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馆与博物馆中标刻时间：时间性与文化创伤
摘要：
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理论主要关注于共享的痛苦和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之间的关系。当事件威胁到一个群体根基性的自我认知时，它们就会带有创伤性。到目前为止，该理论已经阐明了社会痛苦（societal suffering）跨越不同时空的相似性。然而，仅仅关注身份并不能解释学者们所记录的创伤过程带来的巨大差异。这也就意味着，有些创伤成为了道德普遍主义（moral universalism）的基础，产生了在内/外群体不同的痛苦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而有些创伤则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导致了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和封闭（closure）。本文回到关于创伤的跨学科文献，将时间性（temporality）作为创伤过程的一个“孪生支柱（twin pillar）”，进而区分出“表现问题（acting out）”（在现在重新体验过去的事件）和“解决问题（working through）”（将痛苦的事件置于历史背景中）两种不同的创伤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对美国三个纪念恐怖暴力受害者的场所的比较*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区别。
*编者注：原文作者十分详尽地描述且探讨了这三个不同类型的纪念馆与博物馆是如何引导参观者记忆创伤事件的。但碍于篇幅，本文将重点放在了作者重点探讨的文化创伤和时间性的理论部分以及两种应对创伤的时间模式上，而简化了案例分析的部分。
作者简介：
Christina Simko 威廉姆斯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文献来源：
Sociological Theory, 2020(1): 51-77
本文作者：Christina Simko
在过去二十年间，文化创伤范式已经成为用于理解集体痛苦的核心社会学词汇。社会学家强调了创伤概念的广泛性，以及创伤是如何“如此深入地参与到日常生活中”（Alexander et al. 2004:2）。他们展示了在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中发展出来的创伤这一图式是如何被转化到集体层面，进而可以作为一种模版（template）来解释历史事件。简而言之，当共享的痛苦被诠释为一种对集体身份的伤害时，尤其是当有影响力的“携带者群体（carrier groups）”将一个事件建构为一种对社会群体自我认知的永久破坏时，文化创伤就发生了（Alexander et al. 2004:1）。根据这个定义，学者们已经阐明了创伤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深刻相似性，从战后的德国（Giesen 2004）和日本（Hashimoto 2015），到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Sitas 2011）和当代美国（Eyerman 2015）。
文化创伤在不同的案例中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正如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Alexander）（2012:5）所观察到的，“创伤过程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它可以到达乌托邦式的高度，也可以到达绝望的深度”。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创伤能够成为道德普遍主义的基础，产生了一种在本群体的痛苦和其他人的痛苦之间建立联系，并培养跨越差异的同情心的可能（和倾向）。例如，亚历山大认为，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纳粹大屠杀“被视为20世纪黑暗的唯一代表”，关于它的记忆被经常性地动员起来，以引起对其他暴行受害者的同情（2012:100）。这里最关键的是一种类比的能力：这才得以将大屠杀和其他大规模苦难的事件相提并论。纳粹大屠杀的幽灵（specter）决定性地影响了美国和欧洲对1990年代塞尔维亚种族暴力的反应；对“黑人大屠杀”或“核大屠杀”的提及也同样通过相似的类比引起同情（Alexander et al. 2004:245-51）。
然而，在其他时候，文化创伤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进而导致特殊主义和社会封闭——抵制将群体内/外的痛苦经历进行类比。Ari Sitas将亚历山大对纳粹大屠杀的分析与南非当代难民中出现的叙事模式（narrative）进行了对比。自从20世纪90年代从非洲大陆各地来到这里，来自难民社区的公共知识分子建构了一种广泛的非洲创伤感，“其中民族和种族的细节是被忽视的”。然而，他们也“宣称并接受了自己是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可同化的另类（unassimilable otherness）’”。对他们来说，“创伤的编织是为了想象中的‘自己’的人民”（Sitas 2011:268, 287, 279），进而与其他苦难的类比在他们之中是被禁止的。
该如何解释这种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关键是将时间性作为创伤过程的一个孪生支柱，与身份一起纳入到文化创伤的概念中去：也就是说，将创伤话语（discourse）的携带者（carriers）如何标记时间进行理论化和分类，进而描绘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Zerubavel 2003）。事实上，创伤对时间体验的影响是心理学、历史学以及文学批评论述的核心，而文化创伤的社会学方法部分也来自于此。因此，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本文将从这些跨学科的文献中“恢复（recover）”描述创伤和时间性之间关系的概念资源，并将它们再次编织到文化创伤的理论中，保持其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学方法的真实性。然后，本文将使用这个重组的框架来解释美国三个纪念恐怖暴力受害者的场所之间的差异：俄克拉荷马城国家纪念馆和博物馆、纽约的9/11国家纪念馆和博物馆、以及阿拉巴马州的国家和平与正义纪念馆和遗产博物馆（该博物馆于2018年开放，以阐述美国南方的“种族恐怖私刑”历史）。最后，本文解释了为什么时间性是重要的，具体说明了在创伤过程中不同的时间标记方式是如何定位集体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的。
文化创伤
创伤的隐喻
学者们通常将文化创伤概念作为心理创伤的一种隐喻性的延伸。但即使是心理创伤的概念也是一种比喻（Hacking 1995；Olick 2007）。创伤这个词并不是起源于精神分析，而是起源于病理学（pathology），最初指的是伤口或身体上的伤害。这种用法在当代的医学用语中仍然存在，如医院的“创伤中心（trauma center）”。然而，至今心理学意义上的创伤用于要普遍得多。首先，自1980年以来，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已经成为一种正式的诊断，它指的是在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如战斗服务（Young 1995）或性暴力（Davis 2005）之后，经常出现的闪回、恶梦以及严重的焦虑。但是，即使是在精神病学中的创伤诊断之外，创伤本身已经成为“现代认同中的一种主要的比喻”（Illouz 2003:98）。它现在是美国人（和许多其他人，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默认的框架，绝大多数情况下用来描述令人痛苦的生活事件之后的心理痛苦（Farrell 1998；Illouz 2003；Silva 2013）。
社会学则通过严格区分心理和社会创伤的区别，使创伤的隐喻适用于集体层面，同时也利用心理创伤和社会创伤的共同之处来加深社会学家对于集体痛苦如何被表述，以及其会对社会和政治进程产生什么影响的理解。文化创伤范式的提出细致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伴随着对身份的极度重视，社会学家强调个人和集体之间的本体论区别（ontological distinction）——区分事件的共同公共表述和个人的痛苦体验之间的差别。因此，Ron Eyerman认为，文化创伤是“根基性的身份危机”，它“通过叙述”，特别是媒体的表述而出现（2008:13, 14）。这些事件最终会在“......群体意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永远标记[一个集体]的记忆中，并以根本性的和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其]未来的身份认同”（Alexander et al. 2004:1）。
保持心理创伤和文化创伤之间本体论区别的关键是对建构论的坚持。在这种观点中，只有当历史事件被拥有足够影响力的携带者群体积极“诠释”为文化创伤时，它们才会成为文化创伤：尤其是，当集体行动者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痛苦的主要叙事”，进而“扩大可以被称之为‘我们’的范围”（Alexander et al. 2004:15, 1），激发出对直接受害者的同情而不是怜悯（Saito 2006:359）。相比之下，亚历山大认为，现有的关于创伤的描述掉入了一种“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中。也就是说，它们认为创伤存在于事件本身，而不是事件被解释的方式（2004:8-10）。早期关于“集体创伤”的社会学理论也是如此（Erikson 1976）。然而，不管它们有什么缺陷，本文认为精神分析的说法依旧为社会学方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它阐明了创伤和时间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动态对于解释文化创伤过程的可变结果至关重要。
创伤的时间性
时间性一直是有关个人创伤的讨论的核心，从弗洛伊德（Freud）开始到《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当代精神病学的主要分类和诊断工具）一直如此。对弗洛伊德来说，创伤的标志性特征是“强迫性的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他指出，受创伤的人“不得不把被压抑的事件作为当代的经验来不断重复，而不是......把它作为属于过去的东西来记忆”（1961:19-20）。这种对时间的扭曲仍然是PTSD的一个核心特征。随着创伤话语逐步渗入流行文化，创伤的时间性越过了诊所这一场所，进而告知人们解释和体验“困扰普通生活的大小痛苦”的方式（Illouz 2003:4）。
Kai Erikson（1976）在对集体创伤的早期社会学描述中，也将时间性作为主题。在1972年的大洪水之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居住在西弗吉尼亚州水牛溪的居民报告说：“时间对我们来说停止了”。这种被束缚在过去的感觉导致了社区性的丧失：一个群体正是通过将其成员嵌入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社会环境中，才有能力“将其成员纳入一个共谋（conspiracy）中来，使一个危险的世界显得安全”。埃里克森总结道：“以前是有历史的，是有秩序且可计算的时间序列的，但从那时起，除了逻辑的模糊和意义的崩溃，就没有别的了”（1976:210, 240, 212）。伴随着洪水而来的社会性和时间性的破坏被认为是不可理解和不可逆转的。
正如Alexander所强调的，尽管Erikson的描述依旧是自然主义的，但其将集体创伤描述为“对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结构的打击，破坏了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Erikson 1976:154），进而吸引我们“注意集体中出现的一些属性”（Alexander et al. 2004:4）。也就是说，Erikson将社区所遭受的破坏与心理层面分别进行理论化（Alexander et al. 2004:4）。进而，他阐明了一种对创伤作为社会学概念至关重要的本体论转变，并为最近在大众社会层面形成的“文化创伤”概念铺平了道路。
然而，为了在集体层面上充分利用创伤隐喻的解释力，社会学家必须“恢复”一种弗洛伊德最初指出的根基性差异，这种基本差异最近也为历史学家Dominick LaCapra所采纳。简单来说，便是“表现（acting out）”创伤和“解决（working through）”创伤的差异。
可以肯定的是，对时间的扭曲关系是精神分析意义上创伤的标志性特征。但这种扭曲不一定是永久性的。相反，精神分析的目标是使病人能够“解决（work through）”这种强迫性的重复（Freud 1914:154），进而发展出将过去单纯作为过去来记忆的能力，而不是将其作为现在的一部分来对待。LaCapra (2014)将弗洛伊德的术语应用到历史事件的研究中，认为对灾难的反应可能会采取“表现（acting out）”的形式，这反映了一种强迫性的重复；同时也可能采取“解决（working through）”的方式，这反映了经验的叙事性整合（narrative integration）。
LaCapra写道：“在表现问题（acting out）的过程中，时间状态会混乱（tenses implode），就好像一个人回到了过去，在重温创伤的场景”。相比之下，解决问题（working through）“是一种表达（articulatory）的实践：在一个人解决创伤的不同程度上............一个人能够区分过去和现在，并回忆起当年发生在自己（或自己的人民）身上的事情，同时意识到自己现在生活在这里，并向未来持开放的态度”（2014:21-22）。在这里以及其他的一些文章中，LaCapra建议在弗洛伊德对于哀悼（mourning，一种普通的悲伤，也就是LaCapra所谓的“解决”）和忧郁症（melancholia，一种弗洛伊德指出的抑郁状态，也就是LaCapra所谓的“表现”）的区分之间建立一种联系（LaCapra 2014: 65；见Freud 1917）。
“表现创伤”和“解决创伤”不应该被理解为截然相反的东西，甚至不应该被理解为相互排斥的。解决创伤是“一个开放的、自我质疑的过程，永远不会达到结束”，因此，它虽然“抵制表现创伤的过程......但不会完全跨过它。”因此，“解决创伤”不能够“从治疗（cure）、安慰（consolation）、振作（uplift）或封闭（closure）和正常化（normalization）等概念来理解”。“表现创伤”和“解决创伤”可能分阶段发生，拉卡普拉甚至推测，表现“可能是解决的过程中所必需的”（2014:xxiii），但社会学中并不强调这样的目的论。在社会学术语中，这些概念只是理想类型（ideal tyoes），是阐明总体模式和趋势的启发工具，即使在实证上这二者可能是交叉的。
划分文化创伤的时间维度，即创伤的携带者是如何标记时间，有助于区分创伤过程不同的、甚至矛盾的结果，以及它们对其他社会和政治进程的独特影响。所有对过去的表述都是有选择的和片面的，但那些“表现创伤”的表述则尤其如此。简而言之，“表现”的创伤会停止时间：一个沉浸在过去痛苦中的集体是无法将创伤本身历史化或建立起进行群体比较所需的关键距离的。因此，“我们的”痛苦似乎与“你的”或“他们的”无法相提并论。进而，“表现创伤”的过程往往会产生特殊主义，即强调群体痛苦的独特性和单一性，并产生社会封闭。
相比之下，“解决创伤”的过程则促进了对过去痛苦的公共认知，而不是努力复制和维持原始事件的情感力量（emotional force）。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对历史和政治背景进行分析成为了可能——这种分析使内部群体能够看到他们自己的苦难和其他人苦难之间的相似之处，进而得以培养跨越社会边界的同情心，并为道德普遍主义提供了可能性。
纪念活动与文化创伤
通常，对文化创伤的研究集中在大众媒体的表述上，包括新闻报道、电视广播到博客和YouTube视频，进而研究记者、政治家和名人是如何构建集体痛苦的意义的。这些资料是了解痛苦事件如何转化（或不转化）为“根基性身份危机”（Eyerman 2011:13）的重要窗口。然而，扩大文化创伤的概念也需要扩大研究者在案例研究中所涉及的论据，进而包括了旨在代表历史事件更长范围意义的“记忆场所（sites of memory）”（Nora 1989；Winter 1995）。这样做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集体记忆是文化创伤的试金石。正如Eyerman所强调的，与哈贝马斯主义的合法化危机（Habermasian legitimation crisis）等相关过程相比，文化创伤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长寿和长期影响”，它可能持久到创伤可以通过对痛苦的、定义身份的事件集体表述进行“跨代传递”（2011:13）。记忆场所的存在、内容和其显著的地位直接说明了过去事件的持续影响。
第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记忆场所已经成为赋予受害者认可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这也就是说，正是为了传达作为文化创伤标志的同情心和认同感。这些场所被投射的意义与当代的“记忆热潮（memory boom）”（Winter 2006）联系在了一起：公众不仅是对过去的历史愈发关注，而且对痛苦、暴行和损失的关注也在不断加强。记忆热潮标志着集体身份的最显著的来源发生了转变，这也与创伤话语的扩散相吻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记忆的参与让位于一种新的、日益全球化的纪念方式：纪念博物馆（memorial museum）（Sodaro 2018; Williams 2007）。纪念博物馆结合了历史博物馆的档案功能和纪念馆的纪念功能。它们经常与支持共同使命的户外纪念碑（outdoor memorials）一同产生作用。鉴于记忆场所具有一种作为认可载体的重要性，关于其设计和内容的辩论占据了公共讨论的中心位置（Zolberg 1998）。通过这样的讨论，博物馆的影响力远远越过了他们的范围，塑造了“我们设想和谈论国家和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以及用以建构国内外人们国家映像的图像和词汇“（Levitt 2015:8）。
在当代美国，恐怖主义是用以理解受害者身份的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在新千年来临之际，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以及9/11事件，吸引了美国人对纪念文化（memorial culture）的热情参与（Doss 2010：119）。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纪念馆和其附属纪念馆成为美国人探讨这些事件长期意义的主要依据。
美国国家和平与正义纪念馆和其遗产博物馆（The National Memorial for Peace and Justice and companion Legacy Museum）则利用这一恐怖主义的叙事，以及它在当今美国引起的同情和团结，强调了过往长期被压制的历史，将私刑（lynching）构建为真正的国家创伤。总的来说，这三个地方为了解恐怖主义在美国纪念馆中的表现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途径。然而，尽管它们有共同的话语，但它们在标记时间的方式上则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
正如Robin Wagner-Pacifici所言，纪念馆和博物馆等机构“在试图稳定和沉淀”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也塑造了事件的“效果流（effect flow）”，即它对其他社会和政治进程的影响（2017: 26, 109）。因此，对这三个记忆场所的实证也其为理论化提供了一个跳板，即“表现创伤”和“解决创伤”的不同时间性特征是如何通过定位集体与未来及过去的关系，进而来影响事件背后的持续影响的。
资料与方法
正如上文所述，本文的核心是对俄克拉荷马州、纽约州和阿拉巴马州的纪念馆和博物馆的描述，包括它们的设计、布局、以及它们呈现的文字叙述和多媒体图像。在现场访问中，作者亲身体验了每个纪念馆和博物馆，在笔记中记录了她的观察；同时在允许的情况下，还记录了照片。
作者也将每个遗址置于其更广泛的“话语环境（discursive surround）”（Wagner-Pacifici and Schwartz 1991:383）中，因为纪念的过程与纪念产生的结果一样，是公众对过去理解的组成部分（Young 2002）。对更广泛的文本的研究使作者能够掌握这些场所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本文利用了几个额外的数据来源来追踪每个地点的建成过程：来自地方和国家的媒体报道（包括报纸、杂志和电视新闻广播）；纪念馆和博物馆工作人员制作的官方书籍和网站；来自政府官员、建筑师、设计师、纪念馆评审团（memorial jury）成员、博物馆馆长和策展人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群体的声明、新闻稿和文章；以及二手的历史文献。
表现创伤
俄克拉荷马城美国国家纪念馆和博物馆
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标志着美国纪念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特别体现在它对暴力事件的应对上。暴力事件场所本质上体现了一个深刻的矛盾：也就是说，“纪念受害者的每一次努力也会同样美化杀手”（Foote 2016:117）。这种场景应该被抹去还是被神圣化？Kenneth Foote（2016）表示，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倾向于抹去这些场景，抹去暴力的证据，让现场不留痕迹。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为了应和新兴的记忆热潮，神圣化的处理方式变得越来越普遍。俄克拉荷马城的大型纪念馆（又或许是认为该事件应该在这一场所被纪念的普遍观点）则强调了这种转变，标志着受害人身份在国家纪念文化中的新中心地位。
1995年6月，爆炸发生的两个月后，俄克拉荷马市市长Ron Norick成立了穆拉联邦大楼纪念工作组。工作组面临着来自死者亲属的挑战：一个亲属的联合组织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表达了他们对于自己会被忽视的担忧（Romano 1996）。早期的委员会会议继续显示出受害者家庭成员和担任志愿者的当地精英之间存在的尖锐分歧。执行董事Denman回忆说：许多亲属“不相信我们能够理解他们悲痛的深度，且他们想要用自己的能力来建造纪念碑和纪念馆”（引自Linenthal 2001: 178）。但也正如历史学家Edward Linenthal所总结的那样，通过这些早期的冲突，特别工作组的领导层很快认识到“这一项目的可信度取决于家庭成员和幸存者的声音，这种[提升家庭和幸存者的声音]的承诺将成为整个过程所依赖的基石”（2001:176）。
于是，纪念过程与悲痛携手并进，甚至被理解为与其同在。正如LaCapra所强调的，在灾难性事件之后，幸存者和家庭成员可能会感到一种特殊的“对创伤的忠诚”。特别是，“一个人......与死去亲属之间的纽带，可能会赋予创伤以价值，并使其再体验为一种痛苦但必要的纪念”（2014:22），进而导向了“表现创伤”的过程，而不是“解决创伤”。对于俄克拉荷马城的工作组来说，情感甚至本能的（visceral）考虑因此成为了默认的指导来源。
总结来说，俄克拉荷马城国家纪念馆为参观者准备了对爆炸瞬间的深入关注。另一方面，博物馆则尽可能忠实地再现了与爆炸时刻“9：02”有关的景象、声音和情感——不仅使用音频和视觉呈现方式，还通过邀请参观者认知那些亲身经历这一事件的人们。居住在穆拉大厦的人被构建为“普通”公民，进行着他们的日常工作，就像“我们”参观者一样。因此，“我们”与“他们”一起，以现在时态回到爆炸事件中，体验它所引起的震惊、恐惧、愤怒和勇气。换句话说，参观者被邀请，甚至是被敦促参与到对1995年4月19日创伤的表现中来。
表现创伤的过程为了解受害者和幸存者们的痛苦提供了一个生动的窗口。然而，也正如本文所提出的，当它指导对过去的集体陈述时，这也可能促进特殊主义和封闭。首先，保持强烈的悲痛可能会维持一种信念，即本群体的痛苦与其他人的痛苦不可同日而语——正因如此，在俄克拉荷马城，真正理解爆炸案的唯一途径是去接近原始场景。在这里，关于痛苦的知识被理解为情感性的，并很大程度来自于经验。另外，剧烈的悲痛也可能与恐怖主义暴力所引发的历史和政治问题感到不相容。通过提升纪念活动的情感维度，并强调对原始经验的复制，“表现创伤”的过程干扰了分析具体历史背景的能力。最后，通过描述时间的停止（例如，冻结的时钟和“时间之门”），参观者不断地被抛回过去，进而表现创伤的过程也干扰了反思并预测未来的能力。
俄克拉荷马城纪念馆的其中一个“时间之门”：象征着爆炸前的最后时刻（来源：Getty Images）
俄克拉荷马城纪念博物馆中的时钟：其冻结在爆炸的那一秒（来源：作者拍摄的照片）
9/11美国国家纪念馆和博物馆
位于曼哈顿下城的9/11纪念馆和博物馆则将“表现创伤”的方式发展到了一个不朽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迅速演变的命名法，即强调事件发生的时间而不是发生的地点，表明“9/11”实现了一个重大的时间突破。也就是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可能使当地人的时间停止，而“9/11”则使整个国家甚至全球的时间停止（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值得回顾的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国家描述为“一个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中发展的社会学有机体”，每个成员都对其他公民的“稳定、匿名、同步的活动”充满信心（1991:26）。“9/11”的命名表征了一种广泛感受到的破坏，以至于一个广袤的国家，甚至是跨国的见证者都可以确信无数人在同步标刻这个时刻。
如同在俄克拉荷马城一样，人们立刻认为重建后的世贸中心将包括一个纪念馆。在2002年9月的纪念仪式上，纽约州长George Pataki为这一纪念过程定下了框架，将所谓的双子塔的“遗迹（footprints）”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他说：“双子塔矗立的地方是圣地”（引自Fries 2002）。从那一刻起，重建世贸中心的努力就围绕着这一遗迹不可侵犯性的理念和承诺展开。
在双子塔的遗迹之中，在Arad设计的瀑布之下，是博物馆的两个主要展览。而坐落在南塔遗迹中的“纪念中（In Memoriam）”展览展出了遇难者的肖像照、家人和朋友的语音纪念，以及个人物品的旋转展示。在每年的纪念仪式上，家庭成员宣读死者姓名的录音会循环播放：这也就体现了一种“表现创伤”的哀悼仪式。
历史展览则几乎占据了北塔的整个占地面积。展览的标题是“2001年9月11日”，它以具体且多感官的细节重建了当天的事件。在入口处，一块牌子标明了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撞击北塔的时间：上午8点46分。显示器上播放着Katie Couric告诉NBC观众一架飞机坠入世贸中心的镜头：“我们掌握的信息非常少。” 一张真人大小的照片则再次描绘了目击者的行为：一个男人难以置信地仰望着，他的手放在头顶上。
9/11纪念馆和博物馆进一步厘清了“表现创伤”的意涵。正如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一样，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被描绘成单一的和前所未有的，进而培养了一种特殊主义的感觉——一种“我们的”痛苦是独特的和不可比拟的假设。在这里，对事件的理解也被认为主要是去体验它所引起的震惊、悲痛、绝望的情绪，并让它们保持鲜活。而鉴于博物馆致力于捕捉悲伤的情感力量，这些问题历史和政治背景的问题被有意识地淡化，例如：什么历史促使了9/11劫持者？美国在导致他们的愤怒中可能扮演了什么角色？最终，博物馆拒绝了解释与诠释的可能性，暗示9/11事件根本不可能被完全理解。此外，由于这些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被描绘成正在进行中，所以它也如俄克拉荷马城博物馆一样没有留下什么空间来给参观者们设想未来。
Arad设计的瀑布（即封面）：在9/11纪念馆的空地上，水循环到一个深渊，从边缘看不到底部（来源：Chetty Images）
9/11博物馆的开幕展厅：叠加描述9/11事件的文字并添加修辞和情绪化用语（来源：Chetty Images）
解决创伤
美国国家和平与正义纪念馆和遗产博物馆
国家和平与正义纪念馆和遗产博物馆则与上述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渊源。最重要的是，它们代表的是非常不同携带者的愿景。它们的发起人，平等正义倡议（Equal Justice Initiative，EJI），是从阿拉巴马州的一个联邦资助的死刑辩护组织演变而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负责人Bryan Stevenson开始相信，EJI所寻求的社会转型需要一个更大的组织使命：重新想象和重述美国国家叙事。EJI的早期任务之一是记录吉姆·克劳（Jim Crow）*时代的私刑的广泛性。而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EJI的工作人员梳理了当地报纸的档案以及整个南方的其他记录，最终记录了4000多起私刑事件。
*编者注：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 ) 是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吉姆·克劳时代即指这一时期。
2016年8月，EJI宣布了国家和平与正义纪念馆将建立于俯瞰蒙哥马利市的六英亩土地之上。与之配套的博物馆将被安置在市中心的一个仓库，用以追溯美国从奴隶制到大规模监禁的种族关系历史。曾经被奴役的人在被拍卖之前会被禁闭在这个仓库中。建筑师Michael Murphy（2016年）回忆起他第一次参观地块时，Stevenson说："在这里，我们将建立一个新的纪念馆，它将改变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的身份。”
事实上，EJI的纪念馆和博物馆阐述了美国国家叙事的一个独特版本，进而具有重大的身份影响。在这里，美国不再是俄克拉荷马城纪念馆和纽约9/11纪念馆所描绘的无辜受害者。相反，它是一个被自己的暴力和压迫的“回声”所困扰的国家。
EJI认为，奴隶制并没有在1865年结束。相反，它在进一步演化：首先是吉姆·克罗法，当时暴力的私刑使整个非裔美国人社群感到恐惧，而最后则是目前的大规模监禁制度。关键的是，EJI建议，种族不平等已经产生了全国性的痛苦，而不仅仅是种族的痛苦，阻碍了所有美国人对自由的追求，这也包括白人。然而，与俄克拉荷马州和纽约明显的时间性混乱相比，EJI的叙述系统地解析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显示了过去是如何回响到当下又保持在当下的。EJI通过尝试“解决”长期压抑的私刑创伤，提供了一个重新想象社会关系的机会：显示美国黑人的痛苦是如何给国家而不仅仅是给群体造成创伤的。在这种叙述中，当代美国白人也会被邀请作为与有色人种同病相怜的（但不是平等的）和寻求正义的伙伴。
通过明确区分过去和现在，LaCapra认为，解决创伤的过程使得人们可以“重新投入生活，特别是社会和市民生活（civic life）中去”（2014: 70）。EJI博物馆的参观者在展览的最后会面对一系列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是否应该正式承认它在授权和维持奴役黑人中扮演的角色，并为其公开的种族主义裁决道歉？”“我们该如何消除分配给黑人儿童的罪责预设？”“美国应该彻底废除奴隶制吗？”进一步反映了EJI对未来的开放性的是，在出口前的互动装置提及了最后一个问题：“我现在该做什么？”在这里，参观者可以找到与EJI的倡议书、请愿书和志愿者机会的链接。
除了创造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解决创伤”的过程也会促进社会的开放性，甚至是道德普遍主义——这主要体现在对于群体内/外痛苦之间相似性的认知上，这反过来又支撑着同情心和广泛的团结感。首先，正如本文指出的，EJI把美国白人和黑人都叙述为会受到过去影响的群体（尽管方式不同，程度也不同），并认为这两个群体因此都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实现自由。更重要的是，EJI有意识地进行了类比思考，对其他种族和民族暴力的历史表达了明确的态度。在遗产博物馆里，一个主要用于展示非裔美国人英雄的展厅也包括了杰罗尼莫（Geronimo）、坐牛（Sitting Bull）和是松丰三郎（Fred Korematsu）*的图像。同样，博物馆的官方配套书籍开篇就讨论了德国、南非和卢旺达如何应对他们自己的暴力历史，强调了全球不同苦痛历史和痛苦形式之间的相似之处（EJI 2018）。
*编者注：杰罗尼莫，是美国印第安人阿帕奇族贝当可黑部落的一名杰出领袖，曾率领阿帕奇族人抵抗美国与墨西哥；坐牛，是美国印第安人拉科塔族胡克帕帕部落的领袖，在小大角战役中，与疯马两人领导本部落和夏延人的联军2500人，击退美国联邦第7骑兵团；是松丰三郎，是一位二战时居住于美国西岸的日裔美国人，在美国下令监禁日裔人士时反对服从——三者均不属于非裔美国人。
当游客穿过国家和平与正义纪念馆时，地板会下降，头顶上生锈的钢制纪念碑暗示着悬挂的尸体的形象（来源：作者拍摄的照片）
在遗产博物馆的一侧，所有路人都能看到来自Maya Angelou的《在哀悼的脉搏上》里的这段引文。内容翻译：“历史，尽管有令人揪心的痛苦，但不能不经历，但如果有勇气面对，就不需要再经历。”（来源：作者拍摄的照片）
结论：为什么时间性是重要的？
现有的文献强调了几个有助于解释这三个地点差异的因素（Fine 1996；Simko 2012；Vinitzky-Seroussi 2002）。首先是对过去感知到的相关性。俄克拉荷马城和9/11遗址处理的是相对较新的事件，被广泛理解为与当代政治议程相关。因此，参观者已经准备好了身临其境的行动体验。相比之下，EJI纪念的是更遥远的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它与自己不太相关，尤其是美国白人。由于“解决”认知的方式可以确定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连续性而不破坏二者的区别，其使过去变得与当下更为相关，同时减轻了疏远白人参观者的可能：因为他们可以定义自己与上一代人的不同。事实上，白人参观者也被塑造成同病相怜的人，并被鼓励成为EJI追求正义的参与者。
对过去的看法与受害者和携带者的种族身份和社会地位也息息相关。在EJI，不仅是受害者，而且中心携带者（Stevenson）都来自边缘化的群体。美国黑人面临着巨大的障碍，进而无法将他们的痛苦视为一种包容性的国家创伤。进而，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开的方式有助于EJI获得更广泛的倾听。在俄克拉荷马州和纽约，受害者和携带者则没有面临这种障碍。无论他们的实际身份是什么，受害者本身立即会被构建为“美国公民”，并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而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和9/11事件的所有的携带者，包括家庭成员和幸存者、社群领袖和专业专家，都享有道德权威和社会地位，尽管它来自不同的来源。
最后，这些不同的场所也反映了事件和资金来源的不同。短暂的、突发的大规模暴力也许比一个时代积累的伤害更容易被“表现”出来，因为积累的罪行中往往有无数的（而且往往是未知的）犯罪者（见OnwuachiWillig 2016）。虽然每个项目都自称是“全国性的”，但俄克拉荷马城和9/11遗址都获得了一些联邦资金。EJI则没有，这使得对国家的批判性立场往往是与解决创伤的过程相伴出现的。
然而，集体表达（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并不能被简化为一个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量。记忆工作（Memory work）本身也反映了携带者的主体性、创造力和想象力（见Eyerman, Alexander, and Breese 2011:xxii-xxvii）。关注纪念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本身，使集体表征的偶然性变得更为明显。例如，如果9/11纪念场所包括原定计划中的国际自由中心（International Freedom Center， IFC），进而包含全球背景和跨越时空的比较，或者甚至如果博物馆的策展人尝试去来审视“基地（Qaeda）”组织的历史和动机，那么它将提供一个明显不同的体验。简而言之，最终的设计只是一个过程的结果，而这个过程本来是可以以其他方式展开的。
同样，尽管Stevenson在努力吸引全国层面的受众时面临种种限制，但EJI决定关注创伤性记忆本身这一行为就打破了强大的文化规范。正如Robyn Autry（2017）所展示的那样，美国各地的黑人历史博物馆绝大多数都避免纠结于过去的创伤，而是将集体痛苦置于一个已然被克服的胜利叙事中。EJI的项目获得公众关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对记忆场景（mnemonic landscape）的一种创新补充，具象化了一种带有社会政治背景痕迹的想象力。
事实上，这种想象力的创新正与这项研究的核心目的相关。本文的主要目标不是解释为什么这三个场所不同；相反，本文丰富地描绘了构建和表现文化创伤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即“表现”与“解决”，并尝试理论化它们影响事件的持续效果。不同的方式鼓励旁观者想象什么样的未来？虽然“表现创伤”仍然沉浸在事件的直接性和特殊性（即其不可同化的特质[见Sitas 2011]）中，但“解决创伤”的过程则走向了分析和类比。在这个过程中，它培养了一种开始想象与过去不同的未来的能力。
最后，时间性极为重要，因为集体表达不仅仅是关于过去或关于一个社会如何理解自己的现在。更重要的是，集体表达有能力培育或阻止对新未来的憧憬。今天的纪念馆和博物馆是尊重受害者被认可的要求、想象（或重新想象）国家以及阐明参观者如何参与市民生活的核心场所。作为一种对身份定义（identity-defining）事件的权威性描述，它们提供的解释模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产生反响。因此，如果能将时间性作为文化创伤理论的孪生支柱，我们便能够把握住那些还未产生的新的未来。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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