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燕
转自：社会理论
德国现代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文化社会学，不是狭义的社会学理论，而是秉承德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从哲学高度来解释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整体发展的历史，关注整个人类的发展命运，深蕴文化哲学与历史哲学涵义。因而，他的文化社会学也被视为一种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是对社会与国家的历史发展作哲学解释，并具有时代批评性质。它不同于当时西方社会学的又一特色在于，它的思想内容表现在对世界文化史的研究与阐发中，史、论融贯一体，摒弃欧洲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强调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主张应平等看待东西方多样的文化，而对西方技术文明及其文化极限性则多有反思。
阿尔弗雷德·韦伯
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是德国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在他执教多年并最终退休于此的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Alfred-Weber-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和以其兄长、为我国所熟悉的学者马克斯·韦伯命名的社会学研究所（Max-Weber-Institut für Soziologie）同居重要地位。在我国，早已有影响的是他的工业区位理论。他还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创立作出了理论贡献，亦是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奠基者。研究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德国学者艾伯哈特·德姆（Eberhard Demm）曾评价，他“不仅是文化社会学的创立者，而且是在很多其他领域作出开创性研究的最后一批学者之一：工业区位理论、劳动和企业社会学、官僚的研究、比较统治学和历史哲学，这些还只是他广泛涉猎的领域中的几个重点”。[1]这体现在他丰富的著述中。他的德文版全集共有十卷，其著作译成中文的有四部。[2]
阿尔弗雷德·韦伯曾经学习艺术史、考古学、法律和国民经济。1897年，他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的指导下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899年获得国家科学和国民经济教授资格，在柏林大学任教。1904年，他受聘到布拉格的卡尔-费迪南大学（Karl-Ferdinands-Universität）任教，辅导过后来成为作家的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菲利克斯·韦尔施（Felix Weltsch）。著名的德语作家弗兰茨·卡夫卡也接受过他的辅导，获得博士学位[3]。1907年，他应聘到海德堡大学任教，直至1958年去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志愿者到阿尔萨斯前线，尚属于“自由的帝国主义者”。一战后，他参与组建德国民主党（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坚决反对纳粹，弃教海德堡大学，并通过学生与德国的反抗运动组织克莱稍团体（Kreisauer Kreis）保持联系，讨论重建纳粹垮台后的德国政治秩序。二战之后，他加入社会民主党，积极参与战后德国秩序重建的讨论和提议，鼎力支持海德堡大学以民主原则进行重构，肃清纳粹的因素和影响。鉴于他坚决反对纳粹的精神与切实行动，1954年，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德国共产党（KPD）提名为德国总统候选人，但只获得12票。
海德堡大学
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学术思想广博深邃，这里仅概述两个主要方面。
1. 政治与经济
阿尔弗雷德·韦伯的一生围绕着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两个中心。其学术研究涉足多个领域，经济学（工业区位理论、经济政策）、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哲学相互融通。例如，他“在课堂上用文化社会学的方法讨论政治问题和现实问题”[4]，而恢复人的自由、个性是贯穿他所有学术领域的观点之一。他在二战后提出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理论构想涵盖了关于德国经济政策、国内政策、外交政策、社会政策、教育等众多内容，这“并非是一个经济理论，而是旨在构建一种二战后的生活形式”[5]，以建立法治国家、保障人权、议会民主，使所有社会力量在经济领域进行共决，[6]促使一种“独立、正直、自信、追求自由权利”[7]的新类型的人产生，这种类型的人热爱自由、能对自我负责、具有仁心和判断能力，因此他主张教育不仅要传授实用性和技术性知识，更要注重对学生的人文教育、个性的培养。[8]他反对德国对外扩张，但不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主张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也主张工人应在企业中进行共决，要把企业领导和决策的权力给予工人和职员。他反对资本的垄断，也反对计划经济和国家统制经济。二战后，他仍然坚持德国经济重建应走介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称这种经济政治体制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9]。他的一些思想元素体现在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中。他还批判当时的官僚主义，认为工业化大生产型社会、国家中的政治制度和劳动分工造成了人的异化，扼制了人的创造性、活力和自由的个性。
对外关系上，他主张德国在二战后保持中立，不参加任何一个集团，以实现德国的统一。[10]他反对战后关于鲁尔区国际化的提议，认为鲁尔区是欧洲两大工业中心之一（另一个是上西里西亚，战后划归波兰）。鲁尔区的国际化会分化该工业中心的实力、降低效率，实质意味着德国经济死亡，从而使整个欧洲经济萎缩。他提出，鲁尔区仍然应该属于完整的德国，而且德国被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等欧洲重要工业国环绕，包括鲁尔区在内的德国作为一个整体都已处于国际监管下。因此，实际上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完成监管德国的任务：建立欧洲联邦（europäische Förderation），将统一的德国作为整体纳入这个联邦体系。这样，不仅鲁尔区，而且整个德国都受到国际监管，德国由此便实现了事实上的国际化。这个联邦还会使欧洲所有国家在经济、政治上受益，其核心地区会成为世界上除美国、苏联之外的第三大工业中心。这个欧洲联邦虽地处欧洲，却绝非自我封闭的政治经济权力集团，而只显示为密集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联邦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要纳入联合国的体系。[11]阿尔弗雷德·韦伯在1946年提出此构想，恰是对近七十余年来德国与欧洲发展的前瞻性预言。
《工业区位论》
阿尔弗雷德·韦伯 著，李刚剑等 译
商务印书馆，2010年
2. 文化社会学
韦伯的预言建立在对世界历史深入研究和哲学思考的基础上。德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以社会学为理论基础，只是全面的社会科学的一个方面，其理论由社会学的构建思想和对社会的分析发展而来。而且，从费希特、黑格尔到斯宾格勒和舍勒，社会和政治生活都是哲学的经验性来源。[12]
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即是秉承上述德国学术传统：以基于科学的哲学来阐释社会和政治生活，将社会、文化、历史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并解释其间的关系。它被有的学者视为一种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13]是对社会与国家历史发展的哲学审视。他认为人类“此在的整体”（Daseinsgesamt）分为三个领域：文明、社会与文化。文明是生活理性化、人们运用科技手段控制自然的过程，是意识的逐步明晰（Bewußtseinsaufhellung），包括科学技术的演进。这“意味着为社会建构提供改造的方法手段，为精神思想的整体塑造提供经过改造的、物质和精神的客体世界”[14]。社会领域包括国家建构和经济力量的运动发展。文化则是人的精神和思想的全面塑造(geistig-seelische Gesamtformung），与前两个领域发生的“生活聚集过程”相适应，是对物质条件和生存境遇的回应，“面临着社会生活聚集的过程，要塑造精神和思想，并且从经历中形成态度”[15]，包括艺术、哲学、宗教、神话。韦伯以此划分来分析精神、社会结构、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历史的发展。他所说的“此在”范畴，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此在”范畴。
韦伯的文化社会学还反映出西欧早期社会学的另一个特点：关注整个人类发展的命运。这种早期社会学从整体上体现为处于危机和剧变时代的学科。尤其在德国，社会学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呈现一种危机感。19世纪初开始，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工业化和民主化展开，旧制度渐渐被废除，这使人们面临新的生存境况，社会学便试图寻找人类命运发展的答案，方法便是回溯研究人类发展的历史和社会现状。德国社会学家在19世纪末形成了特有的危机意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深化了其危机感。这些学者具有历史整体认识和社会整体意识，他们体验到，传统的人文、宗教态度与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显示出的自我演进的力量之间出现了矛盾。[16]韦伯的文化社会学作为当时具有历史哲学性质的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探求人类发展的未来命运，还带有时代批评（Zeitkritik）的性质。
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又显示出不同于早期社会学的另一个特点：摒弃本质为民族中心主义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德国社会学研究者安德里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认为，发端于19世纪后半叶的社会学一直是现代西方语境中的学科，它的首要志趣在于研究西方现代性的结构，一部分志趣也在于研究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和现代中的某些社会领域，这些领域在结构和文化方面发展最快，并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种本质为民族中心主义的社会学从根本上对研究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关系、研究西方各文化之间的关系造成了障碍。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叶成为独立学科，20世纪2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学术机构正式设置的专门学科，其核心一直建立在一种主要的差异之上，即现代西方社会和非现代的传统社会之间的差异，后者既包括非西方的地区，也包括前现代（中世纪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社会。以现代性为立足点来看，社会学的中心是一个现代性中自我普遍化的结构（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性、现代法律、现代科学、现代艺术和世俗化等），而传统社会只体现为现代性的对比手段，只具有局部的、暂时的价值。[17]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则将非现代的传统社会放到与现代西方社会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考察，其代表作《文化的世界史：一种文化社会学阐释》即体现了此特点。
《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
阿尔弗雷德·韦伯 著，姚燕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 著述的时代、目的与基本态度
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并非狭义的社会学思想，而是一种对世界文化史所作的历史哲学解释，也是一种文化哲学思想，这集中表现在他的名著《文化的世界史：一种文化社会学阐释》（Kulturgeschichte als Kultursoziologie，Leiden）中。该书始作于1931 年，1935年出版，1951年的第二版中增加了“谈当前形势—第四种人出现了？”一章。20世纪30年代中期，正是德国及其所处的欧洲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经济危机、希特勒上台等重大事件后的动荡时代，韦伯意识到“旧有的文化在分崩瓦解，这个过程被延迟了，或者说被掩盖了，然而深刻的变化必将到来。……必须从历史的深度去认识这种分崩瓦解的深层原因”。[18]韦伯虽然身处危机重重的德国，却并非只关注德国本身的命运，而是在书中提出了他研究的中心问题：“我们不作为单独的一个民族，而作为由历史的潮流向前推进的人类，到底处于历史潮流中的哪个位置呢？这一潮流通过我们实现了什么呢？”[19]韦伯在书中回溯和分析世界历史中文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变化对人类整体“此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展望人类发展的方向：“因为我们感到自己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却不能立即完全理解这个转折的深刻程度如何……我们感到急需澄清当前这种前所未有、含混不清的局面，要了解这种局面的重要意义，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在于全面掌握历史潮流的驱动力、历程、形态和引起变化的动因，我们希望，能够由此看到一些我们自己的命运。”[20]
在他看来，要看到人类的命运，就要先理解每个历史时刻特有的既定条件，因为正是这些条件引发出人们自发的（spontan）创造性行为，而生命的本质则在于利用既定的条件、材料、力量和机会创造出新的事物。每个历史时刻的深度就同一切生命一样，是无法预知的。这是韦伯看待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度，因为它“让我们拥有动力来熟悉这些条件，澄清那些从历史深层角度可以观察到的、促成我们行动和创造事物的可能性，使我们在处于令人迷惘、遭受威胁的境况时，综观人类的全部命运，尽可能地避免我们自发的意愿在各种施发途中都收获寥寥的结果。……让我们涌流而出的创造力所取得的成就符合时代要求，为人们创造更多的自由”。[21]在整本书中，韦伯将那些重要的、看似自发的创造性事物置于当时历史的政治、经济、思想发展的条件下予以分析、阐释，分析其偶然中的必然性。
《文化的世界史：一种文化社会学阐释》
阿尔弗雷德·韦伯 著，姚燕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2. 对历史上的社会和文化的分析
考虑到文化的历史悠久性与开阔多样性，韦伯更关注对世界历史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在当时的条件下，韦伯在这本书中略去了非洲大部分、大洋洲和南、北美洲的文化，而关注分析亚、欧和北非的文化，对每个历史时期的每一种文化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并将所有文化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方式划分为四种类型：神魔主义、神话性质、象征性质、理智性理解与解释。有的文化内含一种文化类型，有的则含有多种类型。在书的最后部分，韦伯简要提出了一些判断和希冀，作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展望。
韦伯虽然在书的结尾指出，“本书的任务不在于深刻理解历史的意义，而是尽可能借助社会学手段来阐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之本质。”[22]但该书精要勾画了世界主要古老文化和社会、国家的发展历史及其主要成就，展示了人类文明从蒙昧到理智的发展，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及其纵向与横向渗透与交流，以及人类不断超越自身、创造历史的过程；它从历史哲学角度以共时、历时两条线索，阐释了社会、文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梳理了每个主要文化区在各个历史阶段为人类做出的贡献，并分析了这些文化区及其历史大事件的本质。由此，韦伯在书中展示了人的自发性（Spontanität）创造历史的进程，这种进程又是各种文化、文明相互渗透和交流的过程，它成就了多样性的文化与文明，而每种文化与文明亦是其相互交往的结果，包含着其他文化与文明的成果。
韦伯的这种注重人的自发性的根本态度来源于他生活其中的西方文化语境，深受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精神和基督教影响。他身处工业文明位于世界前列的德国，但没有秉持社会学的传统基调，看待人类发展问题的视角并无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依然高度评价当时尚未经历工业化的国家、社会和地区曾经对世界文化和文明史做出的巨大贡献，如中国、印度、埃及、伊斯兰世界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中国、印度和其他东方文化的稳固状态构成了西方文化发展的依托和背景，并在书的最后指出这些古老文化都因西方技术文明扩张而面临消解的危险，透露出担心与遗憾之情，反映出他并无民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而是对西方技术文明及其文化极限性多有反思。
韦伯在20世纪30年代指出的传统古老文化如何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所谓西方“理性”的扩张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存在，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扩展，此问题日益凸显。它和韦伯指出的文明进步并没有促进国家间的彼此理解和共识这种现象相伴相随，一直延续至今。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文明发展促成了新的文化、文明的产生和丰富，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社会变迁是民族迁移和战争征服所致。在技术文明克服了地理距离、民族不再大规模迁移的今天，战争却没有消除，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依然起因于国家间经济利益的争夺和不同文化之间甚至同一文化之中不同思想、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而且，技术还使战争的危险性和破坏力上升，技术文明的外壳不能解决思想意识、精神文化这个文明内部核心中产生的根本冲突，人类生活的空间因为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开阔，拥有更多选择，但也面临和技术文明伴随的价值观冲突、战争危险、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等多种威胁。如果没有多样文明之间和平合理的跨文化交往，这些威胁依然不会消除。正如韦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指出的：“我们今天不再生活在19世纪的地球，19世纪还可以使地球根据权力强弱分崩离析、切割分离，形成相互争斗的一个个区域，且不强求人类内心的归属感和人性的水平为这个过程做心理基础。我们现在生活在地理范围依旧但距离变小的新地球上，每天，一切都对一切产生影响，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一切又取决于一切。只有实现和积极地激活这种内心的归属感，即一体感，一种与地球新整体及其各组成部分相适应的外交政策才能存续，才能完成为未来几个世纪做准备的任务。国家间的对抗转变为亲近，从政治上使经济的密切联系上升为符合这种亲近关系的共存秩序，便是这任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23]世界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历史是各国、各地区、各民族跨文化交往的进程，每种文化本身都蕴含着跨文化交往的历程与成果。国家间的跨文化交往和文明间交往将会继续，其规模之大和辐射范围之广都不同于往昔，与之相伴的仍将是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融通或冲突。然而，国家间的对抗转变为亲近，意识到当今人类处于命运共同体，建立韦伯所说的“共存秩序”，即建立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国际秩序，仍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与首要任务。
阿尔弗雷德·韦伯
本书的第一版中译本出版于2006年，在为中译本再版修改译稿的过程中，译者再次研读德文原著，温故知新，却也发现，尽管10余年前已经查阅大量资料，理解仍有粗浅之处，译法也不尽准确。阿尔弗雷德·韦伯作为多门学科的大家，知识面宽广，思想深邃，著述中涉及社会学、史学、哲学、文学、宗教、政治、经济、地理学等诸多学科内容，很多表述结构复杂，用词考究。译者在修改过程中，除仔细查阅资料，分析原文，也就语言和史实问题向中、德学者请教。特别感谢伊朗学专家于桂丽教授审读译稿的波斯部分，并提出了更正和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师长提出了专业且细致的修改意见，笔者尊重师长的意愿，不在此处提及姓名，但还是要致以衷心的感谢！也特别感谢Niklas Dornes 博士、Manfred Frühauf 博士、Marc Hermann 博士和Ulrike Killer 博士在语言方面的细致解释（以上中、德学者按姓氏拼音排序）。
再版译文修改历时数月，译者相信，再版较初版会更加准确，但仍不免有缺点，敬请学界与读者批评指正。█
本文为《文化的世界史：一种文化社会学阐释》译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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