的反馈控制机制的话（“像动物一样，机器可以利用反馈回路维系自我平衡”），那么，反身性这第二个阶段所增加和引入的并非仅仅是观察者的视角，而更是系统的内与外、因与果乃至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模糊、变动、开放的边界。从古希腊的水钟到瓦特的蒸汽机，再到维纳式的对空射击系统，无论其规模之大小、细节之繁简，但系统之间的边界始终是清晰划分的，系统内部的功能始终是明确分化的。但在以反身性为特征的自组织系统之中，“不断变换的边界”就成为一个典型而突出的特征。不过，反身性仍然有一个难题有待解决，那就是在变换的边界之间不断流动、互渗和转换的到底是什么？换言之，到底是何种要素或力量得以不断突破经典的反馈控制的闭环，令不同的系统之间始终维持在开放、流变和生成的状态之中？答案也很明显，那正是信息。信息一方面可以极大限度地独立于、挣脱于原初的既定物质载体之外，实现跨越边界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挣脱了物质束缚的信息又得以在广泛而多样的媒介和载体之中获得更为多变而多样的具显和实现。文字并不一定只能用笔墨书写在纸面之上，相反，它亦完全可以转化为、具显为屏幕上的图符，乃至最终皆归结为1与0的代码。
但也正是在这里，再度呈现出前馈的喜忧参半的双重面向。一方面，令人惊喜的是，自由流动的信息不仅将反身性的运作从人类社会带向至大无边的宇宙范域，而且更是给麦克卢汉所预言和畅想的前馈式思考提供了一个极为切实的矢量。人类的思考之所以日益趋向于前馈的机制，那并非只是因为电脑的超级处理和计算的能力总是“领先”于人类之前，而且更是因为整个世界从物质向信息的转化运动总是让无形、虚拟、自由流动的信息成为未来的导向和主宰。推动前馈的，正是信息，而人本身的信息化似乎也理应是顺乎这个潮流和趋势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虚拟性这控制论的第三次浪潮最令人焦虑之处也正在于此。当人不断跟随着、伴随着整个世界被不断地信息化和虚拟化，当人自身不断被抽离于他所既有、固有的肉身性的存在基础之外，那么，在他身上，究竟还有何种力量得以（哪怕暂时性地）抵抗技术的洪流，进而（哪怕脆弱不安地）维系自身的主体性的地位呢？“为了让信息放弃它的载体，哪些东西是必须消除、压制和遗忘的？”海尔斯的这个发人深省的追问也正是引导我们下文追问的主线。面向不可抗拒的虚拟性的前馈浪潮，确有必要反过来仔细考察，深入探问，在人的身上，是否还有一种（或几种）力量注定无法被彻底虚拟化？当整个世界都憧憬于甚至着魔于那个全面虚拟化的未来之际，是否同样有必要带着审慎和警醒的心态去揭示、直面这些日渐被有意无意地遗忘、遮蔽乃至被毁灭的力量？
汉森论前馈：从交织到间隙，从界面到体验
如果真的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力量，那几乎一定是、注定是人的肉身。因此，海尔斯在书中所进行的“备忘录”式的研究，最终就意在将信息与物质、虚拟性与具身性再度错综复杂地连接在一起，由此在一个后人类的时代探索重建主体性之可能。然而，对前馈这个关键维度的忽视乃至“遗忘”或许也是她的论述最终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汉森对前馈概念的深入全面的研究，亦不妨被视作是对海尔斯式的后人类主义的一种备忘录式的补充，修正与拓展。
除了承接虚拟性与具身性之连接这个海尔斯的基本前提之外，汉森在他的三本代表作中对数字化身体和前馈机制的研究还体现出一个洞见，那正是通过引入梅洛-庞蒂的“间隙（écart）”概念和怀特海的“攫握（prehension）”理论，进而试图在虚拟性的前馈循环内部来敞开、撕开一个不可修复的裂口、无法弥合的伤痕。概言之，在经典的控制论中，前馈机制早已存在，但只是作为一个补充的、辅助的机制。到了麦克卢汉那里，他对理查兹的原初构想进行了大胆推进，进而将前馈作为一个对人本身进行创造性拓展的朝向未来的技术矢量。但在海尔斯那里，虚拟性的未来已然隐约为人与技术之共同进化笼罩上了不祥的阴影，而汉森正是以此为前提和契机，试图进一步撕裂开具身性这个人与技术、过去与未来乃至主体与命运之间的深刻裂口和创伤。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裂隙的存在，人机之间的死亡循环才不会彻底闭合，而我们由此才得以在随波逐流的麻木狂欢和茫然失所的绝望无力之间切实找到第三条道路，那正是审慎和节制的清醒。
不过，如此来为汉森的具身性理论进行定位和定调，似乎又显得过于偏颇，因为贯穿其三部代表作之始终的基调，显然更是一种对于未来的憧憬与信心。所谓的“生于忧患（Staying with the Trouble）”式的清醒，或许亦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的解读。但无论怎样，我们确实想借助汉森的前馈理论来敞开这第三条与众不同的思路。那就不妨先从《新媒体的新哲学》这部启始之作入手。在其中，汉森的根本立场看似与海尔斯并无二致，都是要对抗席卷而至的虚拟化和数字化的浪潮，进而重新建立人与技术之间的开放而差异性的连接。只不过，如果说海尔斯更关注的是文本和身体之间的关系，那么汉森则转换了焦点，明确深思数字影像和人类肉身之间的复杂关系。诚如他自己所言，控制论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弊病正是逐步导致了对“信息的人之根基的遗忘”，由此也就最终滑向技术对于人类的单向度的操控和改造，而人类自身在这个过程之中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主动性和自控力。那么，重新激活主体性的基础和根源又何在呢？很显然还是身体。身体，既是人与技术之间相互连接的直接结点和转换枢纽，但同时又因为与人的自我、人格、精神的密切关联而展现出一种不可被还原和消减的“内在性”。简言之，身体并非只是一个任由技术处理的零部件或工具，而同样也是归属于人的基本的生存维度。人经由身体进入世界，但同时又通过身体表达自我。因此，如何“冲破数字影像的框架——并由此重新为身体赋能（empower）”，就成为众多学者和艺术家所深刻关切的主题。
要想恰切揭示、展现身体与影像之间的差异性的张力，本就包含着两个相关又相对的方面，一是致力于展现二者之间的交织、缠结、互渗，二则是同时展现出在此种密切纠缠的关系之中的不可缩减的距离，不可还原的差异。在《新媒体的新哲学》中，汉森显然还是更为关注前面一个交织的方面。这尤其体现于他在书中花费大量笔墨论述的艺术家杰弗里·肖（Jeffrey Shaw）的创作之中，尤其是他引作题记的肖的一句自白：“僭越（violate）影像框架之边界—— 使得影像得以真实地（physically）朝向观者爆发，或者使得观者虚拟地（virtually）进入到影像之中。”这里，“真实”和“虚拟”之间的颠倒逆转是得以突破、挣脱数字影像之捕获性框架的一个要点。伴随着控制论的第三波浪潮，伴随着整个世界向着虚拟化的全面转化，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数字影像最终甚至唯一的功用就是不断抽离人的肉身性和世界的物质性，进而将万事万物都化作信息和数据，再全面带向、卷入那个无边而浩瀚的数字宇宙之中。但实验影像艺术家肖在这句凝练精辟之语中恰恰要逆转这个近乎常识性的立场。数字就一定是虚拟化的吗？就一定只呈现出虚拟性这单一的向度和维度吗？它难道不会在与人的复杂互动乃至纷争的过程中重新带上人的肉身性的特征，进而成为拓展、转化、连接人的肉身的一种力量？影像，并非只是将肉身化作数据，同样，它也可以化作“真实的”肉身之力返归到人的生存世界之中。反之亦然，人的肉身并非只具有物理、生理或心理的这些“自然的”维度，当它日益与技术密切连接和交织，也定会在极端激烈的转化之中不断突破既有的、固有的自然的边界，进而不断生发出前所未有、不可预测且难以穷竭的创造性潜能。真实并非肉身之专属，同样，虚拟也绝非技术之特权。在二者相互进入，彼此交织的过程中，技术也可以展现出肉身之力，身体也可以激发出虚拟之维。肖的那些极具沉浸性体验的环幕影像装置是如此，而汉森在书中论及的大量实验影像作品亦皆是明证。由此他亦突出了“新媒体的新哲学”的两个关键词，那正是触觉（haptic）与情动（affective）。如果说触觉突出强调的是肉身与影像的密切连接，深入互渗，那么情动则更展现出这个过程之中的强度性（不断僭越边界）和体验性（深切触动主体自身）的形貌。
然而，或许是受到了梅洛-庞蒂哲学更为深刻的影响，在他接下去的《代码中的身体》（Bodies in Code）之中，连接、交织的关系即便仍然明显而贯穿，但另一个同样不可忽视的关键维度却日渐呈现，那正是“间隙”。在晚年的代表作《眼与心》及《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之中，梅洛-庞蒂总是将交织与间隙并称，视作不可分割的两个本质性的维度。说人之“身（corps）”与世界之“肉（chair）”彼此交织（chiasme），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就混为一体，难分彼此。或许正相反，二者之所以能够如此亲密而复杂的交织互渗，前提正是彼此都始终能保有自己的独立性，都始终是作为一种差异性的力量而进入到充满张力和强度的“肉”-“身”的游戏之中。边界确实时时在变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边界就不再存在。同样，力量确实不断在拓展、僭越、渗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再具有内收和凝聚这个同样至关重要的向度。分与合，散与聚，外展与内收，交织与间隙，本就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正是间隙的存在，使得差异不会被缩减、还原为统一乃至同一。正是间隙的存在，使得彼此交织的身与肉不再失去自身的内在性根基（深度），进而彻底迷失、消散于外化和拓展的运动。对于身与肉来说是如此，对于人与技术来说同样如此。这正是晚期梅洛-庞蒂对于《代码中的身体》的巨大启示。
在这本书的开始，汉森对于代码化身体的界定似乎离《新媒体的新哲学》并不太远，仍然还是强调连接，交织和拓展：“代码中的身体（body-in-code）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种身体，它那（仍然基本的）建构和创造的力量经由‘虚拟现实（artificial reality）’的编码程序所提供的新的交互之可能性而得到拓展（expanded）。”他随即援引《知觉现象学》中的身体图像（body image）和身体图式（body schema）这一对概念来对此种代码化拓展进行哲学上的阐释。身体图像是身体的可见的、现实的、既定的形态，而身体图式则正相反，它转而展现出身体的不可见的、无形的、充满生成和转化的潜能。数字技术对身体的拓展正是在身体图式这个强度性的原初场域之中展开和运作。这或许也是汉森用“in”这个介词的重要缘由。代码绝非是身体之外的异化力量和操控的框架，而更是身体所固有的生成之力，是身体得以一次次返归其中，激活新生的原初场域。
然而，单纯强调人与技术、身体与代码之间的交织和连接显然是不够的，这其中至少隐含着两个严重的危险，由此亦导向两个必须直面的难题。首先，作为原初场域的数字技术固然与人的身体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与后者相比，前者明显具有相当程度上的主动性和主导性。前馈正是这一点的鲜明体现。技术的加速演进始终“前”于、先于人的感知、认知和行动，总是技术先行敞开了方向，开辟了道路，而人似乎总是跟随者甚至追逐者。确实不妨将人与技术的关系界定为“共生（symbiosis）”甚至“共同生成（becoming-with）”。但在这个“共”的关系之中，技术从来是主导，而人从来只是附随。由此就导向第二个危险。在技术前馈的主导和引导之下，似乎代码亦越来越不再只是身体不断返归其中的创生本源，而反倒是愈发蜕变为一个身体深陷、消失于其中的庞大的捕获装置。概言之，代码不再是激活身体之力，而是转向侵害、毁灭身体之力；代码不再是身体在其中得以蕴生的场域，而是退变为吞噬身体和主体的无底深渊。
汉森自己也清楚意识到了这个危险。在《前馈》这第三本著作之中，他甚至明确将这一点视作数字技术所面临的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其根本症结就在于，人与技术之间失去了“共通性（common ground）”，技术进而蜕变为一种“彻底外在于”人自身的“捕获和操控”的力量。那么，如何重建“共通性”，进而从“同一性”的陷阱之中挣脱而出呢？如何从技术主导的前馈的捕获装置之中破茧而出，进而再度恢复人与技术之间“亲密而又争执”的差异性张力呢？为连接和交织补充上不可或缺的间隙这个关键环节显然是一个可行的步骤。但汉森虽然敏锐地突出了这个要点，却始终并未给出充分的说明，由此也就无法真正展现前馈的那种作为缺口和创伤的否定性力量。在《代码中的身体》一书中，这个间隙的重要形态是界面（interface），正因为它的基本作用既是连接又是分离。界面使得实在世界和虚拟世界相互接触，又同时维系着两界之间虽然变动不居、但仍然不容被彻底抹除的边界。不过，汉森对于界面的基本界定却显然还是存在着两个不足之处。首先，就界面而言，连接的作用仍然胜过分隔。哪怕仅从直观上看，界面的基本功能仍然倾向于直接的“接触”，而所谓分隔和间隙往往只是衍生的、附随的效应。其次，从身体与技术这两面来看，界面显然还是更倾向于技术这一边。虽然所有的界面都必须对人的身体呈现出便捷、友好的面向，但从根本上说它还是技术朝向人的“面孔”，是让技术在人的面前呈现出更具亲和力的形态，因而与人的内在的自我和心灵的感受并不存在着深刻而直接的关系。确实，界面有时也能够展现出“直指人心”甚至触碰灵魂的功效，但那些屏幕之上花花绿绿的文字和图像何以能够表达你内心深处的悲喜呢？当你用手指触碰屏幕之际，又真的能够触碰到那些数字面具和化身背后的真实灵魂吗？所有这些根本难题都远未解决，所有这些生存的焦虑都远未缓解，反倒是在代码化身体的前馈运动之中变得越来越紧迫，甚至越来越刺痛。
或许正是因此，在三部曲的终篇《前馈》一书中，汉森经由对怀特海哲学的重释而直接回归于“体验/感受”这个更为迫切的主题，并着重围绕“攫握”这个核心概念来展开阐释。说到底，攫握就是个体对于外部的差异性力量的内化，由此它既直接指向主体对于自身的亲身、强烈的体验，但同时又必定呈现出正面和负面（negatively）的双重效应。当人攫握了技术的积极力量为自身所用，进而实现了对自身的拓展和增强之时，必然会体验到一种“自我享受（self-enjoyment）”。反之，当人在未来和当下之间撕裂的前馈间隙之中无法攫握技术之力量，甚至日益感受到自身的肢解和毁灭之际，那么，这注定会带来一种难以弥合的创伤和苦痛的体验。正是因此，喜与悲之体验并非只是次要的效应，而反倒是成为确证主体性的根本性问题。而且，在一个前馈日益加速的时代，或许苦痛之体验要远比随波逐流的享乐和快感更为重要。在未来和当下之间不断撕裂着、震荡着、挣扎着的，或许才是真实的自我，（不断）重生的主体。近来传播学领域之中对数字体验的日渐关注或许正是由此而生。只不过，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或许并非仅仅是自我享乐的所谓“心流”，而更是前馈的时间性裂口在主体身上心中所铭刻的苦痛创痕。或许，唯有在前馈这个“死亡循环”的断裂之处，主体才能重生。
结语：前馈作为主体性之体验
自理查兹和麦克卢汉初提前馈理念以来，海尔斯和汉森的后续阐发越来越将主体性突显为一个鲜明的主题。前馈，并非仅仅是一个畅想技术化未来的本体论原理，而更变成了一个剖析、诊断数字宇宙之症结的醒目入口。那么，汉森围绕代码与身体、交织与间隙、界面与体验所展开的辩证，到底又能够进一步为我们反思数字空间中的主体性提供哪些关键的线索呢？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点。
首先，它再度回归具身性的维度，但对具身性这个人类主体的在世根基进行了颇为不同的理解。具身，绝非是心向身的还原，而更是以身与环境之间的复杂连接为原初场域，进一步阐释身与心之间的密切关联。心不再是内在的堡垒或独立的中央处理器，而反倒是每每要落后一步，成为前馈的技术矢量所衍生、建构出的“后知后觉者”。在一个人机共生的加速时代，确乎总是技术在先行地探测世界，预知未来，而以往占据主导地位的心灵及其反思力和判断力都要逐渐走下神坛，成为随前馈之矢量而动的“游牧者（nomad）”。但这并非是对心灵力量的削弱乃至否定，反倒是在媒介和技术平台之上对于心灵及身心关联的一次次突破边界的拓展。
其次，心灵必然随前馈之技术而动，但它之所以还是心灵，恰恰说明它始终还有一个不可被彻底还原和缩减的内在性领域。那即便不再是笛卡尔式的我思或胡塞尔式的先验主体，但必然还是要展现出某种内在之力，由此得以保持与在世肉身和前馈技术之间的差异性。汉森在后两部著作中先后着力阐释的“间隙”和“攫握”皆是对这个要点的深刻启示。心灵并非只是一个附随的幽灵，亦不能被单纯还原为身体之机能与技术之功能，它还要保有一种与自身之间的内在性关系，如攫握这样的自我触动（auto-affection）的活动正是典型体现。从这个方向上来看，单纯如汉森那般仰赖梅洛-庞蒂一线的具身现象学似乎就不再足够，还理应回归从胡塞尔到德里达再到米歇尔·亨利对于自我触动及主体性的深刻阐释。这些都为关于反馈的哲学反思提供了未来的方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法国哲学的审美维度研究”（项目号：17BZ 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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