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的创办与传播——基于欧美馆藏档案的考察
作者｜韩鸿
内容提要
基于新近发现的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五份藏文报刊的内容分析，发现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文报刊发轫于传教士报刊，《拉达克新闻报》启其端，之后布道纸与新闻纸别分异路。喜马拉雅地区东西两翼的藏文报刊在内容上有较强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并创新了巴扎传播、客栈传播、马帮传播等诸多发行方式。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的创办和传播显示：现代西方传教士报刊对华渗透并非仅从东南沿海向内地单向开展，而是从中国东西两侧双向进入；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西藏进行宗教、政治、文化渗透的工具，同时也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地向中国西藏进行信息传播最主要的大众传播中介；在朝贡体系与殖民体系的博弈格局下，喜马拉雅地区早期藏文报刊因宗教冲突与地缘政治而呈现出较强冲突性与对抗性。
关键词
喜马拉雅地区 藏文报刊 传播 对抗
正文
西藏新闻报刊史是我国地方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由于缺乏新材料的发现，被认为“几乎陷入僵局”。相关研究仅限于联豫和张荫棠在拉萨创办的《西藏白话报》（1907年）、北洋政府时期蒙藏事务局出版的《藏文白话报》（1913年）以及后来南京国民政府蒙藏事务委员会创办的《蒙藏周报》（1929年）等。囿于材料稀缺，有关20世纪早期藏文报刊发展的研究存在诸多空白和待解之问。方汉奇先生曾发问：“我看到在一些历史时期，藏文报刊出现了惊人的空白，它的原因何在？”进而提出希望：“将来有无可能通过文献发现其中隐藏的藏文报刊，从而改变藏文报刊的历史记录？”无独有偶，民族新闻史学者白润生也有类似的疑惑：“如果时间再上溯到1907年以前，我们同样没有发现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有藏文报刊的身影。”并表示：“我们对这些研究领域保持着高度期待。”
笔者近年来在研究中陆续发现，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早期藏文报刊并非仅只《西藏白话报》一家。在德国赫恩哈特摩拉维亚教会档案馆、德国柏林图书馆东方部、英国摩拉维亚教会伦敦资料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尚存多份西方传教士及相关人士创办的早期藏文报刊。笔者于2016年开始在英、德等国展开相关资料搜集。基于对这些报刊的系统研读和梳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除《西藏白话报》之外，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曾出现过其他哪些藏文报刊？其创办背景、基本内容、发展脉络怎样？与中国的内地传教活动和中国西藏有何关联？采取了哪些创新性传播与发行手段？其传播影响如何？本文将基于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所言的微观历史（micro history）考察，在对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纸文本解读和发展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探析其发展背后的历史和文化逻辑，回应上述方汉奇之“问”与白润生之“惑”。
一、布道纸与新闻纸：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五份藏文报刊撮要
喜马拉雅地区在地理上被认为穿过至少７个国家，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印度、尼泊尔、不丹和缅甸，被称为“多重国家边缘”地区，即多个国家边界相遇与重叠的空间。该地区文化多样性丰富，一方面是文化的断层线，另一方面又是文化的融合区。从西喜马拉雅的巴尔蒂斯坦、拉达克、喜马偕尔、木斯塘、锡金、阿萨姆到不丹和缅甸东北部地区，存在着一个藏-喜马拉雅语群(Bodish-Himalayish)，其中包括藏语群600万人。按照文化地理学伯克利学派的观点，这些地区文化相似、语言接近，属于宗教文化上同宗同源的文化地理区。在喜马拉雅山南侧斜面的诸部落被谢国安（多吉卓巴）统称为“闷域”（Mon-yul)。詹姆斯·费舍尔（James Fisher）在其《社会学和人类学导引》中指出：喜马拉雅区域虽然被描述为“边缘区域”和“非驴非马的不伦不类地区”，但事实上并非一个边界、边缘或缓冲区，而是作为拉链将两个纹理密集的文化织物缝合起来。在这一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所言的“接触地带”或莱特胡特（Lightfoot）等所称的“文化界面区”，贸易沟通、文化交流频繁。虽然由于现代边境的固化而形成了“喜马拉雅僵局”（himalayan stalemate），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该地区的传播与交往不断，特别是通过山体之间的沟谷、廊道、小径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形成了特色各异的朝圣之路、丝绸之路、茶马之路、麝香之路和盐之路。美国新闻史学者埃默里（Emery）父子认为，报业发展与商业发展有共生关系：“所有早期的报纸都是在商业中心问世的。”这种判断同样适用于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的兴起及其媒介环境。
关于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文报刊，仅有1907年驻藏大臣联豫在拉萨创办的《西藏白话报》为人熟知。但实际上从1904年开始至上世纪中叶，在喜马拉雅山脉西侧和南侧曾先后出版过五份藏文报刊，分别为《拉达克新闻报》（1904-1907年）、《拉达克信使报（A）》（1908-1910年）、《吉朗新闻报》（1927-1935年）、《拉达克信使报（B）》（1937-1947年）、《各地新闻明鉴》（1925-1963年）。其中前四份报纸主要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的列城（Leh）和吉朗（Kyelang）发行，后一份报纸则在东喜马拉雅地区噶伦堡创办。这些藏文报纸的缘起并非本土办报，而是源自基督教扩张及世俗政治推动。
《拉达克新闻报》系已知史上首份藏文报刊，由传教士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于1904年1月创办，1907年5月停刊，共发行41期。该报以当地藏文白话书写，月刊四开小报。内容包括各地消息、故事和谚语三大版块，另有“书信”和“圣言”两个非常设栏目，偶尔间杂科普常识。从内容构成看，该报头版、二版是新闻报道。其新闻部分类似清末《万国公报》，以国别、地区为标题，以接近性为编排原则，依次为本地、周边、藏地、各国消息。前期以时政、重大新闻为主，之后本地新闻、社会新闻、灾害新闻、趣闻、市场新闻渐增，“5W”要素齐备，新闻纸特征较明显。该报对同时期英军侵藏、班禅访印、日俄战争等有较为详细的连续报道。其“谚语”部分实为以基督教义来阐释本土谚语。总体上看，该报具备信息、娱乐和教育三大特征，前期主要报道国际、藏地新闻，后期注重本地消息。
《拉达克信使报（A）》创建于1908年3月，由传教士欧内斯特·肖(Ernest Shawe)和弗里德里希·彼得(Friedrich Peter)接手弗兰克承办。该报保持了《拉达克新闻报》的版式和内容结构，信息量增加，教义劝服减少。内容渐趋世俗化，取消谚语和直白布道，而是大量报道“目的论新闻”（即把传教嵌入新闻报道中），其作为布道纸的功能下降，新闻纸特征益显。笔者所据9期《拉达克信使报》均来自德国赫伦胡特的摩拉维亚档案馆。该报内容多由藏人改宗者约瑟夫·格尔根（Joseph Gergan）完成，终刊于1910年。
一战爆发后，摩拉维亚教派德籍传教士在英印传教活动由其伦敦分部接管。英籍牧师沃尔特·阿斯博（Walter Asboe）于1926年来到毗邻西藏阿里的吉朗（Kyelang）传教点，并于1927年创办另一份报纸《吉朗新闻报》。该报也是月刊、四版，发行量仅40份，但发行面广且有国际影响。该报与前两份报纸略异，系用印刷体而非手写行书刻本。该报在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中颇多创新：一是在头版加入插图；二是首次采用通讯员供稿；三是除了圣言教语，也摘录部分佛教思想来吸引读者。该报现存31期，与之后的《拉达克信使报B》相比，在报道面、开放性、世俗化、可视化方面具有明显过渡性特点。
1935年，阿斯博从吉朗回到列城，随即关停了《吉朗新闻报》，并于1937年重新出版了一份新的《拉达克信使报(B)》。该报沿袭《吉朗新闻报》的版面设计，每期头版插图为手绘拉达克日常生活场景，涉及与民族、季节相关的服饰、手工、农牧业劳作等。间杂时事性国际新闻插图。从信源上看，除了本地信息、印度报纸摘录，还通过收音机获取国际新闻。1947年，阿斯博因印巴冲突爆发离开拉达克，该报停刊。
《各地新闻明鉴》是喜马拉雅地区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藏文报刊。该报于1925年10月1日在印度噶伦堡出版，1963年11月1日停刊，共出版311期。其创办人多杰·塔钦巴布(Dorje Tharchin Babu)在毗邻中国西藏的印度斯皮蒂(Spiti)摩拉维亚教会受洗受教，于1917年移居噶伦堡加入苏格兰教会。该报于1948年9月增加了《西藏镜报》的英文标题，并曾于1954年9月到1955年1月期间试办为周刊。内容包括时政新闻、技术发明、名人故事、宗教故事、谚语、谜语、漫画、游记、文学、地图、广告等，并为藏商提供实用市场信息。发行量从最初的50份增加到1947年的近2000份。该报版式设计、内容结构和布局深受早期摩拉维亚报纸影响，也是唯一被国内学者零星提及的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但疏漏和错谬甚多。该报除了在西藏有一定影响外，还发行到中国内地及四川、青海的藏民区。
虽然这五份藏文报刊特色各异，但新闻报道、宗教布道、道德说教、社会教育、知识启蒙、广告信息始终为其主体，尤其新闻是重心。《拉达克新闻报》发刊词称旨在报道“当地或当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各地新闻明鉴》第一期声称要“刊载其他国家的所有新闻”；弗兰克在拉达克列城附近的读者调查中也发现新闻版块是“读者中最受欢迎的”。从新闻报道所占比重来看，在《拉达克新闻》中约占60%，《拉达克信使报(A)》上升到约70%，《吉朗新闻报》则有大幅下降，为35%，《拉达克信使报(B)》恢复到50%左右，《各地新闻明鉴》则长期保持在66%左右。
喜马拉雅地区五份藏文报刊的特点在于其宗教性和世俗化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并行不悖。《拉达克新闻报》基于强烈的受众取向和劝服动机，创刊时即埋下了宗教化与世俗化的双重基因：一方面设立专门的“谚语”版块，借藏族谚语进行基督教布道；另一方面在新闻和故事版块又富有浓郁生活气息和世俗特色。其世俗化是起点，宗教劝服是归宿。《拉达克新闻报》通过强化各类新闻报道、贴近本土兴趣，用大量世俗内容来实现宗教劝服目的，这是弗兰克进行内容编排的基本出发点。
在《拉达克新闻报》休刊后，1920年代之后的三份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在此基础上各执一端，渐行渐远：一条路径是由英国摩拉维亚教会掌控、传教士阿斯博等主编的《吉朗新闻报》和《拉达克信使报（B）》，更偏向保守的福音主义，其宗教色彩和布道纸特点愈发明显，新闻比重大降，布道内容、栏目渐增；另一条路径则是由塔钦巴布创办的《各地新闻明鉴》，将新闻、谚语与布道分开，增加了文学、漫画、信息和大幅广告，逐渐由一家教会报纸向政治性世俗报纸过渡，走向机构世俗化、内容世俗化、报道专业化与宗教多元化，进而“在藏文印刷文化中创造了一个世俗空间”。
在新闻报道方式上，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也经历了一个从宗教化到专业化的过程。最早《拉达克新闻报》常从宗教视角解读新闻报道，如1905年第12期，在报道意大利火山爆发、法国矿难、日本大饥荒之后，编发了一段时评：“要问这三个地方为何遭受如此的苦难呢？主要是那些地方没有想念上帝而只关心自己所造成的。”这种将灾变与宗教信仰进行关联，源于基督教的“天意教义”（doctrine of divine providence），即认为“神圣天意”是“历史的、自然的和看似不自然的事件的‘第一原因’”。用美国报人和波士顿清教徒伊利克斯·马瑟（Increase Mather，1676）的话说，就是“上帝的意志可以从自然和历史中阅读出来”。这在早期基督教报纸中被称为“目的论新闻”（teleological news）——从当地时事开始，阐述其对公共生活的意义，进而从中读出“上帝的信息”。这是早期宗教报纸的一个典型特点。1920年代之后，《吉朗新闻报》、《拉达克信使报（B）》继续保留了“目的论新闻”的特色，沿用类似的“自然事件布道”（natural event sermon），如：“假如某个山沟，天气很好，这是托神圣的上帝之福报！”（《吉朗新闻报》1927年9月）“英、意两国能达成和解协议，是在上帝的莫大关怀下取得的。”（《拉达克信使报（B）》1938年6月）而在《各地新闻明鉴》中则较为明显地去掉了新闻中的宗教关联，将观点和事实分开，至多进行道德关联，呈现较为鲜明的现代新闻纸特点。
二、中国因素与中国新闻：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的创办缘起与报道重心
历史学者马敏曾倡导对中国近代宗教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和全球的意识”。如果把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放大到东亚、东南亚、南亚关联的视野，可发现喜马拉雅地区东西侧藏文报刊的产生、发展和报道内容上具有较强关联性与互动性。
（一）中国因素：基督教在华扩张与郭士立的欧洲游说
近代西方基督教对中国传教活动的起点在欧洲，但前进基地则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塞兰坡（Serampore），西方传教士在此翻译印刷相关资料，着手进行进入中国的准备。从历史上看，西方基督教会和教会报刊在中国的传播与南亚有联动关系。早在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东印度公司的翻译）1815年出版中文语法《通用汉言之法》、1823年出版中文《圣经》译本（时译为《神天圣书》）之前，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就在塞兰坡完成了历史上首部中文语法《中国言法》（1814年）和中文《圣经》（1822年）的翻译。资料显示，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的缘起与中国的传教活动关联紧密。甚至可以说，该地区藏文报刊实为传教士报刊在中国发展的另一支脉。
1817年6月，英国圣公会差会（CMS）的首批印度传教士戈特黑夫·施罗德（Gotthelf Schroter）就曾在信中称，希望将《圣经》译成藏语进行宗教渗透，“在中华帝国西部地区传播上帝的话语”。而摩拉维亚教会前往拉达克传教，则与首位来华德籍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直接相关。1827年，郭氏到东南亚传教，从1831年起主要在中国活动，并创办中国境内首部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间郭氏不断著论演说鼓动欧洲对中国的“基督化”，“谓华人求道甚殷，求遣人前来，相助为理”。来华第三年，郭士立撰写《为了中国向基督徒呼吁》（1833年）一文，希望“用基督教教义来教育他们的思想”，以“打开中国福音之路”，“将这个国家置于基督——万物之主的庇护之下”。1842年鸦片战争后，郭士立甚至亲赴欧洲游说，试图“让福音到达（中华）帝国最偏远的角落”。
郭氏的演讲和著作在欧洲影响甚大，马克思即受其影响，其在《伦敦时报》和《纽约论坛报》撰写相关中国文章的材料就来源于郭士立。郭氏在教会影响更大，1844年德国传教士巴特博士创办月刊《华夏黑暗中的曙光》，呼吁关注郭士立的计划。1849年和1850年郭士立最后一次在欧洲巡回宣讲，希望组建传教团体“对各自不同的中国省份担负传教责任”。并希望能将基督福音传至清帝国的“蒙古、西藏等地”。摩拉维亚兄弟会受其感召开展针对蒙古的传教活动，“决定从另一边去中国，把蒙古人基督化”。然而，由于俄罗斯阻挠，传教士威廉·海德（August Wilhelm Heyde）和路易·佩吉尔（Louis Pagell）被迫改道印度加尔各答，试图穿越西藏到达目的地。因三次受阻于中国西藏边境，在拉胡尔（Lahaul）的吉朗苦等无果之后，顺遂天意就地宣讲福音。此后，摩拉维亚教会在吉朗（1856年）和金瑙尔（Kinnaur）的普赫（Pooh，1865年）建立教堂，1885年在离西藏更近的列城和卡拉兹（Khalatse，1899年）建立另两个长期传教点。摩拉维亚教派的宣教模式强调入乡随俗、出版为先，从传道、办学、译经（翻译新旧约藏文版《圣经》）、出版（开办印刷厂）到办报，摩拉维亚教会走过了当初传教士来中国走过的所有道路。不过其与众不同之处是，早期的几名传教士变成了杰出的藏学研究者，并致力于将基督教教义带到藏语世界，由此拉开喜马拉雅地区五份藏文报刊出版的序幕。
（二）中国新闻：喜马拉雅地区五份藏文报刊的报道兴趣和关注重心
喜马拉雅地区五份藏文报刊的创办，其根本目的是跨越喜马拉雅山的地理、政治、宗教阻碍对中国西藏进行宗教和政治渗透。18世纪末、19世纪初浸信会、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协会就在喜马拉雅地区活动。19世纪中期，摩拉维亚教会、浸信会传教会、英国圣公会差会（CMS）、苏格兰教会传教士已抵达毗邻中国西藏的边境地区，分别在科塔加（Kotgarh，1843年）、西姆拉（Simla，1845年）、拉胡尔(1854年)、金瑙尔(1865年)、康拉（Kangra，1854年）、尚巴（Chamba、1863年)和锡尔莫（Sirmaur，1895年)设立传教站，为未来赴藏传教做准备。教士的终极目标就是“努力争取进入中国西藏（Chinese Tibet）这一‘伟大的封闭之地’（great closed land）”。其西藏差会称：“如果（前往西藏的）道路被意外地打开的话，任何在‘伟大封闭之地’边界上工作的传教士，在接到通知五分钟后，几乎都会准备好出发去拉萨。”在喜马拉雅地区的西方传教士看来，藏文报刊是向藏人社区传播渗透的最理想媒介。因为“即便自己不能穿越边境，文字也可以穿越边境”。
从喜马拉雅地区西侧藏文报刊内容分析中可以发现，西藏、汉地以及跨喜马拉雅信息传播和交流成为这五份报刊的关注重心，甚至相互也有联动效应。在《拉达克新闻报》中，藏地报道每期必备，前期以英军侵藏为主，包括英军与驻藏大臣有泰商议西藏开埠及印度至拉萨筑路的报道；后期逐渐扩展到四川甘孜等地区，如1905年第6期报道了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四川巴塘被杀的事件，但由于两地相隔遥远，“事件详情至今尚不知悉”；其他还包括九世班禅访印、斯文·赫定（Sven Hedin）赴藏探险、藏地瘟疫流行的连续报道等。在中国内地方面，对于华北地区地震灾害、江苏官府镇压灾民、民众因美国排华而抵制美货等都有涉及。
在《拉达克信使报（A）》中，对清政府及西藏的报道比重加大，现存的九期报纸总共刊载了63条新闻，其中涉及清政府和西藏报道11条，占1746%。包括十三世达赖抵京并受光绪皇帝接见，“皇上赐予其金策和俸禄，并听命于皇上”；清政府修建从拉萨到江孜的通讯路线；同时报道了西藏地方政府与清廷的矛盾，以及光绪皇帝去世的消息。另一重要发现是，拉萨的《西藏白话报》创办后，喜马拉雅地区东西侧藏文报刊之间已有互动。1908年5月号《拉达克信使报（A）》中，一则题为《藏报》的新闻披露：“听说在拉萨发行了一份藏文报，实属待查。缘由：在该报上写了‘本报是西藏的第一篇藏文白话报’。但本报才是西藏第一篇藏文白话报，且发行达5年。”这条简讯信息量丰富，说明《西藏白话报》的部分内容已经传播到克什米尔地区的拉达克，且该报道早于已知的最早内容译本，即英国贸易代表1909年2月11日从江孜寄至锡金转呈英国政府的《拉萨报纸摘录》。一方面确认了《拉达克新闻报》是第一份藏文报纸的事实，同时也可窥见摩拉维亚传教士和拉达克人的空间和文化认同。这种“想象的地理”，显示拉达克藏人的空间意识和地理归属感，也显示出喜马拉雅地区边界“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流动性”以及贝伦德（Berend)所言的“居民的多重忠诚和身份特征”。
从现存1927-1929年的31期《吉朗新闻报》来看，仍然继承了之前两份藏文报刊对汉地和西藏的关注。每期新闻一般为4-5条，汉地新闻约占20-30%，由于信息量较大而多采取汇编形式。如1927年5月版“汉地见闻”中报道，“汉区发生的各种事情，若要展开讲，并在本报上刊发，则篇幅无法容纳”，因此冠以“汉地见闻”的题目汇编多条汉地消息。1927年第5期，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内地军阀混战、匪患不休的报道（如“汉地的局势仍然严峻，内乱和骚乱不断，导致匪患盛行”），也有对借对汉人的正面嘉许来灌输西方新教伦理（如“汉人是非常聪慧的人。他们学习和懂得法规，他们善于用织布机来缝制大衣和纺织布料，非常擅长制作精美的服装。汉族工人们在异地他乡，服从异地的法规，早出晚归从事劳作，不畏辛劳，为了生存而不停工作”）。《吉朗新闻报》有关西藏的报道则冠以“藏地新闻”的名目，也是采取新闻汇编形式。如报道发电设备运至拉萨的消息。并称：“待了解到具体情况后，定会做详细报道。”同时还分别报道“听说目前在西藏，没有一个汉人钦差大臣”，以及“班禅大师仍逗留在蒙古，还驻扎在汉地自己的行宫中。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等，四条汇总为一条。
从1925年10月创刊起，《各地新闻明鉴》有关汉地消息几乎每期必备，一般两到三条。从1927年开始明显增加，1927年第5期，开始出现整版西藏、中国汉地新闻（当时该报仅每期四版），此后，相关报道条目和整版报道增加（1930年12月第七期，新闻总条数为14条，其中50%为汉地消息），报道方式也颇多创新，既有消息、通讯、报摘、全文转载，也有专访，特别是对1930年刘曼卿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远赴康藏轺征，1934年黄慕松以特派专使身份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活动予以连续和专题报道。其中1930年10月到12月三期连续报道刘曼卿远赴康藏消息，并对其进行首次专访，报道此行藏汉修好的目的，以及刘曼卿与十三世达赖及噶厦高官交流，“与他们探讨三民主义和中央政府的政治布施等”；并记载刘曼卿言：“尼泊尔驻藏代表噶登当时来见我，我对他说西藏也是属中国之下的，如果你们之间发生战争中国也一定会来干涉。”《各地新闻明鉴》对刘曼卿所表达的中央政府维护国家权益的态度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报道。1934年9月9号更是刊发大幅照片，报道黄慕松一行及西藏各界热烈欢迎的盛况。报道他们在拉萨周边发放汉藏文传单，“让五族人民团结一致，相互之间友善”，“愿西藏人民知道只要相信中央就能获得最终的幸福”。南京国民政府释放的五族共和善意在西藏得到正面传播。所以当黄慕松完成使命回程路过噶伦堡时，记载噶伦堡“有藏文报馆一家，系拉达克人夺金巴不（注：即塔钦巴布）所办，对中国言论颇表同情”。这种评价对归顺英印政府之前的《各地新闻明鉴》来说是中肯的。该报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从1930年开始直接转载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周报》、《大公报》、《申报》、香港《新闻周刊》以及新加坡汉文报纸消息，并在文末直接注明。如1930年7月26日3版报道阎锡山和冯玉祥一起觐见南京国民政府，注明是从《蒙藏周报》中节选的34期，4版新闻节选自35期。此后均有大量中国内地新闻从《蒙藏周报》中节选。《蒙藏周报》系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主办的周刊（1930年7月之后一度改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理），此前仅在内地及四川青海部分涉藏州县发行，极少抵达西藏本地。经过《各地新闻明鉴》的二次转载，《蒙藏周报》“宣传党义，灌输科学知识，传播国内及世界新闻”的初衷最终通过《各地新闻明鉴》而得以在西藏实现部分传播。除此而外，有关中国内地的其他常规报道还包括军阀内战、饥荒、旱涝灾害、匪患、国民党“围剿”红军、红军长征到达四川甘孜地区的消息等。特别是1940年代之后对日本侵华战争、中国抗战形势有正面专版报道（如1944年第13卷第1期）。
从内容统计来看，该报中的本地新闻（噶伦堡、大吉岭、印度其他地区）约为50.9%，中国西藏和其他涉藏州县新闻约占20.5%，世界新闻和其他新闻各占约14.3%。此外在插图中也大量采用中国内地元素，如1930年6月号头版采用了汉地的长寿佛图。1945年第12期头版的新年祝福中，版面中央是庆祝二战结束盟国胜利的V字与佛教吉祥八宝，四角为藏英汉蒙四种文字的圣诞和新年贺词。祝福词为“时间之轮永远在流逝，辞旧迎新，新年祝福”（见图1），应该说也是考虑到中国内地因素和汉族读者。
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以较多版面报道西藏和中国内地消息的原因有二：首先从地理位置看，上述五份报刊主要创办地列城和噶伦堡均位于喜马拉雅地区中印贸易的交通要道上，与中国内地、新疆和西藏商贸往来频繁，因此，这些藏文报纸中含有大量中国新闻，有其客观的地理和历史背景。其次，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创办者鲜明的受众取向也导致其对西藏和中国内地新闻格外关注。弗兰克发现，报纸的头版新闻部分最受读者欢迎。“如果头版有关于西藏的新闻尤其如此”，因此《拉达克新闻报》的内容编排一般把藏地消息放在头版头条，从宗教色彩不明显的新闻报道开始，最后才进行传教。弗兰克的读者调查显示：“他们（读者）希望西藏的报道占很大一部分。”由于清末西藏的诸多重大事件多与清朝政府及驻藏大臣有关，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西藏及中国内地的消息一直维持较大比例。对《各地新闻明鉴》而言，其自创刊之日起就尝试走市场售卖道路。噶伦堡当地有大量华侨，并且当地还办有一所中文私立小学，对这部分读者塔钦巴布不能不有所兼顾。辛亥革命后，虽然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有一定疏远，但西藏和内地之间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交流不断。一方面蒙藏委员会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西藏联系，另一方面除了《各地新闻明鉴》外，蒙藏委员会的《蒙藏周报》（后更名为《蒙藏旬报》、《蒙藏半月刊》、《蒙藏月刊》）以及九世班禅西陲宣化使公署宣传处出版的《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是当时屈指可数的藏文报刊，也为《各地新闻明鉴》提供了便捷的藏文消息来源。
清末，清政府和内地消息依托《西藏白话报》初步实现了在西藏的大众传播，但1912年《西藏白话报》停刊后，祖国内地的消息在西藏当地失去了大众媒介依托。1913年北京创办的《藏文白话报》虽曾发行至四川、青海部分地区，但寿命不足两年，在西藏影响微弱。民国期间，南京政府一直筹划在拉萨创办报刊。1948年，“中央现拟于不久出版藏文报纸一种,以沟通西藏之声气,提高文化水平”，但因国民党政权垮台而无果。在1912至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期间，西藏虽也曾有零星英文报纸发行，但总体而言仅为个别高僧、官员贵族和在藏外国人订阅，在藏地产生影响的还是该地区发行的藏文报刊。
对于上述报刊在中国西藏和其他涉藏州县的影响，存世文献不多，但仍有踪迹可寻。《申报》、《大公报》对《各地新闻明鉴》均有报道。刘曼卿云：“藏中贵族,多乐读之。”1939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北华捷报》中，有多篇来自四川甘孜署名“藏人”的通讯，报道《各地新闻明鉴》“将藏语新闻带入甘孜的理塘、德格、稻城和其他遍布西康的喇嘛中”。“在打箭炉（今四川甘孜州康定市），我们发现活佛、扎巴和其他人非常热衷于阅读这份藏文报纸，这是他们除了中文报纸，了解在中国和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唯一来源。”可以认为，从1904年至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内地新闻在西藏的传播除了早期（1907-1912年）由《西藏白话报》承担外，其他时间主要是由《拉达克新闻报》、《吉朗新闻报》和《各地新闻明鉴》等藏文报刊来实现的。如果说在四川康定等地区的藏族读者尚有条件接触汉文报纸的话，在西藏，《各地新闻明鉴》等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则是普通读者“了解在中国和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唯一的来源”。在《各地新闻明鉴》停刊期间，九世班禅行辕秘书长刘家驹（格桑群觉）谈及：“拉萨无报纸,前有印人所办之藏文报,自印运入,现已停刊,故消息至感滞塞。”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促进了汉藏地区的信息流动，事实上成为中国内地向西藏进行大众传播的主要载体。
三、巴扎传播、福音客栈与马帮传播：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的发行特色与传播创新
邮政系统和发行网络被明斯特（Hans A. Münster）认为是欧洲报纸产生的五大要件之一（另四个为技术、社会、经济和司法）。然而，喜马拉雅地区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地理、语言、民族、宗教环境殊异。山高谷深、交通阻隔以及年均4个月以上大雪封山，导致现代邮政系统建设迟滞,在当地展开“松土”和改宗劝服工作的藏文报刊需要一个横向和向下扎根的纵向传播系统，断非当地邮政体系所能维系。在一百多年前的喜马拉雅地区，当地传教士如何破解报纸发行难题呢？研究发现，这些藏文报刊创造了许多独有的传播与发行方式，在世界报刊发行史上颇具特色。
（一）巴扎传播
该发行方式由《拉达克新闻报》创办人弗兰克首创。拉达克地区邮政系统极为落后。从列城到另一传教点吉朗邮路相距仅200英里却耗时14天，且向下“很难向任何一个村庄发送邮件，因为没有一个村庄有邮局”。面对乡村发行难题，传教士们曾一筹莫展。
拉达克较为繁荣的商业贸易系统和巴扎（集市）最终成为弗兰克的突破口。拉达克是“一个世界性的复杂贸易路线的中心，这些路线遍布中亚、喜马拉雅地区”。每天列城附近村庄均有人到集市与南来北往的商人做买卖。当地英国特别事务专员瑞达克（Radakh）记载：“喜马拉雅山两侧的绝大多数商人总是来这里，但不超过拉达克，他们在那里与其他商人交换货物，然后回家。”这些回家的村民就成为报纸进入周边乡村的重要分发渠道。弗兰克在巴扎设立发行点，称：“一旦第一个买家看完了整张报纸（当地的习惯是，从正面读到背面，不遗漏任何东西），他就会把它带回他的村庄，以同样的方式卖给他的邻居。因此，一些报纸享有广泛的读者群。读者的数量大大高于实际发行数。”弗兰克称，一份报纸经常被十余人或更多人大声朗读。这种类似滚雪球的传播发行方式，使《拉达克新闻报》成功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问题，顺利到达列城附近乡村和其他偏远地区，甚至进入了西藏。
（二）福音客栈与马帮传播
学者希尔德加德·迪姆伯格（Hildegard Diemberger）基于生态位视角，把喜马拉雅地区马帮驮队发达的原因归结为青藏高原物产的单一性和总体的生物多样性。该地区的海拔落差、地理环境、物产差异，导致高原内部必须与周边地区保持密切的贸易联系，从而在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接壤地带催生了不少基于互市贸易的“综合市场”，以及往来于不同地区和部落的马帮驮队。
在“路学”（roadlogy）的观念中，道路既是交通传播媒介，也是复杂的动态社会空间。道路打破了自然、地理和政治阻隔，马帮驮队则带动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流动性的需求导致喜马拉雅地区基督教传播、报纸发行与商路贸易产生了天然关联。从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拉达克-阿里-拉萨沿途有22个马站，加上马站间的35个小站，共57站。穿梭其中的马帮驮队成为联系喜马拉雅地区物产、信息、宗教的传播使者。马帮商人则成为艺术、文化、思想和技术交流的媒介。
阿斯博在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发展中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创办了《拉达克信使报（B）》，还在于对客栈传播与马帮传播的结合。1939年，阿斯博在列城开办一个专为马帮驮队和香客提供食宿的“福音客栈”（Gospel Inn）。《瓦乔维亚·摩拉维亚人》报道，该客栈仅在1939年就接待了4000多人马，甚至“一个由二三十名喇嘛组成的团队在该客栈避难也是很常见的”。
按照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的空间理论，空间既有其政治、经济、社会等级意义，同时也可进行意识形态再生产。阿斯博通过将福音客栈这一“空间”变成“媒介”，把马帮和旅人从交通工具变成报纸发行渠道和传播载体，对福音客栈作为公共空间和流动空间的传播价值进行了充分挖掘，完成了对福音客栈的空间生产。据称，“在开业的头三个月里，先后大约有800名客人和700头驮畜呆在旅店里。这家酒店变得非常受欢迎。”“在客栈里，教会开办了一个图书馆和阅览室”，藏文报纸自然是必备的读物，并且还在福音客栈门口置放了阅报栏。在5年内，这家客栈为数万名游客提供了住宿，“酒店也成了社交网络的场所。许多商家提前一年或更长时间预订了位置，因为招待所经常客满。”“每位客人在离开时要么购买要么收到圣经小册子”，所以福音客栈被认为“充当了新闻和意见交流的中心”。
1904-1907年，《拉达克新闻报》的传播空间主要在列城周边，通过巴扎传播等方式进入乡村，虽有20份发行到东部噶伦堡，但尚无发行到拉萨的确证，而通过福音客栈和马帮传播，《拉达克信使报（B）》实现了进入拉萨的目标。在1943年第4期《瓦乔维亚·摩拉维亚人报》中，阿斯博在信中特别提到通过马帮传播：“这份报纸遍布西藏西部，每个月有4份到达拉萨。”从巴扎传播、福音客栈到马帮传播，列城传教点在多年努力之后终于得偿所愿。
（三）邮政驿站传播
19世纪末，随着加尔各答到西里古里的铁路开通，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重心东移，噶伦堡成为新兴贸易重心，亚东则“为通印唯一冲衢，客货交通，甚为繁盛”。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两次侵藏以及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英帝在亚东等地获得邮政特权，并在亚东至江孜沿途设置12个驿站。1910年大清邮政局所辖的拉萨邮电成立，并在亚东、帕里等7地设立二等邮局，“十分系统化且很正规”。东喜马拉雅地区从印度噶伦堡到西藏邮路顺畅。1907年5月6日，亚东海关资料载《张玉堂为报赴亚东途中与印官交往情况及西藏新商补将延期开办等事致裴式楷函》中，张玉堂自言在亚东“顷阅《申报》，得知因驻藏帮办大臣张大人另有重任，西藏新商埠之开办将延期举行”。可以说通过邮政发行，清末中国的内地报纸、欧洲报纸、印度报纸已经跨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基于上述良好的邮政基础，《各地新闻明鉴》得以覆盖西藏全境，发行范围一直延伸到青海安多-蒙古贸易路线地区和西藏东部与阿萨姆边界地区，远至四川的“理塘、甘孜、德格”等地。
通过巴扎传播、福音客栈、马帮传播和邮政发行，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在广度上实现跨喜马拉雅地区传播，从深度上渗透到上层社会贵族、僧侣阶层乃至藏族民众中。弗兰克、阿斯博等传教士在内容生产和传播发行的种种探索，虽基于其传教目的，但也有其因地制宜的创意，在世界报刊发行史上颇具特色。
四、宗教劝服与政治博弈：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中的冲突性与对抗性
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发展是该地区宗教扩张和地缘政治的反映，一方面是西方基督教与藏传佛教争夺信众的平台，另一方面是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开展对西藏渗透、与中国政府博弈的宣传舆论阵地。边疆学者劳姆（Magdalena Naum）曾言：“不管是殖民扩张的影响还是两个独立政治体之间的缓冲区，在边境的相遇都导致了具有不同文化和社会传统的对抗。”从创办之日起，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之间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就充满了冲突性和对抗性。
（一）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中的宗教冲突与文化贬抑
19世纪中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向喜马拉雅地区扩张，一个西方基督教文化与藏文化的接触地带逐渐形成。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认为，“接触地带”通常是指“在高度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背景下文化相遇、冲突和争斗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是“地理和历史上分离的人们相互接触并建立持续关系的空间，通常涉及胁迫、极端不平等和棘手冲突”。藏文报纸的媒介空间亦然。
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文报纸被称为“沉默的传教士”（silent missionary）。弗兰克认为，如果藏人习惯了报纸，他们也会习惯并更容易接受基督教思想。故报纸出版本身就是一种传道行为。从办报动机、报道框架和内容分析来看，该地区藏文报刊对藏人、藏文化、藏传佛教充满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浓厚东方主义色彩。如《瓦乔维亚·摩拉维亚人》1921年第6期把藏地视作“愚昧和迷信盛行的落后地区”，佛教则是“一种严重堕落的形式”。阿斯博认为当地佛教导致了“无意义的生活，萦绕心头的恐惧，宿命论和迷信”，此乃其所谓拯救“异教徒”的动机所在。故藏文报刊对藏传佛教和藏文化持有较明显的宗教偏见和文化蔑视，对藏传佛教和僧侣多有诋毁。如《拉达克新闻报》1904第8期报道拉达克白土寺活佛瓦固拉侵占附近村民宅基地，抢占里几寺喇嘛的财产，致其居无定所，并谴责道：“从此事看，这位活佛难道不是一位无良心的人吗？”1904年第3期报道：“在一次宴席上，喇嘛为坐上首席而争起来。”随后用耶稣教言来讽刺：“大凡智者都会选末座，大凡愚人个个挑首座。”在传教士报刊中，对喇嘛最直接的诋毁方式是将藏族谚语偷梁换柱，用基督教义重新阐释。如《拉达克新闻报》第一期解释谚语“喇嘛自身难保，岂能救度亡灵”。该谚语本意是强调内在修行，而在报中却阐释为：“若上师的品行恶劣，怎么能够救度死者的亡灵？一位罪恶之人，怎能救助世人？要问谁是无罪纯正的上师呢？那便是救星耶稣基督！”办报者通过穿凿附会的方式从藏族谚语中找到《圣经》是真理或基督教优于藏传佛教的证据，矛头则指向藏传佛教和喇嘛。同样情况在《吉朗新闻报》中也屡见不鲜。大量谚语的改写、篡写和“神学化”诠释，以及带着宗教偏见的报道在《拉达克新闻报》、《拉达克信使报（A）》、《拉达克信使报（B）》中俯拾皆是。
贝斯特达（Rafal Beszterda）认为，基督教传教士在喜马拉雅地区扮演着进攻的角色，“传统土著”表现出防御的姿态，但是当地藏传佛教僧侣和世俗权威并非束手就擒，他们对于传教士及其宣教进行了系统性的抵制。这种带有法侬意义上的抵抗主要有赖于三种资源：宗教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从宗教上看，当地藏传佛教根深蒂固，“潜在的皈依者面临僧侣和俗人的巨大社会压力”，导致“藏人不想要这种文本（报纸和宣传册），他们甚至不得不小心，希望喇嘛在他们的家里找不到这种东西”租住寺庙领地，自然不敢与寺庙僧侣对抗。从社会上看，皈依其他宗教形同自我放逐，面临群体排斥压力。可以说，喜马拉雅地区藏传佛教的统治力不仅限于宗教和政治，还深植于经济、社会中。仅靠基督教报纸仍然难以撼动佛教、寺庙和喇嘛的权威。生存需要影响了村民对传教士的态度，也迟滞了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功效。阿斯博称，在80年内，摩拉维亚人总共才改宗了146名藏人。在传教14年之内，他本人只改宗了2名藏人。
也正因为当地藏人的系统性抗拒，我们发现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为了不刺激当地人的宗教感情，后期逐渐减少了攻击性话语而代之以隐性劝导。例如《拉达克信使报（B）》对于编织产业和编织女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试图用资本主义精神来改变藏传佛教乐天安命的思想。在《吉朗新闻报》、《拉达克信使报（A）》中开辟专门讲道的专栏，也逐渐将新闻报道事实与观点分开，客观报道佛事活动或者宗教新闻，《拉达克信使报（B）》开设单独的宗教布道栏目，如“谚语”、“玛利亚教言真谛”，以及独立的一段教言。在《各地新闻明鉴》中，则进一步把藏传佛教与基督教并置，试图规避民间较为尖锐的宗教冲突，呈现出宗教调和的姿态。
（二）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背后的政治博弈与角力
从19世纪开始，喜马拉雅地区就处于以北京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殖民体系冲突的前沿。在英国南亚战略布局中，喜马拉雅地区是拱卫其印度殖民地体系的缓冲地带。藏文报刊则被视作“和平地渗透这个地区的具体建设政策的一部分”。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既是这种博弈与角力的载体，同时也成为政治对抗的表征。
从中国一侧来看，早期藏文报刊的创办即有经略边疆、维护统一、防备外患的初衷。清末国力不彰，面对英帝国主义者觊觎中国西藏，联豫“参访四川旬报及各省官报”创办《西藏白话报》，旨在“爱国尚武开通民智”，“激发其爱国心，进以新知识”。“爱国”当其冲，“启蒙”随其后。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对西藏地方事务鞭长莫及，1914年贡桑诺尔布出任蒙藏事务局总裁后，即告诫袁世凯：“英、俄等国窥伺蒙、藏，均有白话报暗为传布。”（此为《拉达克新闻报》及《拉达克信使报（A）》可能已发行至西藏的旁证）鉴于“文字收功远轶于武力以上”，故筹办《藏文白话报》，以“屏绝外人之煽惑”,“启边氓之信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的联系成为当务之急，乃有1930年刘曼卿奉使西征、1934年黄慕松赴藏致祭、1940年吴忠信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在宣传上除了在南京创办《蒙藏周刊》外，就是在拉萨重办藏文报。早在1934年，黄慕松就建议：“在拉萨筹办一种汉藏合印定期刊物，以沟通感情，传递消息，介绍内地文化与中央施政方针。”《大公报》也曾发短评《藏胞向我们招手》：“以拉萨的重要,竟无报纸发行,而须靠由印运入的藏文报为报道的工具,只此一点,已值得我们的深省。”但由于抗战延搁，该建议并未落地。1942年，葛赤峰在《创办大规模藏文报之建议》中提出“以政府之力量，在拉萨创办大规模之藏文报纸”的建议，实现“争取藏民内向，团结国内民族”的目的。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南京国民党政府即着手在西藏办报，“为印刷便利计,曾拟先在印境噶伦堡出版,然后分送西藏境内。”但是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百般阻挠，最终“未得印度政府之同意”而告吹。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在西藏创办现代报刊，加强西藏与祖国内地联系、维护统一，对抗英印政府分裂图谋，始终在中央政府筹谋之中，惜内力不逮，外加英印阻挠，导致西藏本土办报长时期内“出现惊人空白”。
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英印政府则对中国政府在西藏办报一直心存戒惧之心。1907年《西藏白话报》创办后，伦敦《泰晤士报》8月24日即予以报道。其后《西藏白话报》的一举一动也备受英人关注，对外稍有微词，英方即大为紧张。1909年5月12日印度办事处副国务秘书A加德力致信外交办公室副国务秘书，并“附上印度政府关于拉萨中国安班（驻藏大臣办事处）编辑的藏文报纸刊登反英文章的信件副本”。在该信件副本中摘译的《西藏白话报》建议藏人和尼泊尔人、不丹人“应交好”、“交朋友”，并声称：“在西藏有一些邪恶的外国侵略者”。这里的“外国”显然是指英国。一手创建殖民体系的英印政府自然深知在“藏人中传播此类文章可能导致的后果”，因此莫雷勋爵赞同印度政府建议，“指示北京的英国大臣就安班对英国政府及其贸易市场代理人的不友好态度问题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在英国印度办公室编号为NO.287的爱德华·格雷爵士（E.Gery）于1909年5月24日寄给驻华公使朱尔典（J.N.Joradn）信函档案中，称对印度政府认为“这样的文章的传播可能造成危险后果的观点”表示“赞同”。朱尔典1909年6月17日给庆亲王奕劻的信中提及：“我奉命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拉萨的中国特使对国王陛下政府和贸易市场上的英国代理人所持的不友好态度。”认为《西藏白话报》“旨在挑起敌意，应立即向中国西藏当局发出指示，要求其停止这些出版物”。迫于压力，1909年7月2日，清政府外务部给朱尔典回复：“已指示有关报纸今后严禁发表所抱怨的大意的文章。我们荣幸地向阁下通报上述情况。”该事件显示，英方对《西藏白话报》在“无知的西藏人中”可能引发的“危险”高度警惕，不惜动用外交手段，迫使朝廷对驻藏大臣施压。英国政府对中方藏文报纸的紧张和敌视可见一斑。
从内容上看，同时期喜马拉雅地区西侧藏文报刊对于清政府的态度也有明显的对抗和贬抑色彩，其中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互为表里。如《拉达克新闻报》1906年第3期报道九世班禅访英印，清政府“十分不满”，“并提出不许与英国人亲密接触”，评论道：“听罢此语，让人感到十分奇怪”，讥讽“看来汉地人也比过去聪明了”，并认为汉地人应该“得到英方的教诲”，“听从英国人的教导”，这样“就不会存在恐惧心理了”。对中国的政治事务指手画脚、冷嘲热讽，可以明显读出其倨傲态度和对清政府的蔑视。在报道日俄战争及他国消息时，该报尚能保持一定的客观性，但一旦涉及英军对藏地的入侵和与清政府的冲突时，便呈现出明显的偏向。其报道话语往往将清政府、西藏地方政府、藏传佛教、僧侣等“他者”化和污名化，通常以贬抑、嘲讽的口吻加以诋毁，而对于英军的胜利则予以正面描写。在此后的《吉朗新闻报》和《拉达克信使报（B）》中，对汉地战争、灾祸、盗匪横行的报道达半数以上，正面报道极少。
英政府一方面抗议中国藏文报纸的反英立场，另一方面英印政府和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西藏的宣传和渗透并未丝毫松懈。殖民体系下的喜马拉雅地区的宗教与政治之间本来就纠缠不清。该地区的摩拉维亚、浸信会和英国圣公会之间更是跨越政治和教派界限展开了一场“跨欧洲合作”（Inter-European Co-operation）。这种基督教组织、政治势力以及宗教组织内部的相互关联也成为藏文报刊在喜马拉雅地区传播的组织基础和文化基础。从报头设计、内容构成、版式特征上看，五张藏文报刊间并无太大差异，也有明显内在承续关系。
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中宗教和政治杂糅最为明显的是《各地新闻明鉴》。N.威洛克（Nicole Willock)认为该报具有深厚的“基督教和殖民主义根源”，是20世纪上半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西藏进行宗教渗透、文化侵略和政治操控的典型样本。各方材料显示，塔钦巴布是一个“忠诚的英国臣民”和“英国间谍”。日本间谍木村肥佐生（Hisao Kimura）曾言：“一方面，他（塔钦巴布）公开出售报纸；另一方面，他秘密为情报部门工作。这两项活动相辅相成。”1942年，英印政府对印度报纸实施严格的“控制与鼓励政策”后，《各地新闻明鉴》得到英印政府垂青，不仅资助其恢复出版，还特许使用“政府信息和广播部”的官方照片。作为回报，塔钦巴布向政府保证不发表任何“不利于他们利益”的东西，并给予“印度（英国）政府的观点足够的空间”。1942年5月，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的约翰·卡尔文(John A. Calvin)在给伦敦英国信息部远东部的一份有关西藏的报告中建议英国“检查那里（西藏）的宣传阵地”，并且“尽一切努力通过补贴在噶伦堡制作的藏文报纸的发行量来增加（影响力）”。英印政府买断了500份《各地新闻明鉴》，除150份在大吉岭、锡金、不丹、克什米尔、列城和西姆拉分发外，其余被送往西藏。1947年，英印政府强制要求所有申请印度与中国西藏贸易许可的人都必须订阅《各地新闻明鉴》，致其订户于1947年3月达到最高1983份。当然，苏格兰教会、英印政府对《各地新闻明鉴》的资助并非乐善好施。对教会来说该报是劝服改宗的工具，对英印政府来说则是一种本土化的宣传喉舌。1940年代，拉萨英国使团的负责人黎吉生（Hugh Richardson）在半官方文件《西藏纪要》（Tibet Precis）中写道:“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活动，用一个更好的词来说，可称为宣传”。这些“宣传”是“通过传播BBC，通过在噶伦堡出版的一份有少量补贴的藏文报纸以及新闻影片来实现的”。学者恩格哈特（Isrun Engelhardt）曾直言，此举旨在“试图击退中国在（中国）西藏的影响”。由于英印政府对《各地新闻明鉴》的长期支持及塔钦巴布本人的政治态度，西藏和平解放后，分裂分子把“宣传反共、叛国的《西藏镜报》（即《各地新闻明鉴》），不断偷运进藏，到处散发”，与中国政府对抗。1958年7月，中国外交部提出了一份备忘录，抗议利用噶伦堡地区作为进行颠覆分裂活动的基地，其中就提到了《各地新闻明鉴》的反动宣传。尼赫鲁回复称：“事实上我们向这个主编发出了警告”，但“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对它们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国以同在噶伦堡发行的英文报纸《喜马拉雅时报》（Himalayan Times）为阵地，在1956年1月22日刊登著名记者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的《从陆路去拉萨》（From Road to Lhasa），以及1959年3月1日刊载《西藏的进步》（Progress in Tibet）等文章，宣传新西藏的交通变化和欣欣向荣的景象，给予抹黑西藏发展的《各地新闻明鉴》以针锋相对的回击，开启了新中国跨喜马拉雅地区逆向传播的序幕。随着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及边境的关闭，《各地新闻明鉴》由于缺乏市场和各方支持，最终于1963年倒闭。至此，喜马拉雅地区的早期藏文报刊因政治、宗教、经济原因，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结语
中国新闻史研究一般把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视作中国近代汉文报刊之始。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公认是以境外办报为肇始，从洋人办报到本土办报，从宗教报纸到世俗报刊，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陆逐步推进。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的出现从另一向度改写了我们对于传统中国近现代报刊发展格局的看法。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并非只是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地的逐级推进，而是呈现为从东、西两个向度的双向进入。如果把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放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历史坐标中，可以发现，这些藏文报刊形成了一个弧形的涉藏传播带，从1904年起即自西向东跨越喜马拉雅山对西藏和四川、青海等涉藏州县进行宗教、政治渗透和信息传播。
从政治传播和传播地理学的视角看，从19世纪中期开始，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以英国为中心的殖民体系在喜马拉雅地区展开了近一个世纪的博弈。围绕着该地区的宗教与政治、教化与启蒙，中国政府与西方传教士、英殖民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就以藏文报纸为平台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舆论攻伐和政治角力。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文报刊一方面成为宗教皈依和政治渗透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其藏语翻译和传播发行成为祖国内地消息在西藏实现大众传播的信息中介。可以说，近代以来喜马拉雅地区一直是中外涉藏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中国西藏长期面临信息入超的窘境。直到西藏和平解放，随着《西藏日报》的开办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开播，才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喜马拉雅涉藏地区信息传播不平衡的历史。作为时代之镜，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文报刊一方面反映了两种体系以及英印与中国政府围绕中国西藏的对抗，另一方面也成为这种对抗的阵地，成为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近现代历史和涉藏传播研究不可多得的历史记录和珍贵文献。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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