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鸿泽、梁平汉 | 数字金融发展与犯罪治理

作者简介

江鸿泽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数字经济、犯罪治理、法经济学。

研究成果：近年来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梁平汉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数字金融发展与犯罪治理

研究背景

依托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创新技术，中国的数字金融经历了快速发展。其中，以支付宝app和微信钱包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平台已深刻嵌入社会日常生活。已有大量文献探讨了数字金融对于消费、创业、借贷等经济行为的影响。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但实现了普惠金融，也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机制，但数字金融影响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还非常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指出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盗窃是一种低门槛、低技术的常见犯罪形式，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平安生活和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甚至有可能演变成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等更严重的犯罪。受害者常常产生心理和生理创伤，影响家庭和睦，还容易滋生报复等心态，引发进一步的社会矛盾。对于盗窃罪的治理，一方面需要执法部门加大打击力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深入认识盗窃犯罪的发生环境，从而构建有效遏制盗窃犯罪发生的社会治理机制。

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显然，盗窃罪更多针对于流动资产，资产使用和储存方式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偷盗者的盗窃行为。数字金融极大提升了支付便利性，相比于现金支付和储蓄，人们更愿意使用移动支付和储蓄。从犯罪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改变了居民的消费和储蓄习惯，增加了盗窃作案获利难度，降低了盗窃犯罪者的预期收益；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的普及活跃了市场，降低了市场进入门槛，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促进了零工经济等新业态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正规劳动力市场工作和创业机会，从而提升了盗窃犯罪者的机会成本。

本文采用犯罪经济学的视角，基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判文书网2014-2019年期间全国各地法院公布的104.31万份盗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采用正则表达式对于裁判文书中被告人来源地、年龄、受教育程度、案件严重程度等信息进行了文本识别，并匹配《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及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了包括134.46万名被告人信息的地级市层面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于盗窃犯罪的影响。

主要发现

第一，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减少当地盗窃犯罪率，平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盗窃罪犯罪率下降0.579个标准差。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中家户被盗经历的微观数据的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结果。我们还基于城市到杭州的球面距离构造了工具变量，支持了主要结果。数字金融发展还显著降低了案值较高的盗窃案件发案率，减少了年龄偏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盗窃罪被告人数量。而且，我们没有发现证据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增加了殴打、勒索、诈骗、抢劫等其他类型犯罪数量。

第二，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升支付便利性减少盗窃犯罪，并显著减少了与现金相关的盗窃犯罪率，验证了数字金融发展产生的“预期收益效应”；此外，当地人均GDP越高、失业率越低，数字金融发展对盗窃罪的减少作用更强，体现了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新业态发展所产生的“机会成本效应”。

第三，本文还进一步利用CLDS的微观家户数据，发现有被盗经历的居民信任感、幸福感、安全感出现显著下降，情绪问题明显加重，医疗保健支出显著增加。因此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减少盗窃犯罪可以产生可观社会收益。

政策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举行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中指出，“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也会深刻影响到社会行为。盗窃活动作为一种重要而频繁的犯罪活动，给居民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对盗窃活动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治理，对于减少盗窃所产生的生命财产损失，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至关重要。

本文的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仅仅通过传统的消费、投资、创新、创业等渠道。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尤其是扩大数字支持服务程度，提升支付的便利性，不仅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促进了包容性增长，还有着犯罪治理功能，可以产生重要的潜在社会收益。因此，我们在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时，不光要看到其经济影响，还要关注其社会影响。监管和执法部门要重新认识互联网时代犯罪特征、分布和趋势的变化，积极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有针对性地不断创新犯罪治理手段和工具。

此外，治理盗窃犯罪的根本途径是增加盗窃犯罪的机会成本。这需要我们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推动包容性增长，发展普惠金融，提升劳动就业水平，减少劳动力市场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排斥，减少收入差距，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这样才能有效抑制盗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防范盗窃犯罪，为建设平安中国，实现高质量增长，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感奠定基础。

数据公开

论文附件已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网站http://www.jqte.net/公开。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

原文刊发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10期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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