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下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22级本科生迎新大会在光华楼东辅楼报告厅举行。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姜义华为同学们寄语。以下为发言全文：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有幸来到这里。今天是我到复旦历史系来整整65年零13天，我依旧记得我来到复旦的情形。所以，我是以我们历史系的一个老学生的身份来和大家做交流。
历史学究竟学什么？研究什么？怎样来学历史？怎样来理解历史？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历史系几位老先生的情况。
第一位我想介绍的就是周谷城先生（1898-1996）。周先生从1942年开始，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他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
▲周谷城先生
第二位是周予同先生（1898-1981）。1918年，他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45年起在复旦大学执教，一直到他去世。解放初，他曾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以后又兼任上海市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周予同先生
第三位是陈守实先生（1893-1974）。1925年他考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1948年开始，他到复旦执教。他长时间担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陈守实先生
第四位是谭其骧先生（1911-1992）。他于1932年获得燕京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1950年来到复旦执教，一直到他去世。他是文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第一个人，长时间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主要奠基者、开拓者。
▲谭其骧先生
第五位是金冲及先生。金冲及先生是1930年出生，今年九十二岁。1951年他从复旦毕业，就职于历史学系，专门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后来他去了北京，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主编非常有影响力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李富春传》《陈云传》等等。著作方面有与胡绳武先生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还著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一大批著作。
▲金冲及先生
第六位是金重远先生（1934-2012）。他1954年到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法国史，1959年毕业以后到复旦历史系执教。他留学时俄语当然是最熟悉的，但他主修法国史，法语也非常好。英语及东欧许多国家的语言他都可以阅读，可以运用。我们当年编写《沙俄侵华史》的时候，多种语言都是请他来把关。他先后写了《法国通史》《20世纪的法兰西》《20世纪的世界》等一系列著作。
▲金重远先生
其实我还可以举出许多位先生。但从这六位先生可以看出，复旦大学历史系有着很深厚的积淀。刚才讲历史学研究什么，怎么研究，我从他们这六位先生身上看到了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孔子在《论语·述而》里面讲到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做历史学研究，首先要“志于道”。什么叫“志于道”？就是说我们立志于追求真理，“道”就是真理。在历史系研究历史学就要把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宣传真理作为我们毕生的志向。我们要知道人是哪里来的，中国是哪里来的，中国人是哪里来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是哪里来的，世界文明是哪里来的，他是怎么发展的，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历史怎么样，现状怎么样，未来怎么样，这就是我们历史学要追求的“道”。捍卫“道”、追求“道”是我们史学家理应承担的责任。
“据于德”就是要勇于追求真理，敢于质疑违背真理的各种旧说，敢于捍卫真理，敢于宣传真理，必须有这样的“德”——即所谓的忠诚、勇毅、自省。我们选择了历史学，要敬畏历史学，要坚持真理。周谷城先生和周予同先生都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周予同先生当年是火烧赵家楼的勇士。谭其骧先生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大学（我们党领导的大学）参加了学生运动；他在绘制中国历史地图时更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时有许多领导同志希望能按照他们的想法来绘制，谭先生坚决不为所动、坚持实事求是。陈守实先生在清华大学时师从梁启超、王国维先生，后来他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金冲及先生很早就参加地下党，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他费那么大力气编写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和年谱，就是为了能够维护历史的真实，让我们党特别是领导人的真实状况被更多人知道，所以他年纪很大还是坚持花费所有的精力去完成党的历史学著作。
“依于仁”是什么？做历史学研究不是关心个人小家的事，而是将自己的工作同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周谷城先生年轻的时候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回到上海转向历史研究，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大革命时期参加农民运动、了解中国社会，所以他是我们历史系唯一一个编写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学者。正是因为对中国社会、对中国农民有深入的了解，他不论是在编写《中国通史》还是编写《世界通史》的时候都把坚持捍卫我们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谭其骧先生三十年如一日来绘制中国历史地图，不仅仅是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席亲口交代的任务，更重要的是他希望为整个中国历史绘制一份可信的、历史沿革的基础，所以他放弃了自己许许多多的其他科研项目，包括他中风以后依然坚持在写，把自己的毕生所学献给了人民的事业。所以我觉得，“依于仁”也是我们作为历史学从业者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的准则。
最后我想讲一讲“游于艺”。什么叫“游于艺”？无论是志于道、据于德还是依于仁，最终落实下来，还是在我们历史学的领域中，你要怎么去做。
第一，我要举周谷城先生对我们说的话。我记得65年前周谷城先生在迎新大会上第一次给我们上课，说历史学要博大精深，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广博的知识，要跨学科，不仅对中国史、世界史、专门史应当有所了解，对政治史、社会史等也要有所了解。对我们来说，应当尽可能多地接触各个方面的历史研究的系列成果，特别是经典性的成果应当有所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每个人独特的知识体系，这是我们做研究的基础。
第二，我们要学习陈守实先生。65年前我到陈先生家里去看望他，他说做历史学研究必须要读资本论，要有理论思维能力，要像马克思那样能够把各种各样不同的统一起来考虑。所以我们无论是梳理知识、理论、观点，特别是它们和世界的关系，必须要有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作为历史学人，我们不仅仅要在历史学本身花功夫，政治学、经济学，特别是哲学，现在讲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语言学等各个学科的知识，我们都要有很多接触，并且努力把这些结合起来，这样来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
第三，我们要像谭其骧先生那样精于考证。刚毕业的时候，我们誊写谭先生考证的手稿。他对每一个地名、每一个历史沿革都做了非常精细的考证。我们要学习他那样考证。
第四，我们要像金冲及先生那样，能够最广泛地利用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金先生到北京第一部写的是《周恩来传》，当时就研读了周恩来的大量的档案；然后写到《毛泽东传》《刘少奇传》，通通都是利用了中共中央保存的最珍贵的第一手档案。我们要学会怎么收集资料，怎么来利用档案、分析档案。
第五，我们要学习金重远先生。我算了一下，他大概基本了解十几种外国语言。古文也好，外国语也好，都帮助我们打开一个新的世界。所以要有熟练的语言工具，还要有突出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些都是我们讲的“游于艺”。
但是我们学习就那么一点时间，怎样合理安排时间、充分提高效率，这是我们能不能“游于艺”的关键所在。一天就24小时，如果你的效率提高了，这24小时你可以抵人家的48小时、72小时。所以最重要的是怎样提高效率。读书研究，我们既要有非常热情的求知的渴望，还要注意一定要深入地思考。最后我要说的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定要把思考跟学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也是我的一点体会，讲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谢谢。
来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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