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罗伯特·塔利作为当代空间批评的一位领军人物，其批评涵盖了从地理批评到文学地图学再到空间性和场所意识一系列领域。塔利倾向于以地图绘制为比喻展开文学的空间批评，并认同詹姆逊后现代空间性替代时间性而占据主导地位的说法。塔利本人的空间批评主要关注小说，尤其是传统的经典作品。他的“场所意识”概括主体与环境的互动，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空间批评概念，涵盖了地方、空间、个人、集体、事件之间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塔利对金坦那诗歌的分析，以及认同弗吉尼亚·伍尔夫反对小说地名作真实地理解，都可作如是观。狄更斯真实与想象互为一体的空间表征，如是观之，亦可作为塔利本人“场所意识”的演绎。
空间性与场所意识：再论罗伯特·塔利的空间批评
撰文｜陆扬
陆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伯特·塔利（Robert Tally Jr.），生于1969年，现为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英语系杰出教授，研究领域聚焦于空间、叙事和表征之间的互动关系。法国利摩日大学贝尔唐·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被认为开启地理批评一代风气的《地理批评：真实与想象空间》一书，即是塔利译为英语，2011年由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麦克米兰嗣后组织出版的《地理批评与空间文学研究》（Geocriticism and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丛书，亦邀请塔利担任主编，迄今已出版数十种。塔利本人的著作涵盖麦尔维尔研究、爱伦·坡研究、冯内古特研究等诸多领域。空间批评可视为塔利近年关注的一个主要领域。塔利是中国读者熟悉的朋友，在国内多所高校做过讲演。地理批评、文学地图学、空间性、场所意识，这些都是塔利可以信手拈来、侃侃而谈的空间批评话题。
一、文学地图学
塔利在很多场合中，把他以空间为主题的文学研究，又叫作“文学地图学”（literary cartography）。作为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一书在英语世界的引介人，一开始塔利也热心“地理批评”。但是很快他表明自己立场跟韦斯特法尔其实有分歧：韦斯特法尔瞩目于真实地理方位，塔利本人更愿意将地理数据视为一个符号，藉此指向精神世界，以地图绘制来比喻人物和作家的心理活动。这显然是秉承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名的“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ping）批评传统。1986年至1990年塔利在杜克大学攻读哲学时，修过詹姆逊题为“什么是文学”的文学理论课程，当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2014年出版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一书中，有过栩栩如生的形象追叙。塔利回忆说，当年詹姆逊在课堂黑板中间，大写上萨特名字SATRE。萨特下面，是两位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与拉康。再下一行，是索绪尔、巴尔特、阿尔都塞和福柯的名字。进而分化出波伏娃、梅洛-庞蒂和德里达等一系列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名。在萨特名字的正上方，赫然写着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时隔三十多年，塔利有如此惊人的清晰记忆并非奇谭，一个缘由是他今天依然保存着当年詹姆逊课程的笔记。翻开昔年的课堂记录，面对那些密密麻麻的名词和书名、日期，以及各种凌乱符号，塔利依然感觉到仿佛被卷入巨大的信息漩涡：“我记得最深的是詹姆逊殚思竭虑将所有这些最是竞新斗奇的概念，诸如根深蒂固的‘符号的任意游戏’、野性思维、物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整合进一个认知总体的方法，涵盖了文学、哲学和历史的方方面面。” 塔利认为，这一个涵盖了文学、哲学和历史的总体认知方法，就是詹姆逊本人用来解剖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垄断与后现代这三个空间的“认知图绘”文化批评方法。
塔利2019年出版《场所意识：地方、叙述与空间想象》，在该书题为《地图学之必需》的导论中，开篇一段话或许可以视为他“文学地图学”的一个由来说明：“地图一方面固然是一个简单的工具，一个强大的概念图形。谁都知道地图是什么东西，用来派什么用场；但是地图在批评理论以及其他学科里，同样也是一个多有争议的对象或者说隐喻。地图让人联想到帝国、社会压迫，以及一切意识形态规划的所有方法，这些规划无一例外都在比如为了这个那个集团的政治利益，走向空间表征的操纵。但地图绘制同样被视为一切解放政治学的关键所在，被视为空间与社会表征的必需，此种表征在那些方向不清、未及制图的异化地域中，更是当务之急。”不仅如此，塔利强调，从更深一层的存在主义角度来看，地图绘制更是势在必行。因为个别的主体势必要通过想象它和其他主体，乃至更广泛的客观现实的关系，来确认自身的位置。在这里地图绘制就是举足轻重的了，甚至可以说，我绘图，故我在。
塔利对于地图的上述灵感，很大一部分来自老师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理论。塔利高度推崇詹姆逊，认为他的“认知图绘”概念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让个体和集体得以在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之中来表征进而定位自身，即便社会整体本身是无以表征的。有鉴于此，塔利坦言他此书中凡言“地图”，宜作为一种隐喻加以理解。隐喻在这里并不是贬义词。空间想象作为文学地图学的基础，必然联系着“真实”的空间，如地理与建筑。但与此同时，它又联系着构成了我们世界的想象空间，无论是我们的社会领域、我们的星球，或我们的宇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塔利高度评价了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中立足空间性、空间思考和空间想象提出的“三元辩证法”（trialectics），认为它是将对空间的设想、空间的感知和空间的经验拢为一统，构想出了一个集真实与想象为一体的“第三空间”，由此沟通了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以至于可以放言万事万物一并进入了“第三空间”。
由此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塔利的空间批评言必称地图，但是他本人的著作，何以向来只有文字叙述，不但没有地图插图，甚至没有其他一切地理和地方的插图？事实上塔利本人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场所意识》里他进一步解释了他的文学地图学著述为什么没有地图插图。他谈到有读者问他，为什么你大谈地图，可是不在书里穿插一些地图或者图表呢？他的答复是，在文学文本理论的叙述中插入地图，其利弊得失可做进一步的考量。换言之，插图的效果有利有弊，所以他宁可选择不要插图。塔利顺便也给他的文学地图学作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说明：“我的回答是，一定程度上言，文学地图学严格说来是通过文学来进行和完成的，从狭义上理解，是通过书写的文字建构起来的。我完全无意暗示，那些使用地图或者其他图表的空间批评家，无论是作为插图、模型，还是工具，有哪里不妥，事实上我自己对这些话题的理解，对于他们的学说也是受益匪浅。不过，在文本与意象之间、叙事与图像之间，我依然发现有一种张力，或者说多少有种明显的纷争，导致读者要么合二为一，要么感到要来站边。人们必然会把文本里文学地图学用语言创造和表达的地图，与地图或图表中的视觉化与图像化空间，进行比较和对照。在包含地图的文本中，地图固然总是让读者受益匪浅，读者则情不自禁会质疑相应地图部分的文本文字是否具有足够的权威性。这容易导致分歧和争议，但是这同样会带着读者偏离文学文本，走向完全不同的其他地方。”这样来看，文与象的关系固然相得益彰，但是也可能出现张力，导致图文互相抵牾，甚至偏离文学文本，把读者带入其他陌生领域不能自拔。这可视为塔利何以不在他的文学地图学著作中辅以插图和地图的一个自我说明。这个说明未必一定令人信服，从莫尔《乌托邦》自己画乌托邦岛屿地图开始，历代作家给自己小说画地图者多不胜数。丹尼尔·笛福也给《鲁滨孙漂流记》画地图。罗伯特·斯蒂文森更是先画金银岛地图，然后才完成了《金银岛》小说。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里，也画过他的约克纳帕塔法郡地图。当然不画地图的作家更多。甚至最需要地图的历险记小说作家，懒得跟读者画张地图，更细致地交代细节，也比比皆是，著名的如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和《哈克历险记》。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固然有所不同，但是学术著作插图的例子，其实也不少见，如塔利本人推崇备至的美国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第三空间》就有不少插图，虽然多为示意图和照片，而不是地图。
二、空间性
塔利承认他是秉承了福柯、列斐伏尔、索亚、詹姆逊等人的传统，来阐释何以我们的时代迄至今日依然是一个强化了的空间性的时代。他指出，近年来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中异军突起的所谓空间转向，一个因由就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对于地方、空间和地图的关注日益彰显。比如，假如说詹姆逊的“认知图绘”概念说到底就是“阶级意识”的一个代码，那么它同样也可以被理解为针对后现代社会中蕴含的新兴空间性所确认的意识形式。所以，地图无论是被看作一种文学形式，抑或他本人所倡导的文学地图学中叙事表征的一个比喻，地图绘制以其卓有成效的灵活多变性，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的一个理论范式，倘若不是所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话。
空间性是塔利空间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对于究竟什么是空间性，塔利似乎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清晰定义。但是他2013年出版的《空间性》一书，顾名思义应是这个话题的权威陈述。此书中译本2021年出版，译者方英曾在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跟塔利做过访问学者，两人结下诚挚友谊，是以塔利专门给该书的中译本写了一个序言。塔利交代说，《空间性》的写作初衷是介绍“空间性”这个概念，同时阐述它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所以他这本书广泛涉猎许多领域，只是都没有深入到有些读者期待的程度。空间性是指根据空间和地点来定位我们自身的存在，它理应是空间人文学（spatial humannities）的关注焦点所在。即便是空间人文学，或者说空间人文学科，塔利坦言他本人的研究也主要是集中在文学、哲学与批评理论方面，而有意忽略了考古、艺术、传播、电影、音乐、戏剧等其他邻近学科。而《空间性》这本书的宗旨，即是将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描绘成一种地图绘制形式：“如果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政治动物，那么，人也必然是绘制地图的动物。我并不强调‘绘图’的技术性含义，因为我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是比喻性的。但人的主体性从根本上说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因此，根据空间和地点（同样也根据时间），来定位自己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基本方面。”显然，塔利在将空间性定位在地图绘制（mapping）的同时，重申了他所说的画地图主要在于比喻而不是科学上的意义。所以诚如詹姆斯的“认知图绘”在塔利看来不过是“阶级意识”的代名词，塔利本人的文学地图学，其空间性也远不限于具体的地理和方位，而毋宁说是更瞩目于我们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定位。
以空间性为题，塔利以他一贯的风格纵横捭阖，分门别类对各家空间文学和文化批评做了梳理，同时一以贯之推举詹姆逊的“认知图绘”思想。他指出，大卫·哈维、詹姆逊和爱德华·索亚等人学说的一个主要特点，即是凸显空间与空间性在后现代中后来居上的重要地位。故詹姆逊以后现代的“情感衰落”为“现代主义的时间和时间性主题的衰落”，进而断言今日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心灵体验都被空间范畴而非时间范畴所支配，那是至理。总之，“后现代的新空间性既是模糊或瓦解空间障碍的全球化进程的产物，也是推动这些进程继续深入的引擎”。作为瓦解既有空间界限的产物与发动机，后现代的空间性在航空、电信与互联网等新技术彻底改变我们既往空间体验的同时，终究还是需要一种认知图绘形式，来协调出一个综合把握。
因此，空间性对于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于读者与作者一样，通过作品的阅读，参与到相关真实空间与想象空间的地图绘制之中。这就是说，文学地图的读者同样可以想象一个空间，绘出一条轨迹，将自己定位其中。要之，读者不是简单地被动接收文本与地图所传递的空间信息，而是主动地发掘蕴藏在地图之中的那些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意义。对此他援引了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自传《巴黎隐士》中的一段话：“一个地方必须成为一种内在的风景，让想象力居住在那个地方，把它变成想象力的剧院。现在巴黎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广阔内在风景的一部分，成为我们所读作品的内在风景的一部分，这些作品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有价值的。在成为现实世界的城市之前，巴黎对我而言，就像对世界各国的数百万其他人一样，一直是我通过书本想象出来的城市，一座你阅读时所占用的城市。”显然，塔利认同卡尔维诺上述文字表达的观点，以巴黎为一个有待阐释的想象空间，一个有待文学地理学来展开讨论的空间主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文学地理学关注文学文本中的空间与空间性，同样也关注影响文学与文化生产的不断变化的空间形态。这当然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阅读策略。
在六年后出版的《场所意识》一书中，塔利重申空间人文学的跨学科方法渗透到了每一个领域。相关的实践可以叫作地理批评、文学地理学、空间地图学、空间人文学、空间批评等等，不一而足，但不论叫作什么，必然会涉及诸多学科，比如历史、文学、哲学、宗教、艺术与艺术史、都市研究、建筑、社会理论、政治经济学，或者还有考古学与地质学，甚至物理学与数学，当然首先是地理学。就他本人的学识背景而言，塔利坦言，他的文学地图学明显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是段义孚相对于空间对地方的定义。塔利认为这是将地方恰到好处地纳入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地方按照段义孚的理解，被赋予了特定意义，成为了阐释的对象。而文学批评比较起其他学科，一个特点便是将阐释视为自己的不二使命。其次是詹姆逊的观念，即文学研究就其聚焦于语言与阐释而言，将我们引向了我们当前生存状态的神秘化与复杂化。他引了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的一段话：“不幸的是，在许多方面，没有哪个社会像我们自己的社会那样，方方面面地神秘化了，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消息和信息，完全成了神秘化的介质（就像塔列朗所说的那样，上苍赐予我们语言，是为了遮蔽我们的思想）。” 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出身名门，却叛逆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外交家，语言遮蔽思想，是他无数雄辩修辞之一。按照詹姆逊的说法，假若一切清澈透明，那么意识形态就无从谈起了，而显然这并不是我们今天社会的模样，所以文学地图学生产出来的叙事地图，同样需要阐释跟上。其三是诺斯罗普·弗莱鼎力鼓吹的想象教育的思想。塔利指出，弗莱在《受过教育的想象》（The Educated Imagination, 1964）一书中，以文学研究为想象教育的一个途径。而倘若文学研究生产出了受过教育的想象，那么空间导向的文学研究以其对文学地图学和地理批评的重视，势将进一步增强空间想象，这对于深入理解我们今日的地方与世界，实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下，塔利坦言他的批评所关注的主要是小说，而且主要是传统的经典作品。他承认这似乎有点落伍，因为今日许多文类（genre），即便从空间批评的角度上来说，也更要有趣得多，诸如电影、电视、电子游戏、动漫、图像文本等，它们好像更适宜于空间批评，而且颇有替代小说，成为新一代的主导文化实践的趋势。他并表示赞同美国批评家乔纳森·阿拉克（Jonathan Arac）《小说理论需要什么样的历史》一文中的话，认为美国小说的高光时刻是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从《白鲸》《汤姆叔叔的小屋》到《隐身人》和《洛丽塔》。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今天依然处在大好时光，时过境迁，今天小说和小说家的文化意义早已辉煌不在，特别是在公共领域。但即便如此，塔利说：“我要说明，这些形形色色的更新也更有优势的形式，就创作者的意图和它们的效果而言，从根本上说是属于小说性质的。这里我没有空间深入来谈，但是人们可以指出，这些叙事新形式的出现、发展、扩展和（不错）开始统治，都跟小说话语的力量有关，以超越它自己的物理框架，或者是精装本，或者是平装本，而在这过程中，使其他类型的作品具有更多的小说意味。”以“小说意味”来涵盖电影、电视、电子游戏、动漫、图像文本等其他一应文化产品的审美特征，这是塔利空间批评的一大特点。这里面无疑有昔年美国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著名文章《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的影响。弗兰克此文被认为是率先将“空间形式”（spatial form）这个概念引入文学批评，嗣后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理论之一。塔利《空间性》一书对此亦有专门介绍。这样来看，电视剧《火线》（The Wire）或者诸如《生化奇兵》（BioShock）这样的电子游戏，就其人物众多、情节复杂而言，就可以比肩狄更斯的小说。塔利认为，既然小说话语如此广泛地渗透到当今文化消费形式的各方各面，那么小说理论东山再起，重整雄风，也为可期。而说到底，当此“空间转向”的时代，一切空间导向的批评家和空间人文学科的工作者，以他们对空间想象及其前因后果的特别关注，将可帮助我们以新的视野来观照世界与人类自身。
三、场所意识
文学批评中的地图绘制之必须，似来自我们的一种空间焦虑：我们惧怕迷路失却方向。塔利认为，这也是跟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状态如影相随的空间焦虑。由此将塔利空间批评的核心概念“场所意识”（topophrenia）推向前台。那么，什么是场所意识？塔利说：“‘场所意识’一直相伴着人文：它是一种自古而然又令人不安的‘地方意识’（placemindedness），它概括了主体与他或她的环境的互动，而环境本身，又被广泛理解为既包含了任何特定个人经验的生活空间（如逛购物中心），又包括了一切个人视野无以真正表征出来的抽象空间（一个更大的国家的、国际的，或最终某种叫作‘世界体系’的普遍空间）。虽然它在这些迷茫时机中可以得到最深切的体验，一种持之以恒的地方意识，以及对地图的渴求，永远是我们生存中的特色。”就此而言，场所意识就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且不说空间与地方之间的种种位移、替代和移动，以及地方、空间、个人、集体、事件等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我们一旦想到某个地方，就已经是在画地图了。
但场所意识并不仅仅意味着画一张地图。塔利强调说，“场所意识”这个词的后缀phrenia，在其古希腊语境中，总是联系到无序、疾病和故障。无论是日常用语还是医学术语，凡是含有phrenia的语词，无一例外都指不适与失调。如“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德勒兹和伽塔利大名鼎鼎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便是两人宏著《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反过来说，phrenia这个后缀，恰恰也是因为它是“精神分裂症”的后缀，而格外出名。对此塔利承认，这个后缀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于他的“场所意识”。因为无所不在的场所和地方意识，经常使我们对于世界的主体经验感到迷茫，从而导致深深的不安和焦虑。即便是比较熟悉或自在的地方，依然时不时会有一种陌生感袭上心来，渴望求诸地图方位的确认。在塔利看来，这样一种微妙的，然而却是本能的空间焦虑，是在根基上相伴着我们的绘图欲望和叙事欲望。
塔利分析了他在网上找来的美国亚裔女诗人温蒂·金坦那（Wendy Chin-Tanner）的一首诗歌《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全诗如下：“在社会学里，我们说‘绘图’，/我们说‘地图学’而不说/‘理解’。自称理解/你知道，那是狂妄。/ 我是职业挖掘者。我/该说‘发掘’或‘考古’/而不是‘挖掘真理’，/真理笨拙。真理有情感。/又来了，狂妄。我们永远不能说/真理。真理是什么，你说？相反/我们该说主体性（subjectivity），就像：我们/归属（subject）何处？或者：你生平故事/的主题（subject）又是什么？给它命名，/我说失落，我说向往，我说告诉我。/我还能说什么？在秋天，手术 /之前，我散步，天空是/鸽灰色。我听你呼吸，温柔/喘息。我听你鞋履的声音/拖拖沓沓，踏碎枯叶入地。/我以为我会失去你，我怎能背叛/你，为绘制这些遥远城市的地图：/巴黎、布拉格、维也纳、基辅？它们/怎能伤害我们？这些模糊的制图法/画在我DNA的踪迹里，还有名字，/跨越时间大海逃离我的那些名字/充满诗意地斜体，半韵、无韵、直/韵。我永远逃不脱你。我们/面前，我们名字常在，城市却常在/移位，就像真理。就像语词和意义，/使我制作的赤裸事实毫无意义。”塔利指出这诗的读者会联想到尼采的文章《论道德之外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特别是金坦那还引了尼采该文最后一段名言作为题记：真理不过是一支隐喻、转喻和拟人的移动大军——简言之，一种人的关系的集合，它被诗意地且在修辞中强化、转化和美化，而在长期使用之后，被固定化、经典化和义务化了。对此塔利表示，金坦那对尼采“真理”的绝妙反思，象征了对人类科学的一种全面批判，同时邀请我们体验诗里萦绕不去的那许多地方。故真理是我们忘却它们原是幻相的幻相。金坦那诗谈及给遥远的城市画地图：巴黎、布拉格、维也纳、基辅。塔利认为这些地名会困扰读者，因为它们不是真实场所，没有清晰可辨的方位，更像是一种想象中的情感旋风，是感受、认知和经验的数据。既然这些地方的“真正”意义无从确定，那么文学的意指过程和意义阐发，便可相应跟上。文学地图学作为主体经验与客观空间以及情感地理学结合抽象原理的喻像，由此构成一个灿烂的星座，任凭诗人自由想象，巡航她或他的世界，甚至改变世界。
为了说明什么是场所意识，塔利还分析了弗吉尼亚·伍尔夫1905年写的一篇文章《文学地理学》（“Literary Geography”）。此文系为一个朝圣系列所撰，评论了两部小说，一部是狄更斯所作，一部是萨克雷所作，以便给有意追踪小说路线出游的旅人提供向导。塔利注意到伍尔夫谈论了想象空间或者说小说描写的空间，跟真实世界里相应地方之间的关系。虽然她承认有些读者喜欢去逛比方说狄更斯本人美化过的地方，不过她也指出，有些传记批评家反过来是在分析特定的环境如何影响了作家作品。伍尔夫的结论是，似这般尝试联通小说里的文学地图学与英格兰的真实地理，是一意孤行，也是徒劳无功的。塔利引了伍尔夫的这一段话：“作家的国家是他自己脑子里的一片领土；倘若我们试图将这类幽灵般的城市转化为砖石灰浆，那就难免幻灭失望。我们知道如何去往那里，无须求诸路标和警察，我们可以招呼行人而无须自我介绍。说真的，没有哪一座城市能有这样真实，那是我们为自己建造的城市，住着我们喜欢的人。硬要说世上的城市也有它的副本，那一定剥夺去了它的一半魅力。”伍尔夫所见甚得塔利赏识。他重申伍尔夫的观点：读者渴望去看看萨克雷和狄更斯小说中的那些真实地方，必定会大失所望，会发现它们压根儿就不是小说中描写的那种想象地方。故而伍尔夫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只有天真汉和傻瓜，才会心心念念惦记着去拜访那些想象中的地方。
还有安贝托·艾柯。塔利指出，艾柯既不是天真汉也不是傻瓜，可是在《小说丛林中的六次散步》一书中，他却坦白在他自己的文学活动里，发现自己也在寻觅都柏林埃克尔斯街（Eccles Street）上那栋据信是《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住过的房子。今天我们依然热衷朝拜小说人物出没其间的神秘地方，这不但是了却了文学爱好者们的真实心愿，而这些地方因为它们的文学缘分，同样也是声名大噪。不过塔利注意到，艾柯也承认，做一个乔伊斯的好读者，未必就一定要去利费依（Liffey）河岸上庆祝布鲁姆节。因为说到底，乔伊斯的都柏林并不是真实的都柏林。更别说乔伊斯还曾经戏称他的《尤利西斯》是旨在给都柏林画像，这肖像是如此完备，以至于倘若有一天这城市消失不见，人们可以根据他这本书来重建一个。布鲁姆的故居真实又迷惘，一如杨贵妃的故乡。它们可以说都是“传说中的地方”。艾柯本人在他脍炙人口的《传奇地方书》中开篇便说，有许多虚构奇境的辞典，最有名也是最完全的，莫过于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和盖德鲁佩（Gianni Guadalupi）编写的《想象地方辞典》（Dictionary of Imaginary Places），但是：“我们这里不打算讨论虚构地方。因为我们必须收入包法利夫人的居所、《奥利弗·退斯特》里费金的贼窟，或《鞑靼人沙漠》里的巴斯蒂亚尼城堡。这些地方都仅见于小说里的发明，有时候迷狂的读者会去寻觅，可大都是徒劳无功。还有些时候，它们是真实地方激发出来的虚构地方，在那里读者会来寻找他们热爱的书留下的踪迹。就像诸如每年6月16日，《尤利西斯》的读者会在都柏林埃克尔斯街（Eccles Street）上寻访利奥博德·布卢姆的旧居。”想必塔利同样愿意认同艾柯的观点。所有这些真实的或虚构的地方，真真假假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我们过去关注、现在也关注各式各样放纵想象的乌有之乡。一如先有文学中的香格里拉，然后有了自然地理中的香格里拉。
四、结语
“空间批评”是一个相对含糊的概念。就当代的文学批评来说，空间批评很难说已经成为一个流派。英国拉夫堡大学的朱利安·沃尔夫雷斯（Julian Wolfeys）在新世纪之初，编过一本《二十一世纪批评导论》，其中收入了美国批评家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Wegner）的一篇文章《空间批评：批评地理学、空间、地方与文本性》。此文开篇引用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的五句诗为题记：“全世界就是个舞台，/所有的男人女人不过是戏子。/他们出场又进场，/一个人一生出演许多角色，/他的表演横跨了七个时代。” 七个时代是指婴儿、少年、青年、成年，然后一路走进坟墓。人生就在他的空间大舞台上展开。但是韦格纳的文章先是谈福柯、列斐伏尔和詹姆逊的空间思想，然后陈述了他本人对康拉德小说《吉姆爷》的空间分析，并没有如读者所愿，展开讨论“空间批评”究竟是什么。20世纪70年代以降，福柯、列斐伏尔、德勒兹、布尔迪厄、大卫·哈维、段义孚、詹姆逊、赛义德、胡克斯（bell hooks）、索亚等所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组成了“空间转向”的理论资源。以至于“现代主义是时间性的，后现代主义是空间性的”一说流行不衰。以远不止上面这些名字为代表的各个不同的空间理论为后盾，展开形形色色空间视角的文学研究，我们或者可以广义上名之为空间批评。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既定的对象。
罗伯特·塔利毋庸置疑是当代空间批评的领军人物之一。从地理批评到文学地图学再到空间性和场所意识，塔利明显和他先时的搭档韦斯特法尔分道扬镳了。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评”或可视为一种地理中心主义，提倡就真实地点为中心，展开与之相关的作家作品比较分析。塔利侧重的则是文学想象，因此他坚决反对真实地方与想象地方两分，认为《奥利弗·退斯特》里那个想象中的伦敦，不过就是虚构的产儿，而不是真实的伦敦空间。即便真实本身，也还包含着想象。塔利乐于枚举的一个例子，便是英国作家G. 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讲述的一则逸闻，说是小狄更斯有一天看到一个神秘的MOOR EEFFOC招牌，当时大吃一惊，不知所以。可是这个神秘语词的原型其实再平常不过，小狄更斯不过隔着玻璃门，把“COFFEE ROOM”（咖啡厅）倒过来读了。塔利赞同切斯特顿的看法，即这个例子惟妙惟肖地证实了一条现实主义原则：最奇幻的东西，常常便是事实本身。而狄更斯便是将这一类恶作剧式的现实主义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当代伦敦人，包括来到这个大都市的游人，亦受惠于狄更斯这一真实与想象互为一体的空间表征。它说到底，也是塔利“场所意识”的典型演绎。
转自：“学术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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