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论坛》2020年第1期（总第332期）
王文彬，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佳珩，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大型国企是单位体制变迁的载体，其成员从职工角色向市民角色转变中城市归属感的形成集中反映了单位制改革与市场化转型双重作用下单位依附所发生的变化。而单位制变迁具有地域差异,在东北“一城一企”区域特性下，单位依附并非一个模糊而统一的概念，其对城市归属感的作用更需要从多维度进行探讨。以单位依附为核心概念，将其分为身份地位依附、经济稳定依附、生活福利依附、政治晋升依附以及社会资本依附，试图从角色认同、社会交换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来解读单位依附对国企成员不同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作用及差异。
关键词：单位依附；城市归属感；职工角色；市民角色
传统典型的单位制，是我国再分配经济体系下城市中特有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在区域层面，城市中行政结构安排与资源分配形式造成个人对单位的全面依附。传统单位制下，国企成员的工作与生活内嵌于职工角色中，并以单位为中介形成空间上的城市归属感。中国的国企改革是由单位体制变迁和市场转型发展共同推动的，国企成员对企业本身和所在城市的心理归属深刻折射了宏观体制变革中的微观变化。这种微观变化集中反映为国企成员城市生活中从职工角色为主向市民角色为主的转变。
东北地区城市发展通常与一家大型国企紧密相连，国企与城市社区重合形成了“一城一企”[1]特征。在此区域特征下，国企成员从职工角色到市民角色城市归属感的转变，宏观上反映了单位制与市场化改革、社会结构重组间的重合与矛盾，中观上描绘了国企成员这一群体社会心态变迁的侧影，微观上反映了个体对社会转型的适应情况。
在体制转型稳步推进的同时，国企成员的角色变迁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近年来东北地区深陷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发展缓慢，人才流失严重的困局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东北经济发展,专门出台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经济体制、社会结构逐步变迁的情况下改革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在此背景下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单位个体的依附惯性。应该承认，单位制下国企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附，使其难以从职工角色中脱离，但在东北区域特征与体制转型的融合中，社会运行逻辑是复杂多元的。区域特征下单位依附是否具有差异性表现，尤其是对国企成员的城市归属感是否具有不同维度的作用，值得探索。
本文认为，以单位依附为核心对国企成员城市归属感的解读是一个可行的视角，但有必要对传统的单位依附概念进行分类细化。转型时期，国企成员不同形式的单位依附是社会多元运行逻辑的表征，通过对每种依附形式背后作用机制的深入挖掘，才能使改革与区域特征相适应，在区域范围内实现效用最大化。在对单位依附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魏昂德提出的“新传统主义”，他将单位依附分为：“工人对企业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依附，工人对领导在政治上的依附以及工人对直接领导的个人依附”。[2]本文沿用这一观点，将单位依附的划分调整为：身份地位依附、经济稳定依附、生活福利依附、政治晋升依附以及社会资本依附。以东北地区大型国有企业职工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区域特征即“一城一企”条件下，单位依附与城市归属感间的关联与作用机制。
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当前国企成员对单位的依附形式和程度情况如何？
第二，不同类型的依附是否对国企成员城市归属感具有差异影响？
第三，单位依附对国企成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是否具有从职工到市民的角色差异？
如有，则表明单位依附在单位体制变迁与市场转型发展中具有区域特征影响下的时代变化。
01
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当前对城市归属感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两个群体：一是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问题；二是城市居民的城市归属感获得。此类文献虽与本研究的关注群体不同，但同属城市市民范畴，在把握群体性差异特征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通过对这类文献的梳理发现对城市归属感形成原因的探讨主要分为三类：角色认同视角[3]、社会交换视角[4]以及社会资本视角[5]。总体来说，虽然对城市归属感的研究不断深入，但对其概念的使用较为笼统，缺乏更深入的理论视角，特别是忽略了转型时期城市归属感的结构性变化。本文将国企成员作为研究群体，以单位依附为研究框架，探索转型时期单位依附对国企成员不同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影响。
(一)身份地位依附与城市归属感
角色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只有通过对群体角色的认同，才能将自己定位在某一群体之中，并产生归属感,视这个群体为“自我”，视群体之外为“他者”。依据史密斯的观点，角色认同能够对 “自我”进行定义，不仅是因为它描绘了角色规范，更是因为它将那些相似的、互补的以及矛盾的角色有效地间隔开来[6]。制度安排通常是不同角色群体的划分依据。单位制社会结构中，人们在社会中的行动与交往需要以单位身份为前提,国企成员拥有一致的社会身份，且与体制外群体相比，这一社会身份占据优势地位，并在不断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中构建了共同的集体记忆。因此，国企成员对单位身份地位的依附，使其区隔于体制外群体并在职工角色下形成集体记忆，对其职工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具有正向作用。
相比于职工角色，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市民角色在社会参与中强调地位的平等。首先国企成员对单位身份地位的依附，亦是对国企优势地位的依附，与市民角色下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间产生张力。其次,国企成员通过对单位身份地位的依附不断强化了职工角色下的集体记忆，难以对市民这一角色群体产生认同。因此,国企成员对单位的身份地位依附会阻碍其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由此提出：
假设1.1：国企成员对单位的身份地位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职工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假设1.2：国企成员对单位的身份地位依附越强，越不容易形成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二)经济稳定依附与城市归属感
在对城市居民城市归属感的诸多研究中，收入水平被研究者们认为是人口归属感获得的重要因素之一[7]。交换理论视角下个体对组织的归属源于组织对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霍曼斯提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成本”支出，受企业支付“报酬”的影响[8]。并且组织与个体的交换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个体会对交换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评估，并通过重复多次的交互行为形成组织信任，最终演变为稳定的交换关系” [9]。传统的单位组织是利益交换与强制命令结合下的统治形式[10]。东北地区“一城一企”特征下，城企关系密切，政策倾斜较大，国企的生产与经营都处于优势地位，成员收入的稳定性能够得到有效保证。因此，国企在满足其成员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稳定性极大地控制了交换过程中的风险，国企成员对单位经济稳定依附对其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
再分配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企强制命令的成分不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国企在市场交换中垄断地位的形成。国企与个体间的交换依然存在，并且受国企垄断地位的影响，交换过程中的风险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国企成员对单位经济稳定的依附对其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同样具有促进作用。由此提出：
假设2.1:国企成员对单位经济稳定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职工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假设2.2:国企成员对单位经济稳定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三)生活福利依附与城市归属感
对城市公共服务的体验与感受是影响城市归属感最直接的因素，黄贤重认为，市民对城市当地的公共服务认同度越高,其城市认同度也相应越高[11]。单位制下国有企业与其成员进行交换的过程中，除了提供物质性资源外，还能为其成员提供多种稀缺资源。单位对稀缺资源的控制造成其成员对单位生活福利的依附，并对其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
转型时期，国企成员公共服务需求的承担主体从单位过渡到城市。东北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速缓慢严重影响了公共服务体系发育，相比于单位组织中多年的福利建设，城市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相对缺乏优势。其次，单位提供的生活福利以无偿、低偿为主，与市场渠道获取的公共服务相比价格优势明显。公共服务体验的落差巩固了国企成员对单位生活福利的依附，并阻碍其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由此提出：
假设3.1:国企成员对单位生活福利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职工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假设3.2:国企成员对单位生活福利依附越强，越不容易形成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四)政治晋升依附与城市归属感
“个人经常处在组织社会中，社会组织对于个人以及群体具有强烈的角色化力量，所谓的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经常是通过组织中的角色化来实现的。”[12]国企成员对自身职工角色的定义源自对单位组织及其内部运行逻辑的认同，国企成员对自身市民角色的定义亦是对市场经济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肯定。
高组织认同的成员在内心上与组织关系更加紧密，在界定自己与组织关系时，认为自己存在于组织内部，与组织不可分割。传统单位制下，政治行政级别是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意味着权利、资源分配以及利益的表达和实现。行政级别高的成员往往还握有资源分配的权力，在国企成员对单位全面依附的背景下此种权力的效用得到放大。从角色认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国企成员职工角色的形成即包含了对单位制下资源分配逻辑的认同。因此，国企成员行政级别越高，对单位的政治晋升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职工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随着市场经济转型的不断推进，城市场域内的资源分配逻辑发生了转变，以市场交易为主的资源获取渠道代替了单位中的资源再分配。国企内部以行政级别为依据的资源分配逻辑与城市中市场资源分配逻辑的冲突，使国企成员难以形成市民角色下的角色认同与组织认同，阻碍其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因此国企成员对单位政治晋升依附，对其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具有负面作用。由此提出：
假设4.1：国企成员对单位政治晋升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职工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假设4.2：国企成员对单位政治晋升依附越强，越不容易形成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五)社会资本依附与城市归属感
福山提出 “社会资本是处于同一个共同体中的个人、组织通过长期与内部、外部对象的互动、合作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13]。单位制下国企成员对单位社会资本的依附是对社会资本形成过程中所积淀的行为范式、交换规则以及单位场域内逻辑的建构与认同，因此国企成员对单位社会资本的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职工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在角色转换过程中，部分研究者认为、旧有角色下原始社会资本造成了个体社会交往的局限，并提出新型社会资本对社会地位提高与组织融入影响更大。[14]另一方面，对国企社会资本的研究者认为：“当人们的个人关系网络跨越两种体制时，将产生跨体制的社会资本，而跨越者的社会资本总量、家庭年收入、个人月均工资收入、获得工资以外的其他收入的机会均高于非跨越者”[15]，更利于转型时期城市归属感的形成。在东北“一城一企”区域特征下，国企成员的角色转换有其特殊性，国企成员的角色转换是工作与生活的剥离过程，并非彻底的角色置换。转型期国企成员对单位社会资本的依附是其跨体制社会资本建立的基础，跨体制社会资本的建构带来收入与机会的增长，对国企成员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具有正向影响。从东北区域特征出发，国企与社区多有重合，国企成员对单位社会资本的依附同样有利于其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因此,国企成员对单位社会资本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由此提出：
假设5.1:国企成员对单位社会资本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职工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假设5.2:国企成员对单位社会资本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02
数据、变量与统计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2017年实施的“东北‘一城一企’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中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的主题调查。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在东北地区抽取长春、吉林、大庆三个城企融合度高的城市,随后选取大型国有企业进行随机抽样。数据进行清理后共获得有效样本769个，其中大庆市样本量298个，长春市样本量371个，吉林市样本量100个。数据包括国企成员的社会人口特征、城企关系、单位依附等模块信息，适合对国企成员的城市归属感做定量研究。
(二)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国企成员的城市归属感。城市归属感集中体现于城市人口的定居决策。[16]本文对国企成员的城市归属感划分，涉及到地域范围内群体角色转化带来城市归属感的变迁。典型单位制下，国企成员的工作与生活在单位中相互嵌入，国企工作职位的获得作为最主要的定居决策，反映出个人与城市的连接以单位作为中介。综上所述，本文将国企成员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操作化为：“是否会因为工作原因在当地安家”，“会”视为有职工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不会”视为无职工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转型时期，国企成员社会生活的主导角色由职工向市民转移，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内涵在于工作与生活的剥离。本文从反面对国企成员城市归属感进行测量，即假如离开单位对城市是否不再有认同、融入以及依赖等感受，具体操作化为：“假如您离开目前的单位，您在这个城市生活是否有局外人的感受”，“有”视为无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没有”视为有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三)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单位依附，通过细化分为：身份地位依附、经济稳定依附、生活保障依附、政治晋升依附以及社会资本依附。对社会身份依附的操作化选取了问卷中关于单位对其成员身份赋予的题目：在对陌生人进行自我介绍时，您是否首先介绍您的工作单位？您的工作单位给与您的身份待遇是？您对您目前工作的社会声望满意程度如何？在本企业工作获得的社会地位对您选择留在本企业工作有多大影响？
经济稳定依附包括国企成员当前和未来的收入以及保障的稳定情况，结合问卷题目设置，具体操作化为：稳定的生活保障对您选择留在本企业工作有多大影响？您担心自己退休后的生活保障吗？您的基本工资是否在企业任何经营状况下都会得到保障？
国有企业的福利实践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基本可以分为福利资金投入和福利设施建设。本文对生活福利依附的测量涉及国企成员对福利资金投入和部门建制的主观感受，具体操作化为：作为此企业员工，您觉得企业提供的生活便利是否优于其他企业？您对日常生活配套设施的需要可以在单位或厂区内部得到何种程度的满足？
单位制下，政治行政级别往往意味着权利、资源分配以及利益的表达与实现[17]。政治晋升依附为一个综合变量，结合问卷具体操作化为：在目前的工作中，请问您的职务级别是？假如您晋升一个级别，您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在您单位中，职位高低的不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
为了数据分析的简约性，对以上四种依附方式的测量分别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上述四个指标的公因子，并通过标准化生成连续变量，数值越大意味着对单位依附越强。
对单位社会资本依附的测量借鉴了拜年网[18]中对网络规模的测量，代表国企成员对单位社会资本依附的情况。即测量总拜年人数中单位的人所占比例，获得一个0—100之间的连续变量，在拜年人数中单位人所占比例越大，表明对单位社会资本依附越强。
其他控制变量都作二分处理包括：性别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赋值为1，本科以下为0；政治面貌党员赋值为1，非党员赋值为0；婚姻状况在婚赋值为1，非在婚赋值为0。对东北国企成员城市归属感的研究以城企高度融合的区域特征为背景，范欣和宋冬林经过测算认为长春、吉林、大庆三座城市都为单一结构城市[19]，“一城一企”特征明显,但这三座城市的“一城一企”特征强度有所不同，可能会对分析结果造成影响，因此模型中将地区作为控制变量。
(四)变量统计描述及分析策略
表1显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结果，并将样本分别按照职工角色和市民角色下有城市归属感和无城市归属感进行了统计描述。职工角色下，具有城市归属感的样本中有54%是男性,高于全样本中53%的比例[20]；平均年龄为37.43，高于全样本的平均年龄37.17；50%是本科以上学历，高于全样本中49%的比例；31%是党员，高于在全样本中29%的比例；77%是在婚状态，高于在全样本中76%的比例；经过标准化之后的身份地位依附、经济稳定依附、生活福利依附、政治晋升依附以及社会资本依附均值都高于全样本均值。市民角色下，具有城市归属感的样本中，50%是男性，低于全样本中的比例；平均年龄36.98，低于全样本的平均年龄；51%是本科以上学历，高于全样本比例；30%是党员，高于全样本中的比例；76%是在婚状态，与全样本中比例相同；标准化后的身份地位依附、生活福利依附、政治晋升依附均值低于全样本均值，经济稳定依附与社会资本依附均值高于全样本均值。
本研究采用了因子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构建模型，分析软件为stata 14.0，分析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计算出个体对单位身份地位、经济稳定、生活福利、政治晋升依附的因子得分；第二步，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构建模型，研究身份地位依附、经济稳定依附、生活福利依附、政治晋升依附以及社会资本依附对国企成员在职工角色和市民角色中对城市归属感的影响作用。
表1 统计描述表格
03
数据分析结果
(一)国企成员单位依附与其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
表2显示，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以及地区都对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影响不具显著作用。性别对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在0.1的水平上显著，男性在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形成的概率是女性的1.55(EXP(0.411))倍。这可能是因为传统社会分工中，女性更多偏向家庭，男性更多偏向工作，国有企业女性在对抗社会风险时不仅受到体制庇护也受到家庭庇护，甚至多数情况家庭庇护占据主导位置。而对国有企业男性来讲更多的是受到体制庇护，因此男性更容易形成职工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如表2模型2所示，国企成员对单位身份地位依附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形成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概率是前者的1.87(EXP(0.626))倍，结果在0.01水平显著，假设1.1成立。即国企成员对单位的社会身份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职工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如表2模型3所示：国企成员对单位经济稳定依附每增加一个单位，其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概率是前者的1.31(EXP(0.273))倍，结果在0.05水平显著，假设2.1成立。即国企成员对单位经济稳定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如表2模型4所示：国企成员对单位的生活福利依附对其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影响不显著，因此假设3.1没有得到验证。可能原因在于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国企单位原有的生活福利已无法完全满足当前福利需求的刚性增长，因此国企成员对单位的生活福利依附对其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影响不显著。
由于国有企业内将行政级别作为资源分配依据，因此国企成员对单位的政治晋升依附不仅对其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具有显著影响，当控制了政治晋升依附后，国企成员对单位其他资源依附的作用也会发生改变。如表2模型5所示，国企成员对单位政治晋升依附每增加一个单位，其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形成概率是前者的1.30(EXP(0.261))倍，结果在0.05水平显著，假设4.1成立。即国企成员对单位政治晋升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职工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在控制了政治晋升依附后，经济稳定依附的作用不再显著。也证明了单位制下，政治行政级别往往意味着权利、资源分配以及利益的表达和实现。
国企成员对单位的政治晋升依附在具体情景中常常转变为对领导的个人依附，且国企成员单位内的社会网络具有“科层关联”的特征，因此不仅社会资本依附对国企成员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了社会资本依附的情况下，政治晋升依附的作用也会有所变化。如表2模型6所示，国企成员对单位社会资本依附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形成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概率为前者的1.01(EXP(0.0141))倍，在0.01水平显著，假设5.1成立。即国企成员对单位的社会资本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职工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政治晋升依附的作用仍然显著，但作用程度有所下降。
表2 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二)国企成员单位依附与其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
如表3模型7所示，性别对国企成员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影响显著。男性形成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概率仅是女性的69%(EXP(-0.375))，在0.05的水平显著，即女性国企成员更容易形成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如上所述，女性在遭遇社会风险时更多受到家庭庇护，对家庭依附更强，血缘联系延伸为地缘联系，市民角色下的社区共同体就是地缘联系的一种制度化形式，因此女性对家庭、社区的依附更强，更容易形成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地区对国企成员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如表3模型7所示，与大庆地区相比，长春市和吉林市的国企成员更容易形成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长春市国企成员形成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概率是大庆的1.94(EXP(0.662))倍，同样的情况吉林是大庆的2.66(EXP(0.979))倍。这一现象可能受“一城一企”特征强度影响。调查数据显示，75%的大庆国企成员认为城企关系密切，而这一比例在长春和吉林分别是72%和44%[21]。由此可以推断大庆市的“一城一企”特征强度高于长春市和吉林市。即“一城一企”特征强度越高，区域内的国企成员越不容易形成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表3 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如表3模型8所示，国企成员对单位身份地位依附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形成的概率比前者下降了29%(EXP(-0.337)-1)，在0.01水平显著，假设1.2成立。即国企成员对单位身份地位依附越强，越不容易形成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如表3模型9所示，国企成员对单位经济稳定的依附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形成的概率是前者的1.17(EXP(0.155))倍，结果在0.1水平显著，假设2.2成立。即国企成员对单位经济稳定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如表3模型10所示，国企成员对单位生活福利依附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形成的概率比前者下降19%(EXP(-0.201)-1)，在0.05水平显著，假设3.2成立。即国企成员对单位生活福利依附越强，越不容易形成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在控制了政治晋升依附和社会资本依附后，生活福利的显著性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边缘显著水平。
如表3模型11所示，国企成员对单位政治晋升依附每增加一个单位，形成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概率比前者降低了18%(EXP(-0.182)-1)，结果在0.05水平显著，假设4.2成立。即国企成员对单位政治晋升依附越强，越不容易形成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如表3模型12所示，国企成员对单位社会资本依附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形成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概率为前者的1.01(EXP(0.00849))倍，结果在0.01水平显著，假设5.2成立。对单位社会资本的依附与身份地位、政治晋升等依附不同，国企成员从职工角色到市民角色的转变，单位制下的身份地位、政治晋升等逻辑将不再起作用，但单位内的社会资本依然有效，有助于跨体制社会资本的生成。因此，国企成员对单位社会资本依附越强，越容易形成市民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
04
总结与讨论
单位体制变迁与市场转型发展的双重叙事逻辑，引领了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成为宏观制度发展的时代特征。东北地区城企高度融合，“一城一企”区域特征明显，从国企成员的职工角色和市民角色分别探讨单位依附对城市归属感的差异性作用，集中反映了单位体制和市场转型宏观因素在区域特性中对微观社会成员的影响。本文依据魏昂德“新传统主义”中所进行的单位依附分类，将单位依附分为：身份地位依附、经济稳定依附、生活福利依附、政治晋升依附以及社会资本依附。以单位依附为分析框架，对国企成员不同角色下的城市归属感进行解读，并提出了角色认同、社会交换和社会资本三种理论解释机制。
实证结果显示：国企成员对单位的身份地位依附、政治晋升依附对其职工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对其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经济稳定依附对职工角色以及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都具有正向作用，生活福利依附对职工角色城市归属感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市民角色城市归属感的形成具有负向作用。对单位社会资本的依附对职工与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都具有正向作用。
实践层面上，国企成员单位依附对其不同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反映了“一城一企”特征下，从国有企业延伸到城市的单位制逻辑与转型时期的市场逻辑和社会治理逻辑的重合与冲突。单位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重合在于都以稳定的契约关系规避社会风险，与新型社会治理逻辑的重合在于承认社会资本对个体经济地位获得和整体社会信任的正向作用。单位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冲突集中体现在单位制对层级的强调以及以层级为依据的资源分配准则，与市场中绩效分配规则的矛盾。单位制下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呈现层级条块分割的状态，多元社会治理模式下呈现“网格化”共同参与的治理特征。多重逻辑的冲突是国企成员在市民角色下城市适应的困难所在。
因此，当我们从微观角度对单位制下单位依附与改革的关系进行审视时，能够发现：东北区域社会中，单位依附对社会转型的效应并非一概而论无偏差的。尽管单位依附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转型期国企成员的角色变迁，但在区域特征下仍然存在单位依附与改革逻辑相契合的部分。国企成员城市生活中从职工角色为主向市民角色为主的变迁，并非是角色推倒重建的过程而是彼此融合的演进。
最后，需要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首先，国企成员不同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形成还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仅从这一群体的单位依附特征出发，缺少其他城市变量，东北地区“一城一企”区域特征下，城企关系变量的缺少使本文的因果链条不够完整，导致对国企成员市民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解释不够直接。其次，单位依附对国企成员不同角色下城市归属感的作用变化并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结构的变迁状况，仅仅是作为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侧面反映，因此，想要更全面、系统的把握社会结构的变迁应从更多元、更宏观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
转自：量化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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