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民族志的剧场性与真实性

作者：李清华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伴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在根本改变信息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伴随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技术日趋成熟而不断涌现的各类网络社交平台，更是在人类新生活方式的模塑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中国人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微信显然就扮演了这一角色。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生活态度、价值判断和行为决策，成为中国人日常 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生活方式在一些学者眼中即所谓的 “微生活”。① 在某些学者看来，微信甚至成为类似 “库拉圈”那样的存在。② 当微信成为 “微生活”、成为生活方式，对表征这种生活方式的文化进行民族志书写，就纳入人类学家的议 事日程。③ 这反映了人类学家高度的职业敏感性。

在传统民族志的书写实践中，人类学家总是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地长期远离 “故土”而置身 “异域”。列维－斯特劳斯 因 此认为民族志实践会使人类学家产生漂泊无依之感， 并因此罹患上一种永远无法 “治愈”的心理疾患。④ 这种心理疾患，就是人类学家群体永远无法摆脱的 一种人格分裂症候。而在当下的微信民族志书写实 践中，尽管凭借强大的技术手段，人类学家在某种 程度上无须再置身遥远之 “异域”，而只需 “生活于 微信群”中。⑤ 不但如此，凭借强大技术手段，人 类学家在信息获取的广度与效率方面，也超越了以 往任何时代。然而，微信民族志的实践表明，技术 的进步和田野工作方式的深刻变革并未最终使人类 学家群体摆脱这种人格分裂宿命。这就表明，人类 学家的人格分裂症候的根源并非仅仅因为与本土文 化的长期割裂，而是另有玄机。微信民族志的出现， 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微信民族志书写实践与人类学家的人格分裂症候

自媒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作为生活方式的网络社 交平台的勃兴，正是世界后现代状况 （或者说是后 现代文化广泛传播与纵深发展）的重要表征。从这 一角度看，微信民族志的书写实践，也正是一种典 型的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类学知识生产实践。 

事实上，“后现代状况”这一概念的提出，其初 衷正是要从知识论的角度对整个世界的后现代状况 进行描绘。尽管让－弗朗索瓦· 利奥塔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 书写于计算机技术刚刚获得初步发展的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末，但作者却对即将由计算机技术开启的未来 “资讯社会”做出了大胆预测：任何知识，如果不能 成功转化为电脑语言并以批量化资讯方式进行生产 与传播，都将被无情淘汰；而知识供应者与使用者 之间的关系，也将转化为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 的供求关系。① 至此，我们不得不叹服其敏锐的洞 察力：我 们 今 天 的 社 会，已 经 变 成 了 不 折 不 扣 的 “资讯社会”。在今天的自媒体时代，“流量经济”早 已大行其道，其中的每一个个体，既是资讯的生产 者，也是资讯的消费者。统计表明，截至２０１８年， 中国微信用户数量已成功突破１０亿。② 用户每日在 微信朋友圈浏览、转发、评论，同时撰写、发表文 章，与朋友、家人沟通联络，发送图片、视频和语音。除微信外，抖音、快手等网络直播平台的用户 使用数量也正在呈指数级递增，世界已步入一个不 折不扣的数字时代。 

在当下的资讯时代，知识和资讯不再由少数知 识精英、政府机构或官方媒体所垄断。任何个体， 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都可以自由浏览、转发、生 产和推送任何文字、图片、视频与音频信息。因此， 只要你愿意，每一个体日常生活的每一时刻，都可 以沉浸于汪洋大海般的资讯世界。而这些汪洋大海 般的资讯正构造起一座气势恢宏的剧场，其撼人心 魄的剧场效应，每时每刻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其中每 一个个体的情感、态度和判断，进而也深刻影响着 每一个个体的价值观与行为选择。在 “微生活”时 代，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成为资讯和知识的生产者， 也可以成功逃离知识权威、政治权威及与之相关的 宏大叙事。而这显然正是典型的后现代旨趣。在此 后现代语境下，正如某些学者所言，作为知识生产 主体的人类学家，其生活、娱乐与学术再也无法截 然区分开来。正因如此，人类学家才迫切需要对这 种新型知识生产方式进行探索，③ 微信民族志、视 频直播民族志④于是应运而生。 

今天的人类学家凭借手中掌握的强大技术，在 信息获取的广度与效率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以往任 何时代。不但如此，与过去时代相比，除非迫不得 已，他们也基本上无须与本土文化长期割裂：田野 工作也由过去的 “生活在异域”转变为现在的 “生 活在微信群中”；即便是 “生活在异域”，即时通信 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时空压缩也使得人类学家无论身 处何方，只要愿意都可以随时获取有关本民族的几 乎任何文化信息。然而，在微信民族志的书写实践 中，经典人类学家身上这种普遍、典型的人格分裂 症候仍然如影随形。这就表明，这种人格分裂症候 的根源，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人类学家与本土文化的 长期割裂，而是另有玄机。

现代人类学者对经典人类学家身上这种自始至 终挥之不去的人格分裂症候展开一番精神分析，是 一件趣味盎然、极富挑战性而又意义重大的事情。但显然，这一工作并非笔者首创。除了问题情境的 始作俑者列维－斯特劳斯外，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 美国 著 名 人 类 学 家 克 利 福 德 · 格尔茨也曾对人类学家职业人格中普遍存在的这 种人格分裂症候进行过精彩描述。在格尔茨的描述 中，人类学家职业群体身上这种普遍、典型的人格 分裂症候，源于三个方面的深刻悖论：一是人类学 家与母体文化的割裂并企图融入异域文化而产生的 悖论 （列维－斯特劳斯显然也持此观点）；① 二是人类 学家作为科学观察者的冷静客观与作为参与观察者 的情感投入之间的深刻悖论；第三是民族志表述中， 民族志文本的科学性与诗学修辞和文本策略之间的 深刻悖论。从以上描述可知，经典民族志 （事实上 也包括实验民族志）独特的知识生产方式，就决定 了这些悖论在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实践中永远不可能 拥有获得解决的希望。②

对人类学史的回顾则表明，尽管这些症候自始 至终伴随着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书写实践，但精神分 裂症的集中爆发时间却是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其 典型标志便是伴随马林诺夫斯基 《一本严格意义上 的日记》③ 的发表而在人类学界掀起的那场深刻的 “表述危机”。而在这之前以及古典民族志时代，精 神 分 裂 症 候 仍 然 能 够 被 人 类 学 经 典 民 族 志 文 本 的 “科学性”、人类学家 “为科学献身的伟大精神”与 “文化英雄”形象所装饰或掩盖，从而获得一种 “良 好完型”。因此，在古典民族志时代的公众眼中，人 类 学 家 俨 然 是 人 格 健 全、完 美、伟 大 的 “文 化 英 雄”，是有着严格科学精神的伟大科学家。然而，在 《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中，马林诺夫斯基喋喋不 休的抱怨、对土著的恶毒谩骂与嘲弄、性的苦闷与 无聊彷徨……于是乎， “文化英雄”和 “献身科学” 的严谨、伟大的科学家形象瞬间坍塌，读者看到的 俨然是一个既无渊博学识、远大抱负与高尚情操又 缺乏严谨之 科 学 精 神 甚 至 还 猥 琐 无 聊 的 普 通 人。④ 《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宣告了人类学家知识精英 与文化英雄权威地位的根本动摇：人类学家竟然与 短视、猥琐、无聊、无可无不可的普通民众别无二 致！而显然，对于知识精英与权威的消解，也正是 典型的后现代知识论旨趣。

长期以来，民族志都是人类学家最引以为傲的、 经典的知识生产方式，尤其是在古典民族志时代， 它曾一度拥有了 “科学”的崇高地位。有学者就曾 借用人机交互技术中的 “界面”概念，把人类学民 族志划分 为 三 种 形 态：经 典 的 “书 面 田 野 工 作 界 面”、蓬勃发展的 “画面田野工作界面”以及喷薄欲 出的 “微面田野工作界面”。⑤ 显然， “界面”一词 正是在人类学知识赖以生产之手段与媒介意义上来 使用的。而对于使用任何一种手段与媒介的人类学 家来说，手段与媒介使用本身并非其最终目的，其 最终目的是要经由手段与媒介抵达其背后精彩纷呈 的文化世界。人类学家正需仰赖对这一精彩纷呈之 文化世界的描述，才能最终建构起他们赖以安身立 命的、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知识大厦。如果从这一意 义上来理解，那么这里 “界面”所指称的，就是民 族志赖以实现知识生产与建构目标的三种手段与媒 介，即文字、影像和微信。而每一种手段与媒介显 然又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和技术手段。文字和书面民族志是传统人类学最典型的知识生产 方式，它 与 影 像 民 族 志 一 样，需 要 人 类 学 家 拥 有 “生活在异域”的长期参与观察实践，需要人类学家 去深入体验与感悟并最终把异文化经验转变为自身 的生活经验。在此基础上，人类学者通过诉诸文字 或影像媒介，把精彩纷呈的异文化世界以 “冷静” “客观”和 “科学”的态度清晰地呈现出来。最终所 形成的文本就被称为民族志或影像民族志。而在这 三种形态中，尽管微信民族志的最终表现形态也大 多是书面文本，但其知识生产实践中的人类学家， 却不需要像传统民族志学者那样，有长期 “生活在 异域”的经验，而只需 “生活在微信群”中，⑥ 对 其展开 “在线”考察即可。

经验表明，人类学家和普通民众一样，在智能 终端和移动互联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媒介和 手段的 “界面”，其作用都极为关键。“界面”把人 的具身性操作———视、听、触等信息输入、输出与 接收、读解———同计算机突飞猛进的信息处理技术 进行高密度缝合，最终实现个体间信息的高效、便 捷、即时、全天候 （只要你愿意）交流、沟通与传 播。而具体到微信民族志实践，尽管与过去时代相 比，人类学家拥有超乎想象的、有强大科技力量支 撑的、可靠的 “微界面”武器，其信息获取的效率 因此得以大幅度提升。但是，人类学家的人格分裂 症候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程度的减轻，反而有日趋加 重的趋势。在微信民族志中，人类学家人格分裂症 候的典型表现，便是微信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微信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经历过表述危机后，民族志文本已不再被认为 是不偏不倚、冷静客观的科学文本。人类学家们越 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离开了诗学的修辞与文本策略， 任何民族志的知识生产都将寸步难行。① 也就是说， 人类学家诉诸民族志所从事的知识生产实践，从来 都离不 开 “诗 学” 表 现 的 修 辞 与 文 本 策 略。而 在 “表现”这一 “诗学”问题的背后，深深隐藏着的却 是人类学家对于 “真理”问题的无尽焦虑。这种焦 虑在西方诗学传统中拥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其源头 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哲学。在人类民族志实践中， 这种对于真理问题的前现代和现代焦虑，到了２０世 纪七八十年代后，在大量涌现的后现代民族志文本 中，则几 乎 无 可 救 药 地 表 现 为 一 种 长 期 压 抑 后 的 “集体放纵”与 “狂欢”：田野中的人类学家 “欣然 接受”报告人安排的性招待；在民族志文本中任意 抒发情感、随意表明政治倾向；他们大量运用诗学 修辞与文本策略；有的甚至干脆直接用诗歌、小说 来代替民族志文本写作等等。② 民族志的文本书写 与人类学的知识生产，正在从神圣的 “科学神话” 中被 “复魅”，正在演化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诗学与政 治学问题。在会议论文集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 和政治学》的前言部分，詹姆斯·克利福德 （Ｊａｍｅｓ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和乔治·Ｅ．马库斯 （ＧｅｏｒｇｅＥ．Ｍａｒｃｕｓ） 引用了的一首诗来表达人类学家民族志书写实践中 的这一群体性焦虑。③

阐释者的困境，或，一首满是术语的诗篇 

远在人类堕落之前，阐释者坐在那里，簇拥着 他的比喻可信而真实，在满是惊异之中，无所用心 地把鲁特琴拨弄，迷失得颠三倒四，不抱任何希冀， 他发出真心里带着躲闪的 喊 声，啊，来 吧，谈 友， 请竖起耳朵倾听！在以前煽动性的言辞里，我中伤 过，撒谎过，现在你将知晓，我的话语严谨而冷静。

我涉猎面目不清的现象学仪式，还摆弄玄奥的 举隅法修辞，多少个如饥似渴的夜晚，我摒弃了世 人已经接受的知识，来拥抱认识论的异端这个昨日 的异己。

唉，但我现在受不了转喻占满了脑子！这种感 叹爆发出来就无可隐匿！我失去了我曾经如此珍视 的全部诗才……带着生动十足的叙述，他溘然长逝。 

现象学告诉我们，任何所谓的真理，都只能是 主体意向性反思与关照的结果。因此主体只能拥有 “纯粹意识”而不可能拥有 “纯粹真理”。换句话说， “真理”永远只能存在于 “表象”之中。然而，生活 于 “柏拉图洞穴”中的我们，总是狂热地执着于绝 对理念的追寻实践，总是妄想透过现实可感的 “现 象世界”，去追寻其背后那个虚无缥缈的所谓 “真理 世界”。人格分裂症候由此产生。

在当下的 “微生活”经验中，淹没在资讯之汪 洋大海中的用户 （自然也包括人类学家），在对全世 界每天产生的海量信息的关注中、在追求 “真实” 动机的驱动之下，似乎每一个体都罹患上了程度不 同的人格分裂症。正在经历的新冠疫情，让我们的 这一经验变得越发鲜活生动：早些时候的钻石公主 号事件，最近的德尔塔毒株，用户每日流连于各色微信群，从一个朋友圈到另一个朋友圈，从文字、 图片、语音到视频，如饥似渴地浏览各色文章和各 种碎片化信息，转发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 （包括各 种被证实为谣言的消息），发表评论，我们追踪各种 线索，妄图找出每一事件背后的所谓 “真相”。这同 样是典型的人格分裂症候。

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由海量资讯建构起来的、 荡人心魄的 “剧场”。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荡人 心魄之剧场性效应及其背后所谓 “真实”的、偏执 狂式的追寻实践，它最终引发的也正是一种人格分 裂症候。这种人格分裂症候在不同个体的身上显然 又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有学者就对 “剧场性”媒 介所创造的人格分裂症候，从精神分析角度进行了 剖析。他认为，剧场性诉诸的视觉，在传统上往往 被诠释为一种二元对立：内部与外部、这里与那里， 主体与客体。这种诠释假设存在着一个中性且透明 的空间，其中的每一元素都被定位成观看者与被观 看者、观众与剧目。然而新的心灵地貌却不是二元 而是三 元 的：弗 洛 伊 德 （ＳｉｇｍｕｎｄＦｒｅｕｄ） 坚 持 认 为，其模型不是白日梦而是夜梦、笑话或是 “社交” 对 “第三者”的吸引力。而社交性也可以解释为戏 剧性。在戏剧性中，三位一体关系尤为显著：“观 众”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这个角 色的潜力却是多样且异质的。因此，从二元到三元 绝非仅仅是元素的简单增加，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剧 变。这种剧变最终导致四元关系的产生。在其中， 观众与演员、主体与客体、核心与边缘的角色和边 界将不再重要。① 显然，这正是现代自媒体社交媒 介所创造出的一种独特关系、一种剧场氛围：其中 的剧场与观众、看与被看、脚本与演出、剧情与观 感、情感与审美……一切都应有尽有、美轮美奂而 又荡气回肠，简直堪与一切人类之伟大剧目相媲美。如前所述，在微信民族志中，人类学家与普通民众 一样，都生活于 “微信群”中而非 “生活在异域”。这种由于担心 “身体性之缺席”而引发的对于 “真 实性之被阉割”的无尽焦虑，驱使参与者最迫切地 想要找到某种 “代偿机制”，而微生活资讯世界之信 息狂欢所创造的荡人心魄的 “剧场性”效果，则当 仁不让地承担起了这一重要的代偿功能。于是，在 人类学家身上，这种焦虑也就越发显著，它最终演 化为一门关于微信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从本质上看，微信民族志是 一 种 虚 拟 民 族 志。有学者认为，虚拟民族志正 是人类学家突破传统民族志学者 “身体性”地亲临 异文化现场，以及对异文化民族 “面对面”的田野 工作方式诸多局限的一次重要契机。他进而对虚拟 民族志的方法论进行分析。

整个方法论就向检验和重塑敞开了。受当前关 注点启发，这为重塑和重组研究项目提供了契机。鉴于探究和描述对象是我们自身的创造物，因此我 们更有责任承担起由这一认识赋予我们的职责。它 为这类需要我们进入其中并改变其论题的研究对象 的确定提供了机会，并且使研究主体、民族志学者、 读者之间的关系重塑成为可能。本章以民族志危机 为契机，创造一条适用于互联网的民族志研究路径， 它涉及一种传统民族志曾关注过的不同类型的互动 与民族志研究对象。这种方法将民族志发展为一种 文本实践和一种活生生的技艺，并颠覆了民族志对 固定田野点的持续依赖。②

这段引文传递了这样一些重要信息：从事虚拟 民族志 （包括微信民族志）的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 上确信，在信息时代， “面对面” （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的 传统民族志田野工作方式，不再是人类学家手中一 件引以为傲的利器，而恰恰相反，它对人类学家的 知识生产实践造成了某种妨碍。他们迫切地想要突 破这一妨碍。③ 而凭借强大技术手段和全方位、多 角度和高效率的信息掌控手段，虚拟民族志学者就 一定能突破这一妨碍，开拓出人类学研究的一片广 阔天地。人类学家的这一信念，正是建立在 “微生 活”中各种海量信息的高效、即时传播这一 “技术 幻象”之上。这一 “技 术 幻 象”信 誓 旦 旦 地 承 诺：“微生活”世界中的每一个体，都同时是海量资讯的 生产者与传播者，因此人类学家诉诸 “微生活”展 开的 “田野工作”，就能完全做到信息收集的 “全方 位”与 “无死角”。这与基督教知识论中的 “上帝视角”和 “上帝神话”如出一辙，只不过创造这一视 角与神话的主体从前工业时代的 “上帝”转变为后 工业时代的 “技术”而已。而最终创造了这一神话 与幻象的，正是当下 “微生活”资讯狂欢所营造出 的这一荡人心魄的剧场性效果。

生活在 “微信群”中兢兢业业地展开 “田野工 作”的人类学家，也跟生活在 “微生活”世界中的 普通民众一样，每日沉湎于资讯狂欢所营造出的一 个个荡人心魄的剧场性效果而不能自拔。在当下仍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中，用户追踪各种新闻线索、 我们流连于各种 “段子”、我们愤怒于各种 “删帖”、 我们自鸣得意于一条 “最新重磅消息”的转发、我 们津津乐道于自己或别人各种 “精妙绝伦”的评论、 我们对与我们意见不合的 “群友”嗤之以鼻甚至恶 语相向、我们对各种悲惨和苦难伤心落泪…… “微 生活”的资讯狂欢，其所营造出的正是一出出令人 荡气回肠的戏剧。流连于这些剧场性氛围中的人类 学家和普通民众一样，通常都会坚信只有自己才掌 握了 “真相”，看法也比别人更为高明。殊不知，这 正是一种由现代高科技手段所创造出的典型 “神话” 或 “幻象”，也即剧场性。后现代语境下 “微生活” 世界中的每一个个体，也正是生活在福柯圆形监狱 所建构起来的监控体系之下的个体。只不过 “与福 柯的时代有所不同，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形比前者更 为彻底，这是将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的极致化治理， 即将智能控制与每一个人的数字化管理密切结合在 一起的治理技术，我们可以称之为 ‘数字－生命政 治’ （ｄｉｇｉｔａｌ－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① 在这样一个 “数字－ 生命政治”的背后，正活跃着无数个对于 “真实性” 孜孜以求的、近乎偏执狂并且有着显著人格分裂症 候的个体，其中显然尤其指涉那些以知识生产为安 身立命之根本的人类学家。

生活在 “微信群”并 在 其 中 展 开 “田 野 工 作” 的人类学家，为了做到 “客观冷静”地观察，会尽 量处于 “潜水”状态而非直接参与到群内各种实际 话题的讨论和具体事件中。② 这不由得使我们联想 起古希腊哲学中一个关于剧场的古老隐喻：哲学家 要想获得 “真理”而非接受 “意见”的摆布，就应 该成为剧场看台上静坐观剧的观众，而非舞台上的 演员或剧场中四处兜售商品的小贩。居高临下的看 台位置，能 最 大 限 度 地 保 证 其 不 动 声 色 与 明 察 秋 毫。③ 由此我们看到，尽管后现代语境下的微信民 族志，已经演化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诗学和政治学问 题，但是人类学家 （包括普通民众）对于剧场性背 后 “真实性”的追寻，仍然怀抱一种近乎宗教般的 狂热。人格分裂症候即由此产生。

微信民族志的剧场性和真实性：一个关于启蒙的神话

有学者认为，当前电子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广泛 运用，使人类社会实现了启蒙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 之间的完美融合。冰冷的、理性主义的和工具主义 的机器，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官僚体系共同构建起 来的 “铁笼”开始被打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 是生命、激情和爱，是人类对自由、自我表达以及 自然、灵性和真实性的渴望。④ 

从这一角度来看，建立在强大的移动互联和智 能终端技术之上的 “微生活”，正是理性主义和浪漫 主义矛盾、对立和冲突力量之间的一次全面和解。在这个由各种相互矛盾、对立和冲突力量之全面和 解所建构起来的剧场性景观中，全球范围内海量资 讯的集体狂欢，表现出的就是一种荡人心魄又美轮 美奂的剧场效应。而其中冰冷的、工具理性的、官 僚体系的、政治规训的等诸多 “铁笼”要素，则统 统被收纳、隐藏进而涣然冰释般消融到其背后那个 神秘的 “科技黑箱”之 中。也 正 是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我们才说微信民族志书写实践已经转变为一门后现 代意义上的诗学和政治学。 

“剧场性”是一个典型的诗学 （从现代学科细分 的角度看则是戏剧学）概念，它源于哲学家对古希 腊高度 繁 荣 的 戏 剧 表 演 实 践 的 深 入 思 考 （柏 拉 图《对话 录》 和 亚 里 士 多 德 《诗 学》 则 是 其 杰 出 代 表）。① 从 一 开 始，这 种 思 考 就 围 绕 着 “摹 仿” 与 “理念”， “再现”与 “表现”， “想象”与 “真实”， “情感”与 “理性”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范畴展开。从这些西方思想界长期纠缠不清的范畴中，我们看 到 “剧场性”绝非仅仅是一个 “诗学”问题，它还 是一个深刻的 “存在论”问题和一个 “实在论”（或 “真理论”）问题。与此同时，它还是一个关于启蒙 的神话。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剧场性”所涉及的绝 不只是戏剧创作活动，它更关涉人在剧场中如何敞 开自身的存在经验，怎样开启其生命的可能样态， 以及如何建构其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剧场性” 本身具有 “存在论－生存论”意义。② 在罗兰·巴 特的思想中，符号的表意性及其相互影响就是剧场 性，它们发生于剧场和舞台场域中。③ 而其他一些 学者认为后现代社会催生了公共及私人生活的剧场 化。这使 得 众 多 新 实 验 戏 剧 创 作 者 重 新 反 思 剧 场 “真实性”概念，同时探索新的戏剧展演方式。它们 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个人与公共生活真相，并重新 审视 历 史，唤 起 民 众 新 的 社 会 意 识。④ 从 以 上 对 “剧场性”这一诗学概念的梳理可以看出，“剧场性” 作为人类生活世界一项源远流长而又举足轻重的审 美、娱乐、游戏或消遣性追求，它一方面凭借其荡 人心魄的 “诗学”特质，来驱散人类日常生活的单 调、沉闷、乏味和百无聊赖，⑤ 另一方面又凭借其 “真理”特质，不断以 “幻象”的形式，满足着人类 的 “求知欲”。而无论是诗学 “未知欲”的 “替代性 满足”还是科学求知欲的 “真实性”欲求， “剧场 性”所发挥的恰恰都是一种 “媒介”而非 “本体” 作用。正是诉诸这一 “媒介”，普通民众才得以暂时 摆脱日常生活的沉闷乏味与百无聊赖，文化精英也 才得以至少是在 “臆想”中，实现了其自身的 “启 蒙”理想。因此，它还同时是一个关于启蒙的神话。

有学者对人类从事剧场实践的动机做了精彩分 析，他说 “剧场”是人类记录和重塑我们自己以及 我们对于叙事和历史解释之经验，同时记录和重塑 我们对于自己时代和其他时代之事件的记忆和纪念， 因此真实 永 远 是 剧 场 的 核 心 关 注 点。⑥ 无 独 有 偶， “真实”恰恰也是文化精英之启蒙伟业得以建构之 “基石”。事实上，由强大的现代技术所建构起来的 “微生活”，其本身就不仅是一种新兴媒介，更是一 个由众多 “观众” “演员” “场景” “舞台”和 “道 具”等要素构造而成的剧场。而这一剧场中的每一 个体，显然都既可以作为观众，又可以作为演员， 并且每一个体也都热切期盼着从这一剧场中经验到 荡人心 魄 的 “剧 场 性” 效 果，以 此 摆 脱 日 常 生 活 “烦”“畏”，企望在 “向死而生”自然宿命中，寻找 到 某 种 聊 胜 于 无 的 快 乐 与 安 慰。萨 缪 尔 · 韦 伯 （ＳａｍｕｅｌＷｅｂｅｒ）就曾对西方文化中从古希腊到当 代剧场性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ｉｔｙ）概念内涵的演化历程做了 细致梳理，认为剧场性概念的媒介内涵，从其诞生 之初就始终处于扩张进程中，而在当下电子媒体主 导的世界达到了其极致。他因此把电子媒介创造的 剧场称为虚拟现实剧场 （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ａｔｅ）。⑦ 从这一角度来看，无论是普通民众借 “微生 活”以满足 “求知欲”的日常生活常态，还是作为 知识精英的人类学家以 “真实性”追求为目标的微 田野工作，微信社交平台显然都既是媒介又是剧场。人类学家和普通民众的目标，都是要穿越符号之所 指或剧场性之 “中介”，抵达其背后的那个真理世 界。这一动机在以知识生产为己任的人类学家那里 显得尤为自觉和强烈。抱定献身科学追求之崇高信 念的人类学家，每日航行于惊涛骇浪的资讯海洋， 远方天际那一缕闪烁的星光，正是人类学家理想中 的真理之光。而抱定启蒙理想的人类学家，正如柏 拉图洞穴中那位首先获得了解放的奴隶，总要一次 又一次义无反顾地返回到那漆黑的洞穴中，向那些仍被铁链束缚于石柱之上的奴隶宣扬洞穴之外的真 理。①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自柏拉图时代以来就一 直流传至今的启蒙神话。在高科技突飞猛进的微信 民族志时代，人类学家们对它仍然奉为圭臬。

以上对于微信民族志书写实践的反思表明，人 类学家的人格分裂症候，既非源于世界的所谓后现 代状况，也非源自人类学家与本土文化的长期割裂 状态，而是源于剧场性与真实性之间的深刻悖论。这一悖论事实上早已存在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中：以知识生产为己任的人类学家，总想要诉诸影子剧 场，最终抵达剧场背后那个真实性之理念世界。这 既是一个关于真理的神话，又是一个关于技术的神 话，与此同时，它还是一个关于启蒙的神话。置身 资讯之汪洋大海中的人类学家，能否凭借其手中掌 握的强大技术力量，引领民众打破现代数字技术所 构建起来的 “圆形监狱”，穿越茫茫无际和满是惊涛 骇浪的汪洋大海，顺利抵达 “真理”之彼岸？正如 有学者所言，这个由 “数字－生命政治”所建构起 来的新的治理技术，其 “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福柯 所能预计的阶段，生命本身已经再一次被控制，而 我们必须在被数字和算法控制的生命内部重新寻找 希望”。② 至于我们最终能否找到希望？又该如何寻 找，路径又在何方？也许，肩负知识建构和启蒙之 双重使命的人类学家，应该努力探索，在微信民族 志的书写实践中给出其令人信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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