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尽管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产生的时间最早，但是只有将其置于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才能反过来对公共领域理论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从上文关于哈贝马斯思想阶段的划分中也可以看出，交往行为理论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中心。因此，笔者试着围绕交往行为理论，对哈贝马斯的理论路数作一个大致的梳理。由于笔者只是对二手文献（杨善华，2002：169－209）予以再加工，因此难免有简单化的嫌疑，但是只是希望藉此对公共领域理论有一个宏观上的理论定位。另外，由于翻译的差异，原文将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译作“沟通行动理论”，本文为了论述统一，一律改称“交往行为理论”。我们可以从四个主要方面对哈贝马斯的理论路数予以把握。

从横向角度看交往行为理论的结构。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共识真理论、普遍语用学和理想交往情境。

共识真理论是针对相应真理论而提出来的。相应真理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认为，一个理论或语句的真值，取决于该理论或语句的描述是否跟独立于人的客观外在世界吻合。作为对这种实证主义理论的批判，哈贝马斯提出了共识真理论（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认为任何对外在世界的理解必然有理解者的演绎，语句的真假值是由参与讨论者在社会规范制约下达成的共识决定，而这种共识是在没有内外压力的公共空间中才能形成。

普遍语用学认为人们对某些道德理念的追求先验地存在于语言的使用里，人们在语言交往中追求普遍无制约的共识。哈贝马斯区分了三个有效宣称。真理选称（truth validity claim）是指在认识层面的交往中，我们期望所使用的句子能够反映外在世界的事实，并透过这些句子把相关事实告诉别人。正当宣称（rightness claim）指在交往中遵循相应的社会规范和语言规范，以便使用语句正当地与人交往。真诚宣称（sincerity claim）指我们希望别人相信这些句子真诚地表达了我们内心的想法和感觉。

理想话语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中，人们仅仅遵循最佳论据原则，在没有任何内外制约的情况下进行交往。当人们提出一个有效宣称时，他们不仅向当下实际的听众发出，更是向一群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听众发出该宣称，而理想中跨越时空的交往行动参与者，通过对有效宣称采取同意或不同意的立场，在社会事实上达成共识，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将规范秩序的有效性和事实性联系起来。

从纵向角度看西方世界理性化的进程。

哈贝马斯从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两个层面上对这一过程予以论述。

系统世界是指调节人类行为的制度或组织。在主观的层面，系统世界的理性化在于世界观的解咒，即从巫术、神秘的世界观向普世性宗教的转变。在客观层面，系统世界的理性化包括四个阶段，即平等式部落社会、等级制部落社会、政治阶级分层社会到经济阶级结构社会。

生活世界是指人们共同拥有的庞大而并不明确的背景资料和知识，它使得交往成为可能。在主观方面，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主要是个人意识的提升，即从自我中心的孩童心智到非自我中心的成人心智。在客观方面，包括三个层面，即生活世界结构上的区分、“形式”和“内容”的分离以及符号复制中反思性的增加。

从反面角度看西方社会在理性化的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生活世界包括以家庭为主的私人领域和以传媒为主的公共领域。系统世界主要包括市场经济和行政组织。在哈贝马斯的设想中，生活世界和系统世界之间的理想关系包括两个相互作用的部分。一方面，生活世界以个人意愿和价值为基础，不受系统的限制；另一方面，系统世界以生活世界取向为归宿，由人们自由讨论决策。

但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市场以商品价值观浸入人类非商品化的活动；另一方面，行政组织中的科层架构影响了社会文化事务。这样，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活动，遭到市场机制和科层化权利的腐蚀，哈贝马斯将这种现象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个问题带来的问题，一方面是技术理性当道和商品价值观横行，另一方面是人类自由和生命意义的失落。

从正面角度看解决问题的出路

哈贝马斯从理论和方法两个层面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

在理论层面，主张以交往行动重建共识。哈贝马斯倡导在理想话语情境中达成理想的协议，而这要求通过反事实性预设，即需要跨时空的交往行动参与者基于合理论据的赞同，并任由他人采取肯定或否定的立场。

在方法层面，倡导重建法律的中枢地位。对法律参与者而言，要求对法律有理论根据地接受，即就法律的有效性通过交往行动进行商谈，从而在实在性和认受性两个层面上接受法律。而法律观察者只需要接受法律的实在性，关注法律的强制性与效率，不涉及交往行动，以便减轻交往负担。

来源：《传播学原理》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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