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觉哉 | 社会形态演进规律之探索——思想史片断的梳理
徐觉哉◆文
近现代人类社会从何而来，又走向何方? 这一命题曾绞尽了许多思想家的脑汁，并引起了他们彼此之间激烈的争论，思想史留下了他们探索的足迹和精彩的片断。其中，有的是对“社会形态”概念和内涵的分析界定;有的是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揭示;有的是对社会形态自然演进和依次更迭轨迹的总体描述;有的是对个别民族历史发展形式和顺序及其跨越现象的设想和洞见。在这纷繁杂乱的混沌世界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理路:当他们从逻辑上去反映世界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时，没有由此排除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并把它们置于世界历史当中来加以考察;当他们具体考察一个特定民族的独立发展道路时，也没有由此排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一个民族发展所起的制约作用。这为各国探索不同时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确立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徐觉哉
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C.傅立叶用自己非凡的智慧研究了人类社会制度，并“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恩格斯在批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时指出：“请把C.傅立叶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几个时期(蒙昧时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及其特征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比较一下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历尽千辛万苦才为自己开辟了一条穿过历史迷宫的道路，而C.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按照自己的看法想象未来的”。
在1808年问世的《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C.傅立叶试图用生产状况说明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即宗法制度的特征是小生产；野蛮制度的特征是中等规模的生产；文明制度的特征是大规模的生产。这几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有程度上的不同，在蒙昧到野蛮的三个时期中，人类还没有足够的生产力开发物质财富，社会面临物质匮乏的境地，人类的情欲无法得以满足。进入文明制度以后，人类不仅有了农业、手工业，而且有了机器大工业；不仅生产技术有了提高，而且有了科学和艺术，所以这个社会叫“文明制度”。
C.傅立叶对其中的文明制度分析得最为详尽，又把它分作童年、成年、衰落和凋谢四个发展时期，并给每个小阶段描述了各自的特点：第三阶段的特点是商业统治，第四阶段的特点是商业的封建主义，所以C.傅立叶对文明制度的批判侧重于对商业的批判。他指出，文明制度按其生产力来说，已经能够开发足以满足社会每个成员的情欲所需的物质财富，但是这个社会没有找到公平分配财富的方法，社会财富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却一无所有。所以这个社会呈现的不合理现象比以前几个时期更为离奇，以前是由匮乏而发生贫困，现在则是因为富裕而产生贫困。
C.傅立叶进一步指出，文明制度也处于一定的历史范畴，绝不是什么永恒的社会制度，它“不过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它之前已经存在过三种社会制度——蒙昧时期、宗法时期和野蛮时期，那么是否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因为它是第四种制度，所以它是最后一种制度呢?再不能从这种制度中产生其他社会制度？我们就不能看到比文明制度可能更少灾难的、由于人们从来就没有去努力发现它们所以至今尚未为人所知的第五种、第六种、第七种社会制度么？因此，应该怀疑文明制度，怀疑它的必要性、它的优越性，以及怀疑它的永久性。”C.傅立叶认为，文明制度虽有种种社会祸害，但有一点好处，即为人类进入和谐制度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他不认为文明制度过去以后，人类可以立即进入和谐时期，在两者之间还有两个时期作为过渡，即保证制度和有计划的谢利叶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内，既保留着无联系社会的传统、斑痕，也多少具有一些和谐制度的萌芽。
恩格斯充分肯定了他的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C.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我们看到，C.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种考察方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把地球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C.傅立叶把人类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
人类社会的历史犹如地壳的形态依次更迭
1851年4月，马克思曾阅读过英国农业化学家J．W．约翰斯顿的《农业化学和地质学讲义》。在《伦敦笔记》第13册中，他摘录了有关地质学的知识：“沉积岩的分类。地壳最下面的岩层是最古老的。关于相对应的年代，沉积岩划分为第一纪、第二纪、第三纪(这是最新的岩层，而且它位于第一纪和第二纪之上)。岩层的这三个层系下再划分为系；然后，系的下面再划分为称为形态的小单位……”次年5月，在《革命》杂志第1期刊载的《L.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借用了当时地质学对“形态”的用法，首次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并说明资产阶级社会与之前的封建社会相比，处于更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表明“社会形态”概念本身的含义是指处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
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又提供了一个将社会形态与地壳层系相联系的佐证。在初稿中，他指出，“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在二稿中，他又进一步确认，“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更强调了各个社会形态之间的依次更迭：“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技术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
可见，马克思提出社会形态概念，是想表明人类社会形态犹如地壳形态一样依次更迭，这些社会形态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天国一把真正的钥匙
1853年5月26日，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家中给马克思写信，告诉老朋友最近在看一本关于阿拉伯碑文的书，即英国神学家和旅行家C.福斯特于1844年出版的《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或主教对天启教的证实》。恩格斯对此书最感兴趣的是关于贝都英各族的历史描述。这封信中关于从碑文中所见到的关于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那一部分，马克思很感兴趣。恰好这时他在读法国医生、旅行家F.贝尔尼埃的《大莫卧儿、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游记》。不列颠议会关于续发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辩论，是马克思探讨东方问题的直接起因。
在6月2日的回信中，他告诉恩格斯，在论述东方城市的形成方面，再没有比老F.贝尔尼埃在该书中描述得更令人信服的了。书中在记载军事状况以及供养这些庞大军队的做法时写道：只要了解国家的情况和独特的管理制度，对所有这一切就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国王是国中全都土地的唯一所有者，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是，整个首都几乎完全靠军队生活，因此当国王出征时，全城的人都得随同前往。马克思就是从F.贝尔尼埃的著作中了解到东方土地国有制的情况。他告诉恩格斯：“F.贝尔尼埃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性质的这一论断，构成了他当时对东方社会性质理解的核心内容。6月6日晚上，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不仅十分赞成马克思的这一判断，而且对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自然史基础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起横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由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
马克思非常同意恩格斯在信中的分析。他指出，东方社会独特的气候和土地的条件，使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成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从而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东方社会农业的基础。“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在这一意义上，东方社会农业收成的好坏，就取决于政府这一经济职能运用的好坏。马克思把东方社会国家职能的这种独特性，既看作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看作是造成东方社会呈现停滞趋势的两种相互促进的情况之一。
马克思将恩格斯来信中的这些分析内容，不仅写入了他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还在该文中把村社制度的存在看作是造成东方社会呈现停滞趋势的另一种情况。他根据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G.坎伯尔在《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一书中提供的资料，认为印度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马克思把村社解释成“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在马克思看来，村社实际上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一方面，村社实行的是依靠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成的自给自足经济。这时，社会被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又互不联系的原子，从而“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最后，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都被窒息了。另一方面，它们内部存在着种姓和奴隶制，即“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
在这些书信和稿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制度的稳固性以及造成其长期停滞的根源作了简要的分析，尤其对东方社会生产方式的三个显著特征——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国家职能的独特性以及村社制度——作了概述。这成了他们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新起点，把经济上的土地国有制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并找出了它们自然史的基础。
英国入侵印度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
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写了许多有关印度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两篇评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在文章中严厉地鞭挞了英国的殖民政策，深刻地揭露了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同时，他认为，尽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十分野蛮，但相对于愚昧的、停滞的印度社会来说具有进步意义，它破坏了印度的宗法制，动摇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而英国入侵印度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它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因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认为，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印度社会机体的被破坏，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士兵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他指出：“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同时，马克思又论证了英国人之所以能在印度造成革命，而不被当地居民同化的原因，在于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马克思指出：“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可见，马克思对英国入侵印度的看法，仍然是以他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为依据的，印度社会处在这些形态的低级阶段，英国则处在较高的阶段，因此印度社会要加速走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而眼前迫切需要的是把土地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惟其如此，马克思才断言：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建立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人类历史发展的三形态图式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是1849年马克思侨居伦敦以后对政治经济学进行近10年系统研究的成果总结，也是未来《资本论》的最初版本，包含在马克思用罗马数字注明I-VII的7大本稿本中。在最后第7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续）》。就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作比较研究，并进一步由特殊上升到一般，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划分成三形态图式，即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个性。
马克思用一段结论性的话作了如下表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从马克思的整个思路来看，三形态图式包含以下要点：第一，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志是个体之间建立社会联系的形式，以及个人对社会环境的控制程度和自由度。形态一是人与人直接相联系，个人受社会环境摆布，个体没有独立性；形态二是人与人通过商品交换建立间接的社会联系，个人摆脱各种身份规定的束缚，获得形式上的独立性，但个人仍然受物的支配；形态三是人与人自由组合，个人获得了完全的独立，人们能够自觉地驾驭社会生活过程，支配社会环境。第二，三种社会形态的基础是三种基本经济形式。形态一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形态二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形态三以自由劳动和时间经济为基础。第三，时间跨度大。形态一包括从人类社会形成到封建社会结束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态二虽然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实际上指的是整个商品经济时代，应当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个时期；形态三对应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在马克思看来，三形态图式是一个依次更迭的过程。资本主义形态是前资本主义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形态的高度发展又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形态创造条件。这一理论是人的发展的三大形式理论的展开，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理论的丰富。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揭示
1859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即将出版之际，马克思专门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扼要地叙述了自己研究经济学的经过，并以严密的逻辑，阐发了他所发现的唯物史观的经典公式，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马克思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可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但同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又会反过来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马克思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力和基本规律，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社会革命的物质根源，论证了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关系而得出的这一经典公式，使《序言》成为具有独立科学价值的文献。
把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解为自然史的过程
在同一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还首次对各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自然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作了经典的科学概括：“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在马克思写下这一段话之后不久，C.达尔文的《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一书问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刻以欢欣的心情阅读和研究了这部划时代的著作。
三星期后，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他正在阅读这部书，并认为它“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1860年12月19日，马克思带着阅读《物种起源》一书的新鲜印象写信给恩格斯说：“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C.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1861年1月16日，马克思在给F.拉萨尔的信中写道；“C.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马克思和C.达尔文，虽然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却得出了相同的方法论的观点，不过一个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另一个却在生物学领域。马克思发现和论证了社会结构的变异性，C.达尔文则发现和论证了动物和植物的种的变异性。恩格斯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后来他指出：“正像C.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再次对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作了解读：“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即这种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即旧的社会形态的灭亡和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同时，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客观进程，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社会发展的前进性。“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对马克思的科学功绩与C.达尔文的发现作了比较后，重申了两位学者在方法论上的一致性：“C.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
1845～1846年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首次较系统地阐述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们依据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程度和分工的不同阶段所决定的所有制形式的不同，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几个历史形态，并把它们之间的更迭看作是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
次年12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对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说，后来以社论形式陆续发表于《新莱茵报》，开始以完整的形式阐述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马克思在文稿中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里，马克思提到了私有制的三大形态。
1858年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时，已经清楚地指出：“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于是，在次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第一次从社会生产方式演进序列的角度，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畴。他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是马克思继《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社会形态演进序列的又一次系统表述，不同的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和逻辑起点由“部落所有制”改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部落所有制是隐藏着私有制萌芽的所有制形式，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则是以土地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原始所有制形式。这一改动蕴含了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对社会形态演进整体过程的深层次理解。1868年3月14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德国历史学家G.L.毛勒在其著作中对“土地私有制只是后来才产生的”观点作了详尽的论证，这就使自己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的观点，“再次得到了证实”。
1884年以小册子形式在苏黎世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概括了“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并且提出古希腊罗马时代之前的人类处于“原始时代”，即“氏族社会”，“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大多数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对于未来的社会，恩格斯引用摩尔根的话说：“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这样，恩格斯在该书中明确地提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五个经济形态，即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指出的是，经典作家在这里不是一般地总括人类社会已经出现过的各种不同的历史阶段，而是大体说明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和一般进程。
每个民族不必通过社会发展的一切逻辑环节
很久以来，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在研究俄国社会的前途问题：“俄国是应当像自由派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苦苦地思索着问题的答案，以致当各类杂志每月都在谈论关于公社所有制的问题时，他却保持了缄默。
1858年，在争取废除农奴制斗争最狂热的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同时代人》第72卷第12期发表了《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一文，在援引生物学、语言学和社会历史中的大量事例后，他从哲学的立场提出了拥护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论证，并在后来就同一问题所写的几篇论文《经济活动和立法》、《迷信和逻辑规则》中，对公社所有制的反对者施以猛烈攻击，认为他们所持立场的哲学基础是站不住脚的，并从一般发展的辩证规律出发，力图回答该文开卷提出的：“每个民族的每一种制度是否都必须通过发展的一切逻辑环节？”这样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是：某一种社会现象，是否在每个社会的实际生活中都必须通过一切逻辑环节，抑或在有利的情况下，能够象在个人生活现象中和物理自然界过程中那样，省略中间阶段，而从第一或第二发展阶段，直接一跃而达到第五或第六发展阶段呢？他认为，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理由在于：（1）当某一社会现象,在某一民族达到发展的高度阶段时,其他落后民族要完成这个阶段的进程,就能比先进民族完成这个进程时快得多。譬如，英国人为达到自由贸易制度需要1500多年的文明生活，而新西兰人就不需要花费这样多的时间；（2）这种加速度是通过落后民族和先进民族的接近，如英国人到新西兰去来实现的；（3）这种加速度在于：在落后民族那里,某一社会现象的发展,由于先进民族的影响,便越过中间阶段,直接从低级阶段一跃而进到最高阶段。譬如，新西兰人在英国人的影响下，便直接接受自由贸易是活跃工业活动最好的手段这一概念，而越过以往英国人为支持工业活动而看来似有必要的那种保护关税制度；（4）在这种加速度的发展进程下,原先的落后民族利用先进民族的经验和科学在生活中所省略的中间阶段,只是作为逻辑环节达到理论上的存在,而并不是现实中的事实。譬如，新西兰人只有从书本上才知道关于保护关税制度的存在，在它们那里该制度并不适用于实际；（5）倘若说,这些中间阶段也会达到实际的实现,那也只是就比例来说极其微不足道的,就对实际生活的重要性方面来说更加是微不足道的。
最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得出了两点结论：第一，发展的最高点，在形式上同它的起点相吻合；第二，当某一社会生活现象，在先进民族那里达到了高度发展时，在这个高度发展的影响下，在其他民族那里，这个现象会极迅速地发展，会越过中间的逻辑环节，从低级阶段直接进到最高阶段。他用上述论证支持了俄国应该依据村社向社会主义直接跳跃的主张，并由此认定俄国不必先毁坏自己的农村公社，以便步西方资本主义的后尘，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迈进，而可以利用先进民族的科学和经验，“越过中间阶段，直接从低级阶段一跃而进到最高阶段”。
社会主义也需要能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资产阶级
经过1861年的改革，俄国长期保存的宗法式农村公社及其土地占有制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萌芽。然而，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特卡乔夫仍然死捧着赫尔岑祖传的“断剑”不放。1874年4月，他在伦敦抛出了一本题为《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的小册子，并写了一封《给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继续宣称俄国的村社土地占有制具有难以想象的“独特性”和“优势”，断言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轻而易举地使俄国社会实现比西欧容易得多的革命变革，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无产阶级，这的确是事实；然而我们这里也没有资产阶级……我国工人只需要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因为资本的权力在我们这里还处于萌芽状态。”为此，他梦呓般地宣称：“我国人民尽管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同时，他指责恩格斯对于俄国没有“丝毫知识”，相反地表现出“愚昧无知”。
根据马克思和W.李卜克内西的建议，恩格斯于1875年3月撰写了《流亡者文献》中的第4篇文章，批驳了特卡乔夫对自己的攻击和诬蔑。不久，他又在对俄国1861年后农村社会发展的新文献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作为《流亡者文献》中的第5篇文章，并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为标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该文论述了俄国社会发展和俄国革命的前景问题，马克思认为这是恩格斯70年代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之一。
在该文中，恩格斯以讽刺的口吻，点出了特卡乔夫所谓的“社会革命”实质上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试图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是零星出现、并且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的社会状态下，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社会形式。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据说是“因为俄国人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选民，而且他们还有劳动组合和土地公社所有制！”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恩格斯虽然肯定了俄国公社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但是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他几乎堵死了俄国有不同于西欧发展的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他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这里包含着两个主题思想：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国家才能进行；二是这种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能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因此，资产阶级如同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而在既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的俄国，是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有产者’，但比西欧无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1877年10月，俄国民粹派思想家H.K.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针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庸俗经济学家尤·茹柯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攻击，从民粹派的立场出发，为马克思进行了辩护，同时却对《资本论》作了错误的解释，认为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俄国必然摧毁农村公社，走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用法文写了一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批驳了H.K.米海洛夫斯基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对他观点的歪曲，并就俄国是否能够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他说，根据对此问题的长期研究，“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这就是说：其一，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必须以承认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为前提，即从1861年以后俄国正在一步一步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二，不排除俄国存在另一种发展的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马克思所希望的；其三，今后的俄国将向什么方向发展，走什么道路，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具有不确定性。
马克思还从方法论的高度，进一步阐明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他说，《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即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为雇佣工人，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为资本家的历史运动，所以不能把他的这一思想应用到俄国去。“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为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马克思针对H.K.米海洛夫斯基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很明显，马克思反对用历史哲学理论的“万能钥匙”去套裁历史，而认为历史研究应该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他以古代罗马自由农民的演变情况为例，指出当时的平民本来都是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按照西欧历史发展中农民的历史命运，这种迫使古罗马平民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相分离的运动，应使他们成为“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与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所以，“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马克思认为，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就能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这就是说，历史事变及其发展进程，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展开的，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为了揭示这种规律性，必须对历史进行具体的研究，而不能从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出发加以推演。
“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一直是俄国思想界争论的焦点。1881年2月16日，俄国民粹运动活动家查苏利奇写信请求马克思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如果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以及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那么，这将使我们获得极大的帮助。”对于查苏利奇来信中提及的要求，马克思极为重视。他不顾年迈体衰、病魔缠身，先后用法文拟写了4个篇幅远远大于复信的草稿。在3月8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草稿中，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对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证，并提出了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马克思详细地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现状和特点。他指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欧洲国家。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也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这使它可以不必屈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种成果，而且它经历了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受触动的时期而幸存下来；相反，在俄国公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现在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境地。也就是说，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告终。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环境，使“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从而提出了“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让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去消灭自己的“公社”，而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
马克思还对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和两种可能的前途作了分析。他指出，“二重性”是俄国农村公社不同于较古类型的公社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另一方面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性获得发展，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马克思认为：“‘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从当时俄国政府所实行的政策显示，前一种可能性更大。马克思说，“破坏性影响的这种共同作用，只要不被强大的反作用打破，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于是，马克思发出了“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的呼吁。
值得一提的是，在1882年为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中，马克思再一次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里又一次强调了社会形态“跨越”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即以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和多种社会形态在空间上的并存为前提。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及其支持，俄国社会要在公社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见，当马克思从逻辑上来反映世界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时，他没有由此排除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只是他并不孤立地看待这些特殊性，而是把它们置于世界历史当中来加以考察；当他具体考察一个特定民族的独立发展道路时，也没有由此排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任何一个民族发展所起的制约作用。这正是马克思思想的深刻之处。
较低的社会形式不能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曾引用过1877年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之后俄国社会主义者做了各种极为相反的解释，并再三请求恩格斯再次发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于是，1894年1月恩格斯在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专门为之撰写了一篇《跋》。
在这篇《跋》中，恩格斯谈到了特卡乔夫，指出自己的抨击就是针对他“据说旧的经济世界不是从西欧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从俄国农民的最内在的东西中得到它的新生”这种幼稚观点的；恩格斯又谈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位比赫尔岑们和特卡乔夫们高明的人，也把俄国农村公社看做从现存社会形式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结果，恩格斯断然否定了农村公社本身存在着向较高的公有制形式过渡的因素。他指出，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由于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时西欧的资本主义正由于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这表明，恩格斯强调的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意义，而不赞成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看法。
在肯定俄国公社发展的两种可能性时，恩格斯更强调社会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他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
这就是说，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未来社会只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去提出社会发展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但是，恩格斯承认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缩短发展的进程。关于这一点，他留下了下面的解释：“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
恩格斯还根据形势的发展，要求俄国革命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的那封信。他指出，早在1877年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就“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革命的形势已见端倪，民粹派成立了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且势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而俄国革命一旦发生，就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以有力的支持，并为这创造无比顺利的斗争条件。所以，恩格斯也认为，如果我们在大约10年或20年以前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切断它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趋势。但是，到了1890年代，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17年间，在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解体都大有进展。……这样，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的斧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保存农村公社向高级形式过渡已经没多大可能。可见，根据17年前后俄国形势发生的变化，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要旨所在。
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用它烤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
1917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西欧数十年的普列汉诺夫回到了俄国。从那时起直到1918年5月逝世止，他先后发表了100多篇文章、演说、文告和宣言。这些文字先是发表在《统一报》上，1921年被流亡在国外的孟什维克分子辑集成两卷本的《在祖国的一年，1917～1918年言论全集》在巴黎出版。
在这些文章和演说中，普列汉诺夫反复重申，由于当时俄国的经济和文化相当落后，这就决定了它需要的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1917年4月《统一报》第9～11号上发表了普列汉诺夫《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俄国不仅吃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发达的苦头，俄国那些称自已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中间从来还没有什么人反驳过这条无可辩驳的真理。……如果事情是这样，那就十分明显，我国那些虽然也懂得一点马克思学说的人，是不可能谈论社会主义变革的。”1917年5月，他在《统一报》第44号发表的《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斗争》中指出：“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时候如果工人企图组织这种生产方式，那么他们的企图决不会得到好结果。”
普列汉诺夫在阐明上述见解时，经常援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两个决不会”的原理来为自己的观点作支撑，尤其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那段关于“激进革命派领袖在还不具备统治条件的时候就出来掌权是最大的不幸”的名言，更是经常被他提起：“对于激进派的领袖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取决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阶级对立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
在引证完上面的话之后，普列汉诺夫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正像恩格斯指出过的，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说来，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在它还没有充分发展而不能适当地利用政权的时候就得到政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一定要遭到惨重的失败。至于我国劳动群众，那么，如果它夺取政权，它的失败也会是必然的，因为大家知道，俄国现在正遭到空前的经济破坏。……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因此当它还没有磨好这种面粉时，为了劳动者本身的利益必须让资产阶级参加国家管理。”从这一思想出发，普列汉诺夫坚持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告诫“在想走进一间房子的时候别走进了另一间房子”，并把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活动奠定总方针的列宁《四月提纲》比之为“在完全脱离时间与地点的情况下写成的”“梦话”。他曾断言，如果在这种时刻夺得了政权，那么结局无非是两种：要么是革命家政府不顾人民还没有做好准备的现实而强制推行社会主义措施，从而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专制制度；要么是革命家政府迫于现实条件而容许甚至自己去推行资本主义，那时它便成为“一个可笑的政府”。
晚年的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据费希尔在《列宁：神奇的伟人》一书中透露，当年布哈林去探望病中的列宁时，发现他手里拿的正是普列汉诺夫的那本《在祖国的一年》。布哈林非常惊奇，问列宁怎么会读这本书?列宁的回答很简单：“这本书里有许多真理。”
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排斥变更通常的发展形式和顺序
从1918年7月起，俄国经济学家H.苏汉诺夫写下了7卷本的《革命札记》，以回忆录的形式记载了俄国从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的历史。在介绍了列宁的《四月提纲》之后，他指责这个讲话“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没有说明落后的农民的俄国怎么能不依靠西方，而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代表国内微弱少数的工人和雇农苏维埃怎么能反对多数的意志和利益建立社会主义？列宁的全部“观念”怎么能同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并行不悖？
俄国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这是反对十月革命的人们反复提出的论据。列宁与苏汉诺夫的分歧并不在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否需要一定的经济前提、是否需要无产阶级占居民人口的大多数，因为这是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原理。当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宣称“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是从最弱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最不发达的国民经济制度开始的”，列宁当即在书旁纠正说：“不对：是从‘比较弱的’开始的。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不会成功的。”当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把“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当作口头禅时，列宁也没有就此与他们争论，反而承认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说这是“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这种“按考茨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
但是，列宁认为，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在革命需要“有极大的灵活性”的时刻，他们却“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1922年12月24日，列宁在病中借阅了《革命札记》第3、4卷，并于1923年1月16-17日口授了评论该书的《论我国革命》。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认为，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即作某些修正才能当作榜样，而且这种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是微不足道的。
列宁告诫人们：第一，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由于战争而改变的一些特征，至少最富有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之后还没有能调整好“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第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与被这次战争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国家之中，所以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符合世界发展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列宁问道：“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顺序改变的理由在于：（1）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他们只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2）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了西欧所有多少有些影响的国家也被卷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并处于东方革命的边缘，那么就有条件实现像马克思1856年谈到普鲁士时提出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一种可能的前途；（3）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这就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4）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那么是否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
列宁正是遵循了革命的辩证法，不受现成“公式”的束缚，善于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抓住有利战机，率领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有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列宁指出，“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种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5期
文章作者：徐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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