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国刻石的早期保护和拓本流传
——以徐鼎藩为中心
朱玉麒 吐逊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拜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引 言
刘平国刻石在清光绪五年（1879）被再次发现的时候，所在地玉开都维村的博孜克日克沟属于阿克苏善后总局辖下的赛里木城明布拉可庄。光绪八年，赛里木、拜二城合并设拜城县，其地归属于东庄（乡）。现在，玉开都维村属拜城县黑英山乡辖境。黑英山位于拜城县东北，是该县地理面积最大的乡镇，境内有阿勒吞阔什河、博孜克日格河、琼果勒河三条河流从天山流出，汇于乡东南部的阿克塔什凹地，流为克孜尔河。刘平国刻石就位于博孜克日格河流出天山的沟口西侧摩崖上。
由于丰富的水草资源，使得黑英山一带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存在。沿着天山的沟壑，是山北的游牧部落与山南的绿洲居民相互交通的要道。两汉时期，生活在伊犁河谷的乌孙古国与天山南部的龟兹、姑墨等国来往不断，博孜克日格沟口的道路甚至被称为乌孙古道[1]。刘平国刻石所记录的东汉建立关亭的设施，虽至今不能确证其作用，要之总与此地作为南北“天山廊道”予以“警备候望、交通安全、邮传往来”（王炳华语）的人类活动相关联。
博孜克日格沟口南12公里的玉开都维村落，是与刘平国刻石所在最接近的居民点。村西的山梁上，至今可见卵石垒砌的唐代烽燧遗址，无疑是针对博孜克日格沟口的军事设施。村西南被称为“赛开塔木遗址”的高地上，不仅有卵石纵横的早期墓葬，也有堆成工事的戍堡型建筑。2016年，文物工作者在此处踏访中捡得一块带有文字的石刻残片，被带回县里文物库房保管。去年，在清理这些文物之际，识别出残缺的文字为“徐鼎藩建”字样（以下简称“徐鼎藩残石”，图1）。经过初步的研究，确认徐鼎藩就是参与了刘平国刻石的早期发现、保护和捶拓流传的新疆地方官员。
值此刘平国刻石建立1863年、发现122周年、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第三个年头，我们发表初步研究的成果，为认识刘平国刻石这一重要的丝路文物在近代历史上的意义和影响，提供新的线索。
一
对于刘平国刻石的发现，过去我们比较重视的是文人施补华（1835—1890）的作用。施补华，字均甫，浙江乌程（今属湖州）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先后入佐左宗棠、张曜幕府，在光绪五年至十年期间，进疆参与了平定阿古柏叛乱之后帮办军务的善后事宜。他于光绪八年撰写的《刘平国碑跋》介绍了石刻发现的过程以及石刻文字的相关史实与西域地理。这篇将近五百字的题跋不仅收入了他的《泽雅堂文集》传世[2]，也通过他分赠给内地的著名学者如盛昱、王懿荣等拓片上的亲笔书写而广为流传[3]，也有不能得见题跋者，曾传抄记入自己的石刻题跋中[4]，甚至有后世好事者以隶书雕版的方式传播（图2）[5]。
当代学者，则有田北湖、谢国桢、王炳华、马雍的论文为施补华的发现之功作倡导[6]。因此，笔者之一在之前的研究中，也对于施补华的早期发现和流传之功多有褒扬[7]。在以上研究中，笔者等认为：光绪五年的夏天，收复阿克苏地区的嵩武军统领张曜（1832-1891，字亮臣，号朗斋，谥勤果）为收复被俄罗斯占领的伊犁而寻找道路，他的军士在博孜克日格山口发现了摩崖上的刘平国刻石文字，回来向幕府中的施补华谈起。施补华因此向张曜请示，而派了总兵王得魁、知县张廷楫率领兵士于当年八月前往椎拓，在确认其为重要的汉碑之后，施补华担心碑刻遭到损坏，于光绪九年在石刻摩崖上盖建了保护性建筑，并责成当地居民头领承担看管的责任。这一举措的实施，被我们认为是“新疆官方在没有文物保护法的年代里最早采取的文物保护措施”。其实际情况，则通过日本大谷探险队在1903—1913年间三次前往刘平国刻石制作拓片的记录得到证实，即在刘平国刻石的崖壁上，确实盖有小屋。
施补华保护刘平国碑举措的实施者，我们曾经根据柯昌泗（1899-1952，字燕舲，号谧斋）《〈语石〉异同评》和近年拍卖会上出现的“徐桂丛手拓本”，以及徐树铭与徐桂丛的通信等一些资料，确认：“刘平国刻石的保护措施，只能委托给由幕僚而代理了拜城知县、掌有地方实际权力的徐桂丛来完成。”
现在，“徐鼎藩残石”的发现，促使我们对于这一人物做进一步的追索，发现之前提及的徐桂丛就是徐鼎藩。
据《长沙徐氏族谱》记载，徐鼎藩（1848—？）原名树琨，字桂丛，长沙人，是长沙徐氏洪公房第十八世孙。长沙徐氏的始祖来自江西丰城，于明洪武初迁浙江衢州，再转迁湖南长沙省城驿步门外。随着子孙繁衍，始建宗祠于长沙。其后文士蔚起，“世以科第阀阅名于晚清”[8]。其诗礼传家一脉，尤其在徐鼎藩一辈前后得到体现，在其前后的家族文化闻人是：
以上仅就徐国搢名下一支而言。道光七年（1827）长沙徐氏三修族谱，审定从第十八世起的新派语十六字：“树立本经，敬宗克孝，才达名儒，庆延华诰。”因此，在宗亲家族中，“立”字辈的文化名人尚有现代教育家徐特立（1877—1968）等。
在族谱的记载中，徐鼎藩（树琨）生于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八月十一日戌时，以附贡生出身，累官至甘肃候补知州，补用直隶州知州，赏加四品衔，升用知府，历署新疆拜城、阜康等县知县、精河直隶厅同知，赏戴花翎，诰授中宪大夫。夫人张氏，生子一，即徐崇立（1872—1951）[9]。
他在新疆的任职情况，我们现在也只有断续的信息，大致是：
光绪十六年（1890），署理拜城知县[10]。
光绪三十年（1904），署理精河直隶厅同知[11]。
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1907—1909），阜康知县[12]。
虽然关于徐鼎藩的仕历记载，直到光绪十六年才看到他在新疆的任职，但他出征西域的时间，却不可谓不早。在其子徐崇立辑刻的《西域舆地三种汇刻》序言中，就曾提及：“当同治间，严君从左文襄公西征，回疆底定，留为刘襄勤公掌书记。”[13]“严君”犹“家严”、“严父”之谓，代指其父徐鼎藩，可知在同治三年新疆民变、朝廷启用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后，徐鼎藩即作为湘中子弟，加入到了左氏收复新疆的行列之中，并在新疆底定之后，作为刘锦棠的部下，留下来参与了新疆地方建设。其署理拜城知县，是之前多年军功积累之后的结果。
正因为他经历了收复新疆的前后过程，后来新疆布政使魏光焘（1837—1916）编纂《勘定新疆记》，徐鼎藩也成为写作班子的主力而被提名：
（光焘）嗣移藩新疆，复商刘襄勤公，属迪化府知府黄炳焜、候补知州徐鼎藩、候补知县李征煦等稽考新疆事实，赓续纂辑。草创甫就，光焘得告归里[14]。
魏光焘由甘肃布政使移任甘肃新疆布政使，是光绪十年十月的任命[15]，其后于光绪十七年获准告假归里[16]。因此他在新疆组织编纂《勘定新疆记》的时间，当在光绪十一年及之后。那个时期的徐鼎藩尚未获实缺，因此以候补知州的身份在迪化参与编纂。光绪十六年，大概因此劳绩，徐鼎藩终于获得护理巡抚魏光焘的奏请，被任命为署理拜城知县，得以亲临刘平国刻石现场，参与了捶拓和保护工作。
因为官卑位末，在当时和之后并不知晓徐鼎藩其人者，也不在少数。如搜集西陲石刻最为用心的罗振玉（1866—1940）即是其例，其《石交录》记载：
张勤果公从左文襄公平定关陇，于新疆阿克苏得《龟兹将军刘平国治路颂》。光绪间，勤果抚山左，吴兴施均甫观察在幕中，介亡友刘君铁云以拓本见赠。军中无佳墨良楮，拓工亦不致。后陶勤肃公抚新疆，始得精拓。然视初拓，则第二行“赵当卑”之“当”，四行“关”上之“谷”，五行首“万岁”上之“坚固”诸字已损泐。予曩既箸其文于《西陲石刻录》矣。后又得一精拓本，与陶勤肃拓本同，上钤“徐鼎藩印”、“徐桂丛手拓本”、“塞翁”、“姑墨旧令”诸印，意即承勤肃命往拓之人。未可没其姓名，爰附记之于此[17]。
罗振玉在1914年辑有《西陲石刻录》，其中辑录《刘平国作关城颂》，是用了施补华通过刘鹗转赠的拓片。之后得到徐鼎藩的拓本（即“徐桂丛手拓本”），盛赞较之之前的拓本精良，只是在存字字数上，要比施补华的拓本少了一些。从徐鼎藩在拜城任职的时间可以看到，徐鼎藩手拓本距离刘平国刻石的被发现已经过去了十年，其中的字迹因为过度的捶拓而有所损坏，是情理中的事。在马雍先生为刘平国刻石拓片所定分期中，“徐桂丛手拓本”基本被列入了第二期，即第二行“秦”字、第三行“作列亭从”、第四行“谷关”、第五行“止坚”等字均毁坏或不存，其余部分都还保存完好[18]。
在晚清流传到内地的诸多拓本中，所谓的“徐桂丛手拓本”也不在少数。徐崇立《徐鼎藩刘平国刻石题跋》跋尾：
越庚寅（光绪十六年，1890），先君权拜城县事，碑即在辖境，复手拓数十本，以贻海内金石家。上海重印珂罗版，为吴趋祝氏藏本，上有先君印章，即庚寅手拓本也[19]。
以上题跋提及徐鼎藩担任拜城知县之际，手拓了数十本，分赠海内名家。其所谓“上海重印珂罗版”即1914年国学保存会在上海出版《神州国光集》第六集影印刘平国刻石拓片，其中徐鼎藩手拓的“吴趋祝氏藏本”被马雍认为是“所见第二期拓本中之最佳者”。
“徐桂丛手拓本”在内地递藏最多的，是徐鼎藩的兄弟子侄辈。湖南图书馆珍藏徐崇立捐赠品中，有徐树铭（1824—1900，字伯澄，号寿蘅，又号澂园、澄园）给徐鼎藩的书信，其一云（图3）：
桂馨吾弟大人阁下：顷荷惠笺，具悉雅政宜民、年谷成熟，地方亦均绥靖，此为至要。毅帅不来，午卿又去，殊为闷闷。陶公安雅明晰，想初至彼间，大抵规随前政，不至大有变更。初集之众，久躏之场，休养生息之不遑，或不至以刻覈累民也。碑亭重立，兼以刓苔之力，多得旧文，亦为韵事。累拟画乌垒碑亭幅子，以人事匆匆未就，又无它人可以代画者，殊为惘惘。……十月二十八日[20]。
“桂馨”即徐桂丛，家族称呼中，亦有称之“桂生”者。信札中提及的“毅帅”、“午卿”和“陶公”，指晚清新疆政坛的重要官员刘锦棠、魏光焘和陶模。光绪十四年，刘锦棠由新疆巡抚任上奏请开缺，由布政使魏光焘护理巡抚[21]；光绪十七年二月，以陕西布政使陶模为新疆巡抚[22]；五月，准魏光焘开缺省亲，俟陶模到任后交卸回籍[23]。因此这封信札的写作时间当在光绪十七年，其时徐鼎藩署理拜城知县，重新为刘平国刻石建立了碑亭保护，并剔抉苔藓，精工细拓，较之之前拓本的某些文字更为清晰。徐树铭此时大概接到了新的拓本，所以称道徐鼎藩此举“多得旧文，亦为韵事”，并且表示要画一幅“乌垒碑亭”来表彰其事，只是当时太忙，暂无暇兼顾。
徐鼎藩的另一位堂兄徐树钧（1842—1910，字衡士，号叔鸿）更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其《宝鸭斋题跋》就曾为刘平国刻石设立专门的条目，录文并作跋：
光绪五年，张朗斋军帅曜，始命军士椎拓。穷荒僻壤，以为惊扰，乃凿毁之。朗斋所拓，竟成广陵散矣。余弟桂丛，从军西域，得此二本，属余释其文，以一本归之。此本稍漫漶，海内孤本，宜珍秘之[24]。
徐树钧此处所言，可能还是徐鼎藩早年所得。在他担任拜城知县之后，仍有新的拓本寄赠。今台北“中央图书馆”藏《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拓片，就有“光绪十年七月十九徐叔鸿农部赠志青”的题记，就是由徐树钧转赠者。题记下钤“壎印”白文章，受赠者当是晚清天津鉴藏家孟继埙（字志青）[25]。
徐鼎藩的侄子、徐树钧之子徐显立（1888—1970）也曾收藏过“徐桂丛手拓本”。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陆和九拓本上提及：
曜幕僚施均父重刻一石，建亭覆之，长沙徐桂丛所拓，即施刻本。“仇”字右九字拗笔已损。其弟显立赠予一本，且有跋及释文，以较此本，霄壤判然，洵可宝也[26]。
陆和九对于刘平国刻石有“施均父重刻一石”、以徐显立为徐桂丛弟的说法，显然有误，但是提及徐显立曾有刘平国刻石拓片，则传自其叔父徐鼎藩处，应该可以肯定。
最新的《刘平国碑》拓片则见于2021年1月的微拍堂，其拓片上钤有“徐桂丛手拓本”、“徐鼎藩印”、“姑墨令章”、“徐鑫龄”、“邵年”等印，后二印则是当代长沙鉴藏家徐鑫龄先生的印章，此拓或也是来自徐氏家族的传世收藏品。
此外，2014年12月在国家典籍馆“金石拓片展”中，也曾展出过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柯昌泗刘平国刻石拓本，钤有徐鼎藩“徐桂丛手拓本”、“姑墨令章”、“金石长年”等章。而柯昌泗的堂兄柯莘农（1883-1945，原名士衡，以字行，号逸园）旧藏的钤有如上三方印章的《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拓片，先后在2008年12月23日的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2008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北京保利2010年6月2日拍卖会·古籍文献 名家翰墨”现身（图4）[27]。
又有李健（1881—1965，字仲乾，号鹤然居士）题跋的《东汉刘平国开道记》拓片，钤有“金石长年”、“徐桂丛手拓本”二印，曾在中国书店“2015年秋季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上出现[28]。
据陶喻之先生的研究，浙江博物馆藏吴士鉴题跋本也提及“癸亥九月，从洛阳郭估砥堂购得此本，审视乃桂丛手拓”[29]；陶喻之先生赐示施蛰存旧藏刘平国拓片上也有“姑墨旧令”、“金石长年”等章。
由上挂一漏万的记述可知，徐鼎藩手拓本在晚清、民国的文坛流传盛况，与施补华的“命工拓数十纸，分贻海内朋好”的不遗余力，堪称“无独有偶”。
二
以上徐鼎藩手拓本的时年虽然稍晚，但是他接触到刘平国刻石的时间却一点也不晚。过去我们并不知道徐鼎藩本人关于刘平国刻石有文字流传。现在，我们很幸运地发现，徐鼎藩关于刘平国刻石完整的两段题跋，竟然很早就被鲁迅（1881—1936）抄录过，而且，其中的一段，与施补华题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兹对照抄录如下，再作分析：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于1912年北上之后，曾经有八九年的时间大量购买金石拓片、抄录古碑、校勘古籍。据其日记记载，1919年3月29日，他在北京琉璃厂德古斋购买了《刘平国开道刻石》二枚[32]，这恰是刘平国刻石被发现四十年之后。所以，鲁迅抄录徐鼎藩刘平国碑的题跋（图5），或在其时；而题跋的文字内容，可能即抄自其所购拓片，因此他所收藏的这一拓片，也当是徐鼎藩的精拓本之一。
不过，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徐崇立旧存其父徐鼎藩手拓“刘平国刻石”的拓片，也附有徐崇立抄录其父以上两则题跋的石印本，与鲁迅抄录内容全同。由此来看，鲁迅抄写的内容，可能出自徐崇立的石印本。只是徐崇立石印本在抄录其父题跋之后，还有一段跋尾，作为了解徐鼎藩捶拓刘平国刻石的背景文字，鲁迅的抄录按理不会省略，所以可能的情况就是他所抄录的徐鼎藩题跋直接来自拓片，上面并没有徐崇立的跋尾文字。是耶非耶，容当今后在鲁迅博物馆核对拓片原本，当能定谳。
徐崇立跋尾的内容，前已截引，而全文提供的信息，也非常值得关注，兹再全录如下：
此碑屹立荒裔，沈霾千年。光绪初，先君得初拓本，携之京师。族父澂园尚书树铭为绘《乌垒访碑图》，并系以诗，同时题咏甚多。越庚寅（光绪十六年，1890），先君权拜城县事，碑即在辖境，复手拓数十本，以贻海内金石家。上海重印珂罗版，为吴趋祝氏藏本，上有先君印章，即庚寅手拓本也。并有田北湖、叶菊裳两家释跋，考据详确，可谓淹雅。惟皆据古籍，而未履今地，究不若先君原跋之简要。以曾身历其境，目击而手拓之，不止如读索靖，坐卧其下三日也。敬录原跋，足以息纷纭。抚兹手泽之存，弥重楹书之守。并乞知好，别绘访碑册图，广征题咏。因附记纸尾云。
戊午（1918）冬十月十四日，长沙徐崇立敬记于城南锡庆里之且住楼。（钤“徐崇立读碑记”白长方印，文前钤“东海”朱长方、“瓻园金石文字”白方印）
关于徐鼎藩的卒年，迄今尚未访得，据前引民国元年（1912）东海堂刻本《[长沙]徐氏族谱》尚不载徐鼎藩卒年，而此戊午（1918）已称“先君”，则徐鼎藩卒年当在此1912—1918年间。更为精确的时年，仍有待于新资料的被发现。
这一段的跋尾，还告知我们，徐鼎藩与刘平国刻石的因缘其实分成了两阶段，一是在光绪初年刘平国刻石发现之初，他就获得了拓片，这与徐鼎藩题跋所言“适余从军温宿，朗帅惠余是本”相符。这个最初阶段稀见的拓本，在其中途晋京之际，就为堂兄徐树铭所激赏，而绘图系诗以赞。今此图虽未见，而其诗则存于《澂园诗集》中[33]。他的另一位堂兄徐树钧则明确记载“余弟桂丛，从军西域，得此二本，属余释其文，以一本归之”，并在《宝鸭斋题跋》中记录了自己的释文。
在初得拓本之际，徐鼎藩并未亲历其地，因此也道听途说石刻被凿去一事，其题跋遂有“一拓之后，穷荒僻壤，惊见华人，旋即凿毁”的记录，这个说法甚至在当时被他带到了京师，其堂兄徐树钧《宝鸭斋题跋》因此也记下了“穷荒僻壤，以为惊扰，乃凿毁之。朗斋所拓，竟成广陵散矣”的感慨。前引陆和九题跋所谓“施均父重刻一石”，可能也是经过这样的传言而产生的认识。等到他亲自到达此地，所见刻石仍在，才消除了这一误解，然其犹言：“躬剔藓苔残缺，第二行卑字上、第三行谷字上、第四行固字上有斧凿痕，挍原拓，无‘坚’字，幸余文如故。盖当土人锥毁时，赖王总兵救止之。”仍然将毁损的地方认为是土人锥毁所致。
如上表格中的录文所显示的那样，徐鼎藩和我们所熟知的施补华《刘平国碑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一些涉及到个人的地方，有所改动，如徐鼎藩叙述获得拓片是因为“适余从军温宿，朗帅惠余是本”，而施补华则突出自己对这一刻石发现的贡献是因为“或以告余，疑为汉刻。秋八月，余请于节帅张公”，但其他核心的叙述和考证几乎如出一辙。这种一致性，在错误的地方尤其显得雷同。如前所述“都校尉”之外，还有提及《后汉书·桓帝纪》的年号，一言“凡六改元”，一言“凡年号六”，事实上其中都遗漏了“元嘉”年号，而应该是七个年号[34]。
按照他们题署的写作时间，则徐鼎藩撰写题跋要比施补华早了两年，似乎著作的归属权应该是徐鼎藩。不过从其时二人都隶属于张曜幕府来看，刘平国刻石的发现和最初的拓片到来，他们可能都参与了最早的会读，徐鼎藩甚至请徐树钧“释其文，以一本归之”，这些考订，也许都被择要成为最后的题跋内容。作为在西域边陲之地难得一见的东汉刻石，引起幕府文人的共同欣喜，是不难想见的。这样的例证，可以在同是张曜幕府的文人萧雄和姚庆恩的吟咏中得到印证：
萧雄《听园西疆杂述诗·沙南侯获碑刘平国碑》
汉代边臣历著勋，几行蝌蚪拂寒云。旧传焕彩沙南碣，新读龟兹石壁文[35]。
该诗末句述刘平国刻石，自注云：“刘平国碑隐晦千七百余年，至光绪己卯始出，在赛里木东北二百里荒崖石壁间，松武军统帅张公闻之，遣人拓归，得点画完者九十余字。乌程施筠甫孝廉考而跋之，文称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汉书》龟兹国有左右将，左将军即左将也，纪永寿四年八月，后汉桓帝永寿凡三年，四年六月，改元延熹，此称四年，远未奉诏也。作颂纪功者，京兆长安淳于某云。”
萧雄字益皋，湖南益阳人，生卒年不详。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十一年期间西征新疆，先后入佐文麟、明春、张曜、金顺幕府[36]。此处提及刘平国碑事，或即在张曜幕府与施补华等闲暇讨论所知，自注内容或可见前及徐鼎藩、施补华题跋的缩影。
姚庆恩《去思碑》
丰碑屹屹立道旁，使君去矣留甘棠。碑为汉文数百许，颂我使君如召杜。大书深刻核且明，雕题凿齿咸署名。我呼羌人咨其事，羌人谢云不识字。
姚庆恩（1840—1880）字春蘧，江宁上元（今南京）人。光绪三年西征，入佐张曜幕府，光绪六年竟英年早逝于阿克苏军中。施补华文集中，多有记录二人在幕府共事、同游的诗文，姚庆恩去世后，施补华也撰有《祭姚春蘧文》寄托哀思[37]。在姚庆恩短暂的幕府生涯中，正好是刘平国刻石发现之际，收入在他的《西征铙唱》诗集中的这首《去思碑》，正是对于刚刚出现的刻石拓片的吟咏。刘平国刻石的文意，或许在当时尚未得确解，因此多次出现在刻石中的“羌”字人名，成为了作者可以发挥的内容。这可见张曜幕府中的文人在开始时候对于刘平国刻石内容连蒙带猜的识读情况。
徐鼎藩的诗文集，今未见存，而在施补华的现存诗文中，也未见与徐鼎藩过从内容。但这并不能表明二人没有关系。施补华是徐鼎藩堂兄徐树铭在同治年间担任浙江学政时拔擢的高材生，后中同治九年举人，施补华有《徐寿蘅侍郎师于学署中新葺约园，分题命咏（名树铭）》[38]，即是应徐树铭命，为浙江学署新园落成所题咏[39]。因此徐鼎藩与施补华相见于阿克苏，理当有比他人更深一层的学谊。
在没有更多的材料证成题跋草创的归属之际，我们暂时认为：关于刘平国刻石的发现，在张曜幕府的众多文人中，施补华可能是最初对于军士所言“石壁露残字”表现敏感的人，因此在其题跋和后来的诗歌中，他都当仁不让地以发现者自居[40]。之后在张曜的安排下，当第一批拓片出现在阿克苏军营，则众多的幕府文人都参与了识读、考究的工作。这一份题跋的考证内容成于众议，而成为各家寄赠拓片给海内金石学家之际各自题跋的模板，其中徐鼎藩、施补华都可能是这一模板的生成者。
结 语
刘平国刻石在晚清发现之后，即成为海内外共同关注的重要文物。新疆布政使王树枏（1851—1936）纂修《新疆图志》，在宣统元年（1909）于汉口印制的《新疆全省舆地图》“拜城县图”中，刘平国刻石标志作“乌垒碑”，成为了天山深处一个重要的地理坐标（图6），此后的拜城县地图，虽名称不一，几乎都没有放弃这一标识。
在刘平国刻石所在地附近所见“徐鼎藩残石”略呈三角形，高22.5×宽24.0×厚4.0cm，砂岩质，“徐鼎藩建”四字从右往左横书，“徐”、“建”二字均残损，残石可能是整块刻石下方的署名部分。
根据我们因此而探索历史文献发现的鲁迅所录题跋，可知徐鼎藩在光绪十六年署理拜城知县以后，得以在新疆建省以来相对安宁的环境里，对十年前即已获睹拓片的刘平国刻石原迹“鸠工垒石，为屋护之，额曰‘宝汉’”。徐鼎藩题跋所谓“省获之余，遂访乐石”，即在关注经济复苏的前提下，又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文化建设的追求之中。
这一“宝汉亭”在黄文弼先生于1928年前来考察时，已经荡然无存。但是“徐鼎藩残石”在刘平国刻石附近的出现，以实物的形式证成了徐鼎藩保护刘平国刻石这一文物遗址的事实。它或许就是“宝汉亭”的奠基石残片；至于何以出现在赛开塔木遗址附近，则有待更多的实物遗存来串联起发生在拜城近代史上的文化盛事。
至少，“徐鼎藩残石”的发现和之前关于施补华《刘平国碑跋》等一系列的文献资料，一起重组了我们对于晚清新疆历史中一段文化盛事的记忆：从战时幕府到新疆建省后的基层官员，一个既是政治的、也是学术的共同体，在新疆劫后重生之际，承担起了“文化润疆”的时代工程。
(本文选自朱玉麒、李肖主编《坚固万岁人民喜：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15页）
The Early Protection of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and the Spread of Rubbings: Centered on Xu Dingfan
Zhu Yuqi and Tursunjan
Ükedowe Village, Keyir Township, Baicheng County, which located about 12 kilometers south of Bäzäklik Valley, is the closest settlement to the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In 2016, the workers of County Cultural Relics Bureau obtained the stone fragment engraved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Xu Dingfan Jian (徐鼎藩建Xu Dingfan constructed)” at the “Sayketam Ruins”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village. It is an important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for the early protection of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Xu Dingfan’s life and his career experience in Xinjiang, sorts out the spread of his rubbings and postscripts, and discusses the measures taken to protect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during his tenure in Baicheng County. The discovery of “Xu Dingfan Stone Fragment” reorganizes a cultural event in Xinjiang’s histo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form of physical objects.
[1] 王炳华《“刘平国刻石”及有关新疆历史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56—62页。
[2] 施补华《刘平国碑跋》，作者著《泽雅堂文集》卷七，光绪十九年（1893）湖州陆心源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560册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61—362页；又有同一年荣城孙葆田刻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1册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07—608页。
[3] 如上海图书馆王懿荣旧藏本间施补华光绪十五年跋云：“余于光绪五年得此刻于鸠兹山中，八年为之跋，九年命工拓数十纸，分贻海内朋好。”仲威《汉碑善拓过眼之三》之《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王懿荣藏本），《书法》2013年第2期，93—94页。
[4] 如刘继增《寄沤文钞》卷一，1923年无锡县图书馆仿宋聚珍版，叶一五。韩续《徐乃昌藏本〈龟兹刘平国刻石〉文献价值考论》也提及“根据现存的多通拓本可知，诸家在收藏此刻石拓本之时，多有抄录施补华所作题跋的行为”，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1期，134—140页。
[5]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71页；转引自陶喻之《东汉刘平国刻石研究资料汇编》，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401页。后者复云：“上海博物馆有施跋拓本，抑或即此木刻本。”此又见台北“中央图书馆”藏《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拓片同轴，编号“金1478”。
[6] 田北湖《东汉白山磨崖释文》，《神州国光集》第六集，1914年，1—5页；谢国桢《汉刘平国治路颂旧拓本跋》，《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224—226页；王炳华《“刘平国刻石”及有关新疆历史的几个问题》，参前引；马雍《〈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集释考订》，《文物集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45—58页。
[7] 朱玉麒《龟兹刘平国刻石的发现与近代新疆》，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48辑，2015年，412—414页；赵莉主编《龟兹石窟保护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303—314页；增订本收入作者著《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48—69页；朱玉麒《内藤湖南未刊稿〈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证〉研究》，孟宪实、朱玉麒主编《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339—357页；收入作者著《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70—99页。
[8] 张舜徽《乡贤亲炙录》，《张舜徽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350页。
[9] 《[长沙]徐氏族谱》第十册洪公房卷四，民国元年（1912）东海堂刻本，叶一九下、二〇上。
[10] 魏光焘《奏为委令吴光熊署理于阗知县徐鼎藩署理拜城知县事》（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一档馆03-5263-095，刘志佳博士赐示；徐崇立《徐鼎藩刘平国刻石题跋》跋尾，汤燕老师赐示。
[11] 潘效苏《奏为委任徐鼎藩署理精河直隶厅同知事》（光绪三十年），一档馆04-01-13-0409-055，刘志佳博士赐示。
[12] 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附索引）》卷三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710页。《徐鼎藩为报野村荣三郎、橘瑞超入出阜康县日期事给荣霈的申文》（1908年10月26日），《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200页。《吐鲁番厅就阜康县知县徐鼎藩禀报户民积欠额粮籽种一案申镇迪道文》（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吐鲁番厅就阜康县知县徐鼎藩禀报户民积欠额粮籽种一案札鄯善县文》（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九日），新疆档案馆。
[13] 《西域舆地三种汇刻》，光绪丙午（三十二年，1906）长沙徐氏刻盍簪馆丛书之一，序言叶三正。
[14] 魏光焘《勘定新疆记》，光绪己亥（二十五年，1899）刻本，自序叶三正。
[15] 《清实录·德宗朝》卷一九五。
[16] 《清实录·德宗朝》卷二九七。
[17] 罗振玉《石交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03—204页。其“阿克苏”作“阿克葆”，“徐桂丛”作“徐桂发”，均误植，据实际名称正之。
[18] 马雍《〈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集释考订》，《文物集刊》第2辑，50页。
[19]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石印本，承汤燕老师赐示
[20] 欧金林主编《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2册，881—882页。
[21] 《清实录·德宗朝》卷二六三。
[22] 《清实录·德宗朝》卷二九四。
[23] 《清实录·德宗朝》卷二九七。
[24] 徐树钧《宝鸭斋题跋》卷上，宣统庚戌（1910），叶八背。
[25]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拓片，编号“金1478”，除拓片外，另有施补华《刘平国碑跋》木刻雕印本同裱为立轴。
[26]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编号C3225-2。
[27] http://pm.findart.com.cn/753381-pm.html ；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33233-166163028.shtml 。
[28] 《2015年秋季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三）舆地方志·古籍善本·碑帖专场》拍卖图录，305页。
[29] 浙江省博物馆吴士鉴旧藏本，转引自陶喻之《东汉刘平国刻石研究资料汇编》，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428页。
[30] 施补华《刘平国碑跋》，收入前引作者著《泽雅堂文集》卷七，有光绪十九年（1893）湖州陆心源、荣城孙葆田两种刻本，其间仅一字之差，即开篇之“节帅”，陆心源本作“节师”，兹从后者。
[31] 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碑铭》，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150—153页。此承陶喻之先生赐告。
[32] 《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14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351页。
[33] 徐树铭画，今未见。所作《〈乌垒访碑图〉为桂生弟作》，收入徐树铭《澂园诗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7册，836页。
[34] 相关考证，参朱玉麒《龟兹刘平国刻石的发现与近代新疆》，作者著《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54页注释②。
[35] 萧雄《听园西疆杂述诗》卷四，长沙湖南提学署光绪二十一年（1895）灵鹣阁丛书本，叶三五背至三六正。
[36] 萧雄在新疆事迹，可参吴华峰《萧雄西域事迹考》，《新疆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68—72页。
[37] 姚庆恩生平，参吴华峰未刊稿《姚庆恩西域事略》，承蒙作者赐示，谨致谢意。
[38] 施补华《徐寿蘅侍郎师于学署中新葺约园，分题命咏（名树铭）》，《泽雅堂诗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1册，419页。
[39] 施补华《泽雅堂诗集》在《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本前，有旧藏者题跋云：“施补华字均甫，浙江乌程人，为长沙徐侍郎树铭视学时所拔高材生。”亦可证此渊源关系，《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1册，383页。
[40] 施补华《过赛里木》：“西域之国三十六，姑墨当今赛里木。刘平国碑我所搜，编入赵家金石录。”《泽雅堂诗二集》卷一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1册，554页。
（来源：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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