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货币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笔谈·
编者按
现代货币理论创始人之一L.兰德尔•雷教授在媒体报道中发现，中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现代货币理论（以下简称MMT）存在较大误解。因此，他在今年3月底与贾根良教授联系，建议在中国举办一次美国MMT学者与中国学者对话的线上会议。作为对MMT最早开展研究的中国学者，贾根良和刘新华教授推动策划了6月14日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国际研讨会第2期，并由该论坛出面邀请国内学者与美国MMT学者进行对话。这场对话是MMT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在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会议召开后，贾根良和刘新华教授借机举办了一次中美学者的“现代货币理论与宏观经济”的笔谈。该笔谈的大部分稿件选自中美学者对话的发言稿，并由贾根良教授邀请作者对其进行修改、扩展和充实，其中美国学者的论文由刘新华和贾根良教授翻译和润色。在笔谈中，学者们阐明了MMT的基本框架、核心观点和兴起的背景，澄清了人们对一些相关概念的误解，并从MMT的视角讨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政策和美欧国家此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探讨了MMT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长期发展的重要意义。现分两期发表该笔谈的7篇稿件，以飨读者。
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观点及政策启示
撰文｜[美] L.兰德尔·雷
L.兰德尔•雷（L. Randall Wray），美国巴德学院经济学高级教授、利维经济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现代货币理论创始人之一。
疫情改变了人们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认知，各国政府张开双臂“拥抱”现代货币理论。本人作为现代货币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坚信现代货币理论是对实际经济活动在理论上的“真实呈现”，而非“异端邪说”。在这个笔谈中，笔者旨在阐述MMT的核心观点并澄清相关误解。
一、MMT的基本概念及现实意义
MMT是用来分析主权货币的理论框架，其核心思想为：国家政府选择一个记账单位，以此计价发行自身的货币（债务），同时施加一项以该货币支付的义务（即纳税义务），并要求税务的缴纳必须使用政府发行的货币，如此确保了主权政府发行货币的需求和价值，而且主权政府发行债券须以其本币支付。当然，根据各国政府的意愿，浮动汇率制度的选择会给主权政府更多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MMT认为，主权政府支出就是货币的发行，其具体操作是：当主权政府支出时，中央银行贷记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同时商业银行贷记资金接收者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MMT认为这不是一种政策建议，而是对现代经济中货币运行方式的真实描述，人类的经济活动的资金运行轨迹长久以来就是这样的。主权货币国家的货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主权国家也不会陷入一种非自愿的债务违约的境地，因此它们想要支付时总能付清所有款项，不存在财政金融的资金约束，但存在真实资源的约束。
我们致力于研究MMT已经超过25年时间，这个创新理论很有意义。尤其是从2020年1月到2020年3月期间，大家对MMT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此之前，有很多重磅经济学家认为MMT是胡言乱语、一派胡言，但到2020年3月，大家突然对MMT的观点来了180度的大转弯，认为MMT为我们应对新冠疫情带来了新的融资方式，即央行“坐直升机撒钱”提供抗疫资金支持。也有人认为日本一直在践行MMT，因为近30年来日本政府财政赤字是最高的，美国政府则为应对疫情也采用了和日本同样的办法。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采用MMT只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MMT本身是很危险的，如果执行MMT提出的相关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的高通胀，有可能出现与“津巴布韦的高通胀”一样的恶果。
在中国，MMT其实已经进入了学界的视野。例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中国需要从财政和货币必须分离的“传统教条”及“谈赤字色变”的错误思想中“解放”出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前官员管涛也认为，MMT理论对于中国来讲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需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联动，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事实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拥抱基于“功能财政”的现代货币理论。中国的财政赤字规模近年来逐渐扩大，意味着中国正逐渐突破原来政府财政赤字的“红线思维”。下面本文将从MMT与税收、MMT与利率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以及MMT与政府如何通过积极运用财政政策防止经济衰退等方面展开相关论证。
二、MMT与税收
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在正常情况下要先收税再花钱，这意味着政府应该致力于确保其自身的收支平衡。当然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政府要提振经济，可能会打破一定的平衡。如果用g来表示经济增长率，r表示债务杠杆率，那么，g＞r是实现债务可持续性的条件。如果债务不断地增长，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最终杠杆率就会失控，很有可能出现政府支出不可持续的后果。此外，如果政府持续地出现财政赤字，积累起来的债务负担会留给子孙后代，偿还这些债务将拖累子孙后代，变得“后患无穷”，最终结果就是国家经济的长期停滞。政府如果不想出现这种高债务的情况，就会不断地印钱，但这种“大把撒币”的印钱则会导致通货膨胀。
然而，上述这些担忧即使在很多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看来也是极其愚蠢和不可理喻的。1974年，保罗·萨缪尔森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平衡财政预算是一种过时的理念，但我们仍需要不断地传播这种理论和观念的原因在于我们需要用它来“吓唬”一些“没有常识”的政治家和广大群众，避免他们采取肆意妄为的损害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行为。伯南克和格林斯潘是前任的美联储主席，他们基本上赞同MMT的观点，并认为政府的钱不可能“花光”。伯南克曾经不止一次的指出，美联储及美国政府为应对2008年的次贷危机花了近29万亿美元来救市，这些钱并不是税收，而是中央银行在电脑上直接按下回车键，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就进入银行系统，收款人也会收到相应的货币，这就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过程。因此，美国的中央银行总可以“印钱”，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为零。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很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和央行的负责人承认，中央银行不可能缺钱，但我们不能让政府和普通百姓知道这个真相，一定要形成一种“吓唬”的警戒机制，这样才能保持中央银行的神秘性，同时也让老百姓认为政府和他们一样，都必须有钱才能花钱，不要什么事情都依靠政府，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说到底，这种看法就是要让政府和老百姓相信市场决定论等具有迷信色彩的理念。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政府是先支出再收税。如果货币没有事先投放到经济体中，税收是没有办法收回的。现代经济中的税金的缴付是通过银行体系的准备金扣款实现的，而财政支出、央行购买票据（再贴现）或者债券及央行再贷款等操作确保中央银行能够按需创造准备金。1936年，凯恩斯在《通论》中就提到，政府需要先向经济中注入资金，然后才会有资金的漏出。按照MMT的说法，政府的支出就是对经济的货币注入，税收就是货币漏出。政府要先支出才能够收税，先花钱再收税是最基本的资金运动轨迹。150多年前，主权政府总是先铸造货币，把金币或者钱币铸造出来，然后才可以收税，支出是在收税之前的，没有货币就没有办法交税。在现代社会中，情况已经变得有些复杂，如现代经济体系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下图1中银行1和银行2都是合同方和纳税人的银行。
那么，现代政府是怎么花钱的呢？中央银行是财政部的银行，财政部在中央银行的负债方开有存款（准备金）账户。与此同时，中央银行也是“银行的银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负债方也有准备金存款账户。当财政部支出时，财政部在中央银行账户上的准备金减少，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账户上的准备金增加，商业银行再贷记合同方客户的账户；当纳税者缴税时，纳税人银行账户的存款减少，商业银行在央行准备金账户上的准备金减少，这样资金就回流到了财政部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也叫做回流国库，货币由此从经济体内消失。
实际上，上述看似很“现代”的过程其实并不“现代”，150年前财政支出和收税的情形也是这样的，只不过现代的金融体系更加全面和复杂，增加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央行和商业银行，使纳税人和合同方看起来与财政部并没有直接关系。但财政支出就是货币创造，而税收导致货币回笼的逻辑依然存在，即财政部必须先支出，纳税人才可以缴税。
综上所述，央行为政府的支出和税收提供资金和清算支持，中央政府支出导致货币进入经济体，而纳税是货币的回笼，它并不为政府提供融资，而是一种中央政府债务的赎回。中央政府的支出导致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账户的准备金增加，银行体系内流动性增加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融资”，而中央政府赤字是在事后才知道的。也就是说，年底需要“算账”的时候，如果政府通过支出向经济注资超过了收到的税收，就会出现财政赤字，赤字是中央政府支出减去税收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为正则证明中央银行准备金净流入到经济体系中，这导致银行间的利率水平下降，而财政部发行债券的目的正是为了回收银行系统中的准备金，从而保证目标利率的实现。因此，从功能上看，债券发行是货币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财政部向中央银行借款。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地的很多央行都采取了积极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个政策的本质就是要从银行系统中把那些次级债券移除，把流动性最强的中央银行准备金注入经济体，从而使目标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确保经济体内的债务能够偿付。当前，美联储正在反向操作，即通过卖出债券来回笼经济体内的准备金，达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缩表”的目的。
三、MMT与利率及通货膨胀率
目前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一国的中央政府是否缺钱，而在于其是否会出现过度支出而导致通货膨胀。下面，我们通过政府支出的实际流程给出一个解释。在美国，中央政府的支出只有一种形式：首先由国会或议会授权政府支出，财政部开出支票给收款人，收款人要求其商业银行清算支票，商业银行再将支票提交给中央银行清算。由于财政部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负债方都有准备金存款账户，清算行为就在这些账户中进行。清算结果为，财政部在中央银行准备金账户中的存款减少，而支票接收方的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准备金存款账户的准备金增加。由于税收是支出之后才可能发生，收支相抵之后中央政府到底是财政赤字或者盈余只能是一个“事后”的计算结果，因此财政支出是中央政府的主动行为。
更进一步地，到底是私人部门“倒逼”中央政府支出，还是中央政府的主动支出等导致准备金流入到经济体内，这难以被严格区分。但不论如何，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人部门，过度地支出都会导致通胀。在凯恩斯看来，“真正的通货膨胀”只会在实现了充分就业以后才会发生，而在充分就业之前价格就可能因为供给瓶颈或者定价权的问题而上涨，这被称为“半通货膨胀”。在过去两年，我们看到很多供给的瓶颈问题，很多供应链受到干扰，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所以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通胀就发生了。应对“真正的通货膨胀”和“半通货膨胀”这两种不同通胀的办法是不一样的。“真正的通胀”可以通过紧缩性的政策加以抑制，如增加税收、减少政府和私人支出等。但如果是“半通胀”，一味地通过减少支出来应对，失业问题就会出现，经济出现“滞胀”的风险就会加大。很多人认为日本长期以来都在践行MMT的政策，其中央政府的赤字率很高就是突出的表现，但日本却一直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
美国经济学家阿巴·勒纳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功能财政论”的观点，认为政府的预算支出是功能性的，其政策目标应该是追求充分就业、适度通胀、可持续增长、更大的平等和环境可持续等，政府预算的结果是事后发生的，而不是可自由裁定的。日本的经验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纾困救助法案，实际上都印证了MMT与主权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的核心观点，如政府赤字和债务并不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并非可自由调配，虽然年景不好的时候，政府可以增加财政支出的力度。
在图2中，我们用美国的例子来证明上述观点。图中的“央行利率”曲线是央行“外生”确定的基准利率，标明“债务规模上升”曲线代表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中间的另一条曲线是美国国债的10年期利率。可以看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除了在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的债务相对于GDP的比率急剧上升之外，其他的时间段还是比较平稳的。
由图2可知，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债务占GDP的比率大幅上升，但美国的联邦基础利率和10年期国债利率却是稳步下降的。这说明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并没有像主流经济学的“假想”：政府债务规模上升导致其与私人部门争夺资金，从而迫使利率上升。那些所谓维护债券收益率的“债券市场卫士们”也无法阻止政府债务和赤字规模的攀升，因为债券收益率的高低取决于央行利率政策，而不是取决于政府财政赤字的大小。实际上，长期债券的利率非常密切地追踪着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也就是美国国库券的利率，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是很强的。因此，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都是紧盯着美国联邦债券的利率。这意味着债券卫士们的市场行为并不会决定利率走向，平均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都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具体见图3。
赤字上涨对通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从图4我们看到趋势还是一样的，在赤字上涨的同时，美国通胀率却是下降的。因此，政府赤字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
四、中央政府赤字、经济衰退与MMT
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政府赤字上升将有助于减轻经济阵痛。在图5中，灰色的柱状区域都是美国经济衰退的时期。可以看到，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的税收收入都会急剧下跌，而政府的转移支付都在上升。由于政府的转移支付和税收都起着重要的“经济稳定器”作用，当经济衰退时，政府通过减税降低从经济中回收的货币量，帮助经济渡过难关，并且增加转移支付的规模。很明显地，在应对当下的疫情危机时，中央政府毫无例外地加大了减税的力度和转移支付的力度。
图6展示了中央政府赤字与非政府部门盈余的镜像关系。可以看出，在疫情袭来之前，政府赤字接近于零，已经接近达到收支平衡的状况。上面的曲线代表非政府部门，它包括美国家庭、美国企业以及全球其他国外部门的收支余额，而下面的曲线代表政府部门的收支余额。美国政府部门赤字和非政府部门的盈余总是相等的。所以，政府一旦处于赤字，非政府部门就肯定处于盈余，而这个盈余是有利“民生”的好事。
五、主要结论和相关建议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政府赤字和高债务比率并不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但当前政府赤字确实在上涨，并且债务率很高，也有严重的通胀，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局面。其主要原因在于，这次通货膨胀是由疫情导致的，疫情首先引起经济衰退，而这个衰退先是始于供给方的崩溃，随后又转变为需求侧的崩溃。新冠纾困救助的支出计划有效地避免了需求不足的继续恶化。例如，美国第一轮“纾困”的财政支出用于帮助人们支付日常帐单，提高储蓄，而第二轮纾困救助的开支政策则恢复了人们的消费和需求能力，否则经济还会进一步恶化。当下的通胀主要因为供给方出现了问题，供应链的压力不断紧张，哄抬物价，还有战争及经济制裁等都是供给侧不断面临的压力。从现实情况来看，尚未出现工资—物价的螺旋上涨，目前工资的上涨只是在追赶着物价的幅度。那么，美国是否有可能发生更严重的通胀？这也是有可能的，但如果我们能够更有效地解决供应链的问题，就能有效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我看来，现在美联储提高利率的做法是错误的“药方”，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提振投资，增加产能，更换掉冗长和脆弱的供应链。相反，如果在需求侧下功夫解决供给侧的问题，就有可能再次导致滞胀。
MMT认为，主权政府开支的限制因素是实际经济资源，而非货币或资金，主权政府开支不需要印钱，也不需要改变目前的经济流程，这对中国应对当前的经济困境也是同样适用的。当务之急，应对多重危机需要中国政府动用尚未动用的资源，并且增加已经动用的资源的效率，甚至需要创造新的资源，并通过税收政策、延迟消费、爱国储蓄、物资分配、加强监管等相关政策预防通货膨胀，通过中央政府的“精准”支出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等公共目标。
关于现代货币理论的四个观点
撰文｜刘尚希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一、财政是货币、金融的基础
征税权产生了国家信用，国家就可以开“空头支票”，即依托国家信用发行信用货币，没钱也可以花钱。唯一可以开空头支票的就是国家，个人和公司都不行，这是因为国家信用在主权货币条件下是无风险的，而个人和公司的信用都存在风险。国家财政提供无风险资产，国债就是无风险的金融工具，这当然也是给私人部门提供金融财富（一种不同于实物资产的财富载体）。国债作为无风险的金融工具为资本市场提供基准，国债收益率曲线对资本市场的定价极其重要，如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就成为许多世界投资者关注的参照物，它的变化会影响资本的流动。从这一点来看，无风险资产和资本市场定价基准是财政提供的，不管财政有没有赤字，其实它都需要为金融市场提供这种无风险的流动性工具。财政是金融的基础，也是资本市场的基础。具体来说，国债就是资本市场的基础，国债收益率曲线就是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在发达经济体中，都是如此。当然，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还要进一步去打造好。
二、以支定收是现代国家预算的基本思维和程序
以支定收是现代预算的基本思维和程序，先考虑支出，再考虑收入。现代国家很少有这样的情形：先考虑收入再考虑支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钱少少办事，没钱就不办事。作为现代国家，要承担公共责任，要防范化解社会的甚至世界的公共风险，是不可能这么做的。所以，现代国家基本上都抛弃了农耕时代的以收定支，现在都是倒过来，先考虑支出，再考虑收入。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国家信用衍生出了信用货币，并垄断了信用货币的发行权。随着经济交易的货币化程度、社会财富的金融化程度的提高，风险社会对无风险的国家信用衍生品（如货币、国债等）的需求越来越大。
央行代理国库，没有税收也可以花钱。从实际运行过程来看，并不是要收到一笔税收后财政才可以花钱。尤其是在风险救援的紧急情况下，可以打破财政存款的约束，不少发达国家都是如此。财政收支的运行过程已经嵌入到了央行货币发行和收回的过程，即财政支出的过程就是货币发行和基础货币投放的过程，而征税的过程就是货币收回的过程，因为货币回到了央行，实际上收回的是基础货币。从央行国库出来的财政支出，实际上是在发行基础货币，它还会产生货币乘数，产生派生存款。从这一点来讲，其实财政收支和货币运行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是从部门角度看，财政是一个部门，央行是一个部门，好像两者不搭界。从预算来看，预算有收与支，央行有资产负债表，似乎预算表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关联。这是一个表象，实际上两者是紧密契合在一起的。从央行资产负债表来观察，资产方有对政府的债权（如国债），而负债方有财政存款，政府的收入支出都嵌入在这里面了。因此，预算执行的过程和基础货币的投放收回的过程是紧密联系的。
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预算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预算来约束公共权力，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现代国家预算这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现，而约束政府财力来源方面的作用则在弱化，税收融资、货币融资都是选项之一，故而预算的重心转移到了支出和政策方面。亚当·斯密时代是“小政府”，意味着政府要少花钱，不去干预市场。多花钱就意味着干预市场，那就变成“大政府”了。但现代社会的政府远不是亚当·斯密时期的政府了，世界各国财政规模占GDP的比例都在上升，这就是瓦格纳定律。为什么都在上升？这与发展阶段有关，因为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以对冲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上升，其公共责任就是为老百姓遮风挡雨，提供确定性。公共风险是一种纯风险，对普通老百姓和市场来说无法自行化解和转移。政府要给老百姓提供确定性，免除他们在生存方面的风险，政府的财政规模就只能越来越大了。瓦格纳定律描述了这个现象，但没有解释为什么财政规模越来越大，这里有福利国家观念的推动。
其实，从实践来看，更重要的是政府公共责任由公共风险在推动扩大，因为公共风险无法交给私人部门，只能是由政府来防范化解。从公共风险的角度可以解释政府财政规模为什么在扩大。但从税收来看，中国近几年的财政规模，是急剧下降的，税收只占GDP的15.2%。这与老百姓认为税收越少越好的态度有关，近年中国一直在减税，当然也与经济下行有很大的关系。预算约束从历史角度看，更多是去约束政府的权力，所谓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不让政府向央行透支等都是考虑怎么去约束公共权力。当然这里还有一层经济上的考虑，就是担心政府透支引发通货膨胀。现在实践中的一些做法其实和现代货币理论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只是我们观念上、概念上是另一种表述，实际操作与观念上的表达是有背离的，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去承认，但不由自主地在这么做。就像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一体化，很显然是在实践MMT，但政府不一定表态，大家也不一定去说这件事，尤其是在美国消费物价达到历史新高的情况下，更不愿与MMT挂钩。
三、赤字是一种常态
无论从中国来看，还是从外国来看，近几十年来几乎很少有国家能够保持收支平衡，甚至还有盈余的。凯恩斯理论说，赤字是宏观调控的一种工具，当社会总需求不足时，需要政府搞赤字预算，扩大赤字以扩大需求。赤字已经变成一种常态，是不是因为需求长期不足呢？从中国的情况看，也不是这样。有时经济还是过热的，也搞赤字。把赤字和有效需求不足唯一地挂钩，在逻辑上说不通，用传统的周期性赤字、结构性赤字的逻辑也难以解释。
按照MMT，财政支出就是货币发行的过程，不言而喻，赤字也是货币发行的过程，只是这个货币发行的过程比较隐蔽，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变化不那么明显。赤字已经常态化了，过去从财政角度来说，赤字是预算执行中被动产生的一种结果，收不抵支、支出有缺口被称之为预算赤字，接近周期性赤字的看法。另一个赤字的概念，就是凯恩斯理论产生之后，政府在社会总供需失衡、有效需求不足时干预经济，通过在预算中主动编列财政赤字来扩大有效需求，作为一个政策工具来使用的赤字，这接近结构性赤字的观点。一旦经济不景气，持该观点的人就觉得要扩大赤字，刺激需求，刺激经济增长。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为提供金融资产、金融工具而产生的赤字。现在的赤字越来越体现金融属性，可作为提供无风险金融资产或金融工具的渠道和途径，或者说赤字本身就是为了生产金融工具。出现赤字，财政就可以发行国债，就可以提供无风险的金融资产，为资本市场定价提供基准。这既可以被动实现，也可以主动来做。为金融市场或私人部门提供金融资产，会越来越成为一种需求。这也是赤字成为一种常态或者赤字产生的更主要原因，而与财政收支是否平衡的因果关系则越来越淡了。当然，我们仍基于传统观念，一看到赤字就解释为是收支不平衡导致的。其实，在美国克林顿时期曾经出现过财政盈余导致市场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当时发行了无赤字的国库券，即必须发行国债以使金融市场无赤字。因此，发行国债、编列赤字与现在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提高是直接相关的，经济金融化的提升改变了传统宏观经济运行的逻辑。就此而言，MMT也是在经济金融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产生的。
现在对赤字常态化至少有三种解释，为提供金融工具而产生赤字的解释是与经济金融化相吻合的。赤字的规模应当有多大呢？理论上应等于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即理论上的赤字规模在封闭经济或两部门的条件下就是剩余储蓄。这是应当有的赤字规模，不然，市场不能出清。在三部门的情况下，通过贸易顺差可以消化一部分过剩储蓄，实现国内的平衡。但对外的贸易顺差其实很难由我们去自主控制的。中国通过贸易顺差输出了一部分储蓄，降低了过剩储蓄导致市场难以出清带来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赤字规模相应就减少了。公共部门的赤字等于私人部门的盈余，在消费不变的条件下，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就是赤字在理论上的规模。
四、赤字未必会带来通货膨胀
赤字是否导致消费物价上涨（以通货膨胀代指）是不确定的。资源约束是一个条件，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宏观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这是在同样货币存量条件下是否会引发通胀的一个重要条件。
货币既有数量概念，也有状态概念。从宏观角度看，它有三种状态：固态、液态和气态。当货币存量不变时，变成气态意味着货币的运行速度加快，可能容易出现通胀。如果经济不景气，货币存量可能就会冻结，从液态变成固态或半冰半水的状态，这时候流动性就会紧张。最典型的就是在中国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10.4%，CPI上涨7.9%，要防通胀、防经济过热，下半年就急转直下，出现了通货紧缩、经济下滑，政府于是出台4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而当时中国货币存量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就是货币状态发生了变化，它已经向固态方向、半冰半水的状态转变，很难流动了。大家更愿意持有货币资产，不愿意持有流动性低的其他资产，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通胀，反而出现紧缩。
所以，赤字是否导致通胀是不确定的，不能一概而论。过去我们有点想当然，一谈到赤字就谈虎色变，认为会带来通货膨胀这个“老虎”。回头来看，我们对通胀机理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在金融化的条件下，货币本身就是资产。当货币作为一项资产的时候，它与其他的资产之间的关系就从“购买”变成了“置换”。在这种情况下货币需求是增加的，不会导致通胀。所以，财政通过赤字给私人部门提供更多的金融资产，能否带来通胀要看具体条件。资产价格上涨则是不同资产之间比价关系的变化，是收益与风险匹配性变化导致的。
当前美国的消费物价上涨，与其说是美国的赤字、债务和货币总量多了，倒不如说是全球供应链的问题。这种“供应链通胀”主要不是货币现象，也不是产能不足，而是各种非经济因素导致的供应链危机，是美国逆全球化遭受的反噬。
现代货币理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适用性考察
撰文｜杨瑞龙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一、MMT的出现反映了经济学思潮的演变
在20世纪20年代大危机前，大家都相信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认为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能够自动出清，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政府只是守夜人，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世界就是美好的，我们应做的就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20世纪20年代的大危机打破了这样一个教条，它让我们看到市场机制无法自动出清大量的过剩产品。出版于1936年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生产过剩的危机现象作出了解释，他认为在三个心理规律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即使市场机制足够有效，也会存在大量的非自愿失业，解决的办法是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来扩大总需求。自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影响了很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政府从处于后台的守夜人慢慢成为活跃在前台的经济干预者，由此我们熟知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频繁干预也产生了很多负效应，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滞胀问题及政府赤字的大幅上升，让大家开始怀疑国家干预主义的政策主张。之后各种批评国家干预主义、主张更多发挥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作用的经济学流派不断涌现，如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新古典综合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逐渐影响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如英国的撒切尔政府、美国的里根政府等。最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思潮，也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要理论依据。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出现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特别是近两年来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出现了大面积的衰退现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都出台了多轮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这表明基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宏观管理原则难以拯救西方经济，市场本身未必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及长期增长问题，政府在实现经济再平衡及长期增长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理论重新得到广泛关注，这表明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又出现了回潮。由兰德尔·雷教授为主要贡献者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在20多年前出现后，曾被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不屑一顾，但最近几年逐渐被经济学界所关注，也在一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看到了影子。
MMT的主要贡献人之一兰德尔·雷教授认为，主权货币国家并不会陷入非自愿债务违约的状况，只要国家有支付意愿，总能付清所有款项。制约政府的不是财政资源，而是真实资源。在存在资源利用不足及实现充分就业之前，主权货币国家可以通过增加财政开支来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目标。显然，MMT与基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宏观经济理论不同，它相信政府在实现经济再平衡方面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MMT所体现的是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回归。
二、MMT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有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从2011年以来进入了持续的下行过程，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经济下行的原因归结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预期转弱。也就是说，本轮经济下行既有供给方面的因素，即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增长要素发生了程度不同的衰减，其中包括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等发生了衰减所导致的结构性经济下行，又有需求方面的因素，即主要由于投资、消费等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下行，这样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市场主体预期转弱。最近一段时期，又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外生冲击。一是俄乌冲突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全球化发生逆转；二是中国受到比较强的疫情冲击，不少城市处于静默状态，经济活动受到比较严重的抑制。如何避免经济过度下滑，特别是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如何保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成为理论界与实际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出台了33条政策，从财政、货币、稳产业链供应链、促消费与有效投资、保能源安全、做好失业保障及救助困难群众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来避免经济过度下滑。
面对经济下行，在政策选择上，大家一般都认为应出台更为积极与有力度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财政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应该在刺激经济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何确定财政原则上还是存在一些分歧，有些学者担心财政开支突破了量入为出的原则，过高的财政赤字以及赤字货币化可能会导致货币的过度投放，引起通货膨胀及资产价格泡沫化。MMT认为，财政开支的量入为出原则在一个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的主权货币国家是不成立的，理论上政府是不会缺钱的，政府通过发行货币来开支，其支付意愿总能付清所有的款项。政府的支出超过了收到的税收就是政府的赤字，政府赤字创造了货币供给，税收相当于收缩货币供给。储备货币（又称准备金）和国债同为主权债务，相当于一种提供不同的流动性和利率的货币工具。随着政府开支，储备货币可以转化为国债，国债是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盯住目标利率并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政策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不在于政府缺钱，而在于政府支出过多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真正的通货膨胀，即在资源充分利用条件下过多的货币投放导致的价格持续上涨。另一种是凯恩斯所称的“半通货膨胀”，即由于发展遇到瓶颈，或者是遇到定价权问题及供应链问题，在充分就业之前发生的价格持续上涨。MMT认为，紧缩政策对治理真正的通货膨胀是有效的，但对凯恩斯的“半通货膨胀”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可能会加剧失业现象。MMT强调，只要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存在较高的失业率，政府就可以通过扩大财政开支、投放更多货币来增加就业、促进民生、刺激需求、实现经济的复苏，经济的恢复可增强税收基础，政府通过征税回笼货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政府增加开支并不必定会引发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化。
我国是一个货币主权化程度很高的国家，MMT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前我国面临较强的经济下行压力，需要出台更加有力度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的复苏进程。应该看到，在经济低迷条件下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当市场主体因信心不足而缺失贷款意愿与投资需求时，即使银行降低利率、放宽贷款条件，也未必能激发企业的贷款意愿。相比较而言，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重要的调控作用。政府可以通过扩大支出、适当提高赤字率来刺激需求，为企业纾困解难及保民生、保就业。例如，政府可以增发专项债，扩大基础实施的投资规模；政府可以发行特别国债，向居民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需求；政府可以通过出台减税降费、贷款贴息、专项补贴等纾困解难政策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走出困境；政府可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教育、医疗、养老产业的发展，扩大公益类产品的供给；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调节再分配，帮助低收入阶层；等等。
三、借鉴MMT需要考虑中国的国情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对现实经济现象的抽象分析，其研究结论的成立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当我们在运用一种经济理论指导我们的工作实践时，既要发现该理论的经济学逻辑对我们认识问题本质的借鉴意义，也要避免忽视现实条件约束照搬照抄已有的理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容易让我们相信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却可能让我们忽视现实中的市场常常是不完善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容易让我们相信政府在调节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却可能让我们忽视政府自身的缺陷可能导致对市场机制的过度干预。
MMT强调，财政开支不必量入为出，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开支及税收政策来调节和利用资源，为公共利益服务，实现经济的再平衡。事实上，财政开支不量入为出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化是有条件的，除了社会中广泛存在非充分利用的资源、失业率居高不下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政府有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这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支出与收入两个方面。在国家主权货币条件下，政府固然不缺钱，但如果过度支出，也可能导致通货膨胀。防止政府过度开支就需要用预算作为一种监督政府效率的工具，通过严格预算提高政府开支的效率，实现既定的宏观政策目标。要真正从公共利益出发确定财政开支方向，特别是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时，要能够切实有效地消除负外部性，鼓励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政府的自我约束还体现在税收原则上，政府应该通过税收来回收一定的货币，维持主权货币的购买力从而维持物价稳定；税收可以作为减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再分配手段，实现公共利益目标。
如果政府在开支与税收两个方面实现自我约束，那么在存在闲置资源和失业率比较高的情况下，财政开支不必量入为出，财政赤字可以有效刺激需求，解决失业与民生问题，且未必会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化。但政府并非很容易在开支与税收两个环节做到自我约束。比如，征税原则是否能够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效地解决负外部性？如何避免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寻租行为？政府的财政纾困解难与救助政策能否直达基层、直达穷人、直达民生？如何避免政府在预算环节的自我膨胀？以上环节在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疑问。假定政府不能够自我约束，政府的过度开支和赤字一路升高最终就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化。
在借鉴MMT选择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时要着重考察我国的具体国情。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理论可能是美好的，但如果理论不能结合实际，甚至照搬照抄理论，就很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我国是一个处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等全面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尽管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市场发育还不太健全，市场扭曲、结构失衡、资源错配情况还比较严重，无论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能力还是干预范围都比较大，政府的自我约束能力还不是很强，特别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政府干预的自我强化现象。在政府自我约束能力不太强的条件下，如果秉持主权货币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可以遵循开支不必受制于收入的原则，那么政府无约束地过度扩大开支，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就有可能会导致大规模货币投放引起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化问题。同时，企业或者基层组织为了获得财政资源有可能不惜实施寻租行为，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
目前，我国遭遇来自供需两端的冲击，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数据显示我国经济水平偏离了长期增长趋势线。这表明目前的实际GDP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尚有闲置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同时存在较高的失业率。我国又是一个货币主权程度相当高的国家，因此可以有选择地采纳MMT所倡导的政策建议，加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与救助力度，更好地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性，促使经济尽快复苏。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MMT在我国的适应性问题。MMT倡导政策的有效性是与政府的自我约束力正相关的。为此，应进一步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市场侧来规范与界定政府的作用范围及力度。还应该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完善法律制度，规范政府行为，特别是完善财政预算制度，使预算真正成为监督政府效率的工具，从而确保财政开支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同时，能更好地发挥政府支出和税收在充分调动和利用资源及为公共利益服务中的作用。
现代货币理论的澄清及其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意义
撰文｜贾根良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及应对新冠疫情的两个时期，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创纪录的财政赤字措施来稳定其经济。这导致人们对国家财政支出的限制因素和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2019年在我国引发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大讨论。但现代货币理论（MMT）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中被严重误解。本文首先澄清与现代货币理论有关的两个概念，然后举四个例子简要说明现代货币理论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意义，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澄清与现代货币理论有关的两个概念
（一）财政可持续性或财政空间到底是什么
目前流行着三种衡量财政可持续性或财政空间的概念。一是武断的财政赤字率和债务门槛，如目前在中国仍占支配地位的所谓“3%的财政赤字率红线”。自2015年以来，中国每年的财政赤字率都已超过3%，但现在人们仍在坚持“3%赤字率红线”的教条。二是将财政可持续性或财政空间视作国家可以动用或筹集的资金有多少，如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在2022年5月25日召开的“聚焦‘积极财政政策下的财政空间’”的会议主题报告使用的就是这个概念。三是债务利息支付的可持续性，美国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布兰查德（Blanchard）使用的就是这个概念。
上述流行概念都是将主权货币国家的财政开支错误地类比于家庭预算的产物，是自我强加的限制，不适合于具有通货发行垄断权的主权国家。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涉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主权货币国家是其通货的垄断发行者，其财政开支的资金来自哪里？许多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来自税收和借债。错！如果主权货币国家是其通货的垄断发行者，它会缺钱吗？它需要收入和借债为其支出筹资吗？它还会用国家可以筹集的资金来定义其财政可持续性或财政空间吗？
如果您同意上述观点，仍然有可能会提出疑问：如果主权货币国家财政开支没有资金的限制，那么，是否它就没有约束了呢？约束当然有，这就是实际经济资源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货膨胀约束。这就是MMT的财政可持续性或财政空间的概念，它用资源约束替代了资金约束，用通货膨胀约束替代了人为的收入约束。主权货币国家财政预算的核心是资源可得性的预算，并将通胀风险作为决策的重要指标。在做预算时，它要关注财政支出结构，避免总需求过度、资源短缺和产能不足造成通货膨胀。
简单地说，资源约束的财政预算原则及其限制因素主要有三点：首先，如果存在着较大的闲置产能和较高的失业率，这说明政府支出不足，政府就需要提高赤字率。其次，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大水漫灌的刺激政策是有缺陷的，在没有达到充分就业之前，这种政策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MMT强调财政预算要特别注重支出结构，避免资源瓶颈和结构性短缺，其最重要的创新就是提出和发展了就业保障这种能够同时达到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管理框架。最后，所有的支出（包括私人支出）导致名义总需求的增长快于经济吸收总需求的实际能力，都会引发通胀，公共财政支出也不例外。因此，如果达到了充分就业，就必须注意发生通货膨胀的危险。但即使达到了充分就业，如果私人部门增加储蓄的愿望仍然强劲（如外国强烈希望通过贸易顺差增加以本国通货计价的金融资产），那么赤字增加就仍有必要。至于如何应对通货膨胀问题，MMT有一套理论仍需要整理并介绍到国内来。
MMT认为，财政赤字的大小主要由市场决定，它取决于非政府部门净储蓄的愿望。政府开支的自由裁量权在通常情况下大约只占到财政开支的30%左右，但即使是这种自由裁量权，一般也要适应非政府部门净金融资产增长的需求。非政府部门支出越强劲，赤字就会越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变成盈余。政府有责任将其税收或支出水平设定在适当的水平，以确保通过政府总支出维持充分就业，做到既不发生通胀也不通缩，这就是勒纳在1943年提出的功能财政原理。
总之，MMT认为，财政赤字重要，因为它不仅为非政府部门提供净金融资产，稳定私人部门的财务结构，而且它是实现非财政的政治经济目标（如充分就业、提高生产率和保障民生）的基本政策工具。但赤字率高低并不重要，它需要根据实际经济状况来决定，MMT也从不主张无限期的赤字政策。与流行的看法认为MMT忽视通货膨胀问题恰恰相反，MMT的重点是关于物资保障和避免发生通货膨胀的经济学。
现代货币理论为什么认为将国家财政类比于家庭预算是错误的呢？为什么主流经济学犯了这种错误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没有区分主权货币制度和非主权货币制度。简单地说，只有在欧元这种非主权货币制度下，将国家财政类比于家庭预算才是成立的。对于欧元区各国来说，欧元不是本国发行的，它等同于外国通货，欧元区各国只不过是通货的使用者而已，因此国家支出就与私人部门的家庭预算一样受到收入来源的限制。
在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汇兑本位制）这两种货币制度下，国家支出和财政能力受到金本位“紧箍咒”的制约。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使主权货币国家的财政能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简单地说，现代货币理论就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主权货币运动规律的研究。
有关财政货币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理论问题研究，请参见以下两篇文章：贾根良：《财政货币制度的革命与国内大循环的历史起源》，《求索》2021年第2期；贾根良、何增平：《货币演进的历史观与货币创造的政治经济学》，《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0年第12期。
对现代货币理论的种种错误理解，如财政赤字货币化、财经纪律、央行独立、债务上限等都是没有主权货币（国家货币）制度概念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思维的产物。主权和非主权货币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其宏观经济政策含义存在着重大差别，见表1。
表1简单地对比了主权货币制度与和非主权货币制度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国家政府是否是本国通货的垄断发行者。但这只是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如果国家政府承诺其通货可以兑换为贵金属或外国通货，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那么，即使它是本国通货的垄断发行者，其货币制度也不是主权货币制度，如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主权货币国家的财政赤字创造的净金融资产（广义货币）替代了私人生产的“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薛暮桥语，1945）”，主权货币政府的财政赤字“一举两得”：政府在服务公共目的的开支上从不会“缺钱”，非政府部门也因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了资金或储蓄，这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截然相反。表1也比较了不同货币制度在宏观经济政策其他方面的不同含义。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20世纪70年代崩溃的，但迄今为止，主流经济学仍没有注意到这种重大历史变革与经济理论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机缘巧合与经济思想史中异端经济学传统等因素的交互作用，Wray、Mosler、Mitchell、Kelton等人才注意到它对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颠覆性影响，从而导致了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的诞生，笔者将MMT的诞生称作“哥白尼革命”。
表2只用了“政府财政与私人部门的关系”这一点简单地说明MMT的“哥白尼革命”。主流经济学认为公共开支的资金是由纳税人和富人提供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家撒切尔夫人的名言“只有私人货币，没有公共货币”就突出地反映了主流经济学的这种观念。但在主权货币制度下，实际情况却是现代货币理论所阐明的国家财政赤字为非政府部门提供净金融资产。对于主流经济学和现代货币理论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和理论体系来说，这两者的关系是完全颠倒的。就像人们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西边落，因而凭“经验”得出太阳绕着地球转一样，主流经济学所谓“公共开支的资金是由纳税人所提供的”的理论也是通过家庭预算这种日常经验和直觉得出的。现代货币理论却像透镜一样，从现象深入到本质，揭示了主权货币的运动规律。与天文学相类比，如果说目前大学中讲授的宏观经济学和财政学教科书是“托勒密体系”，那么，MMT的宏观经济学就是“哥白尼体系”。正是从这种角度上，我们可以说它是经济学的一种“哥白尼革命”，它对宏观经济学等许多学科将产生颠覆性影响，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
（二）财政赤字货币化为什么是一个不恰当的概念
在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是指央行通过购买国债为政府提供融资。简单地说，我国学者将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支持财政的做法称为广义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将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国债的做法称为狭义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笔者首先要说明的是，在主权货币制度下，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国债的买卖不是政府自由决定的。第一种情况，中央银行是否会从二级市场买入国债并不取决于政府部门，而是取决于私人部门的选择。在央行利率目标制下，如果私人部门对货币的需求上升，那么市场利率就会上升。为了维持目标利率，中央银行就会买入国债，释放流动性，从而满足私人部门对货币的需求。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国债的买卖不是央行可以自由决定的。第二种情况，央行直接从财政部购买国债，而财政部花费了央行提供的通货。这样，财政部支出的结果将是银行系统中出现超额准备金，利率将会下降。为了维持央行的目标利率，央行将不得不出售等量的国债以减少准备金。显而易见，即使是在央行直接从财政部购买国债的情况下，央行只不过是充当私人部门买卖国债的中介而已。这两种情况都说明了在主权货币制度之下，国债的买卖实际上是一种货币政策，它只不过是维持利率目标的一种政策工具而已，没有融资的功能。
最后笔者要指出，从理论根源上说，这个概念本身是不恰当的，它是主流经济学“健全财政”思维和家庭预算类比的产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在2008年对其一部分准备金没有采取发行国债的惯常做法，而是给其提供购买国债相当的利率。这就说明了作为通货垄断发行者，主权货币政府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超额准备金利率来达到维持目标利率的目的，没有必要发行国债。假如主权货币政府不再发行国债，那么央行通过购买国债为财政部提供融资的假象不就完全消失了吗？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一个不恰当的概念，它造成了对主权货币制度和现代货币理论的严重误读。有关MMT与“财政赤字货币化”概念的关系，请参见何增平、贾根良：《财政赤字货币化：对现代货币理论误读的概念》，《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4期。
我国现在对MMT的误解比比皆是，但只能澄清以上两个概念。澄清的目的是为了理解MMT，只有真正理解了现代货币理论，我们才能充分发挥“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这不仅是目前应对新冠疫情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应对我国今后几十年将面临的许多重大经济社会问题挑战。
二、MMT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意义
（一）对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意义
假设在国际收支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试问：一国非政府部门作为总体，其金融资产净值的增加将来自何方？或者说非政府部门作为一个总体，其净货币收入增长将来自何方？在非政府部门内部，由于每一项金融资产的创造和持有都会被另一项负债所抵消，显而易见，本国非政府部门自身无法产生其金融资产净值。同样，由于非政府部门内某个体的净货币收入等于另一个体的净货币支出，本国非政府部门作为总体也无法产生自身的净货币收入增长。本国非政府部门作为总体，其净货币收入增长或金融资产净值必定来自外部，且在国际收支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必定来自作为通货发行垄断者的主权货币政府。这也就是说，国家财政赤字为非政府部门提供净金融资产。用MMT的公式表示就是：主权国家政府部门余额=非政府部门余额=国内非政府部门余额+国外部门余额。因为MMT将国外部门看作非（本国）政府部门，等式两边移项后：国内非政府部门余额=本国政府部门余额－国外部门余额。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国内非政府部门余额=中国政府财政赤字+贸易顺差，因为我国在过去28年（1993—2021）一直都是贸易顺差（见图1），今后几年甚至相当长时间仍有可能是贸易顺差。但当贸易顺差为零时，国内非政府部门作为整体，其净收入、净金融资产或净利润的增加都必须由本国政府财政赤字来提供。这是现代货币理论揭示的一个基本经济规律。
在图1中，横轴上方是国内非政府部门盈余，它由横轴下方的国家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提供。当贸易顺差为零时，国内非政府部门的盈余都要由国家财政赤字来提供。自2015年开始，中国财政赤字率大幅度提高，这是外需下降导致贸易顺差减少等因素的必然结果。当贸易顺差增速下降时，如果国内非政府部门净储蓄仍保持增长，就必须增加本国政府财政赤字。
随着逆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国外市场不断萎缩，各国都强调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我国必须转向国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性因素就是非政府部门的资本是否充裕，要使其充裕就必须稳定并加大政府财政赤字。在MMT看来，我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外汇储备，不仅意味着用实际经济资源换来的是（由别国政府财政赤字提供的）长期僵死不用的金融资产，而且使我国政府不能通过财政赤字创造货币来为核心技术创新、保障民生等提供充足的资金。更严重的是，实际经济资源的净输出压缩了政府的财政空间。因此，笔者在《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2020）这本著作中指出，国内大循环最基本的战略就是用贸易平衡战略替代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其核心就是用增加本国政府财政赤字开支替代净出口，在将财政赤字的权利留给本国政府的同时，也通过将实际资源留在国内为财政可持续性提供更大的空间。
（二）防范金融风险的真实含义
我国非政府部门特别是企业部门负债率（杠杆率）过高，存在较大范围的金融风险。由于要去杠杆，它们不愿投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在2016年元旦时提供给财政部的内部研究报告中就已提出，通过扩大（国家）政府赤字开支（加杠杆）降低非政府部门负债率（降杠杆）。
财政赤字等于非政府部门净金融资产，因此财政赤字率提高将降低非政府部门负债率。如果理解了该原理，我们就会明白目前在我国流行的“宏观杠杆率”特别是“总杠杆率”概念存在缺陷（如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杠杆率课题组：《宏观杠杆率测算及分析》，《中国金融》2021年第17期），其中“总杠杆率”将性质完全相反的“国家债务”与“私人债务”加总。存在这种缺陷的根源就在于，它没有区分通货发行者与通货使用者。“宏观杠杆率”等观念对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要求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政府杠杆率要有所降低。但在MMT看来，这种做法无法降低金融风险。
前面的中国部门平衡状态图已经说明，随着贸易顺差占GDP比例进一步降低甚至出现贸易逆差，中国只有通过提高政府赤字率（即政府杠杆率），才能稳定非政府部门的收支盈余，即稳定非政府部门总现金流入以增强其偿债能力，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金融系统的结构性风险。
（三）建议大幅度降低政府债券利率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人们一直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在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虽然地方政府债务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需要改革，但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地方政府债务，因为它使得中国避免了西方国家在2010年后几年所发生的破坏性很大的财政紧缩，对我国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到2013年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国2021年末全国政府债务余额（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是52.8万亿元，政府总负债率为46.2%，沿用传统思维对其评论说“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风险总体可控”是错误的。2021年，日本政府负债率为257%，美国联邦政府（不包括地方政府）负债率超过120%，它们不存在财政风险，在2021年之前很长时间也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全球在过去一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大封锁引起供给不足、垄断力量抬高物价和俄乌战争等因素导致的。
MMT告诉我们，作为主权货币发行的垄断者，国家财政不会发生困难，不存在因财政所导致的经济是否安全的问题。但有学者提到我国政府债务利息负担过重的问题，从MMT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在目前的中国，降低政府债券发行利率（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利率）非常有必要。近两年已经反映出这种趋势，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已从2019年的3.47%下降到2022年3月的3.14%。但债券利率仍过高，这不仅导致利息支出占政府支出的大头，而且抬高了利率的总体水平，使中小企业贷款难和贷款贵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不利于“保市场主体”。此外，它也给国外投机者提供了巨额的套利投机机会（贾根良：《外资购买中国债的真相》，2020）。
作为货币发行垄断者的主权政府不需要发行债券为自己融资，且利率是由央行所决定的，债券发行只不过是给零利率准备金（现金）持有者提供的一种有利息收入的替代性资产而已，因此中国可以仿照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较大幅度降低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例如，将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降到1%—1.5%之间，并同时采取抑制房地产和证券投机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资者不接受，那别无办法，他们就只能持有零利率的准备金了。
（四）实施就业保障计划
MMT认为，失业是一种货币现象。从劳动力的角度来看，非自愿失业的劳动力愿意为货币收入而工作，但无法获得货币工资；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预期的成本和收益告诉它们，多雇佣一个失业劳动力不能得到预期的利润。这就是凯恩斯在1936年提出的非自愿失业是对劳动力有效需求不足的产物。因为劳动力通过为国家提供商品和服务来换取货币，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就说明了作为货币垄断发行者的政府货币支出不足，没有满足私人部门货币收入的需要。因此，国家有责任实施“就业保障计划”，通过增加货币支出雇佣所有愿意工作并有工作能力的非自愿失业劳动力。该计划将由中央政府出资，由地方政府实施，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水平雇佣所有愿意工作的劳动者。
“就业保障计划”不仅是实现充分就业的手段，而且也是稳定物价的宏观经济稳定器。作为通货的垄断发行者，国家享有为其所获得的商品和服务定价的特权，但国家不需要设定所有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只要固定具有关键性影响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可以固定其货币的价值。由于劳动力存在于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创造过程中，因此通过就业保障来调节劳动力价格就可以稳定本国经济中所有商品的价格，实现物价稳定，这是MMT在反通货膨胀的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的基本理论。其基本原理是：在工资存在上升压力时，劳动者就从就业保障计划部门流向私人部门；在工资存在下降压力时，劳动者从私人部门流向就业保障计划部门，因此就业保障计划起到了稳定工资进而稳定物价的作用。
现代货币理论在就业保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可供我国借鉴。近年来，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一般在5%以上，2022年4月达到6.1%。一个适当的“就业保障计划”就可以将城镇调查失业率降低到2%左右。就业保障计划对于目前中国“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和预防通货膨胀具有重大意义，对于我国解决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和向绿色经济转型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由于受疫情影响，“就业保障计划”没办法在较大范围实施，但可以进行试点工作，通过试点积累经验，在疫情过后再较大范围展开。
以上四点简单介绍了MMT对中国宏观政策制定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最后有必要指出，现代货币理论对解决我国许多重大的长期经济问题也具有直接的借鉴价值。例如，现代货币理论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和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对于理解社会保障制度和单一付款人医保制度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观点；为我国运用使命导向型财政投资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和迎接下一次技术革命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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