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青少年混混的城市生存逻辑研究

来源：《青年研究》2021年第5期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3.76亿人左右；与2010年相比，流动人口增长69.73%,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89%(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1),乡城之间还呈现人口大流动特征(高一兰，2018)。从发达国家城镇化规律看，中国当前仍处于城镇化提升的发展机遇期，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下，“乡土中国”正日益发展为“城镇中国”,流动人口成为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翟振武，2021)。在此背景下，大量乡村青少年也主动或被动地流入城市。为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国家及各级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为流动人口保驾护航，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压力，乡村青少年在城市中的发展和融入受到限制(金小红等，2012)。作为进城乡村青少年的一部分，很多乡村青少年混混1也随着人口迁移的洪流进入城市。他们进城后既无就学打算，也无就业意愿，即使就业，从事的也是具有违法违规性质的工作类型，他们大多延续着乡村的不良惯习，进城后继续违法乱纪(郭俊霞、陈柏峰，2016)。一些数据也提供了印证，如广州市海珠区法院2012年到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流动青少年犯罪案件占该区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85%,其中90%的流动少年犯来自农村地区(沈吟徵、钟华，2018)。王瑞山(2018)对上海市S区和M区检察机关2015年至2017年3年的涉罪未成年人案件的统计发现，涉罪农村未成年人占比高达90%左右。

目前，学界对乡村混混的研究大都限于乡村视阈下探讨，但随着我国城镇化的继续深化，面对乡村青少年大量进城，且其中有些在城市大量犯罪的事实，亟须将该群体的研究放在我国迈进高质量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脉络中进行探讨。只有搞清乡村青少年混混进城后的演化趋势和继续犯罪原因等问题，才能为该群体提供发展性服务，帮助他们整体成为我国高质量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参与力量。本项研究聚焦乡村青少年混混城市江湖2的生存逻辑，重点剖析如下问题：第一，乡村青少年混混进城后会面临哪些新状况?面对新状况，该群体有何应对之策?第二，他们在城市中会有哪些犯罪演化趋势?第三，其混迹并生存于城市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笔者希望通过本研究达到如下目的：一是尽可能描述乡村青少年混混在城市的生存逻辑，以弥补该群体在城市中犯罪研究方面的不足；二是试图唤起社会各界对进城乡村青少年群体的关注，帮助该群体正向成长发展，使之成为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文献回顾及研究方法

(一)文献回顾

1.国内流动青少年犯罪相关研究

学界对我国流动青少年犯罪原因有如下解释，一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压力导致流动青少年在社会福利、教育就业、政治诉求等方面存有不公待遇和歧视，引起他们的对抗和报复行为(洪佩、高云娇，2017;陈曦、钟华，2012)。二是流动青少年更易与城市不良朋辈群体建立关系，从而强化其越轨行为的产生及传递(邓小平等，2017;刘江，2015)。三是由于流动性导致家庭教育、家庭互动、家庭教养等功能弱化，从而引发流动青少年犯罪(李健、金小红，2013;胡云腾，2017)。四是由于流动青少年的生活环境大多具有较多的犯罪风险因素，他们会借助空间的便利条件实施犯罪行为(候崇文，1998;李福芹，2010)。五是由于社会排斥将流动青少年隔离在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空间之内，正式制度的控制和影响较弱，从而引发其犯罪行为的产生(李春玲，2006;朱力，2002)。

学界对我国流动青年少犯罪理论研究层面多从越轨理论(金小红等，2012)、社会解体论(江志华，1995;王志强，2006)、有效规范视角(李震、金小红；2014)、社会控制理论(沈吟徵等；2018)、一般紧张理论(夏一巍等，2019)以及标签理论(刘霞、申继亮，2009)等揭示流动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针对流动青少年犯罪问题，我国学者多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应对之策。一是完善“流入地”和“流出地”城市统一流动人口信息平台(李博翔、蒋岩波，2014)。二是通过改革现行的户籍壁垒，鼓励自由迁移与合理流动，保障其就业、社保、纳税等与城市当地居民有同等的权利(杨玲丽、吴鹏森，2014;李锡伟，2012)。三是加强对城市流动青少年的法制宣传及教育(“流动青少年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课题组，2009)。四是完善社会综合治理能力(谢棋君等，2018;王瑞山，2018)。五是提升家庭和学校的基础教育能力(李恒，2015;李震、金小红，2014)。

2.国外移民青少年犯罪相关研究

国外相对应的研究多以移民青少年犯罪研究为主。亚文化越轨角度的研究显示，移民青少年由于难以适应迁入地区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产生较多不适(Wolfgang & Franco, 1967),由此导致其难以认同和融入迁入地社会文化圈而产生对抗行为(Branscombe et al., 1999)。区隔融合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角度的研究认为，移民青少年会因无法与当地相融合产生陷入神经性边缘化(neurotic marginality)而选择向下同化(Weeks, 2008)。从社会资源获取角度的研究来看，当移民青少年的物质需求无法通过正当手段获得满足时，容易通过违法犯罪的方式来获得(Thomas, 2011; Kaufman, 2008; Pérez, 2008)。从朋辈群体的角度来看，移民青少年在与移入地朋辈群体的接触过程中会面临更多的歧视和偏见(Mesch et al., 2008),且不同时代的移民青少年受到朋辈群体的影响而产生犯罪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Dipietro & Jean, 2012; Jang, 2002),移民犯罪存有较大的代际差异(Rosa, 2002)。社会压力视角的研究显示，移民青少年会承受包括经济、教育、歧视及被害等方面的社会压力，当移民青少年面对这些压力时，由于不确定的身份、缺乏现实期待和应对压力的技巧，会引发不良情绪(Escobar et al., 2000)。

3.乡村混混的相关研究

进入21世纪，学界开始关注乡村混混群体。吴毅(2007)对华中地区某镇的乡村混混的生存方式和谋生之道进行了调查。贺雪峰(2006)的研究揭示了乡村治理逻辑背后隐藏着混混的作用。丁卫(2007)以社会转型为背景，探讨了乡村混混存在的社会土壤。谭同学(2007)提出要根除乡村混混问题，应从增强村民间的社会纽带和组织化程度方面入手。萧楼(2008)发现乡村混混在城市化过程中已与城市混混合流，形成了团伙性的灰色社会集团。杨华(2009)分析了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互动关系，并研究了乡村混混对乡村治理产生的作用。黄海(2010)以“国家—社会”为框架，提出乡村混混的常态乡村秩序和扶植型秩序的理论构想。陈柏峰(2008)对两湖平原的乡镇进行田野研究，其发现人情取向的乡村逻辑已被“混混规则”所替代。高红波(2010)发现乡村混混已广泛介入到村庄纠纷事件中。陈涛(2011)从乡村混混活动场域、暴力方式、组织程度、与村庄政治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考察了乡村混混的历史转向。章伟(2008)认为乡村混混在城市对抗主流文化，在农村影响人伦格局和道德评价，该群体是灰色文化的制造者。何绍辉、黄海(2012)认为，乡村混混的产生是因为社会转型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缺位、主导性公共舆论的缺失与惩罚性机制的缺乏。张衔峰等(2013)的研究发现，乡村混混通常主动或被动地介入乡村纠纷，其对村庄秩序的维护产生积极和消极双面的影响。简小鹰、谢小芹(2013)认为，去政治化与乡村混混相互形塑会导致基层治理的乏力，会破坏国家基层民主和法治的根基。宋丽娜(2013)提出暴力市场化与乡村社会内生规范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混混行为逻辑转向的社会基础。郭俊霞、陈柏峰(2016)对乡村混混进城后的分化和流动进行研究，发现乡村混混进城后不断进出混混群体，有的会抓住机遇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

总结以上文献发现：第一，国内外有关流动或移民青少年的犯罪的研究较为丰富，其中原因分析、理论探讨和对策建议等为本项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研究基础，国外有关移民青少年的研究也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启示；第二，我国学界对乡村混混的研究从单纯的现象描述，到运用理论框架对该群体的生存状态、犯罪方式、组织程度、与村庄政治的关系进行分析。近些年也有学者关注乡村青少年进城后的流动和分化现象，但总体而言，对乡村混混的研究还有如下不足：一是目前的相关研究还很有限，学界也未将乡村青少年混混从乡村混混群体中剥离出来进行单独研究；二是学界对该群体的研究基本还是限于乡村视域下进行探讨，作为我国城镇化人口大流动背景下进城乡村混混群体的犯罪行为并未得到学界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

为了对进城乡村青少年混混的生存逻辑进行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选取的乡村青少年混混群体进行调研。3为研究的需要，笔者选取了上海C镇。该镇地处上海S区与M区的交界处，这里远离两区中心地带，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区域。该镇有很多制造业工厂，尤其以电子产业居多，因此这里聚集着大量的外来青少年，其中不乏很多之前便在乡村中不务正业的青少年群体，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样本储备量。

笔者是C镇的一名社区工作志愿者，在平时志愿服务过程中，经常接触到外来打工青少年，他们大多为了生活忙忙碌碌，但也有一部分整天混迹在C镇的大街小巷、街角里弄。为了接近这群研究对象，笔者尝试通过较轻松的聊天方式。刚开始笔者与A4熟悉。A是一名来自贵州某农村的16岁男孩，因在老家偷盗被拘禁了一段时间，其父母把他接到了上海，试图把他留在身边监护起来。他之前在某一电子工厂做工，但其因工作强度较大而厌倦，没几个月便自作主张辞掉了工作。与A熟悉后，笔者又通过他接触到其他研究对象，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笔者总共寻找到12位乡村青少年混混。

乡村青少年混混城市生存逻辑形成的前提条件

乡村青少年混混进城的目的和途径并不相同，主要包括被动进城(如A、B、I,他们被亲属叫到城市)、主动卷入(如C、D、E、F、G、H、J、K,他们羡慕城市灯红酒绿的生活，或抱着暴富的心理投奔城市里的亲戚朋友，或到城市独自闯荡)、从其他城市流窜而来(如L)。按照陈柏峰有关该群体的分类来看，目前大量进城的为第四代和第五代乡村混混。5乡村青少年混混初入城市后，会面临与乡村不同的新状况，由此产生诸多不适应性(Miller, 1958)。

(一)失去非正当收入来源

在乡村，乡村青少年混混除了可从家庭获取基本的生活所需，他们还能通过偷盗、抢劫、敲诈勒索和收取保护费等非正当方式获取活动资金。但初入城市，乡村青少年混混暂时无法为所欲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极易陷入生存困境之中。虽然有的混混可从其亲属那里获得帮助，但也仅满足其基本开销。那些在城市中毫无收入来源的乡村青少年混混(如C、D、E、F、G、H、J、K)更是生存困难。

每天在工厂里做工，真的好没意思。以前在老家，不是去网吧去打游戏，就是去KTV唱唱歌。没钱了可以找老大要点，或者去找学生要点，很容易得手。可现在做工又苦又累，挣不了几个钱，所以我就辞工了，但我爸妈也不知道我辞了工作，就不怎么给我零花钱了。(A,202007236)

之前在老家县城，我初中毕业后就一起跟着大哥做点生意，但我们县城就那么点地方，于是就想来上海闯荡，听说这里机会比较多。我便和其他几个兄弟一起来到上海。但我们来到上海后，一切都太陌生了，也找不到工作，没办法，只能考虑其他途径了。(G,20200830)

如A和G所说，他们初入城市既无正常收入来源，更失去了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当收入渠道。由于收入受限，他们中大部分深陷生存困境，不像在乡村中花天酒地、随意挥霍，由此产生诸多不适。

(二)乡村庇护关系散失7

长久以来，乡土社会遵从的是以“关系”和“圈子”为基准的熟人文化(费孝通，2006:22)。乡村青少年混混深受其影响，他们依靠血缘和地缘建立起牢固的熟人圈子，大家彼此认同，彼此提供关系庇护。但进入城市后，乡村青少年混混便与乡村原有的社会关系断裂，成为独闯城市江湖的个体；即使在城市有亲属或朋友，这样的关系也很难与乡村社会的人际网络相提并论。

这里的人看到我们，就像见到老鼠一样，有一天，我去购物广场，打算问一下坐什么公交车可直达，但是那个老妇女根本就不搭理我。还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在外面吃饭，他突然肚子疼，我们求助邻桌的一个叔叔，结果他也不帮忙，要是在我们那里，有事大家相互帮忙。(B,20200720)

B的遭遇是大部分进城乡村青少年的一个缩影，本研究中的12位乡村青少年混混都有类似经历。在乡村，他们通过熟人圈子彼此提供关系庇护，共同混迹在乡村社会，但进入城市后，他们与乡村的熟人圈失去联系而无法借力，这导致乡村青少年混混在人际网络方面的不适。

(三)乡村处事之道失灵

在乡村，由于彼此间有千丝万缕的熟人关系，即使乡村青少年混混对乡村社会产生危害，村民也不会过分苛责。如遇到江湖恩怨，可通过地头老大协调，甚至还可以通过各方力量影响村庄的治理机制。而在城市，大家所遵循的更多是“法制”和“规则”(王小章，2019;张岩，2012)。乡村青少年混混进入城市后，明显感觉到之前的生存法则部分失灵。

在我老家，如果有事，我都能通过亲戚朋友帮我解决，即使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也会想办法找到其他人帮我解决。有一次我们打群架，那伙人还要报复我们，我就让我姐夫出面摆平了，因为他大伯是村长，认识的人比较多，所以在我们那里，与别人有了冲突也不怕。(F,20200720)

刚到上海钱就用光了，我们几个就到车站寻找机会，正好有一个老阿姨的包放在等车位置的旁边，我们就趁机拿走了。几天后就有警察找到了我们，我们在局子里蹲了十几天，如在我们老家，疏通疏通很快就被放出来了，即使有亲戚在这里，他们也没办法。(E,20200720)

F和E的例子也是大部分乡村青少年所经历过的。在乡村，他们可以使用乡村处事之道应对各种冲突。但当他们进入城市后，乡村的处事之道难以行得通，这种变化导致乡村青少年陷入窘境。

(四)无法弥合的社群隔离

在乡村，人们的关系是建立在血缘或地缘基础上的非结构化关系，大家相互关照，较为亲密(费孝通，2006:57)。但在城市，由于污名化等原因8,乡村青少年混混与城市原居民间有诸多的隔阂。当地居民排斥乡村青少年群体，乡村青少年混混会因为当地居民对他们或明或暗的歧视，产生极大的“反抗”之感。如G所说：

我来到C镇后，感觉举目无亲，当地人又很难接触，就连最基本的交流都很难。我只能寻找一些外地人聚集的老乡圈，大家感觉很平等，也不会感觉谁看不起谁，有事情大家会相互帮忙。并且这里也有很多的外地人开的网吧、游戏厅，这里消费比较低，也可以长时间混在里面，还能交到很多朋友，感觉比较像老家的样子。(G,20200810)

此外，初入城市的乡村青少年混混面对陌生的城市生活环境会产生较多不适感，这种不适感首先来自农村和城市在建筑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差距，城市中单元式楼房导致人们彼此封闭在家庭建筑空间中，这造成乡村青少年混混与城市原居民间的空间隔离。A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那个小村庄，都可以随便乱串的，大家都敞开大门，遇到谁家有好吃的，闻着味道就去了。但来到C镇后，我没有认识几个当地人，大家都住在楼上，大门紧闭，互相都不熟悉。我们这些外地人都集中在C镇周围的农房、青年公寓里，大家住的地方也分开了。(A,20200716)

A所讲的这种情况，在我国大城市非常普遍，这种空间上的距离实则是心理距离的具体表现。本文的12位研究对象的生活区域也大部分在C镇周边的农房，或群租在外来人口聚集区域。心理疏离和空间隔离引发的社群隔离，导致乡村青少年混混难以融入城市。

综上，乡村青少年混混抱着不同的目的，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城市后，会面临与乡村不同的问题。这些不适导致长时间生活在乡村的青少年群体会感觉无所适从，其后果是他们继续延续乡村罪错模式和行事规则闯荡城市江湖，这是该群体城市生存逻辑的前提。

乡村青少年混混初入城市的应对之策

乡村青少年混混入城后会经历诸多不适，但大部分还是留在城市中继续混迹。这说明他们还是能克服初入城市的各种不适和压力。根据调研发现，面对初入城市的各种新状况，起初他们一般只能主动或被动遵从原有乡村的行事基准加以应对。

(一)延续乡村的营生方式9

在乡村，受到暴富思想和不劳而获观念的影响，他们毫无意愿从事常规的工作。常规工作挣钱较少，无法满足他们混迹江湖的各类开销，因此他们往往进行道上营生。10他们进入城市后，受到乡村道上营生的影响，他们如法炮制，通过偷盗、抢劫等方式获取金钱。但由于城市强大的社会治安力量，偷盗、抢劫等已越来越难以实施。此外大多乡村青少年混混既无一技之长，又无可投奔和依靠的对象，为了能在城市安身立命，他们往往会寻找夜总会、酒吧等工作。H和C就是典型代表。

H是个女孩子，在老家因为无人监管，她混迹到一个混混群体里，由于不知道自我保护，16岁那年便怀了孕，家里人看到如此情况，便让她打胎，为此她和家里决裂，独自来到上海闯荡，但是投靠无门，便进入夜总会找到了所谓“公主”的工作。(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刚来C镇，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超市搬运货物，每个月才两千多块钱，除了房租和吃饭，一分钱都剩不下，有时甚至都不够花。有一天我看到一家网吧招陪酒员，每个月底薪5000,如果陪酒有很多小费可以拿，有时候比工资还要高，于是我就应聘了。(D,20200922)

此外，有些乡村青少年混混通过其他混混的介绍，也会从事另类工作(如E、F、G、J、K都有类似经历)。这些工作属于违法违规经营，同时在工作过程中也会受到空间环境及其中人群的影响，在其中的乡村青少年混混潜移默化地沾染了较为不良的习气，导致其人生轨迹产生偏差。

(二)继续嵌入熟人圈

根据上文的分析，面对初入城市的不适，乡村青少年混混往往会寻找各类熟人圈子，以此作为闯荡城市的庇护关系。熟人圈对初入城市的乡村青少年混混有如下作用：一是消除在城市中举目无亲的陌生心理；二是为乡村青少年混混提供各种资源；三是给予其理解和身份认同。以本文的12位研究对象来看，他们加入的熟人圈主要有“亲属圈”和“老乡圈”。11

1.亲属圈：延续乡村中的亲人观护

如上文所述，有些乡村青少年混混由于在乡村不务正业，被迫被其亲属召唤到城市(如A、B、I),以期能留在身边加以管教。对这类混混来说，亲属圈应是其初入城市后最安全牢靠的熟人圈，这也是乡村关系圈最典型的延续。A和B就是这种情况。

A对学习实在无任何兴趣，整天在镇上网吧打游戏，和很多坏孩子混在一起，其祖辈也难以觉察和管教，直到有一天，A因打群架被当地警局拘留，其父母把A叫到上海管教。来到上海后，由于谁也不认识，有事只能让父母出面。(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在老家时，我和几个同学整天在一起，我在外面经常拦截学生，欺负他们，敲诈钱和吃的，后来被学校开除了，之后被我姑妈叫到上海生活，刚开始我只能依靠她，否则哪有活路。(B,20200720)

通过以上事例可知，一些乡村青少年混混被其亲属召唤到城市后，短时间内还未建立起自己的关系圈，起初只能借助亲属圈开始城市生活。但这些亲属大部分是城市打工者，或忙于自己的生意而无暇顾及，或由于文化水平低、管教方式不得当，导致乡村青少年混混不服从他们的管教。结果是他们延续乡村惯习12,极易混入其他不良关系圈以寻找身份认同和关系庇护。

2.老乡圈：城市社会中的乡土人脉

目前，C镇已形成了诸如河南帮、安徽帮等带有明显区域特征的老乡圈，这也是目前农村劳动力入城务工较常见的帮带体系。被亲属召唤入城的乡村青少年混混，由于其亲属疏于管教，他们会混迹街头接触到老乡圈。而对于主动进城的乡村青少年混混，更会主动寻找老乡圈的帮助和庇护。

D来自云南某贫困县，非常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在老家混了几年后她便独自来到了上海，她从网上找到了一个老乡圈，其中一个老乡将她带到了洗头房工作。(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G来自安徽农村，从小调皮捣蛋，小学毕业后便跟着自己的亲戚做所谓的农村市场保护生意，他很羡慕在上海打工的另一亲戚，每次该亲戚回乡都会给G讲述他在上海是如何闯荡的。他去年来上海，通过该亲戚的介绍，他们一起在某夜总会做“王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根据笔者的了解，E、F、K、L也有类似的经历。不难看出，老乡圈意味着乡村地域关系的城市延续。初入城市的乡村青少年混混由于亲属的疏于管教，或因举目无亲而混入老乡圈，以获得精神支持和关系庇护。但老乡圈里人员复杂，很多乡村青少年混混入城后极易混入具有犯罪分子或有犯罪性质的老乡圈，他们或主动寻求或被迫参与老乡圈的不良活动，由此会引发更严重犯罪行为的产生。

(三)继续混入帮派

根据上文的分析，初入城市的乡村青少年混混进城后失去了共同闯荡江湖的同伴圈，以及因为应对冲突之策失灵等导致乡村青少年混混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中，因此在他们进入城市之初，其中一些乡村青少年混混便开始沿袭其在乡村混迹帮派的惯习，又在城市中寻找青少年或成人帮派，以此作为其闯荡城市江湖的同伴群体，并形成作为城市江湖冲突和恩怨解决的组织力量。J和K便是如此。

我们这些外来户，想在城市混下去其实挺难的，我们什么也没有，来到城市连最起码的生存也保障不了，尤其是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有时候会被人欺负，于是我们几个就经常一起出动，有麻烦一起上，渐渐地我们便成立了小帮派。(J,20200927)

我来上海投奔我的朋友，我来上海受到了他的老大Y的很多关照，如果没有他们，我估计待几天混不下去，所以我也非常感激他们，以后他们有事情我都会义不容辞的。(K,20201007)

本文的12位研究对象都有与J和K混帮派的经历。由此可见，乡村青少年混混进入城市后，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更快立足城市江湖，他们会延续乡村社会中混帮派的习惯，主动混入城市中的青少年帮派。更有甚者，有些人会寻找一些与自身乡土特征相似的成人帮派，以便应对冲突，在城市立足。

(四)继续混迹街头13空间

本文12位研究对象中，有的进城之前已有人提前为其安排好了生活和工作，如A进城后就帮父母经营装修的生意，B进城后跟着父母做小吃生意，I在入城前其姑妈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为其在一家电子工厂谋了一份工作，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又开始混迹街头。那些独自闯荡城市的乡村青年混混更迷恋城市街头空间。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社群隔离导致的心理和空间距离，促发他们寻找城市街头获得心理满足和生存空间；二是城市中的街头更加多元，更具吸引力。A和B就较为典型。

之前在老家，我既不想读书，又不想跟着我外公干农活，所以我就跟着比我大的一些的哥哥玩，他们会带我去网吧、游戏厅。现在在C镇，家家户户都大门紧闭，上海人也不待见外地人，我也不知道去哪里玩，很多地方我也消费不起，这里的网吧、游戏厅很不错，我经常去。(A,20200723)

被我爸妈叫到上海后，我真的不习惯。他们让我去学厨师，我才不去呢。在C镇我也找不到当地朋友，其实我看到当地人就来气，都长着一张欠收拾的脸，好在这里有很多网吧，我很喜欢去网吧打游戏，我觉得很放松，我也很喜欢去这里的影视基地，因为能碰到很多明星。(B,20200808)

本文的12位研究对象大多有类似的经历，他们一般将混迹乡村的惯习延续到城市，继续寻找城市中的网吧、游戏厅等街头空间。通过混迹城市街头，他们可减少因社群隔离带来的心理压力，也可通过暂时占据一些城市街头空间来弥补因社群隔离引发的空间距离。

综上，很多乡村青少年混混进城后会面对诸多不适，由于长时间乡村的生活印记和惯习，他们会延续乡村行事基准以应对城市的各种压力。其应对机制如下：首先，为了应对失去非法收入来源的不适，他们会延续乡村道上营生方式而参与另类工作；其次，为了应对失去乡村关系庇护的不适，他们会继续嵌入熟人圈；再次，为了应对江湖恩怨和冲突，他们会继续混入街头帮派；最后，为了应对社群隔离导致的心理压力和空间距离，他们会延续乡村街头惯习，继续混迹城市街头空间。

乡村青少年混混城市江湖的适应性变化

根据上文分析，乡村青少年混混进入城市后，会面临诸多不适，起初他们会延续乡村的行事基本准则加以应对。当逐步适应城市生活后，受到犯罪亚文化和行事准则的影响，他们开始形成不同的人生轨迹。

(一)转变为城市新街角青年14

以往城市街角青年与乡村青少年混混处于两个不同的视阈下。随着我国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大量乡村青少年混混进城后，两个群体便有了诸多交集。根据笔者对12位研究对象的访谈获知，起初，他们往往通过讨好城市街角青年让其接纳，适应城市生活后，乡村青少年混混受到乡村混混文化和城市犯罪文化的双重影响，他们往往会成为城市街角青年的中坚力量。还有的乡村青少年混混靠自己的关系拉帮结派，在城市中勾结起新的街角群体，并不断地吸纳其他青少年参与其中，由此导致两类问题青少年相互勾结并相互感染，最终形成城市新街角青年群体。就本文所涉及的12位乡村青少年混混来看，大多已自行组织或融入各类城市街角青年群体中。L的经历很能说明这一过程。

有一天我在A厂旁边的过道溜达，有几个人问我有没有钱，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多少钱，但为了不与他们产生冲突，我把仅剩的两百多块钱给了他们。第二天我和老乡借了一百块钱，又去了那个地方，碰到他们之后，我又把一百块钱给了他们，他们说以后罩着我，以后我就和他们在一起了，他们有什么事情也会让我们去做，我有时候被欺负也会让他们替我摆平。(L,20201003)

根据笔者的了解，目前城市中的新街角青年群体，其大部分已是乡村青少年混混群体，这从本文的12位研究对象所涉入的街角青年群体就可觉察。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延续乡村社会混圈子的惯习；二是青少年喜好抱团犯罪的特性；三是接受城市的行事准则和文化特质，开始与城市街角青年勾结。

(二)称霸一方

随着乡村青少年混混长时间混迹城市，其中一部分通过跟随亲属或朋友开办工厂，或跟随年长的乡村混混经营产业(如跟随早些年进城的乡村混混群体开办网吧、游戏厅或者酒吧之类的娱乐场所)。他们积累了一定数额的资金，同时也逐渐积累了较广泛的人脉资源，不再像刚进城时无所适从，无力抵抗各种江湖恩怨和冲突的局面。A和L就是这种情况。

12岁我就来上海了，我爸是做门窗生意的，去年我爸把C镇的生意让我来做了。这边新开了几个楼盘，因此生意挺好的，我的很多兄弟一起帮我做，我也不会亏待他们，我们与其他的竞争对手对抗，不服就使绊子，他们也不敢惹我们，很多大单都被我们拿下来。(A,20201003)

我们老大在这个镇上开了唯一的一家酒吧，前些年生意很差，这几年生意好起来了，晚上高峰要加坐。我们这里丢东西都是小事，报私仇、找碴多的是，我们统统罩得住。只要他们不影响我们生意都没事，有时候他们还让我们出面解决私人恩怨，我们在这一带很有势力。(L,20200806)

A和L是部分乡村青少年混混进城后生活变化的典型代表。通过他们的事例可知，在度过适应期后，有的乡村青少年混混或成为一些区域的场面人物，或占据某一产业的绝大部分资源和话语权，由此开始称霸一方，成为城市江湖的主角。同时，为了壮大自身力量，他们还不断吸收诸多前来城市混江湖的乡村青少年，这种滚雪球式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传帮带的罪错代际传递机制。

(三)野蛮生长

一部分乡村青少年混混野蛮生长，逐步转变为成人不良分子。已有学者关注到该趋势，卢铁荣、沈臻懿(2013)认为很多成人黑社会组织通过“蜘蛛网”的方式招揽青少年，成人罪犯会利用未成年人法治意识淡薄、易冲动等特点，教唆、引诱未成年人实施黑恶犯罪。笔者的调研也发现，一些乡村青少年混混有时会借助成人罪犯应对冲突。

通常那些成人都比较给力，只要平常为他们跑跑腿，那些成人帮派通常会“罩着”(给予保护)我们。他们能力强，处事快准狠，吃香的喝辣的，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以后我们也想成为像他们那样有头有脸的人物。(C,20200918)

E、I、J都有曾寻求成人帮忙解决江湖恩怨的经历，他们也比较崇拜成人犯罪分子，希望成为场面人物。此外，很多乡村青少年混混留恋帮派而成年后不退出，他们野蛮经营以壮大帮派力量，最终也极易演化为成人犯罪份子。有的学者也发现，城市中成人犯罪分子中，来自农村的比例已占大多数，他们的犯罪手段更为残暴，流窜能力更高，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于阳，2015;杜瑾，2014) 。

(四)融入城市

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青少年混混都延续他们在乡村的不良行为。有些乡村青少年混混通过亲属的关怀和感化、学校的教育和感悟，开始脱离不良同伴圈，通过接受教育、参加常规工作或自主创业渐渐在城市中立足，有的甚至在城市中娶妻生子，有了合法正规经营的产业，他们已完全融入城市，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小时候不太懂事，和很多坏孩子混在一起，为此爸妈把我叫到上海生活。我姑姑把我介绍到她的工厂工作，我就跟着她跑销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姑姑又鼓励我去自考，学习过程中，我也成长很快。我现在做销售经理。我已经在上海买了房子、成了家。(社区居民 M15)

我刚来上海那阵，也做了不少坏事。那个时候像个愣头青，无所顾忌，但是有一年我爸去世了，我爸去世的时候都在喊我的名字，我觉得对不起他，此后我妈也到了上海，她做家政，我做工，我觉得我对这个家应该有责任，现在我已是车间主任了。(社区居民N)

乡村青少年混混城市生存逻辑生成之因

本文将乡村青少年混混放在我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下人口流动脉络中探讨，所以主要以我国流动性特征审视该群体城市生存逻辑生成的客观原因。16

(一)乡村人口流出压力：乡村青少年混混乡村罪错延续的起因

1.流动性乡村家庭的管教能力薄弱

就目前我国乡村留守青少年的总体情况来看，很多乡村青壮年进城工作，他们的子女交由其他家人照料。从儿童心理学研究角度来看，一些缺少父母管教和关怀的青少年容易误入歧途(Banglin et al, 2021),由此导致一些缺少父母管教的乡村青少年因不受家庭的束缚混迹乡村，即使进入城市也会延续乡村的罪错模式，出现其他形式的犯罪行为。

爸妈在我3岁就把我交给爷爷奶奶出来打工了。虽然爷爷奶奶对我很好，但我们很难交流，我在外面干坏事他们也不会制止，他们认为小孩子都这样。有人来找我家告状，他们都为我辩解。现在来到上海，我父母的话我也不想听，既然从小就不管我，以后也不要管我。(A,20200720)

A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根据对12位研究对象的访谈发现，他们有的因为父母进城打工而无暇顾及自己，有的虽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因不将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忙着在周边工厂打工而减少了与孩子互动的时间和质量。这些都是流动性带来的后果。

2.流动性乡村基层政府对青少年缺乏关爱

青壮年人口的大量迁出，导致乡村中缺乏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留守乡村的基层干部大多上了年纪，或他们本身也受到流动性的影响，在业余时间开办企业或外出打工，没把精力用在乡村治理上；或只把有限的精力投在经济发展方面，他们对农村青少年发展不太关心，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更不关注。乡村基层干部也认为，青少年的教育和观护是家庭和学校的责任，乡村青少年感受不到社会的关爱，他们也会利用社会治安的漏洞混迹于乡村社会。从I和L的情况可以看到这一问题。

以前在老家，哪有人管我们，我们打架还有人看热闹。偷东西也没人追查。村里、镇上对我们这些小孩子不太关注，除非我们犯了很大的罪，小偷小摸没事的。(I,20201007)

我们那个地方，大家都忙着打工挣钱，地都荒着没人种，我们村长平常忙着做自己生意，也不正经管村上的事。家庭条件好的都进城上学了，留下的都是条件不好的，学习都很差，反正谁有本事谁走，教育不好孩子怪自己，村上也没人管留下的孩子。(L,20201007)

3.乡村教师流动导致学校教育质量下滑

虽然我国农村学校教育质量和水平正在逐年提高，但乡村的教育能力还相对薄弱，从人口流动的角度来看有如下原因：一是我国乡村青年教师流失严重，这极大地影响乡村教育质量的提升(许爱红、许晓莲，2020);二是很多坚守乡村的老教师秉承旧有观念，教育理念不能与时俱进(刘胜男、赵新亮，2017)。以上原因导致乡村教育水平很难提升，使部分乡村青少年过早流入社会，开始混迹乡村的生活。C和E便有这样的体会。

初中时我非常不喜欢学习，于是班主任就把我调到了最后一排，听之任之。我上课的时候下棋，看黄色小说，老师也不管。他们整天就是一本书讲到底，我们觉得很没有意思。(C,20200807)

初中时学校来了一个年轻的老师，不到半年就走了，我们那里的收入很低，听说他考上了研究生。我们那里的老师都是势利眼，谁送礼多，他就关心谁，我就觉得他不配做老师。(E,20200923)

(二)城市人口流入压力：乡村青少年混混城市犯罪转变的条件

1.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的安乐窝

根据笔者的访谈，大部分的乡村青少年混混会选择城乡结合部作为基地，主要因为：一是虽没有中心城区繁华，但各种娱乐场所也屡见不鲜；二是消费成本较低；三是社会监控能力相对较弱；四是这里聚集着较多的外来打工者，他们有机会混入熟人圈；五是城乡结合部还保留着乡村的某些特征，他们有如鱼得水的感觉。综合看来，C镇作为上海的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完全满足乡村青少年混混的生存的土壤条件。城乡结合部历来都是社会问题的高发地，尤其是身处其中的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产生较多罪错行为(王俊秀，2010)。F的讲述较能有说服力。

我们之所以选择C镇，是因为这里比较适合外地人，这里既不像市里租金那么高，也不像郊区农村那么落后。这里娱乐场所也挺多，消费也不高。这里外地打工的挺多的，大家能相互帮助。这里不像市中心到处都有监控。还有，这里有很多老乡，我也是奔着他们来的。(F,20200729)

2.城市教育及就业的限制：缺乏正向成长的保障

虽然近些年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减少城乡之间的差距和鸿沟，但很多政策法规在促进乡村青少年城市中就学就业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尤其是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虽然很多教育资源也对乡村青少年开放，但为了平衡和协调其有限的教育资源，很多乡村青少年还很难享受到更优质的资源，甚至不能在城市继续就学，这就导致很多本来就厌学的乡村青少年来到城市后更加失去了继续就学的意愿。此外，很多企事业单位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大多数岗位也对从业人员的资历、学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导致缺乏一技之长和学历水平的乡村青少年无法从事自己理想的工作。A和L对此深有体会。

我本来就不想上学，来到C镇，我爸还托人想把我送到这边的学校继续读书，结果没有学校愿意收我。我爸还想让我去读技校，但是好像也因为没有居住证进不去。这倒挺好，否则我进这里的学校读书，还不如回老家读呢，反正老家的学校更加轻松。(A,20200718)

C镇上倒是有很多工厂，但是这些活又累又烦，反正我不想干。我想去做白领、软件师等，但我初中没有毕业，根本就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只能去跟着我们老大讨生活。(L,20200827)

3.城市不良亚文化：犯罪产生的思想土壤

当下我国城市中还充斥着多种不同的亚文化，如将成功的标准定格为是否有更多的财富、显赫的工作和更多的资源，这导致生存其中的青少年受这些不良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了较多的不良认知。同时，他们是城市不良价值观念的拥趸者，他们崇尚暴力、贪图享乐、金钱至上、不劳而获，这些不良思想即根植于乡村，又极大地受到城市不良风气的深刻影响。乡村青少年混混所崇尚的各种亚文化，是城市主流价值观念影响力不足及不良亚文化泛化的双重结果。J就是典型代表。

在我大概13岁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艋舺》,我觉得打架场面特别勇猛，我也喜欢他们潇洒的生活。后来来到C镇，我看到城里人都非常爱面子，谁有钱谁就是老大，并且都很会享受。其实这样也挺好，我现在除了能有吃有喝、泡泡马子，还能指挥和保护一帮兄弟。(J,20190617)

当然，造成乡村青少年混混进城犯罪的原因是复杂的，本文主要将其放在我国城镇化影响下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中进行探讨；同时根据对乡村青少年混混城市生存逻辑的相关论述，将该群体的生存逻辑生成的原因归结为流动性压力造成的结果。

为乡村青少年发展提供多元发展渠道

我国目前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王通，2019),人口大流动成为当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流动人口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但流动性压力也影响到乡村青少年的成长发展，甚至带来违法犯罪。笔者认为，社会要为乡村青少年提供多元发展渠道，以促进该群体的总体发展进步，使之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青年战略发展观为乡村青少年提供可持续发展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习近平，2019)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断为中国青年在新时代的发展与作为明确了方向。近些年，为了促进中国青少年的发展，相继出台了诸多推动青年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201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起到重要作用。2017年，《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颁布，从顶层设计上对青少年发展进行长远规划。2021年6月1日，我国重新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法律形式为我国未成年人的发展保驾护航。乡村青少年深受我国社会转型的影响而产生诸多压力和不适，其中部分乡村青少年受到流动性压力和主观犯罪心理的双重影响而深陷违法犯罪的深渊，因此党和政府更应重点关注该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继续为其出台针对性的发展规划促其成长，继续为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他们提供法法律保障，帮助他们成为社会建设的有用之才。

(二)制定针对性发展之策为乡村青少年提供政策性发展动力17

关于调整和优化教育方面。在乡村，一是要提升乡村教师的地位、提高他们的收入，吸引一些优质师资前往乡村学校，把教师晋升与其乡村教育工作年限完全挂钩，引导优质教师资源扎根乡村教育。二是要将优质教育项目引向乡村，让乡村青少年在乡村就能享有优质教育项目。在城市，一是要彻底解决城市教育资源的不平等问题。相关教育部门应通过各种途径让进城乡村青少年享受到与城市户籍青少年相对等的教育资源。二是要通过发动社会的力量共同为乡村青少年提供教育资源。政府教育部门应引导民办教育集团开设一些针对乡村青少年的学校，尤其在职业教育方面下功夫。

关于引导和促进就业方面。社会各界应为乡村青少年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与其父辈相比，当下的一些农村青少年群体在学历水平、职业化程度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高，有关部门可开通绿色通道，各企事业单位可设置相应岗位，吸引高素质乡村青少年应聘；同时鼓励乡村青少年创新创业。

(三)编织乡村安全网络为乡村青少年提供基础性发展动力

首先，乡村安全网络要以县级政府为总体协调，负责对全县青少年发展进行规划，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提升其责任感和能力。其次，乡镇层面需根据县级总体规划制定出符合本乡镇青少年发展的具体措施，乡村青少年的观护工作应列入乡镇政府的年度重点工作，其相关青少年发展指标体系应成为乡镇政府相关部门重点考核内容，以此促进乡镇级政府重视对青少年的关爱而不至于流于形式。再次，村级层面要落实相关措施。具体做法如下：第一，各村庄应为每位留守青少年安排一位结对帮扶志愿者，以弥补其父母在教育和关爱方面的缺失。第二，村级层面还应加强安保力量，摸排青少年易聚集的场所的数量和方位等情况，加强巡逻以减少犯罪，通过改造预防犯罪。第三，村级的重点工作也应把预防和减少乡村青少年犯罪、保障和保护乡村青少年教育权利等指标列入新农村建设指标中。第四，有条件的村庄应设置社工岗位，为乡村青少年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学业辅导、家庭治疗和就业指导等服务。第五，乡村学校还应在教学安排上着重增加更多的德育和普法等教育内容，学校的教育评估也应加入学生罪错率等考核指标。

通过县级层面总体协调——乡镇层面措施制定——各村级具体实施的工作配合机制，为乡村青少年编织一个科学的安全网，为其发展提供基础性发展动力。

(四)优化城市系统功能为乡村青少年提供保障性发展动力

首先，加强对城乡结合部区域人口的分类管理。相关机构应对外来青少年进行筛查，了解区域内乡村青少年的情况，对一些重点人群，可上门了解其需求和问题，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对其进行帮扶，让他们感受到城市的温暖。其次，增强城乡结合部的治安能力，定时定点高频率在社区内外巡逻。再次，加强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改造。尤其应对网吧、游戏厅和公园绿地等青少年易聚集的场所进行综合治理或取缔，避免这些空间成为乡村青少年的易罪错空间。

从社区融合层面来看，城市社区应为农村青少年建立起“社区融合岗位”,如多招募一些乡村青少年志愿者，参与社区内青少年志愿活动、社区照顾服务。或为乡村青少年设立专门的社区工作岗位，如社区老人送餐服务、社区公共安全维护等岗位，以此增强其竞争优势和自信心，帮助其在城市中良性发展。从提升社区生态功能方面来看，应畅通乡村青少年与城市居民的互联共同，增强相互了解，避免因污名化给乡村青少年带来诸多压力而引发他们的反社会情绪和行径。此外，还可以通过社区议题征集、社区活动设计、社区共治等互动情境的创造，将城市当地居民与农村青少年情感逐步凝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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