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导，著名文史专家。
本文转自“方志江苏”公众号，原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05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转自“十九号见‘。
在中国，文史哲与数理化分别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理基础学科。如果以人文与科学的分野而言，前者自然属于人文范畴，后者当然算是科学领域。历史学虽然被视为人文学科，但在实际上它与文学及哲学有很大的区别。历史学是有多少材料做多少研究，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这与理科的计算或实验的方法十分相近。历史不能夸张想象，一夸张想象便是小说演义，入了文学的范围，即使传记文学也不能算是历史。历史研究也不宜过分形而上，以作出历史哲学的思考为己任，那样做是哲学而不是历史。不但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即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可看作是哲学著作，只不过是把历史拿来作哲学思维的工具罢了。
往前进一步是哲学，往后退一步是演义(即文学)，历史正在不偏不倚之中，是真正的中庸之道。这个道就是前面所说是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应该是历史编纂学，以史料为依据，复原历史的面貌。这种思想发展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以史料代替史学，即傅斯年所谓的“动手动脚找东西”。虽然史料不能等于史学，但如果没有史料也就没有史学。哲学则无此限，凌空蹈虚，一空依傍，都是可能的。文学虽有源于生活的说法，但文学作品并不就是生活的翻版。驰骋于天空海阔之中，演化为神奇玄妙之事，与现实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都可以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以历史学家不能看“戏说”的影视节目，总以为这不是历史。也难以理解历史哲学的结论，何以东方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几千年来，不是发展出一个个辉煌灿烂的文明吗?
历史的作用也与文学和哲学不同。文学动人以情，或令人愉悦给人美感导人向上，或使人婉叹激人愤怒给人勇气。哲学则晓人以理，或唯物或唯心，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哲学，深邃宽广，启人心扉，发人深思，给人以形而上的智慧。历史可以说毫无表面上的功用，简单的比附或影射，并非历史的责任所在，那样的功用太过浅薄。资治当然是一方面，但对于一般人而言，这个作用发挥不了。历史是无用之用，令人聪明，发人深省，但又不以学术冥思而是以事实为其基础，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比较起来，历史有点像纯数学，只要求解出难题，一时并没有明显直接的用处。
历史学的特殊性主要是由其性质与研究方法决定的。对于历史学的性质，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历史相对主义。这种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其研究结论是相对的，甚至认为历史研究是一种信仰。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在一开头，就要求读者具备某种信念，才能来读该书，则视历史为信仰了。第二种，视历史部分是科学，而其余部分归于文学与哲学。李·本森(Lee Benson)就以为，历史可以作为文学或消遣，作为自我认识，也可作为哲学，作为科学；第三种视历史与自然科学一样是科学。Moton White将历史研究分为：发现历史事实，与作出历史解释两方面。他认为发现事实不应该受到历史学家本人的个性或世界观的影响，作出解释则可能受到不同心理与社会因素的左右。发现事实的过程则与自然科学毫无二致。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大发展的时候，历史学曾被当成是自然科学来看待，而且不以人为研究中心而以物化了的制度为研究对象。
东晋南渡以后设置许多侨州郡县，以安置北方移民，这些州郡县都以移民的原居地为名，也就是说一时间在中国南北方有许多完全同名的州郡县，如北方有青州，南方也有青州，北方有兰陵郡，南方也有兰陵郡。到了南朝刘宋时期，为了使南方与北方的同名州郡县区分开来，就在南方的同名州郡县上加上一个“南”字，如南青州，南兰陵郡等等。但唐朝人写《晋书》时却以为东晋一开始就将侨州郡县加上“南”字。这个错误从未有人觉察，等到钱大昕读《晋书》时才破了这个千年之谬。离东晋很近的唐初不了解东晋的制度，倒是隔了很远的清代学者才弄清其实质，这不能不说是科学精神的胜利。也许有人要说，加不加这个“南”字，似无关紧要。其实不然。东晋王朝偏安一偶，为了争取北来移民的支持，必须让他们觉得这个政权的基础仍在北方，仍在他们身上，因此不但免去他们的赋税，而且还要以移民的原居地命名他们的新居地，使他们效忠偏安王朝。所以其时南方与北方同名州郡县加不加“南”字有其政治目的，不是随意之举。钱大昕读出《晋书》此误，于理解历史发展过程显然有用。推而广之，一切史料必须正确，才能用于解释历史，否则岂不是盲人摸象?
在钱大昕所著《廿二史考异》中，指出当时通行的《汉书》中的年代、封号、地望的错误有十六处。但时人对他所指出的这些错误是否靠得住并没有把握，后来北宋景佑本《汉书》重现于世，才发现钱大昕的考证全是正确的。这种有点神乎其神的研究，对钱大昕而言并不是只有上述几例而已，而是贯串于他的大量著作之中。其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他的考证是在严密的合乎科学精神、逻辑推理的情况下作出的。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如赵翼，如王鸣盛，就没有这一研究能力。后人不察，总把这三人相提并论，以为史学三大家，其实赵、王二人与钱大昕之水平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除了做文献的考订以外，钱大昕还长于金石学，收集鉴定了大量的金石拓片，在此基础上并以金石文字来订正传世文献的讹脱。例如以北京出土的辽蓟州刺史李内贞的墓志，补正《辽史》的列传与《百官志》。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源头之一，因此钱大昕的做法实际上开启了后来以考古学成果促进历史学发展的先河。后来王国维提出两重证据法，其源头应溯至钱大昕身上。
钱大昕在律算方面的成就也为时人与今人所佩服。他在音韵学方面致力于古声母的研究，走出一条与前人只重视韵部的分合不同的路子，光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这一颠扑不破的结论就足以使他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彪炳千秋。也许正因为钱大昕也长于律算这样的比较纯粹的科学，也能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因此使得他的史学研究也服从于科学的思维与逻辑的理路。因此如果我们说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道路是从钱氏始，大致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近代化不但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也表现在研究对象方面。前此的中国历史学一方面是历史事实的编纂(是否符合事实是另外一回事)与评论，另一方面是对以往史籍的注释与补苴。但是以科学方法对以往的史籍作全面的考辨订正，则从钱大昕始。
中国史学领域上的这一巨大的变革，是与其他学术的发展同步的，如上面提到的小学。地理学的现代化则稍早，于明末已经开始。这一方面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理路所致，另一方面未始不受外来的学术影响，这种影响就来自西方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钱大昕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针对中国学术何以落后于西方时说：“欧逻巴之巧，非能胜乎中土，特以父子师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转精。而中土之善于数者，儒者辄訾为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支离附会，无益实用。畴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问以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对，乌得不为所胜乎?宣尼有言‘推十合一为士’。自古未有不知数而为儒者。中法之绌于欧逻巴也，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也。”在这里钱大昕将中国学术不如西方归咎于数学的落后，实际上即是批评自然科学的落后，影响了中国士人的思维。他自己正因为重视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也同时改变了史学研究的面貌。在钱大昕之后，将求真作为历史研究的真谛，遂蔚为一种风气延续下来，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二三十年代以降以傅斯年领头的史料学派都是这一风气的代表。而且不但中国学者如此，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中也同样花了大量功夫在史实的考订。这里也举一例为说。在《汉书》中有两条互相矛盾的记载。其一是《昭帝纪》：“元凤五年……罢象郡，分属桂林、牂柯。”其二是《地理志》日南郡下注曰：“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依第一条记载，从秦代直到西汉中期的昭帝年间，象郡一直存在，其领域大概跨桂林郡的西部与牂柯郡的东部(大约为今广西贵州一带)。但依第二条记载，则象郡只是秦代的郡，其范畴从广西一直到今越南中部地区，到汉武帝开广三边时这一地区归属汉朝所有，将其改名为日南郡。这两条矛盾的记载不但是中国秦汉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而且与越南早期史有很大关系，亦即秦代是否已经统治到今越南的北、中部地区。因此法国学者在二十世纪初，就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马伯乐认为前一记载是信史，鄂卢梭以为后一记载可靠，两造相持不下。随后的数十年间，参与讨论这一问题的人不少，但都无有定论，有时只好两说并存。我自己在研究西汉政区地理时，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只好硬着头皮钻下去，而后终于解开这个死结，结论是秦代的象郡一直延续到西汉中期元凤五年，其范围在今广西贵州间，与越南没有关系。日南郡是汉代新开拓地区，与象郡无关。这一观点发表至今近二十年，尚未出现商榷意见，大约因为其研究过程达到了逻辑方面的自洽。
由此项研究以及前述的日本学者的先秦年代的研究，我深深体会到解决历史本体的问题并非不重要。但如果没有这项研究作为前提，史学本体的探索恐怕只能是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其实任何历史研究的前提都是恢复历史原貌，问题在于你所复原的是否为真实的面貌。最近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为了说明西汉政治史变迁的内在理路，特意制作了六幅西汉不同历史阶段的地图。这个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如果你要想说明吴楚七国之乱的背景，你不能不了解叛乱七国的地理形势，及出现这一形势的原因，对其他阶段的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问题在于，这六幅图当中，除了最后一幅取资于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正确无误外，其余几幅都是错的。以此错误认识而求正确解释历史，实无异于缘木求鱼。但应该说，剑桥史的作者的追求历史真相的方向是令人赞赏的，在此之前，无论中外，在研究西汉这段历史时，都没有过这样精细的探索。
本文的篇幅基本上贡献给历史学方法的讨论，但是历史学是以社会的人(不是生物的人，作为生物的人是由生物学遗传学心理学等等属于自然科学部门的学科来研究的)及其相关的事物及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它又不能不说是一门地道的人文学科。当然，我们似乎不宜将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割裂开来（如德国的李凯尔特在其《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所认识的那样），再来判断其科学属性。但历史学的确呈现出对象的人文性与方法的科学性并存的现象，使得我们难于简单地将它置于人文或科学两只篮子里的哪一只。如果我们再想想马克思说过的那句话：“我们只承认一门唯一的科学——历史的科学”，那就更要谨慎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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