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南开历史学院院长谈博士论文撰写体会

作者简介

余新忠，浙江临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2005年）。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和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

博士研究生毕业已经将近三年了，毕业后，我留校任教，除了身份由原来的学生变成教师外，日常生活主要面对的依然还是书本和学术。尽管如此，在学术上，我还是明显感受到了与以前的不同，那就是，通过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博士论文的写作，不仅自己的研究水平有了一个比较显著的提高，同时，主要完成于博士阶段的一系列成果的问世，也让自己比较多地获得了与国内以及国际有关学者对话的机会。这些都不能不让我深深地感慨：博士阶段的学习与一篇相对成功的博士论文对自己未来的学术之路实在太重要了。

这样的感言虽然发自内心，但对众多未来者或者正处其间尚未过来者来说，可能不过是正确的废话，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其重要与否，而在于：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安排自己博士阶段的学习并成功完成博士论文？事实上，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却几乎没有可能做出全面而明确的回答，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完满而可以直接效仿的经验，另外，即使存在，个人的经验正如人类历史，也不具有绝对的可重复性。因此，这里把自己不见得成功的经历和盘托出，可能并无意义，所以，我只能试着将基于现实经历总结过滤出来的几点心得和感想呈现于此，供大家批评和参考。

博士论文的撰写是一项对创新性要求很高的工作，想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做到在前人已有研究基础上有一定的创新，首先选题是关键。常言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对博士论文来说，我想完全可以说，良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对此，我深有感触。我论文做的是《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这是一个在国内还甚少受到关注的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多数读到该论文的专家学者，都认为我选了一个好题目。目前它的修正稿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国著名的明清史和社会史家、业师冯尔康教授在序言中指出，该书“是我国内地医疗社会史研究有自觉意识进行的第一部有分量的专著”，“在这一研究尚属起步阶段，余博士以其专著投入，与国内外同行共创具有新方向研究意义的医疗社会史乃是身体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著名学者梁其姿教授则在序言中首先写道：“余新忠博士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可说是非主流的历史研究。”并说：“他的论文让我意识到大陆史学研究与国际史学研究的趋势接轨日趋密切，这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发展。”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则在封底评论中称：“本书的出版预示着中国医疗史将从边缘性的专门化研究步向多学科交叉互动的新境界。”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专家的评论，无非是想藉此表明，一个好的选题究竟好在哪里。从中可以看到，该选题的“好”主要体现在：首先是新，也就是说，前人较少关注，具有拓荒性；其次是拥有较好的学术和现实意义；第三带有一定的方向性意义，具备学术前沿性，即其为将要兴起和流行而尚未兴起和流行的领域。当然，应当指出，在任何一个研究领域中，符合以上条件的题目都不会少，做学术研究，显然不能赶时髦，捡到篮里都是菜，什么流行做什么，什么好做什么，而必须与自身的学术兴趣和现有的研究条件相结合。就我个人的因素而言，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个被普遍认可的题目，我想主要跟以下两方面的因素有关。第一，我一向比较关注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动态。在日常的学习和研究中，我注意随时搜集和阅读国内外介绍、总结、省思和展望当前相关研究的论文，对那些具有较强学术性的前沿研究论著，并不仅限于本学科，还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文学乃至个别的自然学科等。这些使我对自己所从事研究的国际前沿领域和整体研究上目前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取向等，心中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第二，该题目与我以往的研究关系密切。应该说，我当初选择的最初兴趣是在资料的阅读中产生的。自上研究生以来，我一直从事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史，特别是清代社会救济史的学习和研究，此间，我翻阅了不少有关清代江南的方志、文集和笔记，资料中不时出现的有关瘟疫记载逐渐引起了我对此朦胧的关注。当这种朦胧的关注一旦与自己头脑中获得的以下知识和认识——在国外和台湾，疾病医疗社会史是一个正趋兴起的新兴社会史研究领域，而关注历史上普通人的生活和生存境遇的研究终将成为未来史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发生了碰撞，这样一个选题也就逐渐开始变得清晰而确定了。这其实也说明了，对相关学术动态和国际前沿学术的关注和了解，对好选题来说，只不过是一副催化剂，它只是增加了你发现和抓住选题的敏感性，真正的源泉还在于每个研究者对资料辛苦细致地搜集和解读。

选好题后，接下去的工作会更加艰苦和具体。尽管不可能有统一有效的研究和写作方法，不过，根据我自身的体会，以下几方面还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第一，在开展核心研究之前，有必要抽出专门的时间进行相关理论和知识的准备。博士论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部分无论在资料上还是论述上，相互间都应是密切关联的，因此，我不大赞成一上来就选择某一专题开展具体研究的做法，而主张事先应对研究工作的总体，如资料搜集和研读以及论文写作等各个环节有一个通盘而时间相对集中的安排。由于博士论文应具有相当多的创新之处，必然会有很多研究者本来不够熟悉的内容，特别是对那些新的跨学科的课题来说更是如此，而且缺乏广阔视野和理论深度、就事论事的论文显然也不能令人满意。所以，除了其他必须的环节外，开始阶段，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对相关理论和知识进行适当的补课是非常必要的。我是学历史出身，在开始清代瘟疫的研究之前，相关传染病和医学知识甚是欠缺，为此，我专门集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来学习“中国医学史”、“中医基本理论”以及“温病学”和“传染病学”等课程。事实证明，这半年的努力对我后来对有关资料的收集、理解和分析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第二，应具有适度的问题意识。博士论文一般都是非常专门的研究，就其中具体内容而言，即使是很专门的专家也未必很熟悉。如果做就事论事式的研究，问题意识比较淡薄，往往会导致问题不明确，不仅会影响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也势必难以引起专家和读者的兴趣和对话愿望，也就很难在思想上给人以触动。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必要在一些本学科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的关照下进行。也就是说，应将自己具体的研究置于一个比较大的背景中展开，力求做到以小见大。比如，我在研究中结合选题内在纹理思路和自己的兴趣，选择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清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为切入点，既呈现了部分以往被忽视的历史真相，也就一些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避免问题意识过于强烈，应该时时谨慎地从原始资料出发来钩沉和分析历史，而不能理论先行，让理论随意指挥资料甚至阉割史料，否则无可避免地会陷入“历史哲学”的窠臼。当然，如何把握好其间的度，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以我目前不成熟的认识来看，应该尽可能将主要源于西方的理论和问题意识内化于自己思维方式和认识视角中，将其视为拓展自己视野和理论素养的手段，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则最好将其忘却。

第三，应安排比较充裕的时间用于资料的梳理和研读。资料的丰富程度乃是决定一篇论文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对资料的收集，应该广泛撒网，细心搜寻，使自己拥有的资料越丰富越好。但是凭个人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希望将资料一网打尽，是不现实的。所以，适时收网，并安排比较充裕的时间来对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梳理和排比分析。这实际是一个资料的研究过程，决定着你对资料的利用是否透彻。这时，资料已相对集中，很多问题的思考已有一定的基础，很多基于资料而形成的感想、认识和观点也会于这一阶段集中产生。因此，这也是一个决定论文是否具有深度的过程。在实际的操作中，笔者首先将资料分成两大类：史料和今人论述。第一步整理史料，先对电脑中的资料根据论文的提纲进行分类编排，不必太细。然后，比较仔细地重新阅读原来复印或抄录而没有输入电脑的资料，觉得有必要的，输入电脑，也可分好类，装入资料袋，以便查找。第二步整理今人论著。这些材料大多应该以前已经读过，重温一定会有新的认识，这一阶段可以结合整理过的资料，进行思考。比较重要的段落也可以输入电脑。经过这番梳理，我想对自己所搜集资料的利用就应比较充分了。

此外，在正式写作前的每一个阶段，比较详细构拟提纲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不断地及时清理自己的思维，使自己对论文整体架构和时间安排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写作纲要。

每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毫无疑问，以上所述不可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实际上，无论其适用面有多大，终究不过是方法和技巧这类比较表面的东西。任何一项成就，无一不是由智慧和心血凝结而成，因此，决定论文的成功与否最重要的，说到底是你投入了多少的心力。在论文出版前，我曾于后记中写下了如下感言：“回想起来，当初是怀着‘发现新大陆’般的兴奋和浓烈的兴趣开始这一学术旅程的。岁月流逝，兴奋早已湮没在时间的隧道中，但兴趣却有增无减。与人之生老病死直接相关的疾病医疗这样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被我们的‘历史’实在尘封得太多太久，任何一个小小的问题，似乎都可以激起自己对以往人类生活经验和生命存在方式的深思和探索欲求。”从论文选题的确定到最终完稿，虽然只有两年多点的时间，但在那七百多个日日夜夜中，我确乎对其投入几乎全部的心力。我还清晰地记得，差不多三年前，当在电脑里敲上文稿的最后一个句号后，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油然而生的轻松，似乎还有日后进一步探索的期待和责任。我想正是凭着对历史浓厚的兴趣以及对促成我们的“历史”变得更加丰满和更具解释力的真诚信念，才可能在学术上做出一点点小小的成绩。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真诚地投入，相信必将会有相应的回报。不过，对我们这些在学术的道路上尚未或刚刚起步者来说，眼下主要该考虑的应是如何地投入，而非将来可能的成功或者别的。

文章来源：原载《中国研究生》（2003年第3期），转自中华好学者

转自：墨香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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