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视角下的结构-能动性问题
摘要：
本文阐释了讨论能动性-结构问题的关系视角。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认识结构——规则、资源、关系，但作者认为，其中最根本的是发生在社会行动者间的关系。观察结构首先应该观测其中的关系。能动性亦被整合进这一描述结构的模型中。行动者是网络中的节点，关系的建立、维系、修改和破裂取决于其互动的方式。作者认为，作为生物体的人是在互动中完全成为社会行动者的。在这一视角下，不论能动性还是结构，都是涌现于社会互动/关系的结果，而这些互动/关系又是由社会行动本身塑造和维持的。作者认为，关系视角在讨论结构-能动性问题时具有优势，因为它可以促进对结构的实证分析。
作者简介：
Nick Crossley，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Sociology, 56(1), 166-182.
本文作者Nick Crossley
引言
在社会学中，结构与能动性之争由来已久。作者认为，这个问题之所以一直没有解决，是因为我们忽视了社会关系和互动的重要性。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结构和能动性没有得到相称的理论和实证路径探讨，这就产生了问题：“结构”更多放在理论路径中讨论，某种程度上因为它是一个抽象概念，不太适合实证方法的具体操作。而在理论研究中，“能动性”又非常容易被抽象化、模糊化，阻碍具体分析，不利于对结构-能动相互作用的探索。
作者批评了一些描述社会结构的流行模型，提出一个新的、基于关系的模型，并将能动性置于中心地位。社会结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由社会行动者间互动、相互依赖、关系组成的网络，社会行动者也是在关系和互动中形成的。社会结构包括在网络中协商形成的规则，以及通过网络非对称分布和交换的资源。作为网络，结构为行动者制造机会和限制，影响社会过程，例如其中文化、资源的传播。但是，行动者作为网络节点，也是结构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改变结构的能动性。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1）作者的基本观点——强调关系、互动；2）批评一些常见的描述结构的模型，这些模型立足于“角色”或“地位”，作者认为一个满意的模型应该从社会行动者的关系出发；3）作者提出的模型关注“规则”和“资源”，认为这些根本上是“关系”的体现；4）具有批判性和反身性（reflexivity）的行动者在基于行动者互动、再生产的社会网络中形成。
关系，互动，结构
互动包括两个及以上行动者彼此间的反应和适应。有些互动是流动的，比如陌生人之间报以微笑；还有些是不断重复的，久而久之行动者对彼此形成依赖，以交换资源（物质性、象征性、情绪性的均可）——这就出现了关系。关系也是一种“权力的平衡”：相互依赖会产生压力，促进对某种资源的掌握者的服从。
关系之所会促成结构，是因为它们连接、构建网络。社会结构不是行动者的简单叠加，这是因为行动者们互动、发生关系、建立相互依赖。结构本身并不是自治的，相反，它是从行动者的相互依赖中涌现出的关系形成模式——结构取决于相互依赖和关系。恰恰是关系模式影响了行动者和发生的社会过程。
作为生物体的人类要成为社会行动者，需要习得一系列能动性特质，包括通过参与社会关系实现的反身性和批判能力。除此外，作者认为，除了人类行动者，社会结构中社会行动者的概念还应包括“法人行动者”（corporate actor）。法人行动者包括企业、政府、贸易团体等组织，虽然由人类行动者组成，但它们的产生决策和行动的实践不能化约为人类个体行动，其资源、权力、法律地位同样不可化约。当然，由于法人行动者内部也存在行动者（如公司内部的人类），其涉及的网络也就包含多个层面的结构，有时候要考察由内而外编织的部分；人与人之间的网络是最基本的结构，法人行动者建立在基本网络之上。但在作为某一网络的节点，与其他节点发生社会关系时，法人行动者仍可视为具有能动性。
角色/地位模型的不足
作者提出的结构概念立足于社会行动者间的“关系”。这一视角根本区别于从个体的“角色”和“地位”出发再到“关系”的理论。作者认为，基于角色/地位分析的社会网络模型缺乏开放性。它可以描述同领域中不同角色的关系（如父亲-母亲，雇员-雇主），但不能描述跨领域的关系（如父亲-雇员，母亲-雇主）。因此，基于角色的分析只能在某一领域中讨论关系和结构，展示的社会图景无疑是支离破碎的，无法把握更深层次的复杂性——将角色/地位作为节点是在拒绝行动者的能动性。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新的模型应该从社会行动者间多维度的社会关系出发，而非机械的角色或身份。我们每个人都要扮演很多角色，在不同情境下与不同的人（有时甚至是同一个人）产生不同的社会关系。正如齐美尔指出，对于相互交织的社交圈，恰是同时具有多重身份的行动者将这些圈子连接在一起。
“地位”的概念比较模糊，如果它指向种族、阶级、性别等身份，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不同阶级之间存在地位关系，但是阶级地位很难直接与性别地位产生正式关系。也许有人对此存在疑惑，认为不同身份产生的问题可以放在一起讨论。但需要注意，正是同时具有不同身份的行动者将不同种类的地位联系在一起。当我们提到“中年、中产、异性恋、白人男性”时，我们不能忘了，将这些身份同时展演的是某个具体的行动者。
虽然角色和地位也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行动者无疑才是社会结构中最根本的存在，才应该作为认识结构的出发点。除了以上问题，基于角色和地位的社会结构模型往往是机械、僵化的——结构仿佛外在于节点/行动者的框架，结构的过程性、动态性和变革的潜能被忽视了。作者认为，社会结构研究应该从预设角色和地位，转向社会行动者在不同关系中的行动和互动；我们不应将角色/地位作为出发点，从具体的互动出发是更有效的研究路径。
社会结构的三个维度：规则、资源、关系
绝大多数对结构的定义是这样展开的：部分/整体的辩证关系，“部分”的功能性组合及其异质性。以往的研究认为，社会结构的特性体现在其规则、资源、关系三个维度。但作者认为，“关系”才是其中最根本的，赋予另外两者意义的维度。
规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强调行动者间的互动、关系、协商和共识，体现动态性和能动性。吉登斯认为，能动性意味着行动者可以“超越规则”地行动，但这何以可能？吉登斯和布迪厄都认为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是循环的：行动者以规则或惯习的形式内化了结构，再以行动将规则或惯习外在化，从而实现它们的再生产；结构同样在行动者实践的过程中被持续改变，体现行动者的能动性。在互动、协商的动态过程中，规则不是一成不变和单方面作用的，能动性也就不是悖论。
资源这一概念也意味着互动和关系。价值只有在互动中体现，象征性价值的实现依赖于行动者网络的共识（比如金钱）。回顾权力与资源关系的经典论述，稀缺资源的掌控者拥有权力，而对资源的需求使另一方不得不接受支配——这一切仍以关系为基础。正如布迪厄指出，一群具有相似社会资本、占据某个社会空间的个体并不能事实上形成一个阶级；只有在持续与其他行动者互动、产生联系的过程中，阶级才会出现——不平等是一种关系，而不仅仅是量的表达。
关系中的能动者
米德的“心灵（mind）”和“自我（self）”概念对解释社会结构的变革潜能至关重要。社会不是预设的社会行动者的集合，事实上不存在前社会的行动者，正如不存在社会状态之前的自然状态。社会网络从一开始就是塑造人类的“自然”的一部分。
“心灵”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人类习得反身性和对关系/交往的控制。语言使用和角色扮演是两个关键要素。第一，语言是互动中涌现的产物；通过发言和写作，行动者产生并意识到思想，借此形成反身性。心灵发展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角色扮演。米德认为思考本身就是一种对话，思考意味着与他人或自己交谈，而后者的形式是从前者中习得的。经历过与他人的交流后，我们将交流这一形式内化，实现了思考。在内在对话中，我们站在另一个视角感知并回应自己的观点；我们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潜在的批评路径、分歧、正例与反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自我视作“他人的角色（role of the other）”，我们想象别人会说什么，会怎么想，学习共情能力。在这些对话中，我们承担的他人的角色很可能源于我们在社交圈子中认识的人。但更多时候，我们承担的角色是“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整合多个社会圈子的整体态度的角色。
米德的批评者指出，“概化他人”的过程是一种社会控制。当行动者预感到其行动潜在的负面社会反馈时，便会尝试纠正自身，事实上出现社会控制的效果。但是，在米德眼中，“控制”只是交往的一种可能而已。行动者也许会顺从对惩罚的恐惧的支配，但他们之所以会顺从，正是因为相信了某种想象的或真实的共识。他们也可以在暗中行动，为应对预料到的潜在威胁采取一定策略。他们还可以在心中质疑甚至动摇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共识，挑战他者化的自我。米德写道：“我们绝不能忘了这种能力——对集体意志作出回应、寻觅开展行动的空间、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们介入的是永恒的对话。”米德观念中的能动性显然是关系性的。行动者能够对他人的反应产生预期，能动地做出决策，进行积极或消极的抗争，甚至引发社会变革。心灵是涌现于社会互动的批判性、反身性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结构的互动和关系就是心灵（过程）。
“心灵”与“自我”有着密切联系，自我是涉及角色扮演的反身性、关系性的过程。笛卡尔意义上的自我意识与物质是分离的（身心二元论），行动者及其行动本质上是自我意识的外延，先验的意识与他人和物质世界分离。米德批判这种观点，他认为，意识产生于我们感性的、具身的互动，这种互动由与他者、周围世界的关系组成。成为“有意识的”存在，意味着意识到他物并产生联结。因此，意识从来不是抽象、先验的，而存在并开始于与外物具体的联系中。
米德认为，行动者只有学会从他者的视角观察自己（客观）才能完全成为有意识的个体。这有点像去中心化：“客观”不是没有观点，而是诸多观点的去中心化。在成为“有意识的”的过程中，行动者学会客观地看待自身，通过想象他人将自己看作客体的方式，也将自己看作客体。这无疑会导致支离破碎的自我感，“在不同的关系（包括自我与自我）中，我们是不同的自我，多重人格是一种常态”。有时候，人们很难协调不同情境、社会圈子下自我的角色。此时，内在的对话（internal conversation）便开始起作用。内在的对话可以促进关系/互动中的反身性。对于米德来说，自我和社会关系是硬币的两面，都需要行动者进行反身的维持和管理。人们从与他人的关系中发展意识和自我，自我和意识也在改变着关系乃至结构。
米德关于自我和关系的论述，建立在“承认的欲望（a desire for recognition）”这一概念上。在需要客体化自身的关系和互动中，行动者渴望他人的承认和认可——作为动力。米德发现，承认的欲望可以激励对社会涌现出的价值和规范的遵从，从而促进社会秩序。但正如黑格尔指出，如果没有指引，承认的欲望会走向优越性的欲望，造成有害的竞争和冲突。
作者认为，心灵和自我是在互动和关系中形成的。在成为心灵的和自觉的的过程中，作为生物体的人类逐渐习得协调不同关系和互动的能力。行动者的能动性、心灵和自我，从来不会外在于结构，而是涌现于组成结构的具体的互动和关系中，具有社会变革的潜力。
结论
关系和互动使社会不是社会成员的简单叠加。作者认为，理解社会结构需要聚焦关系，在关系与互动之外不存在社会和结构。人类正是通过互动获得反身性和能动性，成为社会行动者。不需要纠结互动对能动性的压抑和控制倾向，因为互动本身就是自我意识和能动性的体现。结构和能动性如同硬币的两面，两者都是由互动和持续的关系所建构。
除了关系之外，规则和资源也是结构的重要维度，而且两者都可以从关系和互动的角度理解。规则和资源并不是抽象的，它们根本上是关系的表现。结构的不同维度——心灵、自我、有意义的象征符号——需要具体和实证的研究。事实上，“结构”需要更进一步祛魅，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把握关系/互动形成模式的实证研究路径值得推崇，借此我们可以跨越结构-能动性讨论中理论和实证的鸿沟。这是解决结构-能动性问题的关键。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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