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写史｜二十个片断，看见中国历史的表与里

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二十个片断》乃是先生旧著再版，之前已有2007年、2015年两个版本。在知识快速更新的今天，为什么这本书会多次再版，而且依旧有读者热衷讨论呢？用清人张潮的话改写，可谓“初读如隙中窥月，再读如庭中望月，三读如台上玩月”。书写中国古代历史这轮月亮的人浩如烟海，而葛剑雄先生则独具匠心，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挑选了二十个重要的历史片断，不求说尽全貌，只在叙述议论间讲出事实，让事实本身说话。他为读者拨开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真相，研究历史运动的本身规律与戳破历史发展中的人性与人心，不求标准答案，异说并存，这是当今史书最难得的地方。

从先秦到明清，挑选二十个片断的标准是什么？葛剑雄先生的理由是：这些片断涵盖历史每一个朝代，出发点是自己的兴趣带有随机性，选择片断标准要具备代表性、偶然性、关键性。对历史重要横切面的扫描，能够看到严谨的历史学者独到的研究方法、坚定的学术自信，与观点和材料的辩证统一。

▲郑和下西洋时的船队

何谓历史的真相？历史是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除了口耳相传，文字是最重要的记录。史官记录历史事件，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都加上了自己的意识。也就是史官要从属于价值观念。有史官刚正不阿，为之付出生命，也有史官主动或被迫要求修改删除，孔子编纂《春秋》，就是选择性记录。葛剑雄先生在书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片断十一：玄武真相，一个是片断十七：宝船远航。

被称为皇帝典范的唐太宗李世民战功赫赫，贞观之治一展大唐风貌，但这位“天可汗”做过一件其他皇帝没怎么干过的修史之事。在他的干涉下，史官房玄龄、许敬宗等人编纂的《今上实录》中所记载的“玄武门之变”，就是如今《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能看到的关于这一事件的文字。而从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却能够看出各种端倪，在太原起兵、建成攻打刘黑闼、与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可知，玄武门伏兵绝对不是李世民应对建成的仓促之举，而是早有图谋的一场政变，而从残留的突厥文碑文也可知突厥人对所谓的“天可汗”抱有何等态度。历史上肯定唐太宗的治国方略，但他成为皇帝的血腥手段、炮制史书的手法也并不能湮没在历史的真相中。

葛剑雄先生的新文“宝船远航”中讲述了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缘由。这部分历史档案在宣德年间已经全部销毁，被谁销毁这又是一个历史悬案。关于下西洋的理由，史学家众说纷纭，如寻找朱允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联络西亚对付蒙古等。葛先生结合明人钱谷《吴都文粹续集》中的史料，结合历代帝王上位所用的“祥瑞”图谶，分析朱棣证明“天命所归”的方法就是制造梯航毕集、重译贡献、万国来朝的盛况，向天下臣民证明自己才是膺天运、继大统的真命天子。这才是朱棣派郑和率领史无前例的庞大船队、二万多士兵，“多赍金币”“以次遍历诸番国”的目的。

这是政治家常用的玩法，无论是之前刘病已举起武帝的旗帜，曹丕制造祥瑞和符谶，先造舆论，还是宋真宗的泰山封禅，还是朱棣这种大规模活动，都是为了抵消朝廷、民间对统治者的负面影响，增强了政权的合法性。

▲影视剧中的刘邦

历史学是人文学科，研究对象是历史，但历史创造者是人，归根结底是要研究人，研究人的动作组成的历史情景。葛先生在“鹿死谁手”中谈论刘邦与项羽的四年楚汉之争，各方面都不如项羽的刘邦最终夺了天下，本人私德却不敢恭维。人品与个人成就又该如何评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评价项羽“天要亡我，非战之过”，在真实性和倾向性统一中也能看出对项羽的偏爱，而葛先生从战争中带给人类的戕害说起，尽快结束战斗的人可能不会赢得道义上的同情，但胜利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恪守儒家道义，就不会成为赢家。在家天下的世袭制下，刘邦想赢得国家权力只能靠武力和阴谋。

葛剑雄先生总结帝王的道德与胜利：一个人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什么作用，应该得到肯定还是否定，主要不在于他的个人品德，而取决于他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不在于他用什么手段达到了目的，而取决于这一目的是否与历史进程一致；不在于他这样做的动机，而取决于他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

评论历史人物，尤其是帝王领袖，不能太过于注重他的私德，而要看对社会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帝王得天下不择手段，但在治天下时往往将国家当成私有财产，从而带给文明巨大的损失，比如“江陵焚书”。南北朝期间，梁元帝在西魏军队包围之际焚烧了藏书十四万卷。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空前的浩劫，到了唐初皇家整理书籍才达到八万多卷，历代王朝积累的文化精华在江陵被毁灭。

“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梁元帝认为是读书而亡国，也认为这些藏书都是自己的私有物品可以任意处置。作者肯定梁元帝身上的人文精神，但对于皇帝或者对社会负有特别责任的政治家来说，抽象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贡献。

封建专制制度造就了文化悲剧，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文化遗产应该属于人民。

▲影视剧中的冯道

历史进程中，书、画作、艺术品都是悲剧的见证，而人的悲剧更为常见。评价帝王可能少用道德规范行为，但在臣子身上，尤其在封建专制体制下道德的枷锁更为严重。两大矛盾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无法解决：保持独立人格与服从皇权、实现自身价值与参与政治。有了知识反而难以实现自身价值。东汉党锢之祸时，范滂主动投案，服从皇权，但遗言中却吐露自己痛苦的心声。

历史上最被诟病，被欧阳修口诛笔伐的就是历经四个朝代当了六个皇帝宰相的冯道。根据《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可以了解冯道为人，个人私德与雕版印刷《九经》为人称道，被讥讽的是他的政治道德与对契丹的恭顺。

对知识分子来说，要实现自身价值就得当官，当官就得服从皇权，想要气节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回家，难以实现政治抱负，要么同流合污却被世人所不齿。处在中国历史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代，要求冯道殉节以死明志不过是封建假道学者的无赖传统。冯道选择了葛剑雄先生总结的知识分子的第三条道路：

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相比陶渊明、钱谦益这样的知识分子，冯道的选择是正确的，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但更多时候，他的官位权力与个人智慧让他自保的同时，保护了大部分百姓的利益，减少了国家入侵的破坏。用所谓的民族情绪来评判冯道更不是明智之举。

葛剑雄先生在书中还举了王旦、寇准、孙奭、海瑞、尹壮图的例子。这些古代名士可谓是知识分子的代表，王旦、寇准顺从真宗，为天书圆谎。孙奭公开批评真宗，丢了副宰相的官。海瑞可谓是封建卫道者嘴里最向往的知识分子良心，但在官场中却并不受欢迎，不得官心，因为他动了官僚阶级的馅饼。尹壮图上疏反映乾隆年间的官场罚款腐败情况，更是要断了乾隆的财路。明清这两位大臣，一个在官场被孤立，政见不被采纳，一个被迫顺从皇帝演戏，差点被判死刑。

这些知识分子的个人悲剧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制度的悲剧。以一己之力想与整个制度抗衡，在皇权的压制下无疑是以卵击石。不管是分裂时期还是大一统时代，仅靠皇帝和官僚机构根本不能真正治理好国家，英明神武如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还是鲜卑汉化的拓跋宏，改革措施可谓激进自觉，但最终都回天乏术。大部分帝王都擅权术，把玩朝政，这是政治的病态，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量，最多只是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奢望罢了。

一部经典的历史书，除了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更多的是传递治史的方法与态度，就是研究要博而专，博学而深思，把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表及里，追溯矛盾原因，得到有价值的理论。为何读史？葛剑雄先生在其著作《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篇末的一句话，给出了答案：“尽管我们讨论的是昔日的天下，但面向的无疑是未来的世界。”