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从另一种图景来观察技术的发展，技术意味着“调动能量”。斯蒂格勒说：“西方世界的总体完成意味着它调动了一切能量：不仅包括了地质和地理的能量，而且包括历史—精神方面的能量”。他看到人类的这种企图：“在不久的将来，它还将调动天体本身的能量。”[1]
但能量调动并不总是好的，因为能量会使人最终呈现为“非人化”。能量会使人的“肉身”处于无用或失效的状态。如果这是一种超级世界建构的话，那人的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呢？
因此，斯蒂格勒预言说：“这种能量调动的结果就是：技术力量——首先作为人的力量——获得前所未有的、无法计算的、并在短期内无法预见的增长。然而如此西方世界的总体完成，却带来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人类越是强大，世界就越是趋向“非人化”发展。”[2]
这无不让人担心，一个后人类美学的审美境遇，与人类美学有着截然的不同。尤其是，当一代新生命对电子、速度抱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之时，而对肉身抱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之时，“人类的解体”会远吗？人将自我撕成碎片化，同时又渴望统摄更多机械电子的力量。此时，未来呈现出来的，是人类与自然越剥离的关系。人类从自然中“逃逸”而非“逃离”出来了。人类变成自然的逸出物，变成漫游之神，也变成了宇宙的游荡者。个人与拟人交叠重构在一起，形成了新的“人类纪”。不管怎么说，斯蒂格勒相信：“人类对自然——同时也就是对自己本性——越来越多的干预明显地表示：人类的力量是一种摧毁人类（世界）、使人类自身非自然化的力量。”[3]
但是这种力量同样是不可逆的，它必然向着自己饱和的方向发展，甚至于它早就是宇宙的一部分，等待着演化而成熟的时机自动显现。麦克卢汉不乏这种对媒介先验性的论断，他认为，媒介先于我们存在。只不过，技术的发展使之显化出来而已：“媒介的杂交和化合，提供了一个注意其结构成分和性质的特别有力的机会……这些媒介是我们的延伸，同时它们的相互作用和演化发展又要依靠我们……我们使用的媒介尤其是如此。早在想到之前，它们已经创造出来……”[4]
这倒和麦克卢汉的“后视镜”理论趋于一致：“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现在，倒退走步入未来。”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体会到媒介技术演化的“失控感”。这种“失控感”会让时间的延伸性变得“扭曲”吗？既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斯蒂格勒所声称的社会适应技术的生成，那么人和技术如何取得平衡呢？
斯蒂格勒分析说，“技术体系”不断进化，同时淘汰构成社会凝聚力的“其他体系”——技术发展原本是一种破坏，而社会生成则重新适应这种技术生成。
经过进一步分析，斯蒂格勒发现：“然而技术生成从结构上领先于社会生成（技术是发明，发明是创新），它在协调技术进化与社会传统间的关系时总会遇到阻力，因为技术变革依其幅度大小总会或多或少地动摇文化的基准。”[5]
这时，人和技术的关系是什么呢？人和技术是对立、彼此控制的关系吗？技术作为人的对象，反过来会对人施加以难以抵挡的压力吗？还是相互之间形成一个超稳定的平衡？在这个不可分割的关系中，时间出现了。时间从静止走向连续性的动态变化，从源初的节点走向计时的延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蒂格勒开始了他对“时间”和“技术”的探讨，他的观察表明了这样一种内在的张力：“本是人的命运的技术似乎与‘精神’、‘文明’及‘人类’相对立。人和技术被西蒙栋所说的转导关系（它构成一种各组成部分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连在一起，不可分割。”[6]而这种关系是个“超稳定的平衡”，“它承载着难以抵挡的压力，这个压力便是时间。技术的领先开启了真正时间的延伸性。”[7]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对媒体技术发展的讨论，无庸置疑的是，当媒体技术普遍化的发展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企及也难以封顶的高度时，人对自身的疑惑也因此变得更多了。人的这种疑惑状态可以称为“失忆”。因为人只有在失忆中，才会忘记自己当初的出发目的，他迷惑于未来何去何从。那个他一开始以为的终点，一直在不断地变换路标，最后，指向一个杳无人迹之处。
“失忆”是由技术推导出来的命题，谁对失忆负责，决策者吗？政府吗？专利技术拥有者吗？斯蒂格勒则说：“当代的技术媒介破坏了由拼写文字构成的共同体化过程，这便提出了记忆的政策问题。如今政策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记忆问题，因为工业化把选择、成见、判断的标准以及在超出实在的可能中作出决策的种种问题都摆在了人们面前。”[8]
在斯蒂格勒看来，“科学技术已不再是实证性地描述真实存在的科学技术，而是在真实存在中创造性地开拓和描述种种新的可能性。”[9]科学技术已不再为实证服务，不再为现实世界服务，科学技术的领域到了一个快要脱缰的当口，它飞速狂奔，似乎有着自己的意志和野心。而个人再也没有能力去对抗这种趋势了。
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技术是否拥有自己的意志，技术本身会思考吗？我们对技术的判断仅仅是“拟人化”的方式，还是在哲学层面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以“技术中心论”的观点来看，“人本主义”就是一个可笑的命题，难道人不是技术发展的工具吗？技术通过人力一点一点实现自己，技术使时间得已绵延、空间得已延伸。技术不仅改变了世界建构的模式，也使得媒介获得了生命，媒介充斥着各个层级和各个载体。换句话说，生命是技术的产物，也是媒介信息的表达。
斯蒂格勒便直陈：“技术在思考。技术所思考的与未来的关系难道不应重复技术思考的内容吗？由于技术在思考，我们难道不该想一想技术让我们思考哪些内容吗？技术在我们之前思考，因为技术从来是我们之前的已经在此，存在于我们之前的存在者——因为‘什么’先于且总是提前于早熟的‘谁’。”[10]从一种可以思辩的角度来看，未来是技术铺就的，也是技术造就的，技术始终向投奔未来。于是，时间就出现了。“未来，即‘思维的任务’，则尽在技术的思考及对技术的思考中——这两种思考的重叠处造就了时间。思考技术就是思考时间（重复）。”[11]
在这里，斯蒂格勒指出了“谁”与“什么”。我们可以理解，“谁”意味着人类，而“什么”意味着以“技术”为代表的造物。他认为，技术与造物先于人。从漫长的地球历史可以看出，人是个突然出现的“谁”，是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突变。但人类常常选择在“记忆”上“缺失”这个实存描述。人以为自己是主宰，从而逃避作为信息携带者、生物媒介的工具化命运。而反过来，我们发现，“什么”通过“谁”实现了物自身。
斯蒂格勒说：“正是人类记忆的特殊性决定了人类‘认识’的特殊性，且‘各个社会都在试图满足记录和保存无限膨胀的知识资产之需求，乃至发明人工脑’。”[12]对于知识的这种认知，对于如何认知的构成和推进逻辑，他接着说：“知识的增长也意味着不停地编写程序，它是记忆解放的动力，与以技术为特征的载体进化逻辑息息相关，且像所有技术物体那样被决定性的技术趋势所贯穿。”[13]
在这种伴生关系，无论人自身的话语体系多么强大，有一天“谁”终究会让位于“什么”。因为“谁”是“什么”的一部分。是“谁”并不重要，有些“什么”更重要。这话语有些残酷，“市长”是谁并不重要，但“市长”有什么资源很重要。
斯蒂格勒接着说：“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后种系生成在我们的生活中造成了既不能归入动物学也不能归入心理学的某种记忆的迅速增长。这种记忆中记载着种族进化，然而种族性又被从中抹去了。正如燧石岩层/大脑皮层的助产术，技术/种族的助产术只不过是一个‘谁’与‘什么’之关系的时代。”[14]
在此，我们讨论了世界建构中“人”与“技术”的关系。也就是说，“谁”与“什么”的关系。在这样一对关系中，我们再进一步指认，“技术”打破了“谁”与“什么”的关系：之前的世代，是“什么”隐藏在“谁”之中，“什么”通过“谁”来实现；而在未来，“谁”将隐藏在“什么”之中，“谁”通过“什么”来实现。尤其要指认一点的，“谁”指认着“人”，而“什么”指认着“非人”，这正是技术化发展带来的残酷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说，人即是他自身，也是遗传信息所承载的跨媒体技术。当我们将“人”视作“谁”的时候，指的是人类社会；而当我们将“人”视作“什么”的时候，指的是生物跨媒体技术。作为“什么”的时候，人和人的外置器官，人和人造之物就获得了平等性，这是技术对人所作的平权运动。人从生物链的顶端一步步走向生物链的基础，这是后人类出现的必然趋势：人是一个用于搭载各种外挂的基础部件，或者这个部件干脆被抛弃，直接截取人脑作为神经控制系统就可以。
斯蒂格勒反思说：“认识科学一如既往地设想用认识机器来模拟取代人类（‘机器可以思考吗？’）。这里说的并不是复制人或人的思维，而是转化一个整体，其中有机存在者即人类，人类通过各种载体而积累的赖以生存的知识以及人类发展起来的器具组成一个三元复合体。勒鲁瓦——古兰把这个复合体的进化看作从技术的高速和人类生理的低速而来的非人性未来之可能性。”[15]勒鲁瓦至少揭示出了某种关键性的思考，“技术的高速”与“生物节律的底速”之间的匹配性，这是让技术不耐烦的，技术始终要忽视这一点，它要对人类生理的低速视而不见，这个游戏才玩得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作为阶段性的出现，会不会被技术彻底抛弃呢，这是一个谜。
不可避免的，所有的人类都将走向“无产阶级化”，因为无产阶级化的表征之一是迎来“倦怠”和“耗竭”。尽管资本家和权谋者迎来了物质上的极大丰裕，但是他们的时间被捆架了，他们的心理资产被透支了。正如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所说：“不仅劣势者要遭受衰竭，优胜者一样。受害者同时也是系统中的共犯。”在这样一个“免疫系统对过剩的相似性根本不感兴趣”的时候，“扩张性暴力比排斥性暴力更加致命”。[16]因此，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所有人会变得“赤贫”，既便你拥有再多资产，也依旧具有一种心理上的贪食症。于是无产阶级化就成为技术异化人类的目标之一。
斯蒂格勒则这样描述：“当机器成为工具之后，‘技术个体’便取代了工人，这样一来，工人将知识外在化之后，从此就被剥夺了个性化的可能，也就是说不得不变成无产阶级。”[17]这时候，人的本体消失，人成为技术个体，其个性化首先被剥夺，也意味着尊严被剥夺，失去尊严即意味着无产阶级化。斯蒂格勒还说：“物流与象征符号的混同，也即二者之间的融合，导致了思想的无产阶级化，同时也导致了文化的贫瘠。”[18]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性的贫瘠，要么你没有时间思考，要么限定你的思考，或者给你的容思空间装入低级乏味的娱乐形式。于是，“赤贫”也同样体现在思想上了。
斯蒂格勒用机器般的语言这样描述人与其自身属性的分离。人成为一个技术工种、技术指标，人被技术饶有手段的技术化：“个体意识除非与’世界‘相割离，否则便注定会沉溺于程序工业的’巨流‘之中，或是落入‘用户归档’的渔网中，被它次标准化并聚集到一些次级群体中。”[19]
既便消费者也无法从中脱身。因为消费者同时也是这样那样的技术工人。而且，消费者也在技术的掌握之中，甚至是被禁锢于其中。同时，在技术的控制之下，在大数据的监控之下，“消费者可以完全被预测和掌控，使诸多不同的个体不再能够个性化”。[20]当一个人无法被个性化时，他就已经不是“谁”，而是“什么”了。于是，技术妥贴地解决了人自身因其个性化面临的变量因素。
斯蒂格勒说：“在个性化丧失的背景下，‘我’成了一个空泛的概念而被体验。‘我’不再与‘我们’相对，而且‘我们’也根本不是融合在同一个时间流中的所有‘我’的集合，因此‘我们’不得不解体，变成意义贫乏的泛指代词：人们/大家。个性化的丧失导致了普遍的人生苦痛。”[21]如果回到马克思的观点，“异化”这个概念就出现了，人被资本导化。斯蒂格勒则从“技术”的角度来考察，人是如何被异化的，他用了“个性化丧失”的方式。由于技术的平权运动，使“谁”和“什么”的权力变得平等，人被技术铲除了个性化。斯蒂格勒借用了马克思的名词，在人被技术去掉个性化之后，人变得“无产阶级化”。
斯蒂格勒声称：这就是“存在之痛”，而今已无人能够完全逃脱。“存在之痛”并非只有当今时代才具有的特征，但它在当代进入到无以复加的阶段，技术的饱和催生了这种痛感——前提是首先要是一个“个性化的人”，才能感知到这种痛感——否则，这种痛感是不存在的，它甚至于能转换成一种快感，一种成就感，一种参与感。也就是说，剥夺得越彻底，参与感越强烈，成就感也就越大，快感也就越多。
早在1970年代，麦克卢汉的继承者波兹曼发表了其著作《技术垄断》，他指称当时的社会已经是由”技术统治文化”的社会。他观察到的结果是，“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社会世界和符号象征世界都服从于工具的发展的需要。”[22]他深深地担忧的是，“工具没有整合到文化里面去，因为它们向文化发起攻击。它们试图成为文化，以便取而代之。”[23]
在波兹曼看来，由于工具与技术的广泛入侵，“传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就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24]在波兹曼所列举的例子中，西方技术统治文化拥有的工具肇始于中世纪的欧洲，那时出现了三大发明：机械时钟产生了新的时间观念；印刷机使用活字，攻击口头传统的认识论；望远镜攻击犹太—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命题。“每一种发明都产生工具和文化的新型关系，所以它们都至关重要。”[25]
波兹曼预言说：过去是“工具使用文化”；现在是“技术统治文化”，技术世界观和传统世界观在不安的紧张中共存；而我们将面对的将来是“技术垄断文化”。“技术垄断并不使其他选择不合法，也不使它们不道德，亦不使之不受欢迎，而是使之无影无形，并因而失去意义。”[26]波兹曼激进的宣称：“技术垄断就是集权主义的技术统治。”[27]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很有可能发生的是：任何技术都能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是技术垄断论的原理之一。至少，我们在海德格尔和斯蒂格勒对技术的担心中发现了同样的思考，技术使得记忆消失。而波兹曼则从文化的角度考量：“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28]
所以，波兹曼不无担心的认为：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技术垄断不仅仅是对技术的神化，最为可怕的是，此时，“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29]
技术垄断使得信息供应量天量增加且无法控制，此时导致的结果便是挤压个人的生存空间、记忆空间，使之失忆而麻木，使得其沉醉信息技术之中，而迷失自我。于是，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会崩溃——防线崩溃，人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失去记忆力，难以想象合理的未来。
因此，我们在面临世界建构的任务时，必须在“杂多”世界、“人—非人”世界和“跨媒体—技术”世界中探寻，何为存在的本质，我们一方面要寻求技术的突围，一方面要反思技术的合理性。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跨媒体艺术研究中心特聘导师，本文选自其2022年论著《跨媒体新论：世界建构》第六节）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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