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19世纪中叶起全球贸易扩张给东南亚各地带来了普遍的出口农业繁荣，相似的繁荣之下却是各地迥然不同的发展趋势。在1855年到1934年的菲律宾糖业繁荣中，以邦板牙为主的中吕宋传统产糖区和内格罗斯新边疆地区在糖业发展趋势上即呈现出显著差异。如果从经济环境史视角出发，将经济变迁与作为生产活动基础的能源利用方式联系起来，重新思考两地糖业发展差异的原因，可以发现两地糖业生产的能源利用模式存在显著不同。在磨糖环节，邦板牙主要依靠菲律宾水牛提供的畜力，内格罗斯则依靠木材和甘蔗渣燃烧产生的热能。在此背景下，世纪之交广泛传播的牛瘟使邦板牙的畜力供应遭受重创，使其糖业生产急剧下滑，成为导致两地糖业发展差异的偶然因素。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不同地区的经济开发过程中，能源等自然条件是影响经济表现差异的重要原因。
菲律宾内格罗斯与邦板牙糖业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1855—1934）
撰文｜肖艺伟
肖艺伟，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师资博士后。
19世纪初到“二战”爆发之前，受全球贸易扩张的影响，东南亚各地经历了普遍的出口农业繁荣。在菲律宾群岛，从1855年怡朗开港到1934年美国对菲律宾蔗糖实施进口配额为止，蔗糖的生产和出口经历了巨大的增长。1855年，菲律宾的蔗糖出口总数不过35000多吨，而到1934年，出口总量已接近800000吨。在此过程中，不同地区的糖业发展呈现出显著差异。先前属于菲律宾糖业主产区的邦板牙，在1897—1910年间总产出显著下降，失去了其在糖业产区中的首要地位。而直到1850年代以后才开发的内格罗斯地区，蔗糖生产和出口持续增长，成为菲律宾最主要的产糖区。在持续了约80年的菲律宾糖业繁荣中，两地不同的糖业发展趋势是东南亚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典型案例，深入比较两地糖业发展历程对理解东南亚经济史具有重要意义。
邦板牙与内格罗斯的糖业发展差异是菲律宾经济史的重要主题，学界分别从两地社会性质和劳动力状况的不同出发分析了两地的糖业差异。在《蔗糖与现代菲律宾社会的起源》中，社会史家约翰·拉尔金（John Larkin）认为，两地的糖业发展在许多方面具备可比性，这包括：两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大体相似；两地的生产规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体相似；两地糖业都主要为世界市场生产，本地消费占比较低；两地糖业的发展都与当地社会自身的演化过程相关。在此基础上，拉尔金从社会性质的差异出发解释了两地糖业发展趋势的不同。他认为和邦板牙相比，内格罗斯能快速采用新机器，调整加工技术，而技术选择上的差异又是由于两地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内格罗斯，边疆糖业的开发是由英美资本家、怡朗地主精英和雇佣工人等外来者实现的，而邦板牙的糖业则是本地精英利用地方社会网络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家科普兹（Corpuz）则从劳动力状况出发解释了两地的糖业发展差异。他认为，在邦板牙地区盛行“分成佃农制”，大量小农被束缚在土地上，以出口为导向的大规模现代蔗糖业很难在这里获得雇佣劳动力。邦板牙糖业沿用了先前的分成体系，由个体小农和小型糖厂完成从种植到磨糖等全部工序。而在内格罗斯，临近的怡朗地区人口稠密，且远离以马尼拉为中心的西班牙殖民政府，人口流动更难受到教会和庄园体系的监管。因此，这里拥有大量廉价的自由劳动力，更容易建立起依靠雇佣工人的种植园和大型蔗糖厂。
上述解释都忽略了人类赖以为生的自然界，忽略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经济环境史视角出发，重新解释两地的糖业发展差异。经济环境史是环境史的组成部分。环境史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在历史上的互动关系，经济或物质环境史则“强调人类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工具技术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与人类社会互动的自然界其他部分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近来的一些经济史著作通过更细致地考察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和能源基础，对一些经典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例如，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强调中国江南和英格兰在可利用的资源和煤炭条件上的差异制约了两地的技术选择。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通过全球范围内的比较分析，解释了工业革命首先在工资较高而能源价格较低的英格兰经济中出现的原因。借鉴经济史研究的新思路，本文尝试从经济环境史的视角出发，重新解释两地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最初30年的糖业发展差异。
本文时间断限之所以确定为1855—1934年，是因为马尼拉虽早在18世纪末期就已开始出口蔗糖，但菲律宾中部的米沙鄢地区在19世纪上半叶仍受摩洛劫掠的影响，经济开发尚未完全开始，相应的比较很难开展。直到1855年怡朗正式开港以后，内格罗斯地区的糖业出口才迅速发展。此时摩洛劫掠的影响逐渐平息，内格罗斯地区的经济开发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将1934年作为时间下限，是因为到这一年，菲律宾蔗糖不再能够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糖业失去了重要的市场条件，繁荣暂时告一段落。
一、邦板牙与内格罗斯糖业发展差异的出现
在菲律宾，种植甘蔗和生产蔗糖的历史漫长而复杂。甘蔗是原生于东南亚和太平洋海岛地区的野生植物，后来成为当地人的甜食来源之一。到17世纪，菲律宾已成为西班牙海外帝国的一部分，耶稣会传教士弗朗西斯科·阿尔西纳（Francisco Alzina）描绘了菲律宾米沙鄢（Visaya）地区当地人使用甘蔗酿酒的方法。大约在17世纪中叶以后，或许是受到从中国传入的制糖技术的影响，马尼拉周边地区开始蔗糖的商品化生产以供应马尼拉城市市场。到1708年，马尼拉附近的一些庄园中已经开始生产陶罐包装的商品糖。不过直到18世纪中叶，由于宗主国西班牙施行的仍是限制自由贸易的贸易垄断政策，菲律宾糖业缺乏面向世界市场商品化生产的动力。
到18世纪后半叶，菲律宾市场逐渐对外开放，产自中吕宋平原的蔗糖开始通过马尼拉对外出口。离马尼拉较近的邦板牙地区很早就受到中国传入的制糖技术的影响，并留下了最早的出口记录。美国殖民政府的商业委员会在美国海关档案中找到了一条1795年的记录，用以说明早在美国建国之初，美国与菲律宾已有贸易往来。根据这条记录，当时前往亚洲的美国商船主要是为了从广州进口茶叶，在返航途中，商船也会前往马尼拉进口一小部分蔗糖。当时美国刚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却遭到前宗主国在商业和贸易上的打压，英国勒令其管辖之下的西印度群岛对新生的美国关闭贸易大门，其中就包括对美国出口蔗糖。在此背景下，美国商人和水手认为远航亚洲将为美国带来新的贸易机会。1784年，第一艘美国帆船“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满载着西洋参等货物抵达广州，进入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的亚洲贸易圈。这一贸易圈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地区，经由商品、帆船、移民和白银货币的流通而连接为一个有机整体。经马尼拉出口的菲律宾蔗糖正是亚洲贸易圈内流通的商品之一。当时欧洲和北美尚未大规模供应甜菜糖，西方人餐桌上的甜食主要依靠产自西印度群岛的蔗糖来增味。这里的甘蔗种植和蔗糖业以大西洋三角贸易为基础，依靠从非洲掠夺的奴隶从事生产。当英国控制的西印度群岛对美国贸易关上大门后，亚洲地区的蔗糖就成为美国商人急需寻求的宝贵商品。
此后，经马尼拉出口的菲律宾蔗糖数量持续增长。约半个世纪之后，英国人罗伯特·米金（Robert Micking）于1850年到访菲律宾，对经马尼拉港出口的蔗糖贸易印象深刻。罗伯特到访菲律宾的目的是考察英国与菲律宾开展自由贸易的前景，他尤其关心菲律宾丰富的经济资源和种类繁多的出口商品。他提到，从马尼拉出口的蔗糖大部分产自中吕宋平原的邦板牙和邦阿西楠地区，所有糖都装在标准的陶罐容器中，每担（picul）糖重约63公斤。从事蔗糖贸易的主要是华人和梅斯蒂佐商人，他们在运作多年的地方信贷和代理人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这说明，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里已经是亚洲内部贸易圈的组成部分，其蔗糖业的商品化是亚洲市场需求增长的结果。这一过程在18世纪后半叶即已开始，19世纪邦板牙糖业的扩张只是延续了这一趋势。
与吕宋地区不同，产自内格罗斯的蔗糖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对外出口。在罗伯特·米金到访菲律宾的1850年，他认为，菲律宾的商业资源开发及其与英国的贸易活动远低于潜在水平。英国人认为应该继续打开菲律宾的市场，使之融入英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在罗伯特·米金所处的时代，之前垄断着英国与亚洲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在1857年印度大起义后彻底解体，其所代表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已不合时宜。英国人正依靠政治和军事威慑力使亚洲各地接受自由贸易原则，允许曼彻斯特的工业产品进入规模庞大的亚洲市场，同时将亚洲地区的原料和初级农产品运回英国。正是在这一时期，菲律宾中部的米沙鄢群岛开始受到英国商业和资本扩张浪潮的影响。1854年，内格罗斯出现了最早的蔗糖出口记录。当时世界市场上的糖价因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而急剧升高。高糖价刺激了内格罗斯边疆地区的开发，资本和劳动力从邻近的班乃岛流向内格罗斯。是年，菲律宾总共出口蔗糖47704吨，其中内格罗斯出口了5000吨。
1850年代以后，邦板牙和内格罗斯的糖业生产齐头并进，使1893年成为菲律宾19世纪后半期蔗糖业出口的顶峰。当年共出口约400多万担（26万吨）蔗糖，其中经马尼拉出口的蔗糖数约为171万担，经怡朗出口的总数约为220万担。但随后是1893—1894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受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内格罗斯的糖业出口急剧下滑，1894年仅出口了136万担。不过产自邦板牙的蔗糖仍可以顺利在亚洲市场上找到买家，这使得菲律宾的糖业繁荣一直延续到菲律宾独立革命之前。到1896年，经马尼拉出口的蔗糖总数约160万担，同年经怡朗出口的总量约200万担。
菲律宾蔗糖生产和出口的第一个持续增长期在菲律宾独立革命到美国殖民初期的混乱中终结，直到菲美战争结束以后才逐渐恢复。连续数年的战乱对糖业的生产和出口产生了严重影响。最初反抗西班牙人的独立战争主要在吕宋地区爆发，受此影响，马尼拉的蔗糖出口迅速下滑。美国在1898年底公布《巴黎条约》，意味着美国决心控制菲律宾全境，同时也预示着菲律宾人的反抗将在全国展开。到1900年，经马尼拉和怡朗出口的蔗糖总量已不足100万担。1901年的出口数更低，只有88万担。邦板牙和内格罗斯糖业同时出现衰退。
1902年战事结束以后，内格罗斯糖业显现出逐渐恢复的趋势，但邦板牙却再也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1901年，经马尼拉出口的邦板牙蔗糖不足10万担，是1850年以后蔗糖出口的最低值。自此以后，直到1910年，产自邦板牙经马尼拉出口的蔗糖总数再也没有超过50万担。但是内格罗斯的蔗糖生产和出口在战争结束以后显示出良好态势，到1904年已经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1902年美国宣布战事结束，并于下一年开始人口普查。在经济调查中，来自内格罗斯巴科洛德市（Bacolod）的糖厂主何塞·卢祖里加（José Luzuriaga）撰写的菲律宾糖业报告指出：“上个季节（1904）菲律宾的蔗糖产量约为200万担，其中约150万担产自西内格罗斯省。”此后邦板牙地区的蔗糖产量持续低迷。在1912年美国农业专家编撰的《菲律宾糖业手册》（Handbook on the Sugar Industry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中，调查人员统计了邦板牙蔗糖总产量，其总数仍低于50万担。1910年以后，随着《佩恩-阿尔德里奇法案》（Payne-Aldridge Act）的通过和蔗糖综合工厂（Sugar Centrals）建设大潮的来临，内格罗斯不仅恢复了战前的出口规模，而且开始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邦板牙糖业生产的恢复则极其缓慢。
表1数据来自卢祖里加在1903—1905年的统计和美国农业专家在1910年所做的调查。从表中可以看出，1893—1896年，邦板牙和内格罗斯的蔗糖总产量大体是接近的。两地在近半个世纪的糖业发展历程中虽采用了不同的生产模式，但总产出水平非常接近。1897—1910年间，两地糖业的总产量才呈现出显著差异。原属于菲律宾主产区的邦板牙糖业生产急剧衰落，而内格罗斯糖业在经历短暂下滑后快速恢复。两地同属菲律宾群岛，糖业发展却在1897—1910年间呈现出分流趋势，这正是东南亚普遍出口繁荣下经济发展差异的一个典型案例。
二、相似产出，不同体系
在1897—1910年之前，邦板牙和内格罗斯的糖业总产量非常接近，但两地的生产模式和发展路径并不相同。在最终产品上，两地糖业即呈现出显著差异。卢祖里加在1903年的糖业报告中指出，按生产过程和包装的不同，菲律宾蔗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度较低的用黏土陶罐包装的陶罐糖（pilones），这种糖几乎全部产自吕宋地区；另一种则是米沙鄢地区生产的用布里（burí）树叶编织的袋子（mat）包装的结晶粒糖（the granulated）。蔗糖产品的不同反映的是产地背后相异的社会经济演化过程。西敏司（Sidney Mintz）在《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中深刻揭示了这一点。他发现，在加勒比地区存在两种糖，分别是色泽较黑的粗糖和纯度很高的白色结晶粒糖。虽然两种糖都是甘蔗的提取物，但是外观上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种奇特的差异引起了西敏司极大的兴趣。他从这一差异入手，探求不同类型的糖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在他看来，色泽较黑的粗糖主要供应加勒比自给自足的本地经济，这与世界大多数地区直接食用甘蔗获取甜味的经历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大规模生产的纯度极高的粒糖则是近代出现的新事物，是面向欧洲主导的世界市场商品化生产的结果，关联着工业化英国的贸易扩张与海外大规模种植园的形成。
从产品的差异入手分析糖业背后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意义，西敏司的分析思路启发了穆素洁（Sucheta Mazumdar）的中国糖业研究，但他认为西敏司在加勒比地区所选的案例并不能代表世界糖业史的全貌。他指出，在前工业化时期，世界蔗糖的历史包括两个部分，即欧洲市场和亚洲市场，但只有面向欧洲市场的糖业生产和消费的历史受到关注。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糖业发展早于美洲，在生产模式上既不使用奴隶，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种植园，而是以大量的小自耕农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显然，邦板牙的糖业发展是亚洲糖业史的一部分。产自邦板牙的蔗糖不同于面向欧美市场生产的纯度极高的结晶粒糖，但也并非仅供本地消费的简单粗糖。自18世纪起，产自邦板牙的陶罐糖首先供应马尼拉的城市市场，之后又通过马尼拉出口到亚洲，到18世纪末则通过美国与亚洲的帆船贸易而供应美洲市场。
与邦板牙不同，内格罗斯糖业从一开始就主要面向欧美市场生产。这里出产的是一种品级相对较低的粒糖，其纯度高于菲律宾其他地区，但仍低于加勒比地区所产的纯度极高的粒糖。这种品级较低的粒糖因其在出口时所用的包装而被称作“草垫糖”（mat sugar）。内格罗斯糖业的扩张从一开始就受到以英国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影响。在东印度公司衰落、英国资本进入亚洲的背景下，它所采用的技术、经营体系和信贷模式都反映出1850年以后的时代趋势，甚至其出口量的周期性波动也深受欧洲市场的影响。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在欧洲大国之间爆发，市场上的糖价一路走高。这刺激了英美资本和怡朗的梅斯蒂佐精英涌入内格罗斯组织甘蔗种植园和蒸汽轧糖厂。1860年代欧美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加速，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对糖的需求亦不断增长。受益于欧洲市场的旺盛需求，内格罗斯糖业不断扩张。但是在1881年以后，欧美市场上初级农产品的价格低迷，产自热带地区的蔗糖还要面临欧美甜菜糖的竞争，内格罗斯的糖业出口陷入低谷。而同一时期的邦板牙却受益于80年代亚洲市场需求的上升，出口量持续增长。
除市场条件的差异外，两地在原有的社会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经营组织。在1903年的调查中，卢祖里加认为菲律宾地区所使用的西班牙语“庄园”（hacienda）一词，等同于英语“种植园”（plantation）。卢祖里加来自内格罗斯巴科洛德市，是一名西菲梅斯蒂佐。显然他所表达的“庄园”一词的含义与他在内格罗斯地区的经历有关。因为只有在内格罗斯地区才形成了类似于加勒比和爪哇等地的种植园体系。在《菲律宾经济史》中，经济史家科普兹界定了“庄园”在中吕宋地区的含义。他指出，“庄园”是指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所属情况，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在大规模土地上的商品化农业经营组织。在中吕宋平原，庄园主通过“赎回契约”（pacto de retro）获得大量土地所有权，在经营方式上沿用了分成租佃制。这一时期邦板牙的糖业生产正是在中吕宋的“庄园”模式下，在分散的小块土地上快速扩张。
在邦板牙和内格罗斯两地，将各种生产要素组织起来，使糖业扩张得以实现的经营者阶层主要是华菲梅斯蒂佐，他们在糖业中的支配地位是菲律宾社会独特性的体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正是华菲梅斯蒂佐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配地位使得菲律宾不同于西属美洲和东南亚的其余地区。在邦板牙，早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正式结束之前，大量土地已落入华菲梅斯蒂佐精英的手中，他们依靠亚洲内部贸易成熟起来，主导了邦板牙糖业的发展。当1850年前后英国人造访马尼拉时，他们见到的是一个已经运作了很久的信贷和贸易网络，在马尼拉和省级精英之下是众多的地方和乡村代理人。在内格罗斯，华菲梅斯蒂佐获取土地和主导糖业发展的经历与邦板牙类似。在内格罗斯开发的第一阶段，外来资本家抢占了先机，他们预见怡朗将要开港，在1855年之前即已在内格罗斯大量获取无主土地。但在188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市场上糖价持续下滑，外资无力维持经营纷纷退出，他们掌握的土地随之被抵押和出售。外资的不幸遭遇却成为来自怡朗的梅斯蒂佐精英的重要机会，洛佩兹（Lopez）家族积累土地的经历正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有记载的洛佩兹家族第一代共生育了16个子女，他们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网络。第二代洛佩兹兄弟在跨过吉马拉斯（Guimaras）海峡前往内格罗斯成为种植园主时，仍需要依靠留在怡朗的其他家族成员的支持。后者多为家族女性，她们继承了家族在怡朗的布匹和放贷生意，拥有充足的资本。在外国资本和信贷收缩时，本地面临着普遍的资本匮乏，但洛佩兹兄弟却能够依靠家族网络的支持在投机事业中积累大量土地，和其他梅斯蒂佐家族一同主导内格罗斯地区的糖业开发。
三、两地糖业生产的能源条件
上一节从产品、市场条件和社会组织等方面比较了邦板牙和内格罗斯在糖业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本节尝试从经济环境史视角出发理解两地的糖业体系。如上所述，经济环境史视角意味着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理解经济发展进程。近年来，经济环境史受生态经济学思路的启发，将经济体系看作生态中的有机体，除了考虑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要素之外，同样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和能源投入。从这一视角出发，生产意味着人类社会或组织运用特定类型的技术将物质和能源投入转化为经济产出。
在邦板牙和内格罗斯两地的蔗糖产业中，除产品和市场方面的差异外，不同类型的技术选择同样反映了两地糖业演化路径的不同。19世纪后半期内格罗斯大型糖厂的建立与一种新型蒸汽磨的引进有关。这种蒸汽磨将工业时代的蒸汽动力用于甘蔗的榨汁，再配合一种燃烧大量甘蔗渣而非木材的煮沸蔗汁的火炉，极大提高了甘蔗榨汁的效率。它最早由英国驻怡朗领事和贸易代理商尼古拉斯·朗尼（Nicholas Loney）引入内格罗斯。朗尼借鉴了英国贸易商在印度发展乡村代理人的做法，一方面为进入糖业的怡朗精英提供购买机器的信贷和资本，另一方面则要求他们用蔗糖产品来偿还机器贷款。此后，外资提供信贷和机器，本地梅斯蒂佐精英组织种植园和大型蔗糖厂的模式在内格罗斯扩展开来。不过最早引进这一经营模式的朗尼公司却在1870年遭遇危机，当年糖价下跌，朗尼所创办的公司因信贷难以收回而破产。
在主要面向亚洲市场的邦板牙的糖业商品化生产延续了从中国引进的小型畜力磨生产技术。这种技术规模较小，对资本和信贷的依赖程度较低，非常适宜邦板牙以小农为主的农业边疆扩张。华人和梅斯蒂佐阶层开拓的乡村代理人和信贷网络足以为这种技术的传播提供支持。相比之下，内格罗斯使用的蒸汽磨技术昂贵，生产效率高，但这也使它更容易受欧洲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1890年代，由于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不能按期还款，英资巴令银行（Barings Bank）寻求重组，间接震动了全球资本市场。在资本和信贷收缩的背景下，依靠英美资本在菲律宾经营糖业的拉塞尔和斯特吉联合公司（Russell & Sturgis Co.）宣布破产。公司在内格罗斯的抵押地产被用于偿债，成为当时正在崛起的梅斯蒂佐阶层土地财富的一部分。对邦板牙来说，由于并不依赖资本密集型的外来技术，糖业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以往文献认为邦板牙地区受地方传统限制，在社会态度上拒斥外来的最新技术。这种观点仅以技术水平作为评判标准，而忽略了技术选择与其背后的社会经济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
不同的技术选择造就了不同的能源使用模式。在邦板牙，糖业生产在技术上沿用了从中国传入的小型的畜力磨，菲律宾水牛所产生的牵引动力仍然是这些小型磨坊的主要动力来源。而内格罗斯的磨糖厂从一开始就受到工业时代蒸汽技术的影响，主要依赖木材和甘蔗渣燃烧产生的热能。两地在生产技术和能源利用方式上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在内格罗斯，糖业扩张受制于资本匮乏以及交通不便，因此也存在依靠畜力牵引的小型糖厂。而邦板牙部分邻近马尼拉的糖厂则使用了功率相对较小的蒸汽磨技术。但总体而言，如1912年的《菲律宾糖业手册》中所总结的那样，在邦板牙，除个别例外，所有的磨糖厂规模都很小，这些糖厂都只有一个由畜力推动的小型三轮磨。
生产技术中的能源利用方式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邦板牙糖业的发展是整个吕宋平原农业边疆扩张的一部分，由水牛提供的畜力在整个农业边疆开拓中意义非凡。早期来自伊洛科斯的移民，在他们冒险进入边疆地区时，最先或是依赖亲戚的资助，或是成为他人的帮工和佃农。只有当他们积累了足够资金，能够购买一头水牛时，才可以脱离亲属的资助和庇护成为独立的种植者。何塞·黎萨尔（José Rizal）在小说《起义者》（El Filibusterismo）中创造的百户长塔勒斯（Cabesang Tales）形象正是这一时期中吕宋地区农业种植者的缩影。在黎萨尔的笔下，塔勒斯先是为别人种地，后来自己有了两头水牛和几百个比索，就决定自己耕种，由他的父亲、妻子和三个孩子帮忙干活。黎萨尔勾勒的正是19世纪后半期中吕宋平原上农业扩张的核心元素：边疆上的小块土地、家庭劳动力和水牛。邦板牙的糖业经营是在同一模式下发展起来的，由菲律宾水牛提供的畜力是耕种和磨糖环节的主要动力来源。
与中吕宋平原地区不同，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内格罗斯糖业扩张受到了蒸汽时代的技术影响。昂贵的蒸汽磨是大型糖厂得以组建的核心技术之一。在能源利用方式上，燃烧所产生的热能是内格罗斯糖业生产体系的动力来源。在菲律宾煤炭缺乏的情形下，充足的薪材供应是带动这种蒸汽磨的前提条件。多珀斯（Doeppers）研究了19世纪后半期马尼拉薪材的供应状况。从他所绘制的薪材运送地图中可以看出，在陆上交通仍非常不便的19世纪，依靠帆船沿海或沿可通航河流运输是获取薪材资源的关键。在内格罗斯，蒸汽磨的运用意味着大型蔗糖厂必须建在水路交通便利的滨海或滨河地区。简言之，由于技术选择的不同，两地糖业生产形成了不同的能源利用模式。
四、两地糖业发展的分流与牛瘟
如上所述，到19世纪末，两地糖业采用了不同的生产模式，但总产出水平非常接近。内格罗斯的蔗糖业走上了一条依赖资本和能源密集投入并受制于欧美市场波动的增长道路。而邦板牙蔗糖业扩张受到临近的亚洲市场需求的影响，在生产模式上表现为小规模蔗糖厂的迅速扩张。两地的总产出水平直到1897年仍然非常接近。两种体系各有优势，亦各有制约因素。
在邦板牙糖业生产中，水牛所提供的畜力是农事活动的重要动力来源，而1897年及之后持续传播的牛瘟则成为影响邦板牙糖业生产的重要事件。根据多珀斯的研究，1880—1920年代，菲律宾共经历过三次牛瘟传播事件，其中对菲律宾农业影响最大的是第二次。它于1896—1897年出现，之后随着军队和物资的流动而蔓延到菲律宾全境。它的爆发、流行几乎与菲律宾独立战争和菲美战争同步，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当时水牛和马匹等大型动物仍是军队驼运物资的重要负重工具。雷纳尔多·伊莱托（Reynaldo Ileto）描述了在1897年革命战争期间，八打雁（Batangas）地区西部的农民带着他们心爱的水牛前往甲米地（Cavite），支援反抗西班牙统治的革命运动。当美国人决心控制菲律宾全境时，菲律宾水牛同样是他们用来驮送军用物资的重要工具。到菲美战争后期，菲律宾人的反抗和美国军队的强力镇压越来越深入边远地区，运送物资的水牛便随着人员流动将牛瘟病毒传播到菲律宾全境。
随战争而来的牛瘟在菲律宾各地造成大规模的水牛死亡，严重影响了菲律宾的糖业生产。1897年，邦板牙首次经历重大的牛瘟传播事件，当年有近1/3的水牛死亡。在邻近的邦阿西楠地区，由于牛瘟爆发，大片土地缺乏水牛耕作而不得不抛荒。在吕宋岛南部的甲米地，有接近2/3的水牛死亡。在冲突最剧烈的八打雁地区，水牛死亡率接近90%。在吕宋岛以外，中部米沙鄢群岛同样受到牛瘟袭击，在宿务、内格罗斯和怡朗的水牛死亡率超过了50%。当年菲律宾全境的水牛死亡总数为629000头，死亡率高达42%。疾病史学家肯·德·白沃斯（Ken De Bevoise）认为，对菲律宾的农业生产来说，世纪之交的牛瘟传播可以说是最严重的灾难性事件。因为没有了水牛提供的畜力，大量土地抛荒，导致粮食产出下降和人们营养不良。当霍乱、疟疾等疾病来袭时，营养不良引起的人体抵抗力下降助推了19世纪末菲律宾人口死亡率的急剧升高。牛瘟事件导致的水牛死亡和疾病传播引发的人口死亡率上升共同导致世纪之交菲律宾的糖业萧条。
尽管牛瘟事件在各地都造成水牛的大量死亡，但它对依靠畜力的邦板牙糖业产生了更严重的影响。拉尔金统计了这一时期邦板牙畜力磨糖厂的减少情况。在1890年糖业繁荣的顶峰时期，邦板牙共有1125座畜力驱动的磨糖厂。以这些畜力磨糖厂为主的邦板牙糖业每年的产能超过100万担。但是在经历1897—1903年持续的牛瘟袭击后，其畜力磨糖厂只剩下48座，当年的糖业总产出不足20万担。牛瘟对内格罗斯糖业的影响则要小得多。一方面，岛上小型榨糖厂的减少并不严重，由1890年前后的250座下降到1903年的195座；另一方面，内格罗斯糖业的主要产出来自约600座蒸汽磨榨糖厂。
在牛瘟严重影响邦板牙糖业生产的动力来源时，世纪末期的干旱和大米短缺进一步加剧了邦板牙糖业生产的困境。在经营模式上，依靠畜力运转的小型榨糖厂需要自行负担食品和其他开支。世纪末期进入厄尔尼诺事件的高发期，干旱加剧了中吕宋平原稻米种植的困难。而农业商品化的发展使菲律宾在粮食短缺年份需要从法属印度支那进口大米。食品开支的增加导致小型榨糖厂的经营更加困难。而在内格罗斯的大型蔗糖厂和种植园，种植园主可以通过其控制的种植园商店将价格上涨的经济负担转移到雇佣工人身上，强化种植园内依附性的雇佣关系。在世纪末期各种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邦板牙许多地区停止了商品化的蔗糖生产，像其他地区一样，恢复了稻米种植。
在牛瘟导致邦板牙蔗糖业生产急剧下滑的同时，美国殖民政府致力于将菲律宾糖业体系整合到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轨道中。1910年以后，菲律宾糖业增长的趋势加快，内格罗斯成为糖业生产的主要区域。到1916年，菲律宾国家银行（Philippine National Bank）开始资助菲律宾的农业投资，内格罗斯精英顺利从菲律宾国家银行获得大量贷款，继续引进技术，建立规模更加庞大的综合工厂。1912年之后，邦板牙精英也开始尝试建立综合工厂，但直到1918年，才建立起第一座糖业综合工厂。到1934年美国免税市场终结时，在菲律宾境内共有18座大规模的综合工厂，其中14座位于内格罗斯，而只有两座位于邦板牙。当年，内格罗斯地区共向美国出口648373吨蔗糖，而邦板牙的产量只有174626吨，两地的糖业发展已经产生巨大差异。
五、结论
造成内格罗斯和邦板牙蔗糖生产出现差异的重要但偶然的因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菲律宾大规模传播的牛瘟。在1855—1934年的菲律宾糖业繁荣中，邦板牙地区的糖业发展延续了面向亚洲市场的生产体系，在磨糖环节采用中国传入的小型直立三轮磨技术，以菲律宾水牛提供的畜力为主要能源利用方式。而面向欧美市场的内格罗斯糖业则采用昂贵的外来蒸汽磨技术，依靠木材和甘蔗渣燃烧的热能提供动力来源。在1855—1896年菲律宾的第一个糖业繁荣期，尽管两地的生产模式存在差异，总产出水平却非常接近。但1897年以后的牛瘟事件导致菲律宾水牛的大量死亡，严重影响了以畜力为主要能源利用方式的邦板牙糖业生产体系，导致两地的糖业发展出现差异。
迄今为止，已有许多著作关注到19世纪全球贸易扩张与东南亚地方社会的互动。本文的研究说明，这一主题仍可在两个方面有所推进：首先，应关注亚洲内部贸易体系中的经济活动。受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绝大多数著作关注的是在以欧美为中心的工业资本主义扩张背景下，本土社会及其经济体系的反应。而亚洲内部贸易体系下的商业活动则未得到足够重视。其次，应关注自然因素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在经济史研究中，已有文献主要关注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要素，视野局限在人类社会内部，经济活动所依赖的物质和能源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经济环境史的新视角提醒我们，人类赖以为生的自然界也是影响人类经济变迁的重要因素，我们应该拓宽经济史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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