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奢华的消费方式，爆发于明朝中期。以江南为中心，空前的奢靡狂潮席卷城乡，到处被物质丰富的景象所包围。奢侈性消费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官员与平民的文化疆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生活侈靡构筑了大众文化的壮观景象，消费时代翩然降临。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并且越来越显露出其带有炫耀和超越实用的追求享受的消费趋向。人们一改往日节俭储蓄的良好习惯，转而疯狂享受，努力使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变得优雅高贵，渴望融入到疯狂消费的进程中。
许多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消费狂潮感到震惊，感到无奈。有人甚至认为，这将是社会“自盛入衰”的一种不祥征兆，“吾松正德辛巳以来，日新月异，自俭入奢，即自盛入衰之兆也”﹝1﹞。“去侈就俭，有望于上之人操舍而风励焉”﹝2﹞。张瀚云：“今之世风，侈靡极矣。”﹝3﹞从嘉靖间开始，费用极高的江南园林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世，以至于谢国桢认为，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商业资本全漏到园林中去了。在时尚潮流的冲击下，有志之士保持自己的品好亦都难以从愿。欲望引领着人们不断地冲破传统，似乎是一场难以抵御的瘟疫，势不可挡。范濂则对家乡松江的奢靡习俗表示忧虑：“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4﹞
滚滚而来的奢侈之风，使许多朝廷大臣忧心不已。姜宝任南京礼部尚书，以朝廷之令，发布条文申明禁奢，其中一条是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与银七分访拿帮嫖之人，责而枷示”，结果，民间纷纷抗议，甚至怨声载道，终于“法竟不行”﹝5﹞。政府对于侈靡的消费方式向来持否定态度。但是，社会上尚奢之风则日刮日炽。嘉靖二十四年（1545），礼科给事中查秉彝上奏论当时社会“虚靡”恶习，并提出解决这一难题的具体策略在于教化人民懂守礼制。隆庆四年（1570），朝廷下令普通老百姓严禁使用奢侈品：“奏革杂流、举监忠靖冠服，士庶男女，宋锦云鹤绫缎纱罗，女衣花凤通袖，机坊不许织造。”﹝6﹞“百姓或奢侈逾度，犯科条，辄籍没其家”﹝7﹞。所有的法律条文公布之后都如过眼烟云。禁奢的呼声此起彼伏，日益高涨，禁奢一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话语。然而，风靡于世的是文化习俗，而文化形态高出法律之上，流行文化是任何力量也难以左右的。因此，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但到嘉靖时期，所有的禁奢圣旨皆化为一纸空文。
中国文化传统倡导勤俭，积累家产。陆深寄给陆楫的《京中家书》“己亥九月”云：“且如吾祖宗以来，勤俭敬慎、孝弟力田以起家，积而发于吾身，忝为仕族。”陆深对每况日下的世风焦虑不已，在世风日奢、人心日恣的事实面前，他感到能做的便是约束家人，洁身自好。因此他每教其子陆楫务要节省，“风俗日坏，海滨尤甚，吾儿宜力行古道可也”。陆深远宦京师、云南、山西等，其子陆楫居家研磨时文，待考科举。陆深屡屡以书札告诫陆楫勿为奢侈，不要与松江豪华子弟为伍。其《京中家书》：“吾儿当勤惕向上，以求无负知己也。家事只宜敬慎收束。吾儿将此事操练熟以为他日致用之地，亦无不可。但不可学骄奢侈靡耳。”“吾儿治家闻有条理，时世如此，更宜收敛家人辈”。坚令陆楫俭朴持家。
至于实际行动中，陆楫有没有依照其父的要求持家，不得而知，但他的诗文却留下了与其父完全不同的思想理念：他对江南的日趋奢靡的习俗表现得极为乐观，完全不似其父那般心情沉重和悲观失望。他看到了尽管人们舍本逐末，奔走利益之途，攀比财富，但社会并未因奢靡而萧条，人们也没有因为奢靡而穷困。在一片禁奢的众生喧哗中，陆楫特别撰写了与时论背道而驰的《论崇奢黜俭》。
陆楫的主要观点是“奢能致富”，但陆楫决非毫无原则地鼓励奢靡，其前提是“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在不浪费财物的前提下，可以适当追求奢侈性的生活消费。
儒家向以节约为美德。孔子即倡导“与其奢也，宁俭”。倡导节俭向为统治者治民的金科玉律，尽管历代统治者自身难以付诸实践。但到明中期，商品经济浪潮使得“节用”的传统美德受到严峻挑战。此际许多文士认为，“节用”不利于生产发展，节财并不能使民致富，“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陆楫从当时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委婉地规劝统治者应辩证地对待奢与俭的问题。因为，奢侈的前提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超越了人们的糊口水平，“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江南民众生活已经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起来。“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奢俭风习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陆楫所表达的观点在于，消费在不同地区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截然不同的，消费的水平和方式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各地经济状况本来就存在很大差异，江南“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使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着人们的消费标准。经济贫穷之地，其人民自然就俭朴。经济发达地区，财富过剩，人民就没有必要再去节俭了。所以，陆楫反复申述“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而吴越之尚奢，在于天下财富之所聚，“胡为而禁之”？他认为根本没有必要禁止奢靡。消费同时就自动为社会提供了积累，也只有这种积累才是财富形成的良性源泉。也就是说，富民每一次消费，都自动为社会提供积累，消费越早，也就积累得越早。其新的“节用”观不仅是对传统儒家勤俭持家观的颠覆，而且对于江南奢靡的生活方式找到了一种必要而正当的消费依据。
“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陆楫认为，追求奢华可以提供较之于奢侈品更多的谋生方式与生存渠道。战国时期，管仲即针对齐国的奢侈现象而作《侈靡》论，提出“富者散资于民”的富民主张。虽然陆楫并未能提及管子的学说，但他却表达了与管子近似的观点。“奢则其民易为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富商大贾、豪家巨族在日常生活方面的排场与炫耀，客观上为生产这些产品的农民、厨师、商贩、裁缝等提供了谋生的机遇，而富人应时出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而就在同时，宁波、绍兴、金华等地，风俗“最号能俭”，但“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其原因在于“以其俗俭而民不能以相济也”。讲究俭朴的绍兴、宁波等地的人民却生活多不能自给，而被迫外出谋食。万历年间，苏州大荒，有识之士主张禁止游船，结果富家子弟都转而到僧舍治馔为乐，而靠游船谋生的数百人却因此失业流徙﹝8﹞。聚集于富户的财富也借此分流到更多的穷人手中，天下之富因而有望。因此，他希望国家应当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消费，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安全支撑体制扩大消费、刺激消费、鼓励消费。
消费与生产共同左右着经济的发展，刺激消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的快速进步。如上海虽“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因此，陆楫认为，“俗奢，市易之利”。“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者也。何者？势使然也”。追求生活奢侈必然需要多方面的服务，因而必然促进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陆楫认识到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有消费处必有生产处，消费刺激生产，生产促进消费，诚可谓鸿识巨见。
进入消费时代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这使得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满足于物质文化的生产，而更多地崇尚对这些物质文化进行享用和消费。如果在嘉靖以前的时代，人们的消费观念主要表现在注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物品的生产和实用性，人们对物质文化的消费只是低层次的“温饱”的话，那么在晚明消费时代，人们的消费观则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产品的精致和收藏价值，包括绘画和古玩。陆深、严嵩、董其昌都是著名收藏家。晚明消费时代为人们提供了消费的多种选择。徐树丕论“时尚”云：“吴中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之治扇，周桂之商嵌及歙，吕爱山之治金，王小溪之治玛瑙，蒋抱虚之治铜，亦比常价数倍。近日嘉禾之黄锡洪漆，云间之王铜顾绣，皆一时之尚也。”﹝9﹞这些赏心悦目的时尚精美器皿，惊奇的人们对每一件精美的商品都啧啧称赞，引发人们千方百计去获取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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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韩希孟 顾绣花卉虫鱼册（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奢侈可以促进商品流通。陆楫认为市场的需求导致世风之侈靡，因而得出侈靡可以促进商品流通的结论，商品的快速流通在于市场需求。“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风俗侈靡而导致从商者多，而且社会分工愈来愈细。所谓奢侈现象的出现正是经济发展及生活水平提高的具体体现，而不是将消费者的心态作为成因与判断标准。消费扩大了商品市场，进而刺激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
陆楫的论断提出后的二三百年，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才提出了与陆楫完全相同的消费观。维尔纳以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奢侈现象，认为“奢侈促进了当时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所以经济‘进步’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奢侈的大力创造者” ﹝10﹞。这从其他角度证明了陆楫学说的历史意义。同时，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成为陆楫学说的客观参照。
《崇奢黜俭论》以惊世骇俗的论点成为思想史上反复被引用的经典之作，陆楫亦被后世视为中国古代崇奢思想的集大成者，尽管他不为当时大众所知。而时至今日，经济发展的事实验证了陆楫当年的论点。在现实条件背景下，“侈靡”消费价值的发掘无疑对当今的经济管理、伦理观念的改变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然而，尽管消费型经济模式或少数人的奢侈性消费在当今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消费必然是以消耗资源为代价，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则向来是自我资源资本化。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资源的稀缺属性，在适当追求物欲生活的同时，不能透支后辈子孙应享的资源财富，这已经成为当下国人最为担忧的问题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陆楫《崇奢黜俭论》的价值则又具有了重新评估和诠释的广阔空间。
注释：
﹝1﹞ ［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二《松江志小序》“风俗”,《丛书集成三编》第50册，第768页。
﹝2﹞ 隆庆《赵州志》卷九“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6册，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2页。
﹝3﹞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页。
﹝4﹞ ［明］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丛书集成三编》第83册，第393页。
﹝5﹞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三《化俗非易》，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9页。
﹝6﹞ ［明］田艺衡：《留青日札摘抄》卷二“我朝服制”，《丛书集成新编》第88册，第128页。
﹝7﹞ 嘉靖《太平县志》卷二“地舆志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7册，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20页。
﹝8﹞ ［清］顾公燮：《丹午笔记》“救荒相异”，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
﹝9﹞ ［明］徐树丕：《识小录》卷一。
﹝10﹞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陆家嘴与上海文化——上海陆氏家族文化研究》
（江南文化研究）
朱丽霞、周庆贵、薛欣欣 著
本书是研究明清时期上海地区陆氏家族文化的研究专著。陆家嘴因明代上海陆氏聚族而居而得名。陆深是陆氏最成功的家族成员，其卓越的书法成就推动了云间书派的形成，其开放的文学观影响了明清小说的发展，其经营的俨山园掀起了明代上海私人造园的风潮，他是贯穿明中叶前后学术和思想的重要人物。陆楫的消费学说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他的“华夷论”为今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陆锡熊与纪昀一起主纂《四库全书》，其史学成就引人瞩目。上海陆氏是贯穿明清两朝的江南望族，也是最有时代感的豪门大户，其家族文化成为江南文化的典范，在许多领域，直接影响了江南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