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与理论创新”主题讨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10月2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工作坊主办的“权力转移与理论创新”主题讨论会于线上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就此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近300名校内外师生线上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上半场以“权力转移中的非物质要素”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尹继武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曹德军探讨权力转移中的信号传递与意图识别问题，表示外交信号研究的基本假说是：国家的意图类型是真诚和欺骗异质的；崛起国知道自己的真实类型，但霸权国对此不具备充分信息；对于不可观察的意图，需要通过可观察的信号推断；信号传递与信号甄别相互反馈。曹德军在此基础上提出意图识别的“试金石”理论，“试金石”理论首先强调信念更新的过程，其次关注对手的反馈，还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温尧关注大国权力转移中的知识传播。他认为，在经验现实中，崛起国面临实力不断增长、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受到责难的问题。对于把讲述好中国故事的理论化，可以作为治理知识的传播过程研究的创新来源。意识形态责难都和治理知识差异和权力结构压力存在正向关系，治理知识差异越大，权力结构压力越大，意识形态责难程度越高。尽管如此，中国对治理知识进行国际传播仍具有高度合法性，意识形态责难的正反馈循环也不必然导致新冷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刘博文从情感视角切入权力转移问题。他表示，传统观点认为，崛起国的实力增长及其引发的主导国的恐惧是权力转移战争的深层次的根源，刘博文挑战了这一修昔底德陷阱的常见结论，提出主导国的恐惧反而会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因为主导国对未来趋势的负面认知会导致其强调安抚作用、重视管控竞争，尽可能规避竞争升级；同时崛起国则会对未来趋势变动具有乐观认知，相信时间在自己这边，不急于激化和主导国之间的矛盾。与此相反，主导国的自信反而增大了冲突可能性，此时主导国对自身扭转权力转移趋势的能力和决心具有自信，强调威慑的有效性，忽略对竞争的管控；同时引发崛起国的恐惧，恐惧权力转移的趋势被扭转。这一观念增加了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研讨会下半场的议题是“权力转移中的时间要素”，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田野教授主持。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凌胜利论证表示，权力转移引发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的霸权护持更加依赖联盟关系，从而促使美国不断调整亚太联盟政策。联盟内部的分歧塑造了安全合作的形态，而分歧主要涉及对崛起国的威胁认知。美国亚太盟国对于中美竞争的竞争感知和对华的威胁认知都有议题间差异，因而这些国家对美国政策的配合、或者是战略追随会产生分化。这给了中国减少美国亚太盟国对美国的战略追随程度，争取分化削弱亚太联盟体系的时间差。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莫盛凯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经验分析了权力转移中的时间性。他表示，伯罗奔尼撒战争体现了国家行为和个人态度两个层面的时间性。雅典领导人伯里克利对斯巴达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转变，从一个对斯巴达的鹰派变成了一个相对的温和派，据此提出经验与鸽派的铸就问题。作为时间维度表现形式的经验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值得深入探讨。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黄宇兴聚焦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时间和观念问题。他认为，权力转移理论主要集中于体系和个人两个分析层次，体系层次的解释更强调长时段变化的结果，个人层次更强调短时段的结果。因此这一议题的研究现状是缺乏中时段的权力转移研究。中时段权力转移有两类特点，一是较长时间尺度内的能力变化，二是较短时间内能力的剧烈变化比较。

在研讨会的评论与回应环节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夏敏对上半场研讨会进行了评论，下半场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保建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尹继武进行点评。六位发言人分别回应了点评人的建议，并与线上听众进行了学术互动。

最后，田野对“权力转移与理论创新”主题讨论会进行了总结。

转自：“智库中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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