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技术在农村女性的媒介呈现过程中，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在传统的“赋权”话语之下，这一复杂关系是否存在着“负权”的可能？请跟随作者深入思考：
作者：陆新蕾 单培培
来源：《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1期
摘要
数字媒介时代农村女性“可见性”的生产是她们与数字平台之间动态协商 和资源争夺的结果。一方面，数字平台赋予农村女性组织和管理自我可见性的权利，农村女性博主以身体作为“入场”的可支配资源，以自身的视觉逻辑积极开展身体叙事，在交 往和抗争中展现与自然互构的粗粝身体;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仍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操纵着她们的身体呈现，并通过强调“自我赋权”叙事，将普遍的个体困境与系统性的结构问题相分离。由此，为平台所监视的身体成为自我规训的产物、消费社会中的身体沦为可获利的商品、性别文化中的身体难逃主流的性别秩序、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身体仍需接受城市群体的想象与裁剪。新媒体及
关键词
可见性;短视频;数字平台;农村女性;身体
问题的提出
从大众媒介时代到数字平台的兴起，“可见性”（visibility）始终是媒介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涉及被看见、以自己的主张被看见、授予他人可见性等三个方面。①可见性影响着少数群体与主流之间的关系，不可见意味着其社会承认被剥夺。②可见性还与公共性密切相关，可见性是通往公共性的阶梯。③正是因为“被看见”而非“遮蔽”构成了公共生活的基础，只有被他人所见所闻，群体才能进入公共领域，进而获得更广泛的公共性。④
大众媒介时代的“可见性”是一种“加冕”，媒介通过对新闻素材的甄别、遴选和确认，赋予一个群体不同于另一个群体的可视化能力与潜力。作为“公共注意力的管理者”，媒介是揭示和重构“谁被看见、谁被隐身、谁能看见、谁的视线受阻”的视觉条件。⑤农村女性由于“阶层”与“性别”的弱势叠加，往往被主流叙事所冷遇与屏蔽，她们在媒介呈现中或刻板化、琐碎化，或作为乡村话语中的一环而被代言。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数字平台让可见性变得更为复杂，可见性的生产成为农村女性与数字平台之间动态协商和资源争夺的结果。当带有社交性质的短视频提供了“手机拍摄＋一站式剪辑”的低门槛技术，数字平台不仅挖掘并生产了农村空间的可见性，改写了视觉媒介中农村之于城市的地缘图景，同时也赋予了农村女性组织和管理自身可见性的权利。本文从“身体”的维度强调可见性，一方面身体符合短视频竖屏呈现、滑动切换以及界面沉浸化设置的视觉逻辑，这些技术逻辑偏好身体的“在场”；另一方面，对于缺乏文化资本的农村女性而言，她们难以通过文字书写步入公共空间，“身体”是她们“入场”最易调动的可支配资源，而短视频的低门槛技术为她们进行身体整饰提供了便捷。
可见，身体叙事从一开始就已嵌套进数字平台的技术逻辑之中。于是，我们不仅要问农村女性如何利用短视频进行身体叙事，又受到哪些宰制，更需要考察数字平台是如何影响农村女性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可见性“既可以是手段和工具，也可以是权力的武器”。⑥当农村女性将“身体”作为描绘乡村文化的独特符码，试图提高自身可见性乃至获得公共性之时，就已经进入被数字平台规训和形塑的权力结构之中。本研究以快手短视频平台作为网络中的田野，基于粉丝数量、地域、年龄段、内容多样性等因素选取典型样本进行观察，最终选出8位有较大影响力的农村女性视频博主（@农村会姐、@刘妈妈的日常生活、@云南小花、@云南佤族黑妹、@农村孙老太、@苗家阿美、@田园刘娟、@村里的野妮）作为考察对象，在2022年2月到7月之间对其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观察。
可见的呈现:交往与抗争中自然而粗 粝的农村女性身体
（一）与自然空间互构的身体
空间生产是权力博弈的结果，空间“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⑦话语权力的不对等产生出主流话语和边缘话语对于空间操控权的分配不均。传统媒体时代，农村空间的“出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空间赋权”，往往服务于崇高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新媒体时代的农村空间呈现则摒弃了宏大叙事，转向那些被主流话语遮蔽的、漠视的、推向远处的日常空间形态。于是，由河流、田舍、山川、农人劳作等微观细节交织而成的“拟态家园”完成了从“隐蔽”到“祛弊”的转变，这一日常空间立体而多维，形象且具体，成为一种游弋于政治逻辑之外的特殊存在。传统媒体借由横屏传播所呈现的是经过导演和场面调度的空间，不着意于单个身体的呈现，而短视频的竖屏传播和第一人称视角增强了代入感。正是这种代入感，增强了对身体的感知，身体在很多叙事中就成为建立与空间联系的重要载体和纽带。
以德波为代表的情境主义者强调“使日常生活成为艺术”，通过积极建构真实的生活情境以打破文化设施和大众媒介构筑起的景观伪世界。⑧与大众媒介建构的显著城市地标、城市主流消费场所或城市化的家居场景等不同，农村女性在短视频中呈现的身体通常处于自然的乡村场景中。她们或是展现自身真实的家庭环境，或是呈现周遭原生态的田园图景，亦或是遵循自身的主观意愿在农村各处寻找适于自己表演的场所。这意味着具有主体意识的博主，借助移动智能设备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生活中每一时刻的“构境”中，多元而本真、碎片而丰富的日常生活情境打破了被主流消费氛围异化的景观，使得“表征”重归“活生生的细节”。身体作为农村空间中的主体，它与自然环境交流互动并巧妙融合，以行动的方式、流转的自然空间摧毁大众媒介建构的趋同景观，使日常生活的平淡清浅、细水长流得以展现，显现出一种不同于城市物化景观和消费氛围的“自然哲学”，这种哲学既包括种豆南山、自耕自食的生活方式，又蕴含人的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田园刘娟”在视频中插秧、锄草、挖花生，她的身体实践在日常劳作中被捕捉、放大，季节、时令、清晨、傍晚等时间性和田舍、菜地、果园等空间性通过身体经验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还原到日常生活中，展现了沉浸自然韵致而忘我的境界。而用户则在身体的引导下完成逼真的“乡愁”体验，不仅走进视频博主的个人生活，也走进媒介所建构出的更广阔的自然空间中。有用户评论：“让人心驰神往，也许这才是该有的生活样子”“大自然真的好”“多少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在身体的引导下，“真实”、“原生态”的农村成为现代人的精神乌托邦。它与“李子柒式”的乡村桃花源也有所差别，后者是资本有意为城市中产所打造的可用于逃离工业喧嚣的“唯美”的另类精神空间。
（二）粗粝的、未经修饰的身体
大众媒介和资本合谋使得媒介空间充斥着各类商品的广告，这些商品被设计出来，用于帮助女性改造自己的身体，并将宰制性的社会价值规范渗透到她们的身体中。当满足文化理想时，女性的身体被置于爱情、家庭和名誉的浪漫性别叙事中；如果满足不了，则会处于一种受质疑和指导的境地，⑨她们往往被要求通过模仿性整饰和消费更新而“升级”为一个更好的自我。
然而，农村女性却以粗粝的、未经修饰的身体抵抗着城市精英群体和资本合谋建构的审美霸权。正如费斯克所言：“倘若‘美’已被社会上的统治阶层所驾驭，成为一个隐喻，那么，怪诞便在隐喻的意义上，表达着被统治阶层的体验和抵抗。”⑩都市女性的“自拍文化”强调的是滤镜和修饰，是纤细的、白皙的、幼态的身体，而在农村女性的视频中，女性的身体不再是美的对象：它是怪诞的、粗粝的、未经修饰和雕琢的。它从身体的社会建构与评价当中被清洗出去，在她们身上，没有对身体的自恋投入，有的只是由劳动过程和与自然关系所导致的一种工具式的视角。
这种身体呈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邋遢的身体。洁净意味着约束和秩序，邋遢意味着紊乱和无序，后者包含了所有前者所摒弃的元素，它既象征着危险，又蕴含着力量。（11）不同于城市群体干净整洁的厨房环境，“农村会姐”往往在露天场景下做饭。做饭的环境杂乱肮脏，厨具简单。她做出的饭菜油腻、高热量、份量大，这种饮食风格所倡导的是一种肥胖的、粗疏的身体。尽管有粉丝评论她“怪不得吃这么胖”，但在视频中，她也不刻意修饰自己的身体，往往身穿宽大的衣服。布尔迪厄认为，支配阶级更有意愿和能力生产出具有较高价值的身体形式，他们更注重身材管理。（12）而肆无忌惮地肥胖起来是一种冒犯性的、抵抗式的声明，是一种在身体意义上的亵渎。其次，无滤镜的身体。“滤镜美颜”文化下媒介技术化的女性身体迎合了网络社交所期待的身体神话。（13）不同于城市群体用滤镜精心打磨的视觉修辞实践，农村女性的身体充满苦难的刻痕，展现了农村人辛勤劳作、不屈不挠的劳动者形象。在一些视频中，博主会主动凸显她们的阶层地位和社会身份，彰显其不卑不亢的态度，以及突出自身周围的环境和所属群体的文化，以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堵。如“云南小花”主动展示自己的工作环境——山里的果园，尽管爬山艰难、毒虫叮咬，但她仍微笑面对镜头，并表示“我会努力走下去的，加油！” 展现了她作为农村人乐观坚强、不依附于他人的志向。同时她在视频中常常提到“云南”、“大山”，并和云南果农互帮互助，赞扬了有别于城市的风土人情。
（三）交往的身体
交往的身体主要有两种意涵，一是视频中呈现出的农村女性与同村人交流、互动的身体，二是身体作为符号进行社群交往与建构群体认同。
首先，不同于媒介技术下的虚拟在场，具身交流更易建立真实的情感联系。虽然远程交流技术作为一项创新已在农村得到扩散而陌生感也并不是新技术的必然结果，然而“亲临而在场恐怕是我们能做到的最接近跨越人与人之间鸿沟的保证”。（14）身体在社会交往中的基础性作用仍不可取代，面对面的身体在场“本身就显示了某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真性和善意”。（15）在短视频中，爷爷、奶奶、婆婆、儿女、偶尔来串门的邻居营造了“传统大家庭”的热闹氛围，这与城市中趋于陌生化的邻里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苗家阿美”的视频中，相继来串门的邻居被留在博主家吃饭，当其中一位推辞时，主人拉住她说：“前几天我也在你家吃过一次”。视频配文：“小时候总觉得邻居家的饭菜更香”。身体亲在的交流一定程度上反抗了技术宰制，消解了乡村熟人社会因新媒介普及而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减缓了乡土社会向信息时代陌生人社会演变的速度。
其次，身体主体具有认同印记的传播意涵，身体展演所呈现的风格、行为举止、文化习性等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某种认同的机制。（16）在短视频平台上，农村女性会自觉地、天然地、无意识地凸显其“来自农村”的身份，这种凸显体现为穿着农村地区的特色服饰，或说当地方言，或穿梭于乡土景观中，或体现为参与某种传统乡村仪式等。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认为个体会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向和外群体歧视。（17）这些身体记号承载着特定的符号意义，体现了农村女性对自我的归类，她们主动将自己归为“农村人”；同时将具有“共通意义空间”的个体联结起来，便于农村女性用户在虚拟空间中找到“我群”的存在，使得农村女性博主和粉丝彼此共享情感和符号意义。在视频评论区和直播间里，粉丝会与博主讨论独特的身体经验，如 “苗家阿美”穿着苗族服饰去赶集，苗族服饰具有苗族文化和农村地区的双重意蕴，而赶集是农村地区特有的交易习俗，有粉丝评论：“这是我们家乡特殊的服饰，现在在街上穿自己苗族服饰的人都几乎没有了，只有过年才穿一下。”“小时候我也经常跟着我妈去赶集。”……通过这些讨论，博主与粉丝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虚拟共同体，双方都得以在群体氛围中不断进行自我确认，藉此以抵抗“他群”的歧视，缓解在“流动的现代性”下的身份游思。
（四）抗争的身体
作为基础设施的身体始终是抗争与协商的场域，（18）人们“以身体为表达媒介，在身体维度上编织抗争性话语生产的身体叙事实践”，身体被视为生产抗争性话语的“一种强大的修辞资源和叙事系统”。（19）在短视频平台上，弱势群体通过对身体的折磨与损毁，将“弱势感”编织进身体维度。近些年，由于监管制度的完善，以自残（喝农药、自焚等）为代表的极端行为逐渐减少，然而审丑式的、无尊严的、夸张性的身体表演仍然存在。无论是蓬头垢面，还是夸张地摇摆，亦或是背着孩子下跪，这些看似个体化的表达实际上具有某种内在的互文性，它们共享着相似的操作“元叙事”，即通过展现痛苦的、无尊严的、奇观化的“身体意象”以表明自身的弱势地位和边缘性。
从结果上来说，这种身体抗争使得身体从原本不可见的黑暗状态中挣脱出来，走向“前台”接受公共目光的“打量”，由此，身体完成了从生理性身体到政治性身体的转变。身体的“前台”表演引导公众去思考被掩盖的“后台”。“后台”是什么？是边缘群体的利益诉求，是被有意遮蔽的弱势群体悲剧，是暗流涌动的城乡二元社会的结构性差异。虽然不断被主流都市话语选择性呈现与扭曲或被商业话语收编和消解，（20）但农村女性借助于短视频的身体表达依旧是一种让乡村文化和诉求获得可见性的努力，一种对当下乡村文化和记忆进行媒介重塑的尝试。在身体抗争中，农村女性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们渴望在话语权被压制的社会领域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存在。而在注意力资源分配不均的网络空间中，她们只能将“沉重的”肉身推向“前台”，以期获得公共目光的审视。农村女性正是通过身体表演实践，从失语状态中挣脱出来，冲击着精英支配的都市话语体系和主流大众审美底线。其身体表演所指的不仅仅是戏谑的、狂欢的形象，更是对传统道德权威、价值观念的讽刺。如“云南佤族黑妹”穿着黑丝，对着镜头扭动腰胯，踩着音乐节拍猛烈摇摆，还时不时地甩头、转圈，配文“离婚的女人怎么的”，她用潇洒、张扬的身体动作表达其对传统婚姻观念的抗争。在另一则视频中，她则穿着树叶做成的衣服，头戴草编成的花环，手拿树叶做成的话筒，赤脚站在黄土地上，她的配文“评论说我男人多”和她展现的恶搞、混搭风格，形成了一种对社会偏见的反讽。
不可见的困境：多重权力宰制下的身体
可见性对于社会性别角色与结构的形塑有重要作用，具身体验本身就是一种有关社会性别的差异化经验。作为客体化的凝视对象，身体的视觉能力蕴藏于具身而可见的身份观念中。可见的差异使社会性别自然化，通过训练，人们得以挑选出具有物质现实的身份特征，由此在可见性中生产关于社会性别的固化体验。（21）短视频的兴起让原本处于边缘的农村女性在网络空间中获得争取经济利益和文化地位的机遇。但当她们将“身体”作为撬动既有权力杠杆的可支配资源时，就已进入被权力形塑和规训的网络之中。身体一旦成为“可见”的存在，便要承受话语的扭曲、遮蔽和改造，这就是可见性悖论。
（一）全景敞视主义下被规训的身体
费斯克认为，“大众的快感通过身体来运作，并经由身体被体验或被表达，所以对身体的意义与行为的控制，便成为一种主要的规训机器。”（22）平台推出的监管制度为农村女性的身体叙事设定表达框架和意义边界，使其不得冒犯主流意识形态。一旦其身体叙事超出某种界限，就会遭到惩罚。惩罚包括：下架违规视频，降低账号权重；暂时冻结账号，暂停直播权限；永久封禁账号等。一旦账号遭到永久封禁，就意味着重回“不可见”状态。以快手为例，2022年2月，快手累计清理违规短视频186141条，累计封禁用户275855人。（23）这些惩罚机制为农村女性编织了一张不可逾越的叙事规范网络。
与18、19世纪身体酷刑和身体矫正等不同，现代社会里的规训机制更为温和，也融入了许多新的元素。首先表现在控制的范围上，相较于以往把身体当作密不可分的整体来看，现今权力方更倾向于把它“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这意味着农村女性的每个身体部分都可以被改造、完善和驾驭，可概括为“支配活动人体的微分权力”。（24）平台对农村女性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有一套微妙的强制，如个体的手不能直接触碰蛇、蝎子等危险动物，嘴不能说脏话，皮肤不能见血等。其次表现在控制的模式上，现代社会对身体的控制是一种持续的、全景式的强制。平台在技术驱动下，将个体置于福柯所言的“全景监狱”中，“全景监狱”源自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这是一种四周被分成许多小囚室的环形建筑，中间是一座瞭望塔，监视者站在塔上就可以监视囚犯。（25）就本研究而言，平台监管方就像位于中心的“瞭望塔”，他们可以随时查看用户在平台上的一举一动，并对违规内容进行警告和查封，但具体的审查尺度始终充满不确定性且由监管者动态施展。农村女性博主知道监管方的存在，但不知道何时会触发违规，这就造成了一种有意识且持续的可见状态，她们在无形的视觉压力下约束自己的言行，完成对自我身体的规训。“云南佤族黑妹”因为直播间出现色情低俗内容而被系统判定为“重度违规”，“违反此类规定的用户，将永久封禁直播甚至封号”。被封禁直播功能已经意味着巨大的损失，在进一步被封号的潜在风险下，该博主不得不在日常短视频中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体呈现，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福柯认为“可见性”是一个陷阱。规训权力的施展以其自身的不可见性为前提，却为其宰制的对象强加了被迫的可见性，权力的统治需要维持这种可见性。当主体意识到自身处于一种持久的可见状态，就能确保权力的自动运作。（26）由此，所谓可见性就意味着在权力持续不断的凝视之下，鼓励个体对自己的行为实施监督和控制。身体的可见与规训权力的不可见（隐蔽）一体两面，权力通过可见性的拓展来扩大自身。
（二）资本逻辑下景观化、商品化的身体
生产有用而顺从的身体是现代权力技术的目标。对参与短视频生产的农村女性而言，景观化的身体通过商品化成为了有生产力的身体。一方面，身体必须经由驯顺而达到安全，对于有一定积累的IP，封号涉及生产力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这种驯顺的身体又不能完全沦为对标规则的平淡无奇，它必须自我景观化，甚至有点出格，游走于审查的模糊地带，以此提升潜在的生产力。
首先是农村女性自主将身体景观化，变为可售卖的商品。身体的物化与商品化是消费主义潮流下视觉文化的重要特征，“身份在场”被置换为“身体在场”。（注释27）为了获得更多流量，农村女性自愿将身体图像建构为可产生视觉快感的被观看的客体。于是，被观看就不再成为被厌恶的权力，而是成为视频生产主体获得经济报偿的前提。身体的景观化是商品化的前提，农村女性主动根据消费模式建构被收编的躯体和情感，使其丧失抵抗意义，遵循交换逻辑，获得流通，身体图像成为浏览量和评论等数据货币所购买的商品。这类视频实践服务于商品化凝视关系，农村女性鲜明的身体图像被主动经营、投合观看。在获得一定虚拟地位后，农村女性会利用其流量进行资本的收集与再生产，很多博主会在个人简介中标明自己的商业合作微信、开设自己的商品橱窗，又或者在短视频中直接推销商品乃至直播带货。
事实上，平台的评价体系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农村女性“出场”和“加冕”的方式。身体的“可见”并不是随机的，而是遵循基于消费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身体必须具有市场价值和货币化能力才能获得足够的知名度以进入算法推送的主流。“土味视频”虽然在消费端显示出由“品位高低”向“爱好差异”转变的可能，但在生产端它依然是阶层区隔的重要表征（28），而这种区隔的符号展示正是平台维系获利的前提。一方面，平台以高浏览量、高点赞量、高转发量等凸显着猎奇、狂欢的“残酷底层物语”和恶搞、怪异的“土味文化”更易获得经济资本；另一方面，农村女性开启残酷的身体叙事竞争，不遗余力地模仿这类视频，造成了身体叙事的同质化和异化，与此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对其的刻板印象。“刘妈妈的日常生活”发布了一则“村口集合”的视频，视频中的几位女性表情做作，一边随地嗑瓜子一边交头接耳闲聊，博主将她们戏称为“村口情报站”，配文“方圆五公里没有秘密”。有网友评论“演的真好，农村人就这样”。这种无厘头式的浮夸视频一方面通过搞怪、滑稽获得了上万点赞，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对农村女性“爱搬弄是非”的刻板印象。
其次是MCN机构积极孵化个体主播操纵农村女性的身体展演。MCN( Multi－channel Networks) ，意为多频道网络，原本是依托于 Youtube 平台机制而创设的网红经济商业模式，现可将其理解为专业网红运营机构。（29）MCN机构的介入意味着农村女性的身体叙事从一开始就是商业消费体系的一部分。许多头部IP背后都有MCN机构的加持，如“李子柒”背后是“微念”，“刘妈妈”背后也有一个专业的“刘妈团队”。MCN机构的介入使得短视频不再仅仅是农村女性自我言说的平台，而是成为资本谋利的工具。MCN机构的资金支持和专业运作使得对爆款短视频的流量监测、精准复制成为可能，而缺乏资金和流量扶持的“素人”则很难在海量的高质量和高热度短视频中突出重围。这可能会带来“头部效应”，即注意力资源集中在某些影响力较大的个体身上，但头部博主的视频并非全部农村女性身体图景的群像，更多的农村女性依旧处于“隐身”的不可见状态，这可能会加剧这一群体内部的紧张和撕裂而非增进群体认同。
（三）“男性凝视”下的欲望身体与“女性嫌恶”下被指责的身体
女性往往是因为其身体而非其他属性而受到关注，她们的身体时常作为一种景观出现在媒介文化中。因此，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受到鼓励，要把自己的身体发展成“为他人而在”的感知客体。劳拉•穆尔维提出“男性凝视（male gaze）”的概念，认为男性通常是主动凝视的主体，也是权力和欲望的主体，而女性则被编码为具有视觉和色情感染力的被观看的被动客体。（30）
首先，女性身体依旧是男性凝视下的客体，“是一种将女性物化、化为景观并成为可欲对象的心理机制”。（31）在短视频平台上，男性用户用期待与赞许的眼光引导着女性博主生产出迎合男性喜好的视频，如用户会在评论区询问“今天怎么不露腿了？”在男性欲望化的目光追逐下，农村女性的身体被切割简化为腿、臀、腰等呈现女性特征的局部器官而成为缺乏景深的被物化的客体。与此同时，部分农村女性也会主动将自己塑造成年轻美丽的主体形象，以承载男性目光的欲望投射，回应男性凝视。“村里的野妮”在干农活时往往身穿勾勒曲线的紧身衣服，背对屏幕，扭动臀部，其视频中的很多配文“单身的朋友请联系我”“找个老实人过日子”等则暗示她明白自己身体动作的意涵和受众群体——屏幕前的男性。身体的生产价值、精神价值都逐渐淡出，视觉效果、观赏价值则被突出强调。
其次，女性身体是男性威权的象征物。另一类被凝视的女性通常在外貌上缺乏魅力，依靠体力劳动谋生，与性感美丽等特质无关。这关系到女性将厌女症转嫁出去的两种策略：一是成为“女强人”，二是自动退出“女人”范畴成为“丑女”，然而这两种策略都基于“男性给予认可”的基础之上。（32）成为“女强人”意味着“像男人一样出人头地”，男性被树立为成功者的典范；成为“丑女”则以男性的审美趣味为标准，不符合男性审美的女性不能被称作“女人”。当女性在身体上失去性吸引力，却依旧难逃被凝视、被贬低的境地。质朴的衣着被看作失去性功用而落魄的象征，用体力劳动获取财富被看作失去男性依靠后的不得已，在关于身体的军备竞赛中，无力参与竞争的农村女性被戴上了“丑”“不上进”“不自律”的帽子，加剧了社会排斥。
除了“男性凝视”外，来自同性群体的“女性嫌恶”也不可忽视。上野千鹤子认为厌女症深植于二元制性别秩序的核心位置，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弥漫在父权制的秩序结构之中。厌女症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33）在女性群体内部，厌女症是一种女性的“内化性别歧视”：将外界的厌女言论内化为自身的信念，最小化女性价值，甚至再生产贬抑、歧视和谴责女性的文本与话语，由此就发展成群体内部的“女性嫌恶”现象。在本研究中，“女性嫌恶”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女性用户针对博主的外貌和身体进行负面评价。如在“农村会姐”发布的视频下，经常有女性用户评论“衣品真的差呀”“能不能减减肥”“女人还是要收拾下自己”。二是女性用户以“过来人”的口吻规劝博主努力获得男性认可。如在“云南佤族黑妹”的视频下，有用户评论“赶紧找个男人嫁了吧”，显然在隐喻女性实现价值的方式是通过与男性结婚、依附于男性价值来实现。“女性嫌恶”的话语在社会观念、大众媒介、语言惯例等的合力下，逐渐“内化”到女性心中，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偏见。即使这种性别偏见发生在女性之间，其背后仍浮现出由男性主导的性别秩序，合理化女性的从属地位。
（四）城乡差距下自我贬低的身体
戈夫曼有关污名的分析表明，我们在理解自己身体的时候，往往就像照镜子，而镜子里给出的映像则是由社会的观点和偏见所框定的。所谓被污名化，指“不具备被社会完整接受之资格的个体的处境”。（34）某些身体记号会成为污名化过程的核心要素。就本研究而言，人们用身体习语的哪些词汇来归类他人，也就会用这些词汇来进行自我归类：如果一个人的外表使其被他人归类为“低人一等”的社会成员，在互动秩序中不被接纳，他往往会将这种标签内化，并融入“被损害的”自我认同。
在社会给予的“土味”、“低俗”、“泼辣”等污名化标签影响下，农村女性也逐渐意识到了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她们将自己归类为“农村人”，并产生自我矮化和自我贬低的意识，通过身体叙事去迎合观者想象。如在农村女性所生产的视频中，我们常会看到诸如“你会嫌弃农村人吗？”“不嫌弃农村的点进来”等表述。正是因为察觉到他人的歧视与嘲笑，农村女性产生了自我归类和社会比较的意识，她们主动将自己视为“农村人”，但她们并未想着去颠覆城市偏见和刻板印象，反而刻意强化农村女性 “泼辣”“低素质”的形象，又或者陷入悲叹“生在农村命苦”的宿命论中。“云南佤族黑妹”刻意将自己塑造成邋里邋遢的形象，用夸张的表情和怪异的动作来表现自己的日常生活，甚至以“第一次穿这么性感”来吸引眼球。在“农村孙老太”的一则视频中，堆积成山的玉米与孙老太瘦弱的身躯形成鲜明对比，孙老太佝偻着背、忙碌地掰着玉米。在其它大部分视频中，孙老太也都是一言不发、任劳任怨干农活的形象。她的女儿（账号实际运营者）在账号个人简介中写道：“老妈一辈子太累太苦了。”“苦”和“累”契合了城市群体对农村老年女性的想象，而“一辈子”又充满了宿命论的悲情色彩。有网友评论：“直播带货挣那钱不够用吗，别让老妈受这累了。”然而孙老太的运营者明白，只有再现都市对农村老年妇女的想象才能继续维持资本的再收集。社会和媒介所营造出的城乡差距越大，她们反而越倾向于去再现和强化既有的城乡认同以及阶层想象图景，结果就是农村女性依然处在一个不断被再生产的结构当中，依附于城市叙事脉络，接受着都市的各种想象、裁剪乃至加工，这仍然是一种“不可见”状态。
讨论
数字平台与移动智能终端技术的不断革新，必然会带来权力的更迭，使农村女性“挣脱”原本的不可见状态。数字平台的技术可供性给予能进行吸引眼球式自我呈现的个体以更高的社会地位，（35）营造出平等、普惠的阶层流动表象，勾勒出财富自由与阶层上升的“新世界”，鼓励用户“自我赋权”。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个农村女性开始以自身的视觉逻辑进行自我呈现，海量的个体叙事交织出热闹又错综复杂的身体图景：与自然空间互构的身体，粗粝的、未经修饰的身体，交往的身体，抗争的身体。
然而，社会地位、惯习与品位之间的相互关系生产出各具特色又相对稳定的身体形式、身体取向及各类身体资本，（36）身体天然具有隐匿权力法则和意识形态的属性，权力得以在暗中渗透进看似自主的身体内部。数字平台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控制着农村女性的可见性，操纵着其身体叙事：
首先，短视频平台通过全景敞视监控和基于流量的差异化机制操纵农村女性的可见性。1.平台通过技术设置监视着农村女性博主的一举一动，将超出叙事网络意义边界的身体呈现设为“不可见”。农村女性则在这种凝视之下，完成对自我身体的规训。2.平台依托基于算法的流量分配机制，以商品化逻辑来制造不同农村女性博主的可见性差异，因而拥有对可见性操控的绝对权力。景观化的身体因其更具有市场价值和货币化能力，平台会给予优先推荐，强化其可见性；不符合商品化逻辑的身体，平台会减少流量，弱化其可见性。3.平台将可见性商业化，制造可见性的差异等级制。MCN机构孵化下的农村女性博主在平台提供的“曝光”可供性之下，通过购买“帮上热门”服务，提高自身的可见性。流量推广的费用往往超出个体主播的承受范围，因而她们只能依附于MCN机构从而强化了现有机制。
其次，短视频平台通过用户赋权获知用户对身体叙事的偏好进而管理农村女性的可见性。赋权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用户可以通过长按视频设置“不感兴趣”使得平台减少此类推荐；另一方面，平台通过获取用户信息（如视频停留时长、社交关系、关注列表、评论等）为用户推荐视频，“猜你喜欢”、“为你推荐”之类的功能设置表面上让用户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但这种用户赋权往往会与传统的性别文化合谋，使得“男性凝视”下的欲望身体与“女性嫌恶”下被指责的身体获得更多可见性。从用户自主设置来看，部分男性用户会关注符合男性审美的博主；从平台推荐来看，男性用户在博主视频上的停留时长以及女性用户对博主的谩骂性评论等都会被计入算法语言中，作为分配流量的依据。平台的这种设置将用户置于“安全的凝视者”位置，表面看来，用户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但实际上这种权力是平台所赋予的，平台建构起“为用户赋权”的神话，隐蔽地管理着农村女性的可见性。平台中“火与不火”的“丛林法则”，看似是由用户充当裁判，实则不过是算法技术语言的微妙注解。
再次，短视频平台通过迎合基于城乡差异想象的产品定位“预设”了农村女性的可见性。尽管不同的短视频平台在技术语言上具有相通性，但它们的产品定位却大相径庭。不同的平台都尝试在阶层维度上大做文章，这使得其用户构成上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差异。快手为农村女性划定了一个迎合都市想象的预设出场方式，但同时又要保证表演剧本不逾越阶层边界、不挑战精英主导的社会秩序，其结果就是，城乡差距下自我贬低的身体因其更符合平台“调性”而获得更多的可见性。
最后，数字平台强调的个体叙事让上述控制机制更为隐蔽。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传播公正和社会平等问题日趋复杂化。（37）个体化的“自我赋权”话语将个人面临的困境与系统性不平等相隔离，掩盖了农村女性背后的多重宰制性力量：平台、性别权力、城乡结构。数字平台标榜的“看见每一种生活”创造了“参与式文化”的神话，在“人人皆可成网红”的诱惑性修辞的召唤下，农村女性开始利用短视频讲述自己的故事和私人化经验。然而平台的“可见性”赋权逻辑却将宏观问题拆解了：我们只看到一个个农村女性“多元主义”、“千姿百态”的个体叙事召唤出广泛的社会阶层光谱，却掩盖了社会变迁中的结构性断裂，个体的失败被巧妙地归结为没有明智地“抓住风口”。
数字平台语境下农村女性奇观般的身体展演，看似赋权，实则也是消极主体的再生产。短视频平台并非中性的“纯技术工具”，而是以更巧妙和精密的方式嵌套于既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中，与传统性别文化、城乡二元想象等相勾连，成为一种高效且隐蔽的“可见性”生产技术：它在“照亮”一部分群体的同时，也在“遮蔽”另外的群体；它在“展现”一部分身体特质的同时，也在“裁剪”与“扭曲”身体；它在帮助农村女性提升其“可见性”的同时，又通过遮蔽与扭曲让其重归“不可见”状态。
*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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