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淑品 阳银银 | 列宁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精髓及其当代价值
贾淑品 阳银银◆文
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列宁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建立和巩固，列宁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和指导地位，维护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同时，列宁提出通过加强理论灌输和执政党自身的文化建设，增进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和思想认同，不断巩固和提升党的文化领导力。当前，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重温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新形势下维护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国家文化安全，继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具有深刻启示。
——贾淑品 阳银银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工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党内法规、法律和制度，以完善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但与此同时，国内一部分人因为受到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将文化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联系在一切，以否定文化来否定政治、否定历史。因此，探寻列宁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当下时代语境的契合点，挖掘列宁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历史智慧与理论精髓，对于中国共产党捍卫文化领导权、巩固和提升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维护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列宁一生都在与俄共(布) 党内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外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在与各种非主流和反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列宁明确划清了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界限，消除了资产阶级的错误理论和观点对俄共(布) 指导思想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干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维护了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一) 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主观社会学”是列宁在批判以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尤沙柯夫和谢·克里文柯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时的用语，指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其核心观点是: 历史是由“具有一切自己思想和感情的个人”创造的，考察和研究社会现象要从“人类天性”出发，“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米海洛夫斯基等人认为，事物有合乎心愿的，也有不合乎心愿的，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即“找到实现如此这般理想的条件”。
列宁在驳斥这些谬论时指出，把是否符合“人的本性”作为判断社会发展与否的标准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谈不上把社会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与以往一切历史理论不同，它把人的活动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其所在的利益集团的活动，主张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理解人和人的本质。主观社会学家只是以预先设定的、抽象的人的本性来考察和研究社会现象，他们口中具有“思想和感情”的人，并不是“活的个人”，而是“木偶”。在这种主观社会学的误导之下，以米海洛夫斯基为首的民粹派理论家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必然性，认为社会现象错综复杂，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根本不可捉摸，只有那些“有批判头脑的”和“德行很高”的杰出人物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超脱客观规律的制约而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和《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中，彻底剖析和批判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列宁指出: “我从来不说‘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句空话)”，社会发展有其特定的规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列宁特别援引了《资本论》中马克思的“两个划分”与“两个归结”理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并不取决于英雄人物的思想和愿望，而是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才能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以米海洛夫斯基为首的主观社会主义者“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毫无疑问，这样的思想充满了主观臆断，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其次，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在他们的英雄史观中表露无遗。米海洛夫斯基、拉甫罗夫等思想家积极宣扬“英雄”与“群氓”的消极理论，他们将“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视为最积极的革命力量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以“英雄”冠之以名，把广大人民群众视为愚昧无知、无所作为、消极被动的“群氓”。拉甫罗夫在《历史信札》中直言: “无论人类的进步是多么微小，但已经取得的进步完全是靠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取得的: 没有他们，肯定不会有进步; 没有这些人传播进步的愿望，进步也是极不稳固的。”米海洛夫斯基也曾宣称: “伟人往往可以照亮遥远的历史前程。”这些论断刻意贬低甚至无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和推动作用，严重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对此，列宁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而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杰出人物作为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只有当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正确反映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时，才能推动社会发展。主观社会学家们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空谈英雄人物能阻止或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和总方向，最终只会堕入空洞的幻想。
(二) 批判党内经济主义放弃政治斗争的错误倾向，强调政治教育和理论灌输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
经济主义是 19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一种醉心经济斗争、迷恋工人运动自发性、否认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作用的机会主义派别。他们认为政治斗争和改革无关紧要，社会民主工党的首要任务是组织领导工人阶级开展经济斗争，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他们主张自发性的工人运动，反对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甚至攻击马克思主义，妄图用修正主义来篡改和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思潮的蔓延，不仅冲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加剧了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意见分歧和分裂状态，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还严重危及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妨碍俄国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为克服经济主义这种“异端邪说”的消极影响，列宁先后写作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论〈宣言书〉》等文章，揭露和批判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针对经济主义单纯强调经济斗争而无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错误倾向，列宁阐明政治斗争是无产阶级实现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进一步为工人运动和革命实践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列宁指出: “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经济主义者认为工人的阶级意识能够在经济斗争中产生，列宁认为“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工人阶级如果仅凭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的斗争仅仅停留在争取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等层面，而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任务则被抛诸脑后，长此以往，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抗争精神将消散殆尽，遑论争取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在列宁看来，这种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完全割裂的做法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经济主义仅仅把工人阶级的革命理想局限于眼前物质利益的改善，把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任务抛诸脑后，实则是迎合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需求。由此，列宁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迫切的任务是组织经济斗争的同时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政治宣传和鼓动，把他们反对资本家的分散的、地方性的自发斗争变成维护整个阶级共同利益的自觉斗争，变成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斗争。
在《论〈宣言书〉》中，列宁进一步要求通过宣传鼓动把阶级自觉和政治自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以此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以抵制非社会主义思想和非革命思想的侵蚀。列宁认为，包括经济主义思潮在内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革命思想之所以能够在社会民主工党内得以存在和蔓延，是因为工人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对政治斗争的任务和意义不甚了解，加之资产阶级无处不在的思想渗透，要求社会民主工党加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政治教育。他还指出，在理论宣传和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要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能够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使之对自己的政治任务以及社会主义的目的形成更加深切的体会。
在《怎么办? (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中，列宁彻底批判了经济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作用的轻视，公开阐明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对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列宁认为，经济主义对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放弃、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地位和作用的否定，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作用的弱化、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强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引导广大无产阶级认清自己的政治任务和历史使命，再不增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劳动群众的影响，只会将工人运动引向工联主义的歧途。基于此，列宁强调，社会民主工党必须坚决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只有让更多的工人群众接受并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进一步实现工人运动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 只有削弱甚至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无产阶级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领导地位。
(三) 彻底粉碎孟什维克派妄图分裂党、篡夺党的领导权的政党策略和组织路线，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告布尔什维克党建立，同时也产生了以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列宁与马尔托夫等人围绕无产阶级是否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孟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必然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应当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这次革命。为防止这种错误论调误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列宁深入分析俄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深刻总结俄国 1905 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列宁认为，由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俄国资产阶级同沙皇政府和西方帝国主义联系紧密、利益交织，其在革命中摇摆不定，倾向于改良而不是革命，无法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相比之下，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和专制制度的双重压迫，具有坚强的斗争性和彻底的革命性，已经建立起一个具有严密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独立政党。因此，无产阶级才是能使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领导阶级，必须取得革命的领导权。
另外，列宁进一步回答了“无产阶级领导谁”和“如何实现领导权”的问题。与孟什维克漠视农民、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不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的一个重点是: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认识到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极端重要性，以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列宁认为，在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俄国，由于地主阶级长期占有土地并对广大农民实行残酷剥削，农民作为被压迫阶级难免会产生“民主情绪和要求”，会积极拥护民主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在民主改革方面的利益与农民一致，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才能彻底摆脱专制压迫和资本控制，无产阶级也只有同农民联合起来，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压倒一切反革命力量，取得“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此外，无产阶级仍要通过保持思想理论、政策纲领、组织行动上的独立性，揭露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和干扰，加强对农民的组织教育等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论证彻底揭露了孟什维克妄图分裂党和篡夺党的领导权的机会主义实质，为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道路。
(四) 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党的领导地位，维护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十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一种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为基本组织、以亚·波格丹诺夫、瓦·费·普列特涅夫为代表人物的思想派别，即“无产阶级文化派”。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独立”的工人文化组织，反对党和苏维埃政府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主张抛弃一切文化遗产，在“无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艺术的实验室”里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1918 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主席巴·尹·列别杰夫 － 波梁斯基在中央机关刊物《无产阶级文化》中公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只有在无产阶级充分发挥独立性，不受任何政府颁布的法令影响的条件下，才能发展。”1920 年 10 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违背与列宁的约定，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宣扬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特殊地位和绝对自治，企图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脱离党和国家的监督，反对党在文化发展中的领导和指导作用。显然，“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这些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可能给苏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带来严重危害。列宁不能任由其错误言论混淆思想、扰乱人心，随即起草了一份决议草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严厉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在决议草案中，列宁坚决谴责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提出的“完全独立”和“绝对自治”特殊要求，明确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任务及其在文化教育组织中的地位。列宁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做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 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 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做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不仅如此，1920 年 10 月，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组织章程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再次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同教育人民委员部有密切的联系，并从属于后者”的原则，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企图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他还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组织上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必须接受俄共( 布) 的领导和监督。这一决定后经俄共( 布) 中央全会讨论通过，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粉碎了协会少数领导人的独立主义企图，确立了党在文化发展中的领导权。
正是在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过程中，列宁维护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立足当下，面对学术界和社会上陆续出现的一些诸如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新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中国威胁论”等比较有影响力且政治意图明确的错误思潮，我们必须加以警惕和防范，旗帜鲜明地予以驳斥。一是要提高对错误思潮的甄别和免疫能力。当前，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的社会思潮往往披着“正统”“合法”的理论外衣，打着“民主”“人权”等极具迷惑性与欺骗性的幌子活跃于意识形态领域中，严重干扰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与传播，也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成了威胁和挑战。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增强政治敏锐性、提高政治鉴别力，揭露这些错误思潮的产生机理、形成背景和社会影响，尤其要透过现象去洞察这些错误思潮所代表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批判研究。二是旗帜要鲜明、立场要坚定。对待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错误观点和思潮，我们绝不能含糊其词、任其发展，必须理直气壮地加以批驳和制止。习近平反复强调，面对意识形态领域严峻的斗争形势和艰巨的斗争任务，广大党员干部要“敢于亮剑，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尤其在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更要立场坚定，牢牢掌握舆论战场中的主动权，切实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领导权。
二、注重政治教育和理论灌输，增进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的自觉认同
如何通过理论灌输，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自觉，在此基础上形成并确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是列宁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核心。在列宁看来，20 世纪初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迫切任务是使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防止非社会主义思想和非革命思想对工人的侵蚀，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依靠“灌输”，即由无产阶级政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意识灌注和输送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中去，增强其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
一方面，列宁系统阐述了灌输理论的科学内涵和必要性。1894 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引用考茨基的话首次提出了“灌输”的思想。列宁指出，俄国社会主义者应该结合俄国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是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革命发展状况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发展，并“把它灌输给工人”，帮助工人群众理解并领会它。1897年5月，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进一步接触到俄国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逐渐认识到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必须重视革命理论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重要意义。1897 年底，列宁在其《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中第一次阐发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著名论断。列宁指出: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工作，就是在工人中间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一论断使工人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无产阶级经济地位和社会生活状况持续恶化的原因及其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认清了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特性及其肩负的历史使命。1900 年 11 月，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重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基本任务是: “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建立一个强大的、理论完备、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01 年秋，列宁在《怎么办? (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中对灌输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他指出，工人阶级如果仅靠自己的力量，形成的是“工联主义意识”，这种意识持续的时间越长，鼓励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秩序的难度就越大，最终将使工人运动滑向社会改良主义的深渊。要使工人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革命意识，就必须使其学习并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加深其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认识，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自身解放的现实路径，明确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作用。这些理论都是长期处于被剥削和压迫地位的无产阶级所容易领会和接受的。与此同时，列宁指出: “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工人阶级受生活、工作和教育水平等条件的限制，难以掌握系统的社会科学知识，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另一方面，面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等错误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干扰，列宁逐渐意识到建立无产阶级舆论阵地的极端重要性，尤其强调报刊在宣传政治问题、组织工人运动、指导革命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1899 年，列宁在《我们的当前任务》《迫切的问题》等中提出创办党的机关报的重要主张，列宁认为，党的机关报有利于教育工人群众、唤醒政治意识、组织革命力量，如果没有党的机关报，工人运动难免拘泥于“纯粹地方性的工作”，容易陷入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窘境，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也将随之陷入迷茫与沉寂。1905 年初，陆续开始的政治罢工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暴日益加剧，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沙皇政府颁布《关于俄国出版物和言论自由的临时条例》，虽然口头承诺给人民言论、新闻、集会和组织的自由，但却对有任何激进倾向的杂志进行监管和惩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被迫转入地下状态。与此同时，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借“无党性”“非党性”口号来掩盖其资产阶级卫道士的反动立场。工人运动的客观形势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建立起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的出版社、报纸和杂志等，以便能够划清党的观点与非党的观点的界限，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从而在思想上批判并瓦解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使无产阶级自觉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任务和历史使命。列宁指出: “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报纸、杂志等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和工具，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明确出版物的党性原则与阶级性原则，既需要与资产阶级敌对思想进行“直接的公开的论战”，也需要积极宣传党的理论主张、纲领策略、路线方针等，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广大无产阶级和工农群众“愈来愈自觉地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政治斗争”，进一步推动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 “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等具体建议，目的就是揭露和粉碎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宣传无产阶级纲领和政策、启发教育广大工人群体，以实现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统一，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应当注意的是，列宁在强调文化党性原则的同时，也对其人民性原则做了特别说明。一是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对报刊发展的积极作用。1913 年 6 月，列宁在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指出: “对《真理报》来说，现在最大的(也是唯一的) 危险是失去广大读者，失去争取读者的阵地。”在列宁看来，人民群众在党报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党的报刊要把争取最大多数的读者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二是强调报刊应该关注群众生活。为了能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报刊内容，列宁主张使用通俗化的语言以及“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的政治局面更趋明朗和稳定，列宁结合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指出，苏维埃报刊、政治读物应该“少谈些政治”，避免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在报纸上占太多篇幅，而应该“多谈些经济”，多着眼于新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成就，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关注并反映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实际需求。只有这样，报刊才能真正成为指导工作和教育群众的武器，才能真正服务于党的各项事业发展。列宁对灌输理论的系统阐述和对报纸、期刊等新闻出版事业的思考和探索，即使是在今天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传媒领域的垄断地位持续不断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价值理念，企图以极具迷惑性的话语和极为隐蔽性的方式影响我国广大网民们的理性认知和科学判断，试图在潜移默化中消解中国人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和信仰，试图阻挠和延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探索与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利用资本对主流媒体的裹挟，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热点话题和敏感事件进行恶意造谣和抹黑，大肆鼓吹“阴谋论”，故意诋毁和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挑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在国际上制造有关中国的负面舆论，一度使中国在国际舆论格局中陷入被动。西方媒体荒谬之举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鉴于此，我们要正确运用“灌输理论”加强对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增进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促使其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毫不懈怠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断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提高政治觉悟，有效应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同时，要高度重视互联网领域的建设和管理。如果说在以往基础设施和条件尚不完善的年代，报刊是理论宣传和阶级斗争的武器和工具，那么在当今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与各种非主流、反主流意识形态同台竞技的跑马场。因此，必须加快推进互联网核心技术的创新发展，从根本上打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垄断和网络控制，真正掌握网络空间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进而为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国际舆论主动权提供坚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加强执政党的政治文化建设，不断巩固和提升党的文化领导力
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重视和探索是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基本线索，即使晚年疾病缠身，他仍然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思考，主要表现在其晚年对执政党面临的文化困境和自身文化建设进行了探索。
一是加强共产主义教育，革除旧的民族心理和不良习气。十月革命后，列宁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党虽然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取得了政治上的领导权，但是官僚和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和旧习气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胜利被消除，反而处处体现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工作中，具体表现为崇尚皇权、缺乏法治精神、办事散漫拖拉、不负责任等不良作风。这些旧文化的痕迹严重阻碍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为此，列宁认为必须加强共产主义教育，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觉悟和文化水平。1920 年 10 月，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指出，青年的任务就是学习，只有接受现代教育，掌握现代知识，青年一代才能担当起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重任。学习共产主义不能仅限于书本知识，这样很容易导致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脱节，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的祸害之一”，其结果只会使共产主义事业遭受损失。无产阶级教育必须坚决摒弃这种倾向，要善于把共产主义的纲领、指示和方案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使共产主义“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成为日常工作的行动指南。此外，列宁特别强调教育工作者要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工农群众的问题。在 1921 年3 月俄共(布) 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决定中，列宁进一步明确政治教育总局和各级党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以提高党员的觉悟水平。同时，利用报纸、杂志、教科书、讲座或电影、电视等对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逐渐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势力的影响，逐渐认可并维护“无产阶级的总的阶级利益”，把共产主义当成自己的事业，逐渐成为国家真正的建设者和管理者。
二是提升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不断增强和巩固布尔什维克党的文化领导力。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变，但却因一时难以摆脱旧文化的影响，导致苏维埃国家机关和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现象。究其根本，列宁认为是执政党自身的文化水平不够，“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1922 年3 月，列宁在俄共( 布)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特别引用历史上民族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例子告诫全党，必须加强执政党的自身文化建设，避免从军事上的“征服者”变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提出了改革苏维埃国家机关的任务。列宁认为: “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旧事物的残余，必须要从文明的意义上对其进行改造和革新，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的腐朽和没落的关系和观念，改变党和国家机关中存在的散漫、拖拉等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列宁还提出了一些改革国家机关的具体建议，如严格党员入党条件、严肃党纪、改组工农检察院、增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作用等。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机关之所以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太低，缺乏管理国家的本领。为此，列宁号召广大党员和全体苏维埃成员要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做已达到的成就”。作为国家主人和领导力量的工人阶级，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提升布尔什维克党的文化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构建统一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和认同，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不断巩固和提升党的文化领导力，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党的文化领导权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得以建成的保障。在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不断提升党自身的能力，在吸取历史经验和总结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时刻洞悉新时代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对错误思潮进行深入批判，提高党在大局谋划与方针政策制定等多方面的能力与定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弘扬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建设文化人才队伍，着力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深刻判断指明了人民需要层次的重大变化。我们在满足人民物质需要的同时，还应更多地关注人民的精神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此，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必须秉持向上向善、至善至美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为人民提供富有内涵、怡情悦性的文化产品，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5期
文章作者：贾淑品 阳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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